1960年，戲劇家們在北京張自忠路歐陽予倩家中，左起：陳白塵、陽翰笙、張庚、夏衍、歐陽予倩、田漢、李伯釗

1982年，夏衍（中）與電影導演謝晉（右）、上海電影制片廠廠長徐桑楚（左）在一起討論劇本

電影《祝福》海報

電影《林家鋪子》劇照

今年是夏衍誕辰125周年，也是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在夏衍所兼具的多種文化身份中，劇作家無疑是他最為重要的一個。他創作的一系列電影與話劇劇本，不僅藝術特色鮮明、美學風格獨到，更已成為中國電影史與話劇史上的經典之作，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此外，他與同時代劇作家之間那種同道相濟、坦誠相諍又惺惺相惜的深厚情誼，也早已成為我國文藝界廣為傳頌的佳話。

一

1932年，已在文藝界小有名氣的夏衍應明星影片公司邀請，并經中央文委批準，與阿英、鄭伯奇擔任該公司的編劇顧問，正式進入電影界。此前，他雖對電影感興趣，寫過幾篇評論文章，但沒有創作過電影劇本。因此，為了掌握電影編劇技巧，他一方面經常帶著手電筒和筆記本去電影院看電影，邊看邊記錄，注重把握電影蒙太奇技巧；另一方面則虛心向鄭正秋等前輩學習請教。鄭正秋既是明星公司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也是一位經驗豐富、創作豐碩、頗有影響的電影編劇和導演。夏衍對他十分尊敬，從他那里學到了不少編劇經驗。

1989年，鄭正秋誕辰100周年時，夏衍曾撰寫發表《紀念鄭正秋先生》一文，高度評價鄭正秋為中國電影事業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他認為：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短故事片《難夫難妻》，“給中國電影事業鋪下了第一塊奠基石。讓它在中國的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先驅者們走過來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從引進、模仿、嘗試到創新，正秋先生對新生的中國電影事業作出的貢獻，是永遠值得我們珍惜和銘記的”。他還回憶說：當時“為了學習，我從明星公司調看了正秋先生自編自導的《孤兒救祖記》。接著，又在1934年春看了當時轟動影壇、在上海連續放映了60天的《姊妹花》，這是中國早期電影的一部劃時期的杰作”。這使夏衍從中受益匪淺。同時，“也是為了學習，有一次我問他：要拍一部好電影，既要有意義，又要受觀眾歡迎，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編劇、導演，還是明星？他回答說：都重要，但是我的經驗是，編劇也好，導演也好，演員也好，都要記住兩點，一是情理，二是分寸。這幾句話對我印象很深，啟發很大，我不止一次反復地宣傳過他的這一觀點”。這種觀點后來也體現在夏衍的電影創作中，他的劇作無論是情節敘述，還是人物刻畫，都很講究“情理”“分寸”，不僅對生活的反映真實可信，而且人物的情感表達也恰到好處。

與此同時，夏衍還向洪深、田漢、歐陽予倩等比他早進入電影界的左翼進步電影人學習。洪深于1921年從美國留學回國后便投身電影事業，1924年創作的歷史題材電影劇本《申屠氏》是中國第一部公開發表的完整電影劇本，1931年創作的《歌女紅牡丹》則是國產電影的第一部有聲片劇本。洪深既寫劇本，又擔任導演，為中國電影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洪深與明星公司“三巨頭”張石川、鄭正秋、周劍云關系密切，被視為他們的“智囊”。因此，夏衍等左翼作家若要在電影界立足并開展左翼電影運動，必然需要洪深的大力支持。

夏衍與洪深建立了密切聯系，并在其幫助下打開了電影界的大門。后來，在洪深50歲生辰時，夏衍曾撰寫發表《為中國劇壇祝福——祝洪深先生五十生辰》一文，對他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洪深先生熱情、勇敢，關切民族國家的命運，在同時代的文化工作者中，可以說是最難能可貴的一個。他從不離開時代，從不離開社會，從不把自己和民族國家的命運隔絕，他永遠與時代共呼吸，與人民同憂喜。因此，從他的著作、劇本和電影，乃至他的工作態度來看，他是一個徹底的為人生而藝術的作家。”此文發表后，洪深專門寫信給夏衍，說：“只有你敢于、能夠說到我的本質，講出了我的缺點、弱點，我非常高興。”正因為如此，活躍在電影界和戲劇界的洪深始終與夏衍保持著誠摯的友誼。

夏衍與田漢相識較早，1923年便有書信往來。1924年，在日本留學的夏衍暑假期間回到上海探望田漢，恰逢田漢帶領人員拍攝他創作的影片《到民間去》，便邀請夏衍擔任臨時演員。1930年，他們同為“左聯”的發起人和“左翼劇聯”的負責人。1933年，夏衍擔任黨的“電影小組”組長，領導左翼電影運動時，田漢也是這一運動的主將，創作了多部有影響的電影劇作。兩人合作編劇的影片《風云兒女》影響深遠，其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不僅在當時廣為流傳，還被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評價田漢：“田漢是現代關漢卿，我私下把他叫作中國的‘戲劇魂’。他從‘五四’時期就和郭沫若一起，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闖將，是一位熱烈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革命家。”同時，夏衍也直言不諱地指出田漢的缺點，如“過分的天真、缺乏警惕、感情用事”等。這種真誠相待的態度，使他們的友誼持續了半個世紀。田漢逝世后，1979年夏衍還撰寫發表了《悼念田漢》一文，回憶兩人相識相交的過程，并對田漢作出了較為全面的評價。

正是通過夏衍自己的勤奮努力，以及與其他電影劇作家在創作中的相互探討切磋，他相繼創作了一系列有特色、有影響的電影劇作。他的第一部電影《狂流》上映后，被評論界認為是“中國電影新路線的開始”，是“明星公司劃時代轉變的力作”，是“中國電影界有史以來最光明的開展”。此后，他改編的《春蠶》是我國現代文學作品搬上銀幕的首次嘗試。他創作的《上海24小時》上映后，被鄭正秋稱為“國產影片中具有世界性的作品”。此后，他不斷有新作問世，均產生較大影響。

由于當時客觀環境嚴酷等原因，他編劇的《自由神》署名司徒慧敏，《壓歲錢》署名洪深，《搖錢樹》和《戀愛之道》署名歐陽予倩；他還與鄭正秋、洪深等合作編劇《女兒經》，與鄭伯奇、阿英合作編劇《時代的兒女》，與葛琴合作編劇《風雨江南》。由此也可看出夏衍與這些朋友的親密關系。

1985年出版的《夏衍電影劇作集》收入了《狂流》《春蠶》《上海24小時》《脂粉市場》《壓歲錢》《祝福》《林家鋪子》《革命家庭》《憩園》《烈火中永生》10部電影劇作。柯靈為該書所寫“序言”中說：“蔡孑民老人稱魯迅先生為新文學開山，而為新電影開山的，夏衍同志可以當之而無愧。高山仰止，心馳神往而已。” 2000年出版的《夏衍電影文集》（第3卷）除收入上述10部電影劇作外，還收入了《前程》《同仇》《女兒經》《風云兒女》《自由神》《搖錢樹》《白云故鄉》《戀愛之道》和《風雨江南》，全面反映了夏衍電影劇本創作的全貌。

二

夏衍在從事話劇劇本創作之前，曾于1923年翻譯過日本文學家菊池寬的著作《戲曲論》。當時他在日本留學，在上海沒有熟人，便將書稿寄給田漢，托他介紹出版。經田漢推薦，該書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1929年10月，夏衍受黨組織委派，與鄭伯奇等人成立了上海藝術劇社。1930年1月，上海藝術劇社舉行首次公演，演出3個外國劇目，夏衍擔任其中德國劇作家米爾頓的《炭坑夫》一劇的導演，田漢、洪深、應云衛等戲劇界知名人士都觀看了演出并給予好評。此后，上海藝術劇社又舉行了第二次公演，演出了馮乃超的《阿珍》等兩部劇作，夏衍負責舞臺照明工作。因此，夏衍在創作話劇劇本之前，已經基本掌握了話劇的藝術規律，這為他以后創作時進行大膽的藝術創新奠定了基礎。

夏衍在話劇界也有許多真誠相待的朋友，大家攜手共進，不斷推進中國話劇事業的繁榮發展。1935年，夏衍創作了獨幕劇《都會的一角》和《中秋月》。翌年6月，上海星期實驗小劇場在新光大戲院演出《都會的一角》時，因被認為劇中有“東北是我們的！”臺詞而遭到當局禁演。同年，夏衍創作的歷史劇《賽金花》由四十年代劇社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演，洪深擔任執行導演。該劇借鑒運用了電影的蒙太奇技巧，在藝術形式上頗有新意。同年，夏衍還完成了多幕歷史劇《自由魂》（又名《秋瑾傳》）的創作。

1937年，他應上海業余實驗劇團之約創作了多幕劇《上海屋檐下》。這部現實主義杰作不僅標志著夏衍話劇創作的成熟，也奠定了他在中國話劇史上的地位。該劇巧妙借鑒電影的分割銀幕技巧，展現了上海一幢普通弄堂房子的橫斷面，通過五戶人家平庸、痛苦的生活狀況和喜怒哀樂，真切反映了社會底層小人物的命運和追求，折射出時代和社會變革的必要性。在樸素自然的藝術描寫中，揭示出深刻的思想內涵。該劇此后成為中國話劇史上的佳作，久演不衰。

抗日戰爭爆發后，夏衍根據黨組織的安排，指導組建了多個“救亡演劇隊”，奔赴各地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同時，他及時創作了廣播劇《七二八的那一天》、獨幕劇《咱們要反攻》，并與阿英、于伶、鄭伯奇、陳白塵等在滬劇作家集體創作了多幕話劇《保衛盧溝橋》，還與郭沫若、田漢率領文藝界人士赴淞滬前線慰問抗日將士。

此后，夏衍擔任郭沫若任社長的《救亡日報》總編輯，開始了在上海、廣州、桂林、香港等地的新聞工作。在此期間，他除撰寫大量時評、政論、雜文、隨筆、劇評、書評等文章外，話劇創作是其最主要的文學活動。他先后創作了《一年間》《心防》《愁城記》《水鄉吟》《法西斯細菌》《離離草》《芳草天涯》等多幕劇，以及《贖罪》《娼婦》《冬夜》等獨幕劇，并將托爾斯泰的著名小說《復活》改編成多幕話劇。同時，他還與于伶、宋之的合作創作了多幕劇《戲劇春秋》《草木皆兵》。他的劇作大多描寫小市民和知識分子在抗戰期間的命運遭遇和思想情感變化，贊頌抗日志士，鞭撻民族敗類，激勵和啟迪廣大民眾積極投入抗戰。無疑，他是該時期最重要、最有影響的優秀劇作家之一。

在夏衍創作的上述話劇中，有些劇作的靈感和人物原型源自劇作家朋友的經歷。例如，他在《憶阿英同志》一文中曾說：當時阿英、于伶、李健吾、黃佐臨等堅守上海“孤島”，以堅韌的精神與敵人抗爭。“這一時期我奔走在廣州、桂林、香港、重慶，每想起在孤島奮戰的舊友，常常夜不成寐。我曾寫過一個劇本《心防》，借以表達我對他們的敬佩和憂煎。”夏衍十分珍惜與這些劇作家朋友的友情。對于李健吾，夏衍在《憶健吾》一文中敘述了他們的交往與情誼，并列舉了兩件令人感動的事情：“健吾這個人和我沒有共過事，往來也不算多，可是提起他，心里會感到溫暖，一股深摯的敬愛之情會涌上心來。抗戰時期我一直在所謂大后方，他卻在上海這個極端艱險的地方，自告奮勇地當了我的‘著作人權益代理’。也就是這種義勇行為感動了我，所以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我回到上海，接上了組織關系之后，第一個要探訪的就是他。”

文學評論家唐弢曾以《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詩》為題，為1984年出版的《夏衍劇作集》作序，他認為：“夏衍同志本人的劇本是：人物主要是知識分子，故事多半發生在上海或者別的他曾經住過的城市。他以愛國主義為中心，展示了形形色色的社會相——首先是小市民和知識分子的社會相。風土人情，撲面照眼，生活氣息濃郁，筆墨滲透了感情。他的每一個劇本，都像一首抒情詩，不過我得趕緊聲明，這不是一般抒情詩，而是政治抒情詩。夏衍同志從來不忘政治。”夏衍話劇劇作的詩意現實主義美學風格，的確自成一家、別具一格，值得傳承和弘揚。

夏衍與同時代劇作家們的交往，不只是個人之間的友情，更是那個時代文藝工作者團結互助、共同奮斗的生動寫照。他們在艱難環境中相互支持、切磋砥礪，不僅推動了中國話劇和電影的發展，也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在夏衍誕辰125周年、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這個特殊時刻，回望這段歷史，不僅是對先輩的緬懷，更是對今天文藝工作者的鞭策。我們應當繼承和發揚這種團結協作、精益求精的精神，創作出更多反映時代心聲、貼近人民生活的優秀作品，讓中國的文藝事業在新的時代煥發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作者系中國夏衍電影學會夏衍研究專委會理事長、復旦大學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