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子有一天看了四十四次日落。他說：“你知道，人在難過的時候，就喜歡看日落。”飛行員問小王子：“看四十四次日落的那天，你一定很難過吧？”小王子沒有回答。

在《小王子》中，圣埃克蘇佩里開篇就介紹了六年前在撒哈拉沙漠的飛機故障，他的發(fā)動機壞了，他不得不想辦法維修，就在這個時候，小王子走到他身邊，輕聲說道：“請你……畫一只綿羊給我！”就這樣，飛行員和小王子相識于撒哈拉沙漠，一天又一天，他們的友誼生根發(fā)芽。在故事結(jié)尾，飛行員對讀者說道，如果有一天去了非洲，去了沙漠，不要走得太匆忙，記得在星空下等一會兒，或許就會遇到小王子。

2025年除夕當(dāng)天，我從巴黎出發(fā)，飛往摩洛哥。我的春節(jié)假期有限，在摩洛哥的時間只有六天，所以就算我非常努力，也不過只能看到六次日落。抵達摩洛哥梅爾祖卡后，我在當(dāng)?shù)叵驅(qū)У闹敢拢T上駱駝，深入撒哈拉沙漠腹地，駱駝和我的剪影映在沙地上。日落時分我坐在沙丘高處，刺眼的光芒照得我睜不開眼。看著太陽一點點下沉的時候，我并沒有感到難過。那一刻，我想到了圣埃克蘇佩里筆下的蛇吞大象，當(dāng)然，我還想到了三毛。

三毛的撒哈拉生活

高中閱讀《撒哈拉的故事》時，想去看看撒哈拉的念頭便埋在了心底。雖然這次沒能去三毛生活過的阿尤恩，但是住在沙漠的那一晚，是我覺得離她最近的時刻。啟程去摩洛哥之前，我又重新讀了幾本三毛的書，就好像時隔多年，再次見到了熟悉的老朋友。即使我的年紀增長了兩倍多，我依然被三毛的真誠所打動。三毛在說起她和撒哈拉沙漠的淵源時會提到《國家地理》雜志，她曾因在上面讀到一篇關(guān)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便產(chǎn)生了穿越撒哈拉的念頭。在馬德里，當(dāng)三毛告訴荷西這個計劃后，荷西不聲不響申請了一份在非洲的工作，荷西就是三毛的小王子。

從馬拉喀什開往梅爾祖卡的途中，汽車疾馳在曲折的鄉(xiāng)間小路，我閉上眼睛假寐片刻。半夢半醒間，三毛書里的情節(jié)在眼前悉數(shù)上演。三毛和荷西在沙漠結(jié)婚后，她開始一點點布置著他們共同的家，她去家對面的垃圾場拾破爛，把舊輪胎變成坐墊，她“慢慢地坐下去，好似一個君王”。三毛“平日無事，在家里開了一個免費的女子學(xué)校”，門前總是擠滿了好奇張望的鄰居。三毛在當(dāng)?shù)乜捡{照，開車去城里的路上總會載些搭車客，“偶爾看到在天邊的盡頭有一個小黑點在緩緩地移動著，總也不自覺地把飛駛的車子慢了下來”。荷西被困沙漠中的泥潭，三毛拼了命想方設(shè)法要救他，“我不能停，我有許多事要趕快做，我不能縮在車里”。還有早婚的娃娃新娘，喪命的沙巴軍曹，善良的啞奴，慘死的沙伊達，“每一粒沙地里的石子，我尚且知道珍愛它，每一次日出和日落，我都舍不得忘懷，更何況，這一張張活生生的臉孔，我又如何能在回憶里抹去他們”。

我想象著三毛去鎮(zhèn)上的郵局寄信時走了一遍又一遍滿是塵土的道路，想象著三毛和荷西賣了魚后到國家旅館的餐廳吃晚餐的樣子，想象著那頭大山羊從三毛家天臺的玻璃屋頂?shù)舻娇蛷d的畫面，想象著三毛和荷西在結(jié)婚前夕去附近的沙漠電影院看《希臘左巴》的晚上。人去樓空，據(jù)說這家電影院早已關(guān)門不再營業(yè)。1979年，荷西在一次潛水事故中喪生。三毛悲傷欲絕，1981年回到臺灣。小王子求飛行員為他畫一只綿羊，而三毛在給友人丁松青的信里拜托給她一個角落，一個獨處的角落。在那個角落里，她可以去思念逝去的荷西，思念回不去的撒哈拉。當(dāng)落日余暉灑在沙丘上的那個時刻，我看著沙漠清晰可辨的輪廓線，聽著狂風(fēng)吹過沙粒的摩擦聲，我又能如何不去思念那個“很愛看日落時被染紅了的沙漠”的三毛。

塔哈爾·本·杰倫：

摩洛哥永遠是他筆下的主題

說到出生于摩洛哥的法語作家，總少不了提到塔哈爾·本·杰倫（Tahar Ben Jelloun）。他1944年出生于摩洛哥古城非斯，小時候在街區(qū)的經(jīng)學(xué)院念書，之后隨父母搬到了北部海港城市丹吉爾，就讀于當(dāng)?shù)匾凰▏咧小Ｋ既胧锥祭吞氐哪潞蹦挛迨来髮W(xué)學(xué)習(xí)哲學(xué)。1971年發(fā)表了第一部詩集《沉默中的人》，同年離開摩洛哥前往法國，在巴黎高校攻讀心理學(xué)，三年后獲得社會精神病學(xué)博士學(xué)位。提到自己的出生年份，本·杰倫曾糾正說，盡管各類報道都說他出生于1944年，但其實是1947年，年幼時父母為了能讓他注冊上學(xué)，修改了他的年齡，虛報了幾歲，此后這個錯誤的出生年份一直伴隨著他。

出版于1985年的《沙的孩子》讓本·杰倫在法國文壇聲名鵲起。兩年后，《神圣的夜晚》為他摘得龔古爾文學(xué)獎的桂冠，他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非法語籍作家。詩歌、小說、寓言、隨筆，無論是哪種寫作題材，摩洛哥永遠是他筆下的一大主題。這兩本書也不例外，從不同角度講述了一個相似的故事。在《沙的孩子》里，家中已有七個女兒，父親早早和接生婆說好，第八個孩子必須是男孩，自出生起，“她”就成了“他”，享受男性特有的權(quán)利，繼承家族產(chǎn)業(yè)，有一天“他”選擇離家出走，為了尋找真實的自己，抑或遺忘虛假的自己。《神圣的夜晚》繼續(xù)講述主人公在父親去世后如何掙脫男性身份的枷鎖，在父權(quán)社會中反抗并實現(xiàn)自我覺醒。本·杰倫還出版有《向我的女兒解釋種族主義》《向孩子們解釋伊斯蘭教》，他本人在接受《世界報》采訪時說過：“唯有文學(xué)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阿拉伯世界。”

1991年起，本·杰倫擁有摩洛哥和法國雙國籍，這并未影響他對摩洛哥的感情。他在《摩洛哥愛情詞典》的序言中直言：“我走到哪里，摩洛哥就跟到哪里。”他在這本詞典形式的百科全書里介紹摩洛哥的方方面面。本·杰倫不僅寫作，還投身繪畫，他用畫筆描繪他眼中的摩洛哥，“一個歡樂的摩洛哥，一個光明戰(zhàn)勝痛苦的摩洛哥”。2008年他成為龔古爾學(xué)院的成員，參與每年的龔古爾文學(xué)獎的評審工作。《沙的孩子》安排了七個說書人接力講完了主人公傳奇的一生，然而當(dāng)我置身于馬拉喀什的不眠廣場，我卻沒有尋覓到說書人的身影，暮色中只聽到小販們喧囂的叫賣聲。

進行中的女性議題

抵達摩洛哥的第一天，我在馬拉喀什機場外找到了接我的當(dāng)?shù)厮緳C。上車后，我們有一搭沒一搭聊著天。我對他說，某種程度上，我是帶著“cliché”（成見）來的。他問我具體指什么，我提到了摩洛哥女性生存困境，提到了我很喜歡的摩洛哥裔法國作家蕾拉·斯利瑪尼（Le?la Slimani）。蕾拉·斯利瑪尼1981年生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后赴巴黎求學(xué)，曾任《青年非洲》記者。2014年憑首作《食人魔花園》在法語文學(xué)界嶄露頭角，2016年的《溫柔之歌》榮獲龔古爾文學(xué)獎。次年，法國政府授予斯利瑪尼法國藝術(shù)與文學(xué)勛章，并請其擔(dān)任全球法語推廣大使。最近幾年，斯利瑪尼先后出版了“他者之鄉(xiāng)”三部曲：《戰(zhàn)爭，戰(zhàn)爭，戰(zhàn)爭》《看我們跳舞》《我將帶走火》，書寫了一段跨越三代人的史詩。故事要從1947年說起，法國少女瑪?shù)贍柕伦冯S摩洛哥丈夫飛往“他者之鄉(xiāng)”。身在異國，她的生活并不容易，即便如此，面對陌生、貧困和暴力，她堅信自己終將會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活下去。

斯利瑪尼的寫作聚焦女性、少數(shù)族裔等社會議題，讓我最受觸動的還是她的非虛構(gòu)作品《性與謊言》。在《食人魔花園》出版后，她回到摩洛哥進行圖書宣傳，在這期間，她發(fā)現(xiàn)很多當(dāng)?shù)嘏裕貏e是年輕的女性，對她的作品充滿興趣，她們和斯利瑪尼分享自己的故事，這些交談成為斯利瑪尼創(chuàng)作這本文集的初衷，它以受訪者的口吻展開，斯利瑪尼筆下的女性逐一講述了自己成長和生活過程中所經(jīng)歷的困境。斯利瑪尼在這本書里特別寫道，摩洛哥有很多領(lǐng)域需要進行斗爭，教育、健康、貧窮等等，性權(quán)利是人權(quán)的一部分，捍衛(wèi)性權(quán)利就是直接捍衛(wèi)女性的權(quán)利。2020年，斯利瑪尼因在幫助摩洛哥女性方面做出的貢獻而榮獲西蒙娜·德·波伏娃女性自由獎。2024年夏天，《性與謊言》作為九本圖書之一出現(xiàn)在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上。

《性與謊言》出版于2017年，我不知道后面這些年摩洛哥的女性困境是不是有所好轉(zhuǎn)。在馬拉喀什的老城區(qū)吃完塔吉鍋后，我在巷子里閑逛。我看到有一個指示牌上寫著女性工作坊之類的字樣，便走了進去。里面是一個庭院，周圍有幾間工坊，包括皮具、刺繡、編織等等，逛到最后一個工坊時，我忍不住向一位正在工作的女性請教，她告訴我這里是家合作社，成立的目的一是為了讓當(dāng)?shù)啬贻p女性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二是為了保護和傳承當(dāng)?shù)氐氖止に嚒Ｋ闷鹱郎系囊粭l緞帶，又指了指旁邊的摩洛哥傳統(tǒng)服飾吉拉巴，介紹說這條緞帶是手工編織而成，而且為了讓帶子變得平整，要用羊骨頭一點點打磨，所以這和工業(yè)成品的質(zhì)感完全不同。短暫的交談為我直觀感受摩洛哥女性生存境況打開了一個小小的切口，但我也知道這樣簡單的了解終究是不夠的。我向她道謝后離開。

藝術(shù)、電影和脫口秀

2022年，蓬皮杜藝術(shù)中心、巴黎現(xiàn)代藝術(shù)博物館、盧浮宮博物館、奧賽博物館、畢加索博物館以及伊夫·圣羅蘭博物館等六家巴黎博物館聯(lián)動辦展，紀念伊夫·圣羅蘭（Yves Saint Laurent）第一場時裝秀60周年。

1966年，圣羅蘭和同伴貝爾熱第一次游歷摩洛哥。摩洛哥這個國家，特別是馬拉喀什這個城市，其鮮艷的色彩深深影響了圣羅蘭，為他帶去了很多靈感。當(dāng)他在馬拉喀什發(fā)現(xiàn)了馬約爾花園時，立刻“被這片馬蒂斯的色彩與大自然的色彩相融合的綠洲所吸引”。1924年，法國畫家雅克·馬約爾購得這塊土地，并建造了一座花園。1980年，圣羅蘭和貝爾熱成為了這里的新主人，對花園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修復(fù)工作。畫家雅克·馬約爾的工作室被改造成一個面向公眾開放的柏柏爾博物館，展出圣羅蘭和貝爾熱的藏品。自1966年起，每年6月和12月，圣羅蘭都會在馬拉喀什度過兩周時間，設(shè)計他的高定時裝系列。2008年6月1日，圣羅蘭因腦癌去世，享年71歲。貝爾熱把圣羅蘭的骨灰埋在了馬約爾花園。距離花園不遠處的圣羅蘭博物館于2017年對外開放，和巴黎的圣羅蘭博物館遙相呼應(yīng)，共同紀念這位偉大的藝術(shù)家。漫步在馬約爾花園，這種被命名為“馬約爾藍”的色調(diào)格外醒目，讓游客以為來到了色彩斑斕的夢幻天堂。

抵達卡薩布蘭卡，自然不能錯過當(dāng)?shù)刈钣忻睦锟丝Х瑞^。從舍夫沙萬開往卡薩布蘭卡的路上，司機提醒我這家店一定要提前預(yù)訂，我趕緊打電話過去，幸運地得到了一個午餐座位。走進餐館，我便被右側(cè)的鋼琴吸引，忍不住哼起電影《卡薩布蘭卡》中的經(jīng)典歌曲《As Time Goes By》。上樓梯來到二層，還有一間大廳專門陳列了電影海報和電影視頻片段，讓人回到了往日的舊時光。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不會忘記里克的那句獨白：“世上有那么多的城鎮(zhèn)，城鎮(zhèn)上有那么多的咖啡館，可她偏偏進了我這一家”。這家餐廳的創(chuàng)始人是一位迷戀摩洛哥的美國女性凱西·克里格，她曾在摩洛哥任外交官。歷時兩年的籌備，里克咖啡館于2004年3月1日開業(yè)，每天迎接著絡(luò)繹不絕的影迷和游客。

不止《卡薩布蘭卡》，很多電影都是在摩洛哥取景。前往沙漠途中經(jīng)過的阿伊特本哈杜筑壘村和瓦爾扎扎特堪稱是摩洛哥的橫店。阿伊特本哈杜筑壘村于1987年被評為世界遺產(chǎn)，《阿拉伯的勞倫斯》《角斗士》《權(quán)力的游戲》等影視作品都曾在此拍攝。瓦爾扎扎特還有供游客參觀的電影城。當(dāng)然，更吸引我的還是本地人的市井生活。在瓦爾扎扎特的酒店放好行李后，我走到城鎮(zhèn)中心閑逛，廣場中心圍了一圈看表演的當(dāng)?shù)厝恕＝值啦凰銓掗煟瑑蛇呏鹆藬偽唬u甘蔗汁、烤棉花糖、炸爆米花，像極了國內(nèi)縣城的春節(jié)景象。沒能在國內(nèi)過年，竟然在異國他鄉(xiāng)收獲了相似的體驗。我買了一杯牛油果奶昔，伴著粉色的晚霞在天黑前回到酒店。

2022年3月，一部脫口秀主題的法語電視劇《笑闖巴黎》在奈飛平臺上線。正是通過這部電視劇，我了解到幾個巴黎脫口秀的大本營，比如分號劇院、冰宮劇院、奧林匹亞劇院等等。除了線下聽脫口秀外，我還在網(wǎng)上找了不少視頻觀看，就這樣知道了蓋得·艾馬勒。他不僅是法國家喻戶曉的脫口秀演員，還進軍了影視業(yè)，拍了不少電影，甚至擔(dān)任電影導(dǎo)演和音樂劇制作人。之后我一直留意他在巴黎的演出，準備找機會看一次現(xiàn)場演出。蓋得·艾馬勒1971年生于摩洛哥卡薩布蘭卡的一個猶太家庭，17歲離開摩洛哥，前往魁北克蒙特利爾。四年后，他來到巴黎，在大名鼎鼎的佛羅朗戲劇學(xué)院學(xué)習(xí)表演。1990年代，他開始在熒屏嶄露頭角，并且舉辦了個人脫口秀專場。2025年初，他開始了新的巡回演出，地點在可以容納近5000人的多姆劇場。演出當(dāng)天，座無虛席，讓我感受到了蓋得·艾馬勒在法國的影響力。在問答環(huán)節(jié)上，有觀眾向他提問：你會不會想念摩洛哥？他的回答是：不，我不會，當(dāng)我們說到“想念”某個東西，是因為它在我們身后，而摩洛哥永遠在我的前方，陪我向前走。

置身于兩種語言和文化中

阿卜杜勒法塔赫·基利托（Abdelfattah Kilito）是摩洛哥著名作家和評論家，1945年出生于摩洛哥的拉巴特，任穆罕默德五世大學(xué)的文學(xué)教授，曾在新索邦大學(xué)、哈佛大學(xué)、普林斯頓大學(xué)、芝加哥大學(xué)、牛津大學(xué)和法蘭西學(xué)院擔(dān)任客座教授。基利托出版過文集《我說所有語言，但以阿拉伯語》，他稱這個標題的靈感來自于弗蘭茲·卡夫卡的名言：“我說所有的語言，但以意第緒語。”在這本書里，基利托思考了不同語言和文化關(guān)系，由此引申到身份的雙重性。基利托在書中講了另一位摩洛哥作家的故事，在被問到以后想要從事什么職業(yè)時，阿卜杜勒凱比爾·哈蒂比的一個同班同學(xué)回答：“成為法國人”，還是個學(xué)生的哈蒂比則希望成為“客車司機”。基利托稱這兩個答案都包含著離開或逃走的欲望，以期獲得另一種身份或到達另一個空間。長大后的哈蒂比選擇前往巴黎繼續(xù)深造，用法語進行寫作，他承認：“我相信我按照一種流動性和多元化的趨勢構(gòu)建了自我。”

在摩洛哥旅行的這幾天，我特意找了一本相對輕松的圖書閱讀，書名是《我用中文做了場夢》，作者是意大利人，他的中文名字叫亞歷。2016年他從羅馬搬到北京，從零開始學(xué)中文。我在摩洛哥讀完了這本意大利人寫的中國生活故事，心里想的全是法國。他離開歐洲探索世界，我因為工作原因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巴黎。或許，在今天這樣一個世界共同體的背景之下，流動的、模糊的、不確定的、難以分辨的，是身份。

（作者系法語文學(xué)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