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文學文本

文學批評是橫跨文學、美學等學科的實踐。特別是在現代人文學科的規范下，它既屬于文學，又屬于科學；既可以自由地創作，又需要遵循一定的學術規則。如何面對閱讀中的直覺感受、如何處理復雜的社會文化語境、如何在遵守規范的同時彰顯出批評的個性，這些都影響著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建構。對這些現象，批評家卻往往習焉不察，也缺乏應有的反思。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文學主體性理論興起。對于該理論，很多人認為它只是談文學創作問題，只關涉創作主體。實際上，學者們所探討的“主體”包括三個部分：作為創造主體的作家、作為文學對象主體的人物形象、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和批評家。因此，該理論認為，文學是人學，人是文學的主體。在整個文學系統中，無論是創造主體，還是對象主體，抑或是接受主體，都具有自由、自主、創造的本質和特性。這一理論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創作界、批評界。批評家們意識到，批評與創作，并不是一種誰依附誰、誰支配誰的非正常關系。它們緊密相依，但又是平等、自足的。批評來源于創作，但當它把創作作為對象時，它有著自己的宗旨、規則、追求。正是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諸多批評家展開了具有創造性的批評實踐，文學批評的聲譽和地位越來越高。

進入新世紀之后，人們在談論文學批評的主體性時，著重強調的是批評實踐的獨立性和批評見識的深刻性。例如，於可訓在《文學批評理論基礎》中寫道：“所謂文學批評的主體性，是指作為文學批評主體的批評家在文學批評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主觀能動性，及其在批評活動的過程和最后結果中所留下的個體的精神印記。”這番言簡意賅的闡述，突出了批評家在整個批評活動中，不需要聽命某種外部指令，也不必臣服于作家言說。他需要做的是，按照學術規則，自主作出學理的批評與判斷。同時，在整個文學研究與批評的過程中，從閱讀到理解到闡釋，不僅要準確、深入、創造性地解讀出批評對象來，而且要努力體現出批評家的思想、修養、風格乃至人格來。這樣的主體性批評不是那么容易抵達，但卻是批評家應該追求的。

文學批評是一種十分復雜、微妙、混沌的思維與精神活動。它首先遇到的是如何閱讀作品、感悟作家，這是文學批評的第一個“關口”、第一道程序。批評理論中的感受、感悟、體驗等概念，都指的是這一批評行為，筆者則更傾向于用“感性直覺”這一概念。按照朱立元主編的《美學大辭典》中的說法，感性直覺是“感官感覺、知覺、表象中尚未積淀主體理智、情感的審美直覺”。它一般指的是普通讀者初讀作品時，那種朦朧、變幻的意識活動與審美感受。批評家的閱讀感受可能更復雜一些，但也離不開這一規律。閱讀、接受文學作品的最佳狀態是，既沒有外界的干擾，又沒有內心的阻隔，捧一本自己真心喜歡的書，從容、自由地走進文本世界，讓其中的形象、色彩、聲音等，與自己的靈魂相遇、擁抱，在自己的大腦與心靈中，形成較完整、鮮明的感覺、知覺、表象。這種審美直覺可以使讀者或批評家快速地進入藝術世界，領略其中的全貌，并朦朧意識到文本所蘊含的意義與價值。感性直覺并不深入，也很短促，但它卻是極為珍貴的，它鋪就了批評家走向作品深處的通道。

那么，怎么閱讀和感受文學文本呢？許多學者和批評家都作出過精彩闡述。陳思和是竭力倡導文本“細讀”的，即細致、深入、反復地去閱讀、感悟文學文本。首要的一條就是“直面作品”，“以我們赤裸的心靈和情感要求來面對文學，尋找一種線索，來觸動文學名著所隱含的作家的心靈世界與讀者參與閱讀的心靈世界之間的應和”。這意味著，批評家要把自己的情感、心靈投入進去，在閱讀中發現線索、奧妙。只有達到這樣的閱讀境界，批評家才會從作品中獲得審美愉悅與思想啟迪，才有可能走進作品的縱深之處。因此，一些批評家特別主張對批評對象的“主觀選擇”，因為你主動選定的，往往是與你“聲氣相投”的。

當下一些批評文章，之所以顯得平庸、膚淺、空洞、概念化，在很多情況下，就是因為批評家“選錯”了批評對象：選非所愿、評非所能。這里面又有兩種情形。一種是“遵命批評”，聽從他人（特別是出版商、作家朋友）的指令，去為一些自己所不認可、不喜歡的作品撰寫評論。這些作家作品，往往并不是那么出色，但批評家卻出于某些顧慮，不敢批評，甚至不得不說一些言不由衷的好話。批評家心知肚明，因此閱讀作品蜻蜓點水，撰寫評論敷敷衍衍，其情感、心靈與作品距離甚遠。批評家的主體情感、意識甚至還未喚醒。這樣的批評寫多了，形成套路，是有損批評家形象的。另一種是“勉力批評”。批評家雖然選擇了他喜歡的作家作品，但他的藝術感受、文學修養、人生經驗等，卻與作家作品隔著一層。特別是閱讀方法上，不會細讀，難以把自己的感覺、知覺、情感投放進去。閱讀的粗疏、膚淺、隔膜，自然形成了批評的淺嘗輒止、勉力而為，作為批評家的主體情感、思想，當然難以彰顯。如果說“遵命批評”從外部扼制了批評家的主體性，那么“勉力批評”則從內部瓦解了批評家的主體性。

理性的觀照

好的批評文章，往往不能只靠審美直覺，還必須依托批評家深入的理性思索。童慶炳在他主編的《文學概論》中寫道：“文學批評雖然也必須首先感知藝術形象，對藝術形象進行審美的把握，但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種理性的分析、認知活動。批評的目的是要對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學現象作出較為客觀的認識與評價，這就需要它從偏于感性的欣賞與體驗上升到理性的分析與評判，要考慮和關注作品在讀者中喚起的普遍的接受效果與社會反應，要限制個人偏愛與情感傾向在批評中的干擾或支配作用。”這番話清晰、準確地昭示了文學批評實踐中感性與理性的關系，特別是理性觀照在批評中的突出地位。藝術感受是個體的、心靈的，而理性觀察是群體的、社會的。文學批評要把個人感悟和社會語境、審美直覺和理性分析更好地融合起來。

文學批評要從文本的、藝術的層面，竭力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去洞察、去審視。盡管感性與理性在批評活動中，呈現出一種纏繞、交替、混沌的狀態，但二者的運動還是有章可循、職責分明的。在孜孜矻矻的批評寫作中，批評家先是“一身輕松”地走進文本的形象世界，盡情地觀看、欣賞，獲得感官上的印象、知覺、享受。接著，他就需要運用自己的理性知識與積淀，譬如文學理論、美學理論等，對文本進行梳理、解剖、辨析，進而達到對文本深層結構與內在意義的深刻把握。在這個過程中，他還需要結合時代的語境、社會的語境進行分析。這后半部分程序，對文學批評來說尤為關鍵，它集中體現了批評家作為主體的文學修養、思想高度乃至人格操守。

正是在理性觀照這一環節上，暴露了當下文學批評存在的局限與問題。新世紀以來，文學批評得到長足發展，隊伍在壯大、新生力量源源涌入，文學批評成果顯著，論著、文章不斷生產出來。但文學批評如何實現質量上的突破、提升，卻成為一個令人關注、憂心的問題。眾多平庸、媚俗、吹捧的文章，沖淡、拉低了文學批評已達到的高度。其中一個扎眼的問題，就是文學批評缺乏思想內涵與理論高度。時下文學批評特別是那種“名家新作”“新人佳作”的“時文”批評，作品甫一推出，批評家就迅速出手，撰文評論，作品還未消化，也來不及細讀品味，只能粗枝大葉復述故事，牽強附會拼湊意義，且一律是“上天言好事”。但一些報紙、刊物，就青睞這些時文批評。他們追求的就是“短平快”的效果！筆者并不反對時文批評，但這類文章更需要批評家擁有敏銳的藝術感覺、豐厚的理論積累和嚴肅公正的批評態度。

要想進行理性的觀照，批評家需要具備豐富的理論修養、強勁的思辨大腦。在批評家的理論、知識建構中，文學理論、文學史等方面的知識是不可或缺的。文學理論是文藝學中的宏觀理論，思考、論述的是有關文學的一些基本問題、重大問題，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有著引導、校正的多重作用。而古今中外的文學史，展示了豐富多彩的文學發展歷程，為當代文學批評提供了參照和坐標。與此同時，其他的人文社科知識也是一個優秀批評家應該具有的思想背景。現代社會科學越來越多樣、精細，一個人不可能窮盡全部，但有幾種卻是格外需要的。譬如現代社會學，可以幫助人從更理性的層面認識現實；譬如歷史學，能夠引導人認識過去以反觀當下；譬如心理學，有助于人洞悉各種人物的心理、人性內部。還有哲學，在社會高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們需要用哲學的眼光去洞察、去審視。一個批評家只有具有了豐富而厚實的理論與知識，他的批評才更有根基、有氣象。

但是，我們在強調理論知識的重要性的同時，也要注意避免批評寫作陷入一種“理障”。這讓我想到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辨》中的論詩觀點。他說：“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嚴羽的意思很明確，在寫詩的過程中，不能掉書袋，不能陷入空泛的理論腔。但是，詩人平時還是得“多讀書、多窮理”。文學批評家也類似，平時得多積累理論知識，它可以為我們提供思考的視野和思路。但是，一旦進入批評寫作實踐，不見得非得引用很多理論，更不可用西方的理論來生搬硬套中國當下的作品。當下很多批評家擅長使用社會學的視野，擅長使用西方的批評理論，看上去很有理論的深度、理論的高度，但在操作實踐中，卻讓文學作品淪為了理論的附庸。

對話與創造

文學批評從最初的感性直覺、藝術欣賞，再到理性觀照、深度解讀，最終指向的是一種新的創造。這種創造，往往是基于多重的對話關系。在這個一路“尋美探險”的過程中，文學批評自有它的邏輯與“自律”。它容不得急功近利、粗制濫造，更容不得蠅營狗茍、弄虛作假。因此，批評家要有清醒的頭腦、學術的良知與底線，努力堅守文學批評的主體性。

在我看來，批評是一種對話。這種對話是多維度的，包括批評家與作家的對話、批評家與作品的對話、批評家與讀者的對話等等，但最核心的是批評家與批評對象的對話。有一種批評屬于主觀性的批評，即采用“我注六經”的方式。另一種則屬于客觀性的批評，即采用“六經注我”的方式。這兩種批評方式，均有局限與弊端。當下批評界竭力倡導一種主客觀相融合的方式，即“我與六經”的“對話”模式。中國傳統的“以意逆志”觀，就已經體現了對話的精神。西方的批評家也多提倡“對話批評”。法國文論家茨維坦·托多洛夫在《批評的批評》一書中就有相關論述。其基本觀點是，文學文本中蘊含著深層的意義與價值，文學批評家只有通過同作家進行平等、自由的對話，才能發掘出其中的藝術規律與深邃真理。

在批評實踐中，文學作品成為了最重要的對象與中介，一邊是實有的批評家，一邊是“虛有”的作家。“缺席”的作家是一個虛擬的主體，他隱身在文學文本以及相關傳記、資料、言論背后，需要批評家去構想。對于當下的作家，批評家還可能與他們有著直接的交往。這也構成了很重要的背景。雙方就作品展開對話、交流、探索。就作品本身的故事、人物、結構、敘事，乃至其中的矛盾、空白、缺陷、問題等等，展開廣泛而精細的討論、探索。有時雙方的觀點是一致的、相近的，有時是矛盾的、錯位的，對話在逐步深入中推進。這種對話，貫穿在批評寫作的整個過程中，特別是在理性觀照之后，對作品的評判、對意義的確定、對作家的定位等，更需要同作家深入地探討、交流、商榷乃至爭論，才能真正把握到作品的深層內涵、藝術規律乃至奧秘。而那種主觀武斷的指導式批評，或那種仰人鼻息的迎合式批評，既體驗不到批評的樂趣、收獲，又失去了批評家的主體性。

文學批評的“創造性”問題，也是一個爭論不休、懸而未決的難題。筆者以為，文學批評既然屬于文學學科，而它的對象又是作家作品，且其中的多數批評是提供給普通讀者閱讀的，因此文學批評就應該具有創造性，還應該有文學性。當然，文學批評種類繁多，有些是研究古代、現代、外國文學創作和作家作品的，有些是偏向于寫文學歷史的，還有些是考證史料、探索專題問題的等等，自然不必一律要求有創造性、文學性。它們主要是提供給專業讀者的，更注重的是史料性、學術性。而對于當代的作家作品評論，強調其創造性、文學性，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在進行這一創造性活動時，批評家要把創造精神貫穿于全過程。

文學批評的創造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對文學文本的再創造。文學文本呈現出一個獨立、自足的形象世界，怎樣解讀、評判，要看批評家的感受、理解以及審美偏好。其中一個核心的關節是，批評家與作家之間經過細致、反復的“隔空”對話，實現“視域融合”。由此，批評家從文學作品出發開拓出嶄新的文本世界、意義世界。這是對原來文本世界的升華、再創造。當然，對話式批評既是自主的、自由的，又是“自律”的、有限的。那種放大作品的“過度闡釋”，以及解讀不力的“欠缺闡釋”，都是應該避免的。另一個是對批評文體的創造性。批評的屬性是理性分析，但它依托于作家的感性直覺。在批評過程中，批評家又會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個性乃至人格、意志。這樣一來，文學批評就有可能展現出批評主體的風姿與精神來。

文學批評的主體性，既體現在批評家敏銳的審美直覺中，更體現在他對文藝實踐的理性觀照中，最終體現為他在解決諸多現實性議題的基礎上展開了富有創造性的理論建構。新時代的文藝實踐豐富多彩、瞬息萬變，呼喚更多的理論評論家關注文藝現場，從鮮活的文藝實踐中提煉出富有中國特色的批評理論、批評話語。

（作者系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