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人人在線、萬物互聯的時代，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害怕沉默——害怕沒有消息提示音響起，害怕屏幕暗下去，害怕與自己單獨相處。我們不斷用信息、消費和社交填滿每一寸空隙，卻依然感到空洞和疲憊。我們似乎贏得了一切，卻獨獨失去了獨處的能力。而齊格蒙特·鮑曼的《無法獨處的現代人》和于海、鄒華華合著的《看見不可見社會》，恰好從個體焦慮與社會結構兩個維度，為我們提供了打開這一時代困境的鑰匙。

從“女魔頭”被吐槽“審美降級”說起

2005年，《穿PRADA的女王》（又名《時尚女魔頭》）熱映，安妮·海瑟薇飾演的女主角安迪從初入職場的普通形象，逐漸轉變為全身精致裝扮的職場人，就連對細節的把控、言行的風格，都彰顯出身份與品位。該片由此成為無數人的時尚啟蒙。20年后原班人馬回歸拍續集，定妝照剛放出即陷入“審美降級”的爭議。安迪的造型被網友逐一“吐槽”：明明全身大牌，卻穿出了快消品的既視感；一些偏休閑的搭配，被指缺少時尚從業者該有的精致；整體的松弛風格更被拿來與前作的都市摩登對比，認為顯得土里土氣。

續集之于前作果真審美降級了嗎？我不好評判，但我從吐槽者的言辭里嗅出了一絲反諷意味。

在我看來，《穿PRADA的女王》的成功正源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對消費主義進行了祛魅。剛出校門的安迪脫下稚嫩學生裝，穿上奢牌，這不僅意味著外形變化，更是身份與認知的嬗變，表明她接受了一套被行業和社會認可的符號系統，被成功規訓了。但影片最后，安迪放下一切，抽身離去，從而完成了對規訓的反抗。誰想20年后，安迪竟然因為穿工裝褲、平底鞋、基本款襯衫而被批評穿得“不像個時尚人士”，這不禁令人感慨今夕何夕。進一步探究，吐槽者維護的恐怕是自己深陷其中的消費主義，并因此而產生某種焦慮。這讓我想起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無法獨處的現代人》一書中討論過的一種“疾病”——睫毛稀少癥。

睫毛太短或不夠濃密，原本不是疾病，連生理缺陷都算不上。然而當商家宣稱發明了一款能夠讓睫毛又長又密的滋養液時，睫毛稀少就變成一種亟需治療的“病癥”。而這會給個體造成輿論壓力。鮑曼寫道：“一旦你知道如何避免，卻沒有采取措施，讓人看見你又短又稀的睫毛就成了一種可恥的行為！”如此一來，不在乎睫毛長短的女性仿佛存在道德缺陷，于是審美問題成了倫理問題，關于“好不好看”的討論異化為“道不道德”的裁斷。

很熟悉的邏輯對不對？生活中有很多類似要求“服美役”的場景，比如空姐要穿高跟鞋和絲襪、網上對中年人體型的惡評等。針對安迪在《穿PRADA的女王》續集中造型的吐槽也不例外。其基本操作是：先設定一個“正確”的標準，如“時尚從業者就該穿得精致昂貴”“奢侈品就該有奢侈品的樣子”，再讓人們相信不符合這個標準就是“不夠好”，進而產生焦慮。

然而，當穿衣從自我表達變成身份證明，當審美從個人偏好上升到倫理問題，我們的選擇權就被束縛在了消費主義的陷阱里。

液態社會與數字牢籠

需要指出的是，鮑曼并不是否定消費的必要性和正當性，他的批判鋒芒始終指向消費主義。對兩者的區別他做過清晰的論述：“不消費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消費，我們就會死去……消費在生活中不可或缺，但‘消費主義’并非不可或缺——這是一種把對消費的關注置于所有其他關注之上的傾向，而且往往把消費作為所有追求的最終目標。”換言之，鮑曼反對的是那種一味追逐潮流、將消費視作人生終極意義的商品拜物教。

當然，作為一位富有洞察力、思想深刻的社會學家，鮑曼不會把“鍋”輕易地甩給個體。在他看來，陷入消費主義不是由于個體的軟弱，而是“液態社會”與“數字技術”共同造成的結果。

鮑曼指出，幾十年前人們的生活相對穩定，一份工作能做一輩子，一個社區能住幾代人。但現在，社會變成“液態”的——經濟可能突然下行，一個行業可能在幾年內從熱門變成冷門，技術迭代的速度越來越快，連“成功”的定義都在不斷變化。特別是Y世代和Z世代（80后至00后），剛進入社會就面臨技能過時的壓力，今天學會的知識明年可能就不再適用；今天做出的成績，因為行業變動，或許明天就失去價值。總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流動的、不確定的、短暫的關系與身份。

在這種情況下，消費成了人們唯一能抓住的稻草。通過形形色色的消費行為，人們確認自身的經濟狀況和社會位置，從而在漂浮的液態社會中找到錨點。類似觀點，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也表達過。在《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中米爾斯分析說，由于必須依附企業、機關等存活，白領在經濟上不具備獨立性，生活處于懸浮狀態，有強烈的不安全感。而消費，是他們感知自我存在的主要方法，“我思故我在”成了“我消費故我在”。

《白領》出版于1951年，米爾斯沒能趕上互聯網時代。鮑曼則是親身經歷，社交平臺初興時，他就敏銳地注意到了數字技術的威力。

自從有數字技術加持，消費主義更加勢如破竹。如今，手機購物已滲透到千家萬戶，人們動一動手指，商品就能送上門。直播間里的“買它！”、平臺算法的“猜你喜歡”，都在不斷刺激消費欲望。互聯網消費還制造了一種虛幻的互動——仿佛我的消費不是個別行為，而是有千千萬萬人一起買同款，大家同頻共振，我永遠處在某個熱鬧的場域中，從不落單。

這種熱鬧的“連接感”悄然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狀態。今天，幾乎人人離不開手機和網絡，數字技術將所有人都織進了一張大網之中。后果是什么呢？鮑曼指出，我們失去了“獨處”的能力。

獨處是一種整理思緒、自我反省的珍貴狀態，但在隨時可及的虛擬互動中，我們習慣了被資訊、互動、消費填滿，一旦停下來，面對自我，就會感到無所適從，甚至空虛、焦慮。鮑曼提到一個十幾歲的英國女孩，只要醒著，平均每10分鐘就要發一條信息，從不停歇。她不是不想獨處，而是不知道怎么獨處，只能通過不斷和外界保持連接，用他者的聲音填滿自己。長此以往，人類恐怕無法忍耐孤獨，也失去了與自己深度相處的能力。

從“不可見”中看見

鮑曼的觀察尖銳而富有啟發性，不過，《無法獨處的現代人》畢竟是專欄文章合集，論述更偏向現象批判，若要深入理解“我們為何無法獨處”，以及“如何重建獨處的能力”，我們還需要更系統地理解“社會”是如何運作的。這正是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于海與鄒華華在《看見不可見社會》中所做的工作。

于海在書中提出了“不可見社會”的概念。他認為，社會不只是我們能看到的人、建筑、組織這些有形的部分，更包括那些“看不見”的觀念、情感、制度。這些無形的東西像空氣一樣滲透于日常生活，很少被我們直接察覺，卻深刻影響著我們的選擇和行為。理解了這些“不可見”的部分，才能真正明白鮑曼所描述的困境背后，藏著怎樣的底層邏輯。

例如，消費主義之所以能制造焦慮，本質上是“不可見的觀念”在發揮作用。觀念是人和動物最核心的區別——動物只會根據本能行動，而人會根據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觀念）做出選擇。商家正是利用這一點，把“消費”和“自我價值”綁定在一起。通過廣告、社交媒體等渠道，不斷植入“不消費就是不精致”“不購買就是不上進”等想法，讓人們慢慢相信，消費能力的強弱等同于自我價值的高低。無形的觀念，比任何強制手段都有力。

再比如，算法之所以能困住我們，是因為它切斷了我們與“不可見的社會互動”之間的連接。社交平臺讓我們習慣了虛擬互動，忘了真實相處的溫度。我們可以在網上和朋友聊得火熱，卻不知道鄰居的名字；可以在短視頻平臺獲得很多點贊，卻很少和家人坐下來好好聊天。于海把這種情況稱為“社區原真性的喪失”。社區里的小菜攤、理發店，原本是人們建立情感連接、獲得歸屬感的地方，也是社會凝聚力的重要來源。但在數字時代，這些真實的連接被切斷了，我們只能在虛擬世界里尋找陪伴，自然無法適應獨處——因為獨處需要內心的充實，而這恰恰來自與真實社會的互動。

更重要的是，于海告訴我們，獨處不是脫離社會，而是在理解社會的基礎上找到與自己相處的方式。在和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嚴飛的對談中，于海多次強調，“看見”是一種主動的、批判性的認知努力。它要求我們跳出信息繭房，挑戰理所當然，追問現象背后的機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從被動的“被觀看者”，轉變為有能力反思、選擇、行動的“社會主體”。

鮑曼指出了“無法獨處”的困境，于海則給出了破局的方向：要學會獨處首先要理解社會，因為社會是個體獲得意義的重要場所。這意味著，獨處并不是拒絕與社會互動，而是要留出時間整理自己的思緒，消化經歷，明確自身需求。如果我們連社會中那些無形的規則、情感、連接都看不見，連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都找不到，獨處時就只能面對空虛和迷茫。只有“看見”社會的全貌，理解自己與社會的關系，才能找到內心的平靜，真正享受獨處的時光。

在孤獨與連接之間尋找人的尺度

鮑曼和于海，一位是歐陸批判傳統的繼承者，一位是中國本土社會學的實踐者，他們從不同路徑出發，卻抵達了相似的關懷：在這個看似高度連接、實則人人孤獨的時代，人該如何保持自我的完整性？

《穿PRADA的女王》續集的爭議，是這個時代審美焦慮與身份焦慮的縮影。有人吐槽安迪“審美降級”，本質是害怕自己跟不上消費主義設定的標準；有人沉迷購物、刷社交平臺，則是想在液態社會中抓住一點確定感。而鮑曼警示的“獨處危機”、于海倡導的“看見不可見”，都在提醒我們：要真正地“活著”，就不能只浮在社會的表層，被潮流、算法、消費推著走。

我們需要有時走進人群，穿戴整齊，扮演角色；有時也要退出喧嘩，獨處靜思，回歸本真。其間如何平衡，沒有標準答案。但至少，我們可以從“看見”那些不可見的社會機制開始，從反思“我們為何在意”開始，從嘗試“關掉手機十分鐘”開始。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在消費與社交的洪流中找到屬于自己的節奏和位置，在孤獨與連接之間，找回屬于人的、有溫度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