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讓我們看看作家在不講故事，而是坦誠自己生活內外“實況”時的樣貌。作家推介新書分享文學觀的各類活動，都難免在人前公開發言或表露心跡，但是筆者顯然不擅長此道。此文就更顯難得了——真言總是無比珍貴的。

一次梳理圖書活動的嘗試

 //魏思孝 

我沒具體統計過這些年參加過多少場線下圖書活動，為自己的書，或是給朋友的書站臺，不過二三十次倒是有的。從2017年到2025年，也有八年的時間了。活動本身并不重要，但它的確是一個我認為不錯的角度，能串聯起這些年我個人的創作和生活，尤其是當時的心境。所以，下面要寫的，并不是局限于活動本身，更多的是自己當時的感悟。也算是借此，幫助自己對過去做一個簡單的回顧。里面牽扯到一些朋友，或一閃而過，或還持續多年的交往。權作一個留念。

我不清楚，其他人坐在臺上，面對臺下來參加活動的朋友們時，都是什么樣的心境，或者坐在這里之前，都會有怎么樣的心理準備。對我而言，到如今，參加了這么多的活動，也算是一個老手了。可我上臺前，還是心里緊張，為接下來的一兩個小時究竟要說些什么苦惱，生怕心里反復排練了多次的話突然卡殼，也會懷疑說這些是否合適。我好像從來沒有一場活動，是迫切想上臺和朋友們去交流的，我沒那么強的傾訴欲。我總是在心里默念，早點兒結束吧，怎么時間過得這么慢呢。隨著活動的開始，自然也有因互動不錯或觀眾熱情，進展順利，說出了些意料之外的見解。這主要是因為有人提問題，自己有一個明確的回答的方向。讓我自己去說，闡釋自己的作品，去自賣自夸，不符合我的性格，我多少還是有些心理障礙的。

大多數時候，我都覺得分享自己的書是一場很失敗的活動。這個和主辦方以及下面的聽眾沒有任何關系。我可能更享受作為嘉賓的身份，去點評和分享讀友人著作的感受，適當活躍下現場氣氛，再把話筒給到下一個人。這里，我多少有逃避責任的成分。每次，站在臺上，看著臺下的人，我心里想，這些人為什么要在周末犧牲休息的時間來這里，聽我們這些人講什么文學。怕他們會失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真覺得，主要是我的書，沒多大的價值去分享。我肯定不會去參加一個像我這樣一個作家的活動。當然，有時，可能是我想多了，他們并不是來看我，只是恰好路過這里。在他們眼中，這個活動也只是一種打發時間的方式。我曾經在不止一次活動中，看到有些歲數大的人，從活動開始，就坐在椅子上昏昏欲睡，還睡得挺香。

2016年我的小說集《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出版，雖然我之前也出過一些書，但礙于內容和自印的方式，在我眼中，都不算是一個真正的作品。這本小說集，以當時的我來說，算是感覺良好，不羞于示人的，況且因歷經四五年的專職寫作，知道出版一本書的不易，以及專職寫作養家糊口的艱難。能出一本不是自費也不是獨立出版，而是真正面向市場的書，無疑是一件重要的事。又因，自己寫作題材的原因——小鎮青年，開始零星有一些媒體的采訪。那會兒，我整三十歲。如今，過去八九年，我覺得自己當時很幼稚。三十歲，卻還和沒長大一樣。這可能和我一直以來的經歷有關，沒正經上過班，自由散漫，人際關系尤為簡單。初為人父，沒什么能力在城區買房子，還在村里住著，靠寫點兒小說勉強度日。說遠了，也因長時間在村里，人際關系都是和親屬、村民等從小到大認識的人打交道，沿襲過去的交往，簡單又直接。說好聽點兒，我沒過多在社會上浸染，不好聽一點兒，就是我與人溝通的能力很弱。長期寫作，卻沒有什么起色，我對未來沒什么希望，整個人都處在焦慮的狀態；在社交平臺上，我就換了個面孔，很活躍，又富有攻擊性，能入自己眼的作家沒幾個，看到他們混出點兒名堂來，又刺激到我。現在想來，我真是既可笑又可悲。生活中，我那僅有的幾個朋友，也對我的現狀不滿，勸我盡早放棄對文學不切實際的幻想。以上種種，因《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出版，我總算看到一個微弱的希望。實際上，它沒帶來多少金錢，也不足以讓身邊的人對我另眼相看，生出多少的信心。不管怎么樣，這算是開了個好頭。

轉年，2017年的7月份，上海文藝出版社把過去兩年給趙志明、張敦、鄭在歡和我四個人出的小說集，以“小鎮青年與隱秘鄉村”為主題，在思南讀書會做了場活動。這四本書都由當時的編輯林濰克責編。活動的前幾天，我就有點兒慌張了。我與其余三個人都是文友，多有交往，這一點還算好。可我一想到，要面對臺下黑壓壓的人，就不知道要說些什么。為了讓自己更有底氣，我把想要表達的內容寫在稿紙上。過去這么多年，我記憶最深的是，活動前，我們一行五人，在附近的路邊餐館吃完面，步行去活動現場，經過一處小公園。突然，一個環衛工阿姨拿著拖把急匆匆跑出來，對著剛和我們擦肩而過的一個小伙罵咧咧說了些什么。用的是方言，我一句也沒聽懂。林編輯老家在浙江，他說這個小伙子不沖廁所，后面就是阿姨的臟話了。這個事，我就這么清晰記了小十年，估計還要記下去。我們四個人看著活動的海報，在外面抽煙，有些得意，不過緊張也是真的。當天的活動開場沒多久，我一直在腦海中想著該怎么說，旁人的回答是一點兒都沒聽進去。輪到我，我對主持人剛才的提問不管，拿出準備好的稿紙，對下面的讀者說，我先把準備好的內容念完。這打亂了整個流程，不過，說完后，我終于安定下來，坦然坐在那里，聽著其余的人聊，一直到活動結束。

2018年6月，借《正午》系列的第五本書，界面新聞旗下的非虛構平臺“正午”要在青島的方所書店做活動。山東的這場活動，需要一個嘉賓對談，他們找到我。“正午”當時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平臺，我也在上面發過一篇非虛構，便欣然同意。方所書店在青島萬象匯的負一層，此后的幾年，我還在那里做了好幾場活動。我對那里的感受很好，包括負責書店運營的朋友們。書店在商業區，人氣比較旺，周末來參加活動的朋友們也多。這次，因“正午”的影響力，臺下座無虛席。活動的主題是“文藝青年的生存之道”，倒不是圍繞著書，而是分享各自這些年的經歷。讀者朋友多，我作為嘉賓，沒有太多的壓力，場子很快就熱絡了。我還記得一些分享的細節。我說，我那時候失戀，只能出門，沿著我們村旁邊的國道溜達，還不敢走太遠，不然還得再走回來。后面，我也分享了一些在村里生活的細節。為什么回村居住，就是在寫作沒什么起色的時候，若還是想走寫作這條路，那就只能降低自己的生活標準。不用租房子，吃穿用度也花錢少。我不上班，在家里寫作，村民也總是問東問西。作為村里一個少見的還能寫東西的人，也要被喊去參加上面組織的各類征文比賽，幫助村民寫點競職報告之類的。這種反差，臺下的觀眾聽著很有趣，笑聲不斷。自這之后，分享鄉村生活成了我的一個保留環節。相對于文學本身，大家更關心的還是想聽點故事，或是你自己的不堪。而這些不堪，也不是局限在訴苦。當你有了一點兒成績，云淡風輕這么講出來，才有意思。若是我當初寫作還是沒有任何的起色，這些過往就成了不堪的傷疤，不會輕易講出來。

后來的幾年，《都是人民群眾》《余事勿取》《王能好》這三本書，我也都在青島方所做的活動。書店在活動開始前，安排當地的媒體采訪。一般活動是在下午，我準備要說的一些話，在媒體采訪時，已經差不多都回答完了。大概問題是，為什么要寫這一本書？未來有什么新的創作計劃？對當下青年寫作和鄉村題材的看法等諸如此類。活動開始，我發現自己喪失了表達的欲望。按照一般的套路，既然做活動，選定了嘉賓，不管你的書是否足夠的好，請他（她）來是為了站臺，說些好話，闡述一下你創作的意義和價值，讓大家購買。但我覺得，當眾被人夸和你當眾被罵感受是一樣的，渾身不自在，尷尬。我覺得我干的這件事，沒到這個地步。我要到很后來才能慢慢習慣，那就是，嘉賓的這些話不要太當真。我又想到自己當嘉賓，也只是盡自己一份職責。要是真當眾說一些小說的缺點的話，任誰都有些下不來臺。

2020年，《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眾》這兩本書的出版，對我的寫作生涯來說有著重要的意義。前者其實2018年就寫完了，后者也是從2016年陸續寫到2018年，等到出書，已經過去兩年多，新鮮感早已經過去。參加一些新書的宣傳活動，也只是為了配合出版社。對我而言，并沒有看得多么重要。兩本書面世相隔不足兩個月，有一個共同點：兩本書的編輯在書出來前都從各自的出版機構離職。南京的奇點書集聯系到我，想做個新書的活動，嘉賓費五千。一般給自己的書做宣傳，作者本人是沒有嘉賓費的。另外請的嘉賓，也看出版機構的預算，能給嘉賓費的也在少數。為了這個錢，我當然更有動力，可也算不上如何充分去準備。到了南京，看現場時，聯系我的朋友說活動不在書店。那地方是開發商的樓盤項目，做點活動，增加點文化氛圍。這對我來說，無傷大雅，在哪里做活動都可以，本來這份錢也是開發商出的。主辦方倒是做得很用心，現場精心布置，宣傳海報占據了一整面墻。還有活動前的休息室，為了避免和工作人員寒暄，消耗精力——這里要說一下，我覺得沒話找話，對雙方而言，都是一種痛苦——我找借口離開休息室，在園區里溜達。主辦方特意請來當地電視臺的主持人，階梯式的會場，零散坐了十幾個人，和主辦方準備的架勢有不小的反差。活動沒開始，我整個人，內心就充斥著挫敗感，面對讀者，我開場舉了一個例子自嘲——好多年前，莫言和郭敬明在北京同一個書城做簽售活動。郭敬明的書迷排隊排出去好幾里地，參加莫言新書分享會的人寥寥無幾。當然，我這也有點兒不要臉的成分，怎么好意思拿自己跟莫言比呢？主持人很專業，穿著職業裝，標準普通話，正襟危坐，與我吊兒郎當的樣子反差明顯。她手卡上的問題，是書店負責人準備的，基本上都在預料之內。我現在已經記不太清楚具體講了些什么，大概還是分享一下在村里的一些生活狀態吧。活動好像還沒有到預定的時間，我就有些無話可說了。讀者提問的環節，臺下也沒有什么人響應。整個活動就在這樣一個彼此失望的狀態下結束了。我的表現真是對不住到手的五千塊錢。

2020年的11月份，上海文藝出版社邀請我去上海的神獸之間書店做《余事勿取》的活動，邀請的嘉賓是華東師大的項靜教授。活動的主題是“父輩的旗幟”。如果說，美劇《父輩的旗幟》講述的是在戰爭年代父輩們的豐功偉績。那么有必要談一下，身處和平年代，父輩們在繁瑣的日常生活面前，如何完成英雄的壯舉。我的這個想法也契合《余事勿取》的內容，以我死去的父親為原型，描述他作為一個普通的農民，為家庭付出的一生。書店的位置比較偏僻，下午活動，有朋友專門從蘇州趕過來，我就早一步先去了。雖然上海和蘇州距離不太遠，但一個朋友這么專程來參加我這個活動，我心里多少有些壓力，心想，這又何必呢？書店本身面積不大，活動區域也狹窄，就這樣，也沒有坐滿人，加上來的兩個朋友和店員，估計有七八個人就不錯了，這倒是和我當時的名氣和文學成績相匹配。寫到這里，我記起，這還不是我的新書活動中來參加的人數最可憐的。也是這一年，《余事勿取》剛出版不久，9月份，濟南新開的一家書店邀請我去做活動。書店在大明湖的旁邊。我當時也沒邀請什么嘉賓，書店負責人兼嘉賓和主持人。書出來不久，我感覺還是有不少話要說。活動開始，臺下邊一共坐了七個人，其中四個還是我的朋友。對談過程中，我感覺和主持人的文學審美有差異，興趣索然。我講了不到一半，那三個人覺得無趣起身走了。我就跟主持人說，要不活動就到這，咱們吃飯去吧。這個經歷和莫言、郭敬明的那個對比成為我后來參加活動必講的一個橋段。必講是因為，一來消解尷尬，二來也算是一個暖場。不是有句話，自嘲說明這個人自信。這總好過，一個沒有什么名氣的作家在那兒自夸自談。

神獸之間書店的活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項靜老師性格偏嚴肅，學術性強。她問的問題，我也沒能力特別學術地去回答，只能講一些鄉村的八卦。我們兩個人各說各的，形成不了有效的交流。讀者分享的環節，我記得有一個中年男人，他非常嚴肅地和我討論了父子的關系。他的父親是個退伍軍人，從小就對他特別嚴厲，父子關系一直很緊張，到現在他已經人到中年，也沒辦法處理好。他是看到這個活動的主題是“父輩的旗幟”才過來的，想從我這里得到一些有價值的信息。從他的表情中，我能感受到嚴苛的父權對他內心造成的負面困擾，但是我的家庭除了貧窮之外，算是比較和睦和幸福，從沒有過那種非常激烈的父子間的對抗，如何處理父子關系，我沒辦法解答他的問題。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個中年人傾訴這些話時嚴峻的表情，激動得眼淚打轉，或許他只是需要這樣的場合，來抒發下內心的壓抑吧。我作為一個喪父的人，倒是很羨慕他，父親健在，平日即便是對抗，也是一種交流，這已經很不錯了。

2021年3月底，河南鄭州的松社書店邀請我去做一場《余事勿取》的分享會。我沒請嘉賓，我在鄭州當地沒有太熟悉的朋友，當然如果想找的話，也能托人找到。但是，一想到讓人浪費那么長的時間讀一本小說，就很不妥。我是有點閱讀障礙的，閱讀一本書，起碼要花費好幾天的時間，所以也會去考慮旁人愿不愿意讀。松社書店在一座建筑的二樓，地方挺大，沒什么人，剛熬過一段特殊時期，不太景氣。活動現場，舞臺上放著一把孤零零的椅子，臺下零零散散坐著十來個人，我有點后悔沒請嘉賓，就非常尷尬在臺上說了那么一個多小時，中間每看到下邊有人離場，說話的欲望就越來越低。插句話，關于《余事勿取》這本書，我印象深刻的是山東大學文學院組織的一場線上讀書會。參會的都是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碩博研究生，讀過這本書，也比較感興趣。我聽著學生們的分享，感觸良多，一來自己寫的小說，被人讀懂了；二來，小說能引發學生們對自己父親的記憶。有個男同學分享了他和父親的一個細節，他的父親前不久去世了，下葬時，親屬在墳前給死者上煙。他說，我爸根本不抽煙，不用點煙。長輩說，你爸抽煙的，喝酒的時候會抽。我們有時對身邊最親密的人也不見得有多么了解。

如今，松社書店已經停止營業。又過了幾年，2024年6月份，我在青島的方所書店做《土廣寸木》的活動。一個小伙子在微博上聯系我，說他來青島旅游，看到書店的活動，想去找我簽本書。他說，當時松社書店的活動，他也在臺下，但和女朋友鬧了矛盾，心情不好，聽了沒一會兒就走了。小伙子的這個講述，讓我想起來，2023年11月末，新書《沈穎與陳子凱》在北京的一場活動上，讀者提問環節，一個朋友在下邊說她的朋友是我的忠實的讀者，喜歡《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這本書。在外地做活動，有一個比較奇妙的地方，就是你會不經意和一些讀者產生這樣奇妙的聯系。《沈穎與陳子凱》的活動，在北京的一個商場，下面坐著二三十個人，請的嘉賓是青年評論家劉詩宇和王雪。我那天剛好發燒，整個人無精打采，幸虧有他倆，才不至于局面沉悶。《沈穎與陳子凱》2023年8月份面世，恰好趕上這年的上海書展。當時請的嘉賓是梁永安、鄭在歡、汪雨萌，地點在衡山·和集書店。這也是這個書店閉店前的最后一場新書分享活動，很快，因房租問題，這個書店也不存在了。這個活動因為有梁永安老師，他的號召力強，空間都被擠滿了。我這個小說算是城鄉情感題材，恰好梁老師是青年人心目中的情感導師，整個活動就以情感分享為主，氣氛也尤為熱烈。

2024年的1月份，我去參加一個阿那亞·金山嶺的藝術家駐留項目，在那邊住了二十多天。其中一天晚上，我們駐留的幾個寫作者包括索南才讓等人，有一場關于文學和寫作的交流會。當時周曉楓老師坐在臺下，活動快要結束，我說我們都朗誦下自己書的段落吧。我之前參加的活動，從來沒有朗誦片段的環節。那天晚上的氛圍真是不錯，寒冬，深山，大家圍坐在一個暖和的房間。我朗誦了書里的一段。曉楓老師說，這段寫得好。那當然了，我是專門挑出了一段寫得不錯的。零下二十多攝氏度的天氣，蔚藍的天空，山中的呼呼風聲，曉楓老師心直口快的性格，對我的鼓勵，成了那晚上我美好的記憶。轉眼到了2024年的9月份，賈行家老師找到我，想在“得到”APP的《大望局》做一期《土廣寸木》的節目，嘉賓是周曉楓。活動形式是線下錄音頻。時隔大半年，再次見到了曉楓老師。可能是不用現場面對讀者，氛圍更輕松，賈老師做了充分的提問準備，還有曉楓老師獨特的個人魅力，緩解了我的緊張。她說，思孝，你不要覺得什么樣的書請我，我都出來的，前陣子馬爾克斯的《我們八月見》這本書，請我做活動，我不太喜歡，就拒絕了。你這本書，我真是喜歡。我當時開玩笑說，那曉楓老師，以后我是不是可以說你在我和馬爾克斯的書中，選擇了我的。曉楓老師說，你倒也不必這么說。節目錄制了大概兩個小時，其間好幾次，曉楓老師強行打斷，被我笨拙的表達急得接過話茬兒，說我把一本書講得讓人一點兒讀的想法都沒有了。她說，我們都是鄉村放出去的風箏，只不過線長線短而已。后來，一些讀者朋友，也總是提及這句話，用來概括讀完我這本書的感受。

每次去外地做活動，都有當地的文友過來捧場。遺憾的是，并不是每次都有充裕的時間和朋友聊天。我總覺得對不住這些朋友的付出和厚愛。我做的所有活動里邊，發揮最好的應該是2024年9月份，在北京的“naive理想國”。主持人是文化記者尹清露，另外兩個嘉賓是作家賈行家、崔君。那一天北京大堵車，中途又下起了雨，趕到后嘉賓們匆忙吃了飯。上臺前，我要了一瓶啤酒，邊喝著，找到自己的節奏。我剔除掉那些關于文學層面的意義，就講這本書里邊個體的生活，講了幾段農村里的事，分享給在大城市里討生活的人們。這里，我復述文字如下：

我一個出了五服的堂弟結婚。照例，我回村幫工。在籌備婚禮的時候，碰到了我的一個叔叔，長江。按輩分長江雖是我叔，但比我還小幾歲，是個90后。前幾年我寫過一篇小說《妄人劉長江》，就是他。內容是差不多十二三年前，劉長江二十出頭，一副流浪漢的裝扮，找到我，和我說他的人生規劃，要建化工廠，要開酒店，要干工程，說的都是我們村周圍那些所謂能人發家致富的手段。一頓滔滔不絕下來，我覺得長江的人生目標很遠大，只不過有些不切實際。他越說越亢奮，容不得旁人半點質疑，我就只能點頭應和。回頭，就問老付。我的母親老付說，長江腦子有問題了。十多年過去。我和長江在逼仄的農村天井里四目相對，他顯然有些不好意思，大概和我一樣，腦海中浮現出過去他的夸夸其談。長江發福了，戴著眼鏡，為人有些羞怯。我們就發生了對話。我問，你這在哪上班呢？他說，在鎮上的五峰塑編。我問，工資怎么樣？他說，四千左右。我問，能按時發嗎？他回，能。我說，這年頭能發出工資就不錯了。不過，長江正考慮去別的廠，現在的廠女工太少，不好找對象。和長江聊完，我碰到堂嫂，她性格直爽，是村里的“情報中心”之一。談到長江大齡未婚，一臉鄙夷說道，去年有個女的看上他了，和他說，想去他家里住，你猜長江怎么說的？我捧哏道，咋說的？長江說，你來我家住，我去哪里住？有天晚上，我和老付去鎮上的羊湯館吃飯。餐館門口停著一輛收廢品的三輪車。去得有點兒早，五點多，除了我們這一桌，還有一對中年夫婦。中年男蹺著腿，吃著油餅，大聲說，別看這飯館不大，大老板經常來這里，那誰身價都上億了，也來這里吃飯。聽口音是外地的。這話，自然不是說給我和老付聽的，也不是說給飯館老板聽的。他臉對著外，其實是說給坐在他對面的老婆聽的。意思是，別嫌棄我請你來這里吃飯，這羊湯可不普通，咱能和大老板喝一樣的羊湯吃一樣的油餅，咱這坐的位置，也坐過大老板。我坐在旁邊，仔細聽著，內心五味雜陳，并不覺得這個男子聒噪，只感受到一個男人強悍的自尊心。老婆從外地來找許久不見的男人，男人并不想讓女人看到自己的悲苦，一起來喝這個普通又珍貴的羊湯。

出去做活動，是給你一個機會近距離和讀者交流，聽取他們的意見。當然這和你這本書寫得怎么樣息息相關。如果這本書寫得自己不滿意，你也沒有那么多的心情去交流；你寫出了一本滿意的書，就更有話講。2024年6月底，受紹興柯橋先鋒鑒湖書店的邀請，我去做了場《土廣寸木》的活動，因沒嘉賓費，就請杭州的朋友王晴飛來幫這個忙。書店在一個風景區里，由自來水廠改造。臨湖，風景稱得上優美。若天氣沒那么燥熱，體驗會更好。這邊離市區有點兒距離——這么說倒像是借口——反正來活動的人也不多。我來紹興，還有一層意思，恰好能看下魯迅的故居。正是暑假，故居擠滿了人，排隊也沒等待，只是目睹了兩場游客的吵架。我們中午到了，先吃了頓飯，下午三點的活動，回住的地方午休也來不及。我倆就在書店喝咖啡提神等著。活動沒什么好說的，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保潔大媽認真讀完了我的小說，雖說南北鄉村有些不同，她分享說自己被書里面的婦女們打動。結束后，又碰到保潔大媽，她的家就在書店旁邊的村子，緊鄰著湖，是兩層小樓。我們邊聊著邊走向她的家，在她的家門口，我們站在橋上看著湖面，風吹拂著，心生羨慕，能在這里居住，該有多好。當天晚上，我和晴飛在酒店附近的景區里散步，露天舞臺上正在演社戲，我們坐在那里聽了一會兒。看著景區里的河道，我們聯想，當年魯迅大概也是坐著烏篷船沿著這些河道來聽社戲的吧。

寫這篇文章時，我最近參加的一場圖書的活動是2025年3月份，在青島的良友書坊，關于朋友崔君的小說集《有山有谷》。嘉賓都是朋友，除了山東大學的趙坤教授，還有《長篇小說選刊》的主編宋嵩。因我確實很喜歡這本書，又都是熟人，聊起來就很有底氣。活動結束后，一行人去喝酒，遇到了一些久不見面的朋友。人多嘴雜，雖沒多說些話，可知道朋友的生活還不錯，心里就覺得踏實。這天晚上，我是有點兒喝多了。這幾年，圖書市場萎縮，每次出去做活動，自己也明白，意義并不是特別大，也賣不了多少本書，漸漸成為一個小圈子里的自娛自樂。但碰到自己喜歡的書，又能見到性情相投的朋友，何樂不為。可能我現在的觀點比較消極，2025年出了一本精選小說集《時運》，一些書店的邀請活動我都拒絕了。一來，參加一場活動，地方比較遠的話，來回差不多得需要三天時間，耽誤正在進行的創作。更重要的原因是，這本書是過去小說的精選集，確實也沒多少話可說。

我最開始寫作出書，希望有做活動的機會。圖書活動的多寡，其實也是一個作者影響力的表現之一。等到后來頻繁參與這些活動，祛魅的同時，我多少體會到，每一次活動在輸出時也是對自己的梳理，但這些都和文學本身沒有太大的關系。作者更應該窩在自己的小房間里邊，思考怎么寫。但是，我又不是那種能完全杜絕與外界的聯系，像美國的作家塞林格那樣隱居避世的人。這也要建立在自己真的寫出一個有影響力的作品之后，已經品嘗過名利，你才可以有資本去這么做吧，而我顯然沒到這樣的程度，只能去配合做宣傳，或許這也說明我骨子里渴望拋頭露面。相較于在圖書市場上那些蔚為壯觀的簽名售書現場，一個嚴肅文學的寫作者面對著冷清的現場，總有一種隱隱的挫敗感。這個時候，就需要給自己一定的內心支持，告訴自己現在寫的東西是有意義的。這個意義只是需要更長的時間去證明，但是我是否能寫出那么有持久力的東西呢？我現在就處在不太樂觀的階段。

【作者簡介：魏思孝，1986年出生于淄博。著有《土廣寸木》《王能好》等，《土廣寸木》獲第七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