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的那天，晚睡晚起的余澤民打開手機，當百十條信息與數十個添加好友的請求呈現在眼前時，他所譯介的作家已然加冕。錯愕與激動同時涌來，他“補發”了一段朋友圈：“我是最后知道這消息的，但也讓我的高興如禮花綻放一樣……我覺得文學翻譯的意義再次被驗證，興奮得甚至有了自己獲獎的錯覺。”好友邱華棟則在下面留言：“確實感覺就像你獲了獎那樣令人高興。”

他曾自詡為“變色龍”。青春歲月，浪漫與顛簸交織，從醫學院的學生到出走的青年，從診所的醫者到文化沙龍里的講述者，直至成為兩位匈牙利籍諾獎作家的中文譯者。他并非一夜成名，翻譯于他，從來都是精神的愉悅，而非通向名利的階梯。

1

塞格德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是回蕩在許多年輕人心頭的無聲召喚。只是因為北醫學長從匈牙利傳來的簡訊：“這里不錯，免簽，來吧。”二十六歲的余澤民，背著簡單的行囊，踏上了從北京出發的K3次國際列車。行囊里那本歐文·斯通的《渴望生活》——仿佛預示了他未來戲劇般的命運。

初到匈牙利，憑借北京醫科大學臨床系的文憑、中國音樂學院藝術心理學的學歷以及廣安門醫院針灸推拿的進修證明，他在一位匈牙利人開的中醫診所找到了立足之地。他總是對命運滿懷感激，這份感激很快便得到了回響——工作的第二天，他在診所邂逅了時任塞格德大學教師的海爾奈·亞諾什先生。塞格德，這座靠近塞爾維亞與羅馬尼亞邊境的寧靜小城，被譽為匈牙利的“文化之城”。

不過三個月，診所的匈牙利主人不告而別，留下初來乍到、不知所措的余澤民。幸而，亞諾什和一對從美國來的教師夫婦，向他伸出了溫暖的援手。尤其是亞諾什，這位大學教師兼出版人，正主辦著一本文史雜志《2000年》。“起初或許是出于同情，”余澤民回憶，“但當他知道我熱愛文學，便邀請我舉辦一系列中國文化講座。第一講，我談中國古詩與音樂，剖析《楓橋夜泊》的意境，播放了從國內帶去的張維良長笛磁帶……”若有大學生對中文感興趣，他便興致勃勃地教他們，收下作為報酬的火腿與奶酪。

塞格德以充沛的陽光聞名。不知這異鄉的陽光，在多大程度上撫平了他內心的漂泊感。余澤民說，更多是早年醫學院的經歷，賦予了他一種堅韌的底色，讓他在動蕩中也能尋得內心的秩序，堅持下去。

亞諾什的家，是塞格德一個無形的文化沙龍，總是聚集著作家、藝術家與思想者。

1993年4月，余澤民清晰地記得那個日子。亞諾什告訴他：“那位將來會成為匈牙利最好的作家，今晚要來我家。”他來了，“頭戴黑色呢帽，身著藍色棉布外套，仿佛從一張舊世紀的肖像畫中走出。”他就是被蘇珊·桑塔格贊為“當代最富哲學性小說家”的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奇妙的磁場共振。盡管那時余澤民的匈語能力幾乎為零，英語也磕磕絆絆，兩人卻一見如故，圍繞著“中國”這個話題，竟暢談了整個夜晚。拉斯洛欣喜地對他說：“你是我在匈牙利遇到的第一個‘活的中國人’。”

那一晚的交談如此投契，拉斯洛甚至邀請余澤民同行，開車兩百公里，回到他位于小山上的家。“我記得他的書房里，有一整面書架關于中國，不止匈語書，還有英、德、法文版本。”那次拜訪，余澤民一住便是一周。他為拉斯洛烹制中式菜肴，拉斯洛則滿懷激情地追憶他早年的中國之旅，簽名贈送給澤民新出版的中國游記《烏蘭巴托的囚徒》，暢談對李白的景仰……并許下愿望：“希望有一天，我們能一起再回中國。”

2

布達佩斯

亞諾什比余澤民年長十歲，朝夕相處中，兩人滋生了如親人般的情誼。后來，亞諾什遷往布達佩斯，余澤民也隨之而去。盡管人生的航向依舊迷霧重重，但他內心十分肯定：自己是當時漂泊東歐的中國人里，極少數對生意經毫無興趣的一個。

轉機在1998年悄然降臨。拉斯洛獲得了一項國際新聞基金的支持，旨在讓作家從事新聞寫作。他幾乎毫不猶豫地決定，用這筆基金實現一個夙愿：帶著余澤民，重走李白的詩歌之路，重返中國。

那時，無論是拉斯洛還是余澤民自己，都絕不會預料到，這位忙前忙后、打理一切的北京同伴，未來將如何轉身，成為他作品在中文世界的“擺渡人”。

帶著14盤滿載見聞的采訪磁帶回到布達佩斯后，恰逢亞諾什的出版社再版拉斯洛的小說集《仁慈的關系》。書從印刷廠運回，亞諾什順手遞給他一本：“留作紀念吧，你朋友的書。”于是，靠著字典，澤民開始艱難而好奇地閱讀，邊翻邊記錄，從小埋藏在心里對文學的向往成了催化劑，作為自學匈語的練習，他嘗試翻譯了其中的短篇《茹茲的陷阱》。

命運的齒輪，就在這看似不經意的嘗試中，緩緩而堅定地開始了轉動。

此后，余澤民成了拉斯洛家的常客，并在那里遇見了先于拉斯洛獲得諾獎的凱爾泰斯·伊姆雷，創作了《赫拉巴爾之書》的艾斯特哈茲·彼得，以及《垃圾日》的作者馬利亞什·貝拉等匈牙利作家。隨后的兩年多，他深深沉醉于翻譯的奇妙世界，陸續翻譯了十幾位匈牙利作家的三十多個短篇。然而，出于詩人般的純粹與隨性，他從未想過將這些譯稿發表，只視其為語言的修煉與靈魂的私享。

2002年，凱爾泰斯折桂諾貝爾獎的消息，在中國出版界激起千層浪，各家出版社競相爭奪其作品版權。幾經波折，作家出版社的編輯郭漢睿和朱燕，聯系上了遠在布達佩斯的余澤民。余澤民立刻行動，購回凱爾泰斯的九部作品潛心分析，最終推薦了涵蓋電影文學、小說、散文、日記等多種體裁的《命運無常》《英國旗》《另一個人》與《船夫日記》，并協助作家出版社成功獲取版權。而譯者的重任，最終也因他電腦中那三十多篇默默耕耘的譯稿，落在了他的肩上。朱燕的肯定，讓他正式成為了凱爾泰斯作品的中文譯者。

拉斯洛獲獎后，詩人歐陽江河在一次采訪中如此評價余澤民的勞作：“他借助拉斯洛作品中那些古怪的、啟示錄般的文字，以及匈牙利語的原生意蘊，豐富、改造、糾正，甚至在某種意義上‘發明’了一種中文，或者說，他讓我們的中文經歷了一次外語化的洗禮……余澤民投入了自己的生命，做成了一件大事。”

更富詩意的巧合是，余澤民的妻子艾麗卡，一位畢業于羅蘭大學中文系并曾留華的漢學家，翻譯的正是拉斯洛的“老友”歐陽江河的作品。不僅于此，她還譯介了魯敏、邱華棟、曹文軒的小說，艾青、楊煉、吉狄馬加、梅爾的詩歌，以及諸多中國藝術、歷史著作。其中《漢字》和《中國時刻》這類專業性極強的書籍，則是夫婦二人的合作成果。

3

北京

年輕時，我們總渴望逃離故鄉。余澤民說，很多年后，慢慢體會到，離開家是很大的心理丟失。

近年來，余澤民身兼匈牙利羅蘭大學與鮑羅什學院的文學翻譯導師，同時也受聘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特聘教授，歸國授課成了常事。這次電話采訪，便是在他回到北京的次日進行的。

“和許多傳統的中國家庭一樣，在很長一段歲月里，我的父母似乎并不真正了解我和弟弟，也不善于表達愛。但如今回首，我才恍然大悟，那種沉默的守望，本身就是最深切的愛。”

他的母親是婦產科醫生，父親是常年跋野在外的地質工程師。這對專注于事業的父母，以一種近乎放任的信任，給予了家中兩位少年最廣闊的自由與最深沉的支持。

父親于1997年離世，沒能看到一年后兒子陪著拉斯洛漫游中國的身影，也沒能見證他最終找到文學翻譯這方心靈棲所。這成為了一種巨大的無法彌補的遺憾。在澤民出國前，父親是家里唯一見過世界的人——上世紀六十年代援建坦贊鐵路，足跡遍及蘇聯、越南，甚至布達佩斯。家中那本黑白相冊，凝固著父輩的風華。這或許就是為什么，當旁人質疑兒子“不好好做醫生”時，沉默的父親卻選擇了理解與支持。

1998年的那次旅程，始于北京。拉斯洛住在澤民家中，注意到弟弟偉民的吉他弦斷了，便堅持要去買副新弦，親手為他調好音準；發現母親床頭擺放著外公外婆的結婚照，便在從美術館歸來的路上，特意挑選了一個相框鄭重贈予。母親深受感動，她用英語向拉斯洛講述家族的故事：余澤民的外公謝霖，是中國現代會計學的奠基人，曾出任孫中山的財務官。一個家族的微縮史，折射出一個時代的磅礴變遷。拉斯洛聽得入迷。回到布達佩斯后，他將此行寫進散文《只有星辰的天空》。待到2006年散文集《天空下的毀滅與哀愁》出版時，其中一篇題為《媽媽》的文章，主角正是澤民的媽媽。回憶母親，余澤民感慨：“想來天下的母親都一樣，都會相信自己的兒子是世上最聰明的。”

2002年10月，母親從報上讀到凱爾泰斯獲獎的消息，得知國內出版社苦于找不到匈語譯者。未與兒子商量，她便開始四處給出版社打電話：“我兒子在布達佩斯，他能翻譯！”然而，當對方聽聞她兒子“棄醫從文”、背景與匈語毫無瓜葛時，便都掛斷了電話。弟弟余偉民，一位曾為竇唯、何勇、張楚、小柯等音樂人打鼓的樂手，在一次演出后的夜宵席間，向熱心的何勇提及此事。何勇當即說：“我認識一位編輯。”這位編輯正是作家出版社的朱燕。原來，還有母親的神助，推著澤民走上了譯者之路。

自1998年相識，余澤民的母親與拉斯洛建立了一段跨越山海的友誼。有一年，她去匈牙利探望澤民，盡管拉斯洛不在城里，仍堅持讓余澤民帶母親和弟弟去他山中的家里住了兩日。直至去年母親去世，每年春節，拉斯洛都會讓妻子親手制作賀卡，寄往北京。余澤民想，當下，若母親知道拉斯洛也得了諾獎，定會欣喜萬分吧。

2017年，余澤民獲頒“匈牙利文化貢獻獎”，頒獎詞里有一句話：“他一個人相當于一個機構。”二十多年來，他將當代匈牙利文學“搬運”到中文世界，澤民說，“我自己都覺得瘋狂”。

但，這不正是余澤民嗎？那個想好了便去做，不計得失、全情投入的澤民，那個骨子里始終住著一個詩人的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