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巴別塔》之后，1996年出生于中國廣東的美籍華裔作家匡靈秀，再探魔法學院的禁區，推出了被讀者戲稱是“哈利·波特博士延畢版”的新作《地獄考》，近期中文版面世。

《地獄考》的英文書名為“Katabasis”，是一個希臘語詞匯，直譯為“下降”“下行”“墜落”，在古典文學中，它通常用來描述一種向下的旅程，尤其是指神話中的英雄進入地下世界的故事。柏拉圖常用這個詞表示下到地獄，“Katabasis”與荷馬筆下的“奧德賽”（Odyssey）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之處，尤其是在它們所描述的旅程類型上。

在《巴別塔》中，匡靈秀融合歷史與奇幻，探討了語言和翻譯的力量；在《地獄考》中，她再度從跨文化視野出發，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取材當下高校學術界，搭建全新魔法地獄。近日，《巴別塔》譯者、《地獄考》譯校陳陽與法語譯者、圖書策劃編輯張引弘，從譯者視角探討了匡靈秀作品中的語言魔法和全球化的寫作主題。

創作素材大多源于作家的生活經歷

張引弘：陳陽畢業于北京語言大學高翻學院，專業學翻譯，同時也是譯者。首先，我想先請陳陽簡單介紹一下匡靈秀這位作家，以及《巴別塔》和《地獄考》這兩本書的簡介。

陳陽：匡靈秀是一個非常年輕的美國奇幻小說界的后起之秀。她是華裔，很小的時候就跟著家人一起到了美國讀書，再后來因為交流的留學項目又去了歐洲，在歐洲的老牌名校牛津和劍橋都學習過。她學習的專業是語言學，也有比較文學，同時還研究過邏輯學方面的內容。

所以我們如果去看這兩本書的話，就會發現匡靈秀的寫作有很大一部分的素材和靈感都來源于她的生活和過往的經歷。《巴別塔》的主角、小男孩羅賓就是一個從小在廣州出生長大，在大概八到十歲時被帶到英國，然后到牛津大學學習翻譯的學生。而在《地獄考》里，主角是一位女博士愛麗絲·羅，以美國留學生的身份來到劍橋大學的魔法學院，學習建立在邏輯學基礎之上的“悖論魔法”。作為一個美國女孩，她在老牌的歐洲學校劍橋經歷了很多精神、情感和學術方面的磨練。這些都和匡靈秀本人的經歷有關。

我為什么會選擇翻譯《巴別塔》這樣一本書，其實也是機緣巧合。首先我本身就是一個奇幻愛好者。其次我是一個女性譯者，《巴別塔》是一本由女性作者創作的關于翻譯的奇幻小說。所以我覺得《巴別塔》這本書對我來說會很重要，它也確實是我翻譯生涯當中的一個里程碑。

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我和書中的人物有非常多的共鳴。比如羅賓，他在巴別塔的經歷就和我當初在北京語言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的經歷，簡直是一模一樣，所以翻譯的時候有一種非常獨特的體驗。

《巴別塔》之后，匡靈秀又寫出了《地獄考》，同樣是從語言學角度建立起了她自己的魔法，只不過這一次，她的這個魔法的基礎不再是翻譯，也不再是兩種語言的轉換，而是建立在與邏輯學有關的悖論基礎之上，會有一點“燒腦”。

《巴別塔》的“翻譯魔法”和《地獄考》的“悖論魔法”

張引弘：在《巴別塔》這本書里，譯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具有很高的地位，這個身份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消弭一些作為不同種族的人、作為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可以讓別人忽略掉在當時身為弱勢群體會遭到歧視的身份，只因為你是一個譯者而受到尊重。

《巴別塔》里講到“翻譯魔法”，做翻譯的人在翻譯時經常會感受到某種痛苦，比如譯者很難在自己的母語中找到一個與原詞完全對應的詞，因為無論怎么翻譯，總覺得少了一些東西，是翻譯無法呈現出來的，而匡靈秀恰恰利用這種現象，將它變成了一種魔法，就好像本雅明所說的失落的元語言突然以另一種形式存在了。

陳陽：在《巴別塔》里，“翻譯魔法”是通過銀條來實現的。銀條一面刻著中文的某個單詞或詞語，另一面刻著詞義相對應的英文的某一個單詞，通過英文和中文單詞之間的細微差異來產生力量。當把銀條安裝在蒸汽機上，或者安裝在任何日常用具上，它都會產生神奇的力量。

舉例來說，比如小說中出現的一根銀條，它可以起到引人聯想的作用。這根銀條其中一面刻的是英文單詞invisible，意思是“隱身”，它的另一面刻的則是漢語詞匯“無形”。無形和invisible，這兩個詞語看起來好像是完全對等的，但是如果我們去仔細地分析，就會發現“無形”其實有兩層意思，其中一個意思完全對應invisible，也就是看不見的、隱形的；但是“無形”從字面上來說，還可以解析出另外一個意思，就是“沒有形態，沒有實體”。所以如果在現實的翻譯當中，我們很難在一個語境之下，把“無形”的這兩層意思同時翻譯出來，英文的invisible是沒有辦法同時承載兩個語義的。而在匡靈秀的魔法世界里，一個同時掌握了中文和英文的雙語者羅賓，在念出這兩個詞的時候，他就可以讓自己不僅不被人看見，同時也不被人摸到，他整個失去了形體，這是匡靈秀在巴別塔世界當中魔法設定的一個基礎。

如果從理論分析的話，“翻譯魔法”其實利用的是多義詞的翻譯特點。也即通過外語，將中文“無形”當中的一個語義錨定下來，同時又通過雙語的對比，讓它沒有辦法被翻譯的部分轉化為現實當中可見的魔法。在巴別塔的世界中，也有同時應用好幾種語言的，實現更強力魔法的語言鏈。

張引弘：《巴別塔》中，除了這種語言的設定，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19世紀英國殖民統治的歷史背景。故事和歷史背景設定很好地嵌套在了一起。比如，故事里用的銀條，材料就是白銀——在小說里，白銀是一種稀缺資源，英國在當時已經把本土的白銀開采得差不多了，所以他們需要通過殖民獲取大量的白銀，從而進行銀條制造。另外，牛津的翻譯學院當時招收了很多其他國家，尤其是非歐洲國家的學生，也是為了獲取和制造白銀。這是《巴別塔》的故事設定。那接下來看看《地獄考》里的魔法是怎樣的一個設定？

陳陽：《地獄考》里和邏輯相關的“悖論魔法”是怎么生效的？首先是悖論。悖論就是我們從一個前提導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結論。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書里面提到的一個入門新生都會掌握的一個法陣，叫作“說謊者悖論”。具體是，假如我是一個正在說謊的人，我現在對大家說“我說的這句話是假的”，這句話導出的結論必然是一個悖論：假如我說的這句話是假話，這句話如果是真的，那么我這句話就不可能是假話；假如我現在說的是假話，我在說謊，我說的這句話是假話，它就是真的。從一個前提導出一個自相矛盾的結論，這就是悖論。

在《地獄考》里，這些魔法師是如何把這種自相矛盾轉化成一個魔法的呢？它其實涉及一個前提，你踏入了這個法陣，就相當于你從思維上接受了這個悖論。只有當你接受了這個悖論的時候，當你去思考為什么這句話又真又假的時候，你才會被這樣的一個寫在地上的法陣給困住。當你被“說謊者悖論”困住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在大腦里去分辨自己現在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那么你就只能下意識地說出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想法。所以在《地獄考》里，整個“悖論魔法”生效的基礎就是，你要接受一個悖論。但是，只要跳出它的前提，拒絕去思考“我正在說謊”這句話到底是真是假，那么你就不會被法陣給框住。

因此，《地獄考》的戲劇張力比《巴別塔》要強很多，很多派別的魔法師在斗智斗勇，要看誰最后能在智力上更勝一籌。

張引弘：“悖論”（paradox）這個詞，從詞源上來說，就是一種對信仰的違背，也就是你首先相信一個東西，然后你違背了這個信仰，所以產生了悖論。

陳陽：《巴別塔》和《地獄考》這兩個故事，歸結到最后核心的本質是夸大了意識對于物質、對于現實的反作用。在現實世界里，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于物質，但是這個反作用是有限度的。而在《巴別塔》和《地獄考》的魔法世界里，這種反作用被無限放大，甚至到了意識可以扭轉物質、扭轉現實的地步。

希望能夠看到“理想女性”的更多講述

張引弘：《地獄考》里的主角愛麗絲這個形象可能有些不那么討喜，她整個設定是這個女生在一個以男性為主導、以一個某種非常明確的價值觀為主導的高校系統里讀博，她的導師是“學界大佬”，具有絕對權威和絕對話語權，愛麗絲要去地獄里救他，是因為她需要這個老師為她寫畢業推薦信。隨著故事的發展，當她進入地獄時，遇到了男友彼得，在她眼里，彼得是具有光鮮亮麗家世的天才，也是學界炙手可熱的學術新星。但在故事里，彼得并不是愛麗絲想象中那樣符合也遵從社會運作規則的人。

陳陽：《地獄考》里的愛麗絲處于一個精英圈，她是無法擺脫這些價值體系的，只能通過去認可既有的規則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和地位，所以我們也不能去苛責她，不可能要求她在20世紀80年代背景下去做一個超越時代的女性主義者。所以讀到最后，我反而會為愛麗絲感覺到有一種悲哀的共情，她無法跳脫出那個圈子。

因此，地獄在《地獄考》里，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可以是任何一種我們無法擺脫的困境，或者是當下走不出去的心魔地獄。如果這樣理解的話，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某種意義上的地獄之中，能否走出去就取決于我們自己。

在故事的最后，當愛麗絲在整個地獄中不斷地經歷磨難時，她其實是不斷地在反思，不斷地在回憶自己和教授相處的過程，直到最后才發現，她的教授比現實當中的其他教授更可怕，其他教授可能在時間和精力上壓榨學生，在成果上剽竊學生，但是愛麗絲的教授，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在精神上徹底地否認了她的自我價值，他把愛麗絲的認知體系給徹底地打壞了，導致愛麗絲認為如果沒有來自教授的肯定，她就一無是處。這也是愛麗絲的另一重地獄。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好看的地方，就是在于愛麗絲如何靠自己、靠朋友的幫助去把這些困境一層一層地打破，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真正呼應了《地獄考》英文原文的標題Katabasis。Katabasis是希臘文當中的一個概念，它指的不僅僅是人下到地獄，而是下到地獄以后還要回來，回來了以后活著去講述自己的經歷。

張引弘：從這個視角看，《巴別塔》中的兩位女性人物好像更具備一種反叛精神，對于自己想要的東西也比較有清晰的認知。

陳陽：對。《巴別塔》中，羅賓他們這個班上一共有四個人，除了羅賓是華裔男孩之外，還有一個來自印度的男生拉米，一個來自英國本地的白人女孩萊蒂，一個來自海地的女孩維克圖瓦。在最后，真正繼承了羅賓理想的，反而是女孩維克圖瓦。她在故事當中的戲份最少，形象也相對會薄弱一些，但是她繼承了羅賓的意志，最后的目標是反抗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如果要說《巴別塔》和《地獄考》在寫作上有什么遺憾的話，我希望看到對維克圖瓦這類女性角色的更多塑造。

在《地獄考》當中，我最喜歡的一個女性角色其實是“反派”馬格諾利婭。在我看來，馬格諾利婭是一個非常理想化的女性角色，她不是偉大的魔法師尼科的妻子，她就是她自己，只是一個擁有丈夫、擁有孩子、擁有美滿家庭的出色的學者。這樣一個角色如果放在我們現在的價值觀的視角下來看，將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形象。但是很可惜這樣的一個形象，在故事當中她被學術界排擠，因為他們認為她太美了，她寫的論文文筆太優美了，所以覺得她的學術態度不夠嚴謹，因此就不愿意承認她的學術成果。在地獄當中，她又是一個“反派”，因為她想要對愛麗絲和彼得不利，最后被愛麗絲反殺。這樣一個理想化的角色，她居然在地獄里都沒有立足之地。讀到那里的時候我覺得可能是整本書最打動我的時刻之一。

翻譯和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

張引弘：《巴別塔》里面提到翻譯魔法，這個構想對我來說很好的一點在于，我們通常會把翻譯過程中的這種缺失說成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當匡靈秀把它變成一種魔法時，它好像又變成了一種美妙的東西，而這也確實是我在翻譯中所體會到的，雖然是痛苦的，但同時也是語言最有魅力的地方。

陳陽：我也有這樣的感覺。《巴別塔》的翻譯，讀者會發現有一些譯注，但事實上在添加譯注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殘疾人，就是我沒有能力去把英文當中本來有的很多層的意思，或者是它的弦外之音在譯文里完整地呈現出來，我只能選擇借助譯注這樣一種輔助方式來讓讀者明白，這確實是一種痛苦。

但是這也是一種客觀存在，因為兩種語言，它們背后的文化不同。那就必然導致了有一些東西它是沒有辦法一對一完全對等地傳達的，這就是為什么會有一些翻譯理論會認為翻譯只要實現動態的對等就好了。意思就是說我們在讀譯文的時候，只要能夠實現和作者讀原文的那種感覺等同就好了，聽起來是一個比較合理或者說比較可操作的一個標準。但什么叫等同的感覺？這又是一個沒有辦法量化的東西。所以翻譯的問題就在于很多東西沒有辦法量化。

其實我想說的是，翻譯和我們每個人都相關。作為以中文為母語使用者的我們，我們說的每一句話、用的每一個詞，其實都在無形之中影響著整個漢語大的生命體和它的變化。大概在30多年前，詩人余光中寫過一篇談翻譯的文章，他就提出，因為翻譯過多地保留了英文當中，或者說歐洲語言當中的句式，導致現代漢語遭到了一種污染，或者說一種腐化，比如說“老師正在開展教學活動”這種動賓結構的搭配，他認為在傳統或者說比較正宗的漢語當中就不應該存在。但是放在今天的我們來看，這樣的搭配其實已經沒有任何問題了。這說明我們的漢語表達已經發生了流變，而我們每一個人都在為這種流變提供自己的參與和見證。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說的每一句話其實都是有意義的，翻譯也并非只跟譯者有關，而是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因為翻譯會影響語言，語言反過來又會影響我們的思維模式，我們的思維模式則影響我們的輸出和表達，這其實是一個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