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詩人羅伯特·勃萊（Robert Bly）2000年在接受文學雜志《巴黎評論》采訪時，用“感受到某種清新感”評價20世紀50年代美國詩壇的氣氛，而這種清新感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古詩譯本《白駒集》在美國的流傳。《白駒集》由漢學家羅伯特·白英（Robert Payne）于1947年編選出版，譯者包括西南聯大的諸多學者，共同成就了這一融貫中西學者的翻譯經典。勃萊為此引用了其中所錄李白的《山中問答》：“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對于勃萊與戰后美國詩人來說，李白和唐詩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出口——他的詩是后世的詩人借以錘煉感性的鐵砧，鋪設了想象另一個世界的路徑。

不朽的李白

在勃萊念茲在茲的20世紀50年代，美國詩人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寫了一首對李白的贊歌。這首詩題為《李白來信》，也是當時整個英語世界最長的一首致獻李白的詩。詩中，李白的詩歌被比作寫給后世的書信：

西北風的號角，一只藍松鴉的振翅

宣告秋天來臨，秋分卷起

藍色海灣涌向遙遠的午后。

某道峽灣之外，李白已遠去，

去尋找摯友，或舊愛拂過的衣袂，

或給散落天涯的兒女寫信，

給兒女的兒女寫信，也寫給我們。

艾肯以“光”的意象隱喻李白的詩歌：“他的光是什么？是燈，是月，還是太陽？/無論如何，只知那光變幻不定，/透過樹葉，穿過積雪：落在錦緞上/是一縷幽微的磷火，照在詩行間/便是一股傾斜的靈思。”這種對于李白精神遺產的思索延續到了當代美國詩人W.S.默溫（W. S.Merwin）的詩中，在《江流》這首小詩中，他寫道：

李白，那葉輕舟已逝

它載了你一萬里

順流而下，猿聲

一路從兩岸響起，而猿聲

已逝，猿聲響起的森林

還有你，已逝

你聽到的所有聲音已逝

此刻，唯有這條江流

兀自奔涌。

默溫所占據的是后來者的視角，如果《早發白帝城》記錄了李白一日的感受，那么這一感受被嵌入一個千年的回望之中。整首詩被注入了時空的意識，構成了一個關于失去的隱喻。李白詩云“長繩難系日，自古共悲辛”，光陰的主題本就有一種悲劇性的內核。線性、物理的時間被詩人轉化為心理的時間，表達對于時光的深刻理解。

在李白的詩中，我們所看到的是歷史數不盡的日夜中的一個切片——千里江陵一日還，因被載于詩中而不朽，而默溫的續寫卻讓我們看到在這時空變化中必然的失去。默溫曾在詩歌《關于瞬間的信條》中寫道：“我信仰普通的一天/此時此地……”這是他對于時間的坦然接受。而在這里，“gone”（消逝）是關鍵詞，借時空的推移，詩人指向了“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悲愴。這首詩由一連串“and”連綴，一氣呵成，詩句為環環相扣的鏈條結構，一句話在語法上結束，又被迅速拾起，結尾的詞連接下一個句子。一瀉而下的鋪排映照了詩中的江水，又再現了時間的流去。李白自白帝至江陵的一日如詩中所追溯的千年，都是瞬息之間。默溫將對存在與時間的追問置于千年乃至更為悠遠的時段中。在這種蒼茫的歷史視野中，一切都處于流動變化的狀態，生滅于時間的洪流中。它所引發的是虛無的生命體驗，然而同時卻不乏一種昂揚的氣勢——因為它同時也表達了從中洞察存在真相的篤定與豁達。這也正是艾肯詩中描述的李白的變與不變，指向了其思想歷經千年的有效性：

關于酒杯般的圓月下的那顆心，

酒杯般的月下，為已經消失的孩童，

消失的愛人以及消失的故人落下的淚，

我們除了說它永不終結，還能說什么？

甚至對于我們，它也永不終結，僅是開始。

李白及其杯盞、愛人與故人都已蕩然無存，然而他的詩心卻“永不終結”。他的詩歌總是可以被移植到新的語境中，在迥然相異的文化肌理中被閱讀、重塑與轉化，展現了一個又一個新的“開始”。

勞動的李白

在新的語境中，李白并不必然是一位渴慕桃花流水的隱士高賢，也可能是現實中的人。他可以是入世的、凡俗的，這一點最為突出地體現在美國詩人卡爾·桑德堡（Carl Sandburg）的作品中。在《李白與老子來到內布拉斯加》這首詩中，他寫道：“記下你每日收獲的雞蛋。/舍棄一件心愛之物，去換取更值得愛的東西。/放棄最后的希望，也絕不廉價出售。”“采一簇櫻桃花，嗅聞它的香氣。/折一枝如你的臂膀一般長的紫丁香。”“把肥壯的牛犢趕至屠夫眼前/倚著豬欄清點將來的火腿，/估算那些被玉米喂得沉甸甸的腰身。”在這首詩中，桑德堡想象李白與老子來到了美國。李白詩歌的意趣與充滿質感的西部生活產生了交匯，指向了西部生活中最具煙火氣和世俗的部分。詩中的意象豁人耳目，一片生機，語言粗糲鮮活，緊貼大地的脈動。七行詩由七句祈使句構成，再現了生動活潑的農業生產與日常生活——它們似乎是李白與老子關于如何喂雞、折花、養豬的建議。內布拉斯加在北美的文化地理中意味著大片的農場，就像桑德堡在一首題為《剝玉米的人》中所寫的：“在落基山和阿巴拉契亞山之間，此時此刻一顆晨星把火的標志釘在林場、牧牛的草場、玉米帶、棉花帶之上”。在這里，“剝玉米的人”是內布拉斯加州人的稱號，指向了從事玉米生產的農民。這些描述意味著符合自然節律的農業的世界：“打谷子的伙計們在麥秸垛邊上的谷糠里鼓勁叫喊嗎？聽過馬車倉里嘩嘩流淌的麥子粒兒嗎？聽過我的剝玉米的人、收割的人拉著莊稼，唱著夢里的女人、世界和見識嗎？”

桑德堡的詩風毫不矯飾，將市井巷陌的粗糲俚語鍛造成詩行——他尤為善于使用粗野、有力而鮮活的語匯書寫民間的生活。《李白與老子來到內布拉斯加》中的“火腿”“肥豬”“玉米”等一系列意象均是他常用的詞匯。在《芝加哥》中，他寫道：“笑呀，粗暴、強壯、吵鬧的年輕人，光著膀子淌著汗，得意自己是宰豬的、造工具的、垛麥子的、跑鐵路的、搞全國船運的人。”在《剝玉米的人》中，詩人甚至提供了如何養豬的建議，并再次使用了玉米、豬和火腿的意象：

喂，養豬的，

給你的豬輪著喂玉米和雜糧。

填飽它們的肚子，叫它們的短腿走起路來搖搖擺擺，

鼓起的肚皮里，是做火腿的肥膘。

在一般的理解中，唐詩代表了審美的、思想的幻象，似乎與現實生活相距甚遠。桑德堡將對于雞蛋、牛犢與豬的關注，與折一枝櫻桃花、丁香花相提并論，在最質樸的現實主義底色中涂抹一道浪漫的色彩。這種措詞是一種文化策略，寫真景物、真感情。在這個語境里，李白與老子是親切的，和美國人的生活不隔，也同時調用了李白的意象與老子的思想：詩節中的牲畜既表征了李白詩中怡然自樂的田園生活——“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也指向了一個“雞犬相聞”的理想世界。

飲酒的李白

李白也可以是一個酒友。美國傳奇詩人查理·布考斯基 （Charles Bukowski）稱李白為“不朽的飲者”，布考斯基一生好酒，創作了大量的飲酒詩，后人將其飲酒的詩文專門輯錄為《飲酒》這部集子。李白在他的詩中，自然也是重要的在場。《黑夜之詩》中，他開篇便化用了李白的“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寫道：“飲得愈快，/便愈覺不朽。/并非永生不死，/而是恍若已活過/近乎永遠。”他所表達的是李白的自在與圓融，思考如何超越凡俗世界的寂寥和困頓。這也是布考斯基的生命哲學：“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人生若如一場大夢，何必為名利奔波而喪失本真？在沉醉中，他寫道：“我想起李白/那么多/世紀之前/飲酒/作詩，/而后/將詩稿/點燃，/任其隨江/漂流，/與此同時，帝王們/垂淚漣漣。”詩中布考斯基重述了白英對于李白詩稿的介紹。這種浪漫化的記述顯然投射了逍遙灑脫的想象，李白高蹈脫俗的風度躍然紙上。

《不朽的飲者》這首詩中，李白化身為詩人的酒友：“李白，我總是想起你，/當我飲盡/這些瓶中的酒時。/你知道如何度過/日日夜夜。/不朽的酒徒，/如果你駛過好萊塢高速/走進門來，/面對一臺電動打字機時，/會如何？/當你盯著有線電視看時，/心中會作何想？”詩人想象李白如何在現代世界自處，他直呼其名，將李白從文字中召喚出來，如同隔著千年晤對。酒被布考斯基賦予了更多的表意功能，體現了一種心靈狀態——從實用的、功利的、倫理的羈絆中脫離出來的絕對的自由。詩人與社會疏離，卻不頹廢消弭，而是冷眼觀察，沉醉在豐富的精神世界中。布考斯基邀請李白共飲：“李白，這酒正香/無論如何，仍有/一些/時間/獨坐/與/思考。/多么希望你/在這里。”最后，他為李白倒了一杯酒：“我斟了/滿滿的一杯/香醇美妙的紅酒/獻給/你。”布考斯基將李白視作知己。對于布考斯基來說，飲酒意味著一種有強度的生命體驗，形成了對于人生虛無的抵抗。他的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皆是對于釋放人之天性的主張，對于苦難報之以高亢昂揚的姿態，他常在自己的詩中嬉笑怒罵，直達一種“扶搖直上九萬里”的豪壯，表現了放任本性恣意生長的自由。如果李白表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布考斯基則想象如何飲酒作樂，破壞他們的秩序。這是一種浪漫主義詩人追求精神自由、反抗世俗規范的方式，也是個體生命的張揚。

“在旅程”的李白

美國詩人亞歷克斯·斯托利斯（Alex Stolis）的《李白來到美國》（2010）想象李白來到了美國，一路走過紐約、佛羅里達、新奧爾良、密蘇里……如同一個游吟詩人，漫游在現代世界。這位唐代詩人被斯托利斯視作美國“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化身，在詩冊中貫穿了“在旅程”的、自由不羈的生存哲學。全書構建了一個含有多重意蘊的旅程，李白引領著讀者經歷未知的心理旅程，帶領讀者穿梭于渴望、失落與覺知的境界。頗有創意的是，每兩首詩歌都與一條物理學定律相互映照——諸如熱力學第一定律、牛頓第一定律、阿伏加德羅定律、薛定諤的貓等二十余種科學原理，形成一個獨特的文本結構。詩集因而具有兩個框架，一個是“在旅程”的框架；另一個則是物理公式的框架。它們共同構成了當代社會的底色，表現了一個高度理性化、城市化的世界，凸顯了美國人的異化與疏離。李白正是在這樣的世界里穿行，他飲酒、旅行，與形形色色的人交往，思考生存的寂寞。唐詩中的清風明月，變成了當代城市的景觀：

海不夠大——我向往天空，

想象車輪下的瀝青會訴說

一段旅程的終點。

你讓我追隨春風，

要我聆聽征兆，而我卻迷失在

香煙與塵埃的低語中。

李白詩中的“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在這里取而代之的是車輪、瀝青、香煙與塵埃等一連串“在旅程”的意象。它們界定了當代美國文化，標識了居無定所的現代生活。在這部集子里，李白的孤獨并非虛泛的傷感，而是有著現實的附著。斯托利斯借李白之口吟唱的是被社會遺忘、被時代湮沒的個體的內心世界，而這種個人的生命遭遇也構成了集體歷史境遇的縮影。李白并未被簡化為“孤獨憂傷”的符號，他為現代人的孤獨荷載了一種存在主義的寂寞感。斯托利斯的《獨酌》這首詩呼應了李白的《月下獨酌》，詩中寫道：

陽光過于熾熱，我聽見

江水奔流不息，一個酒保佯裝關心著

孤獨的政治。

李白的月下獨酌變成了白日飲酒，月光下的花園被封閉的、霓虹燈閃爍的酒吧、臺球廳替代：“一輪滿月照見我們的謊言/，感受到我們的冷漠，/而后向自身折返。/我們詛咒它的掌控——/渴望霓虹招牌，/以及被香煙灼燒得傷痕累累的臺球桌。”斯托利斯的李白不再是一個超然物外的世外高人，他敏感而多愁善感，與這個世界的一切孤獨者同休共戚。他借李白之口思索的是如何面對靈魂流離失所的現實，如何不放棄捕捉詩意的時刻，不放棄對于希望的追索：

你想知道春天如何迷失

在擁擠的酒吧里，

云朵從高處墜落后

又如何。你注視著我——

我攥住風，翻出衣兜

為了接住雨。

斯托利斯嘗試的是一種詩歌的舉隅法，通過開鑿古典世界的斷片，嵌入當代的表達，從而相似的思緒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和諧共振。詩人由此探討了在瞬息萬變的世界如何以內心的泰然自若面對物質世界的冷漠。

故友般的李白

同樣是書寫李白，相較于斯托利斯筆下孤獨的李白，蘇格蘭詩人唐·帕特森（Don Paterson）的李白卻呼朋引伴。他的詩歌聚焦李白的日常交往，將李白轉化成一個喜歡交游的蘇格蘭人。

帕特森的詩集《雨》（2009）收入了一首改寫自李白的詩：

我在一個熱烘烘的晴日下午

在山坡上遇見他瞎轉悠

他瘦得跟釘子似的（skinny as a nail）

臉白得像月亮（pale-skinned as the moon）

大帽檐底下

一張臉被雨水劃得全是道子（the face was cut with rain）

老天爺啊，可憐的杜甫，我心想：

這一定又是因為寫詩。

不難發現，詩歌是對李白詩《戲贈杜甫》的改寫：“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帕特森的重寫將四行改為八行，采用了英語詩歌常見的隔行押韻的方式：abab，cdcd，讀起來風趣俏皮、朗朗上口。詩題改為《詩》，暗示這首詩是關于創作之苦，也暗示了詩人自己的詩學：詩的表象可以是輕巧而日常的，但其內核卻必然包含著刻苦的鉆研與雕琢的艱辛。帕特森的詩歌以日常題材著稱，多從瑣碎、細密的觀察中汲取詩材，用語清淺，也常用蘇格蘭語寫作。不過，他的形式卻很工整，沿襲傳統的韻律結構，在匠藝上一絲不茍。在這首詩中，詩人便是用了俚俗的語言，并用戲謔的語調，調笑作詩之艱辛，以至詩人殫精竭慮、身形消瘦。一首詩即便淺白平實，看似興之所至，信手拈來，實則是寫作者“新詩改罷自長吟”的苦心經營與雕琢。與此同時，《雨》這部詩集題獻給帕特森的朋友、詩人邁克爾·唐納吉（Michael Donaghy），帕特森由此也以李杜之間的友情比擬自己與唐納吉的關系，悼念他的離世。

在帕特森的筆下，李杜之間的對話活潑生動。這種幽默感也體現在他對李白的另一處改寫中。在另一部詩集中，有一首題為《訪九州群山禪師不遇》，題目戲仿了李白詩題的譯文《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在這一頁故意沒有寫下任何文字——既然訪友不遇，當然也無事可陳了。這里的緘默既是帕特森的“小聰明”，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留白，頗為悖論地將這場“不遇”，以空白的方式記錄下來，帶來了一種“雪夜訪戴”的效果，中國古人的瀟灑率真油然而生。幽默也罷，率性也罷，帕特森所要強調的并非李白的玩世不恭，而是其隨遇而安、任性放達的精神氣度。

無論是親切的故友，還是孤獨的游吟詩人；無論是炊煙里的人物，還是高蹈脫俗的飲者。一個多世紀以來，英美詩人在李白的身上看到了多重的影子，經由他們的重釋和引申，相隔千載的李白在過去百年的軌轍上留下了詩意遷徙與增殖的印跡。艾肯在《李白來信》中寫道：“文已逝，詩人已逝，唯有匯入/那一沒有年月的永恒文本中。/詩中的桃樹仍在此矗立。/歌在桃樹中，在耳中。”李白也早已匯入浩蕩的世界文學傳統的“永恒文本”之中，成為跨越文明邊界的詩學坐標。他的形象與詩歌既是中國美學的結晶，又是人類共同的精神遺產，持續激活著不同語境的詩思。

（作者：孫紅衛，系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