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西打磨廠，明朝始建，位于前門外，緊靠前門樓子東側，全長1145米。當年因房山來這里打制石磨石器的石匠多而得名，這和明朝遷都北京、建城大興土木有關。在明《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里，就曾經記錄下它的街名。地名符號上刻印有歷史的印痕，映徹前朝舊影，這是北京這樣的古城才有的特點和韻味。

我出生剛滿月，就住在這條老街上，一直到21歲半去北大荒插隊；從北大荒回北京，又在這條街上住了兩年多，一共住了24年。老街老院，故人故事，斷夢殘簡，如夢如煙。

泰山涌油鹽店

泰山涌，曾經是西打磨廠老街上唯一一家老油鹽店，開業于民國晚期。

我小時候，趕上它營業的一個尾巴。它就在我住的粵東會館大院斜對面，門前有幾級臺階，里面挺寬敞，就是黑，因為三面是墻，只有朝南一扇門和一扇窗進光。窗戶上掛有門板，打烊后掛上門板，屋子里更黑。如果有人敲門買東西，伙計還是會把門打開，把你要的醬油、醋賣給你。這時候，伙計打開燈，燈亮起來，沒覺得屋子亮堂點兒，一燈如豆，根本照不了多遠，燈光照不到的地方，黑乎乎一片，有點兒嚇人。那時候，要是家里要我去買東西，我總覺得那黑乎乎的角落里藏著怪物甚至鬼，買完東西，趕緊跑出門。

老北京，常有大小油鹽店散落在胡同里。油鹽店，是人們對這類小店的俗稱，類似如今的便利店，誰也離不開，所謂“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有了它們，才說得上各家日子的煙火氣。

泰山涌，最早的時候，兼做小酒鋪的生意。當然，只是兼做，連過去說的大酒缸都趕不上。大酒缸，起碼得有個酒缸，賣點兒豬頭肉、花生米、拍黃瓜之類的小菜下酒。泰山涌沒有這些玩意兒，它只賣酒，主要是賣很便宜的地瓜燒，買回家喝，也可以在那兒喝。冬天，可以幫你燙酒。屋子里沒桌子，倚墻有兩三個粗板凳，人們可以坐在那兒喝，也可以趴在柜臺上喝，是干喝。

都是老街上的街坊們去那里，特別是附近扛大個兒和拉排子車的人，愛到那兒去，有時候，自己帶包從別處買來的豬頭肉和花生米，夏天手里攥著根黃瓜，到那兒買幾兩燒酒，邊吃邊喝。若是喝多了，腳底下絆蒜，回不了家，伙計就把他攙回家，或者打發人把他家里的人招呼過來，拖死狗一樣把人拖走。有了這點兒酒賣，在這里碰面，喝點兒，聊點兒，家長里短，閑人惡事，路窄天長，陳芝麻爛谷子……泰山涌便成了老街下里巴人一個小小的客廳。

泰山涌除了賣一般的醬油、醋、鹽、糖、黃醬、芝麻醬之類，還賣咸菜和草紙。這是一般油鹽店都會賣的東西，別小看這兩樣東西，一般人家過日子都離不開。青黃不接的時節里，咸菜疙瘩就是好東西，切成細絲，點兩滴香油，就兩個窩窩頭，就是一頓飯食；草紙更是人們每天上茅房的必備。

當然，有錢的人家，即使買咸菜，也不會到泰山涌，大柵欄東口糧食店街的六必居是老醬菜園，離老街很近，他們會到那里去。哪怕買點兒芥菜疙瘩，也會跑一趟六必居。其實，無論六必居還是泰山涌，芥菜疙瘩每斤都賣7分錢，貨色也差不多。好多街坊，還是愿意多跑幾步道，到六必居。

有意思的是，街坊們一般到泰山涌說是買咸菜，到六必居叫買醬菜，一字之差，透著人們看人眉眼高低的心思。人們離不開泰山涌，心里有六必居闊鄰居比著，又有點兒沒把泰山涌看在眼里。

北平（今北京）解放幾年之后，在泰山涌西邊不遠，新建了一家國營副食店，不僅店面軒豁，還有個不小的后院可以存貨；不僅賣柴米油鹽醬醋茶，還賣肉賣魚賣新鮮蔬菜。冬天賣儲存的大白菜，店里店外，大白菜一直堆到街上，小山包似的。飄雪天，雪白菜綠，小推車、平板三輪車，甚至嬰兒車，蜂擁在那里裝白菜，是它最壯觀的時候。大概就是那時候，泰山涌壽終正寢。油鹽店，成了一個逝去時代里被淘汰的名稱，走馬換將一般，副食店代替了油鹽店，就像剃頭鋪被理發館、官茅房被公共廁所替代一樣。

1958年，空置了好幾年的泰山涌，變身大食堂，所有街坊都到那里吃飯。那時候，老街熱火朝天，完全是另一種樣子，好多院子里，土法建起了小高爐，護城河邊、明長城下，也建起了不少小高爐，都在大煉鋼鐵，從各家收了好多金屬，我家就把唯一一個洗腳的銅盆捐獻了出去。很多家庭婦女，也都被動員到街道參加工作。我母親到了泰山涌做飯，記憶很深的是有一天下午放學早，我去那里找她，見她系著白圍裙，掀開冒著熱氣的大籠屜，從里面拿出一個大白饅頭給我吃。我從來沒見過她穿過這樣大、這樣白的圍裙。她這一輩子也是第一次穿。這是她這一輩子唯一一次有了正式工作。這也是泰山涌最后一次亮相老街，算是老樹新枝，煥發了光彩，出演了新時代里的一個新角色。

沒過多久，老街安靜了下來，泰山涌也恢復了原來的平靜。泰山涌，原來是前店做生意，后面住家。店后面不僅有房子，還有一個不大的小院，泰山涌人家關起門過自己的日子了。

泰山涌掌柜的姓葛，他有一兒一女，女兒嫁給粵東會館做黑白鐵活兒的阮清水；兒子從來沒有在泰山涌里出現過，在大人們的議論中，似乎有些游手好閑。這期間，老掌柜兩口子和掌柜的兒媳婦先后過世。沒過兩年，掌柜的兒子忽然出現在我們粵東會館里了，不知什么時候，神不知鬼不覺，和小萍的媽媽王嬸——我們大院外號“大摩登”的美人好上了，結成一對亂世鴛鴦。這是泰山涌蔓延出的一段插曲，油鹽醬醋衍生出的另一種滋味的日子。我們院里的街坊們，盡管對掌柜的兒子不大滿意，但都理解他們，尤其同情王嬸，她一個人拉扯著三個孩子，不容易。街坊們有的叫他少掌柜的，有的叫他老葛。我們一幫孩子都叫他老葛，每次叫這個“老”字，口氣里多少帶有貶義。其實，那時候，他并不老，也就30多歲，頭發很黑，留得很長，嘴上有兩撇小黑胡子。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幾乎把泰山涌遺忘了。人們忘記了當年是怎樣從那里買油鹽醬醋的，是怎樣到那里喝酒喝得酡顏四起甚至醉意朦朧的了。甚至連葛家人自己都忘記了，泰山涌是葛家老掌柜買的房子、開的買賣了。老葛帶著王嬸和孩子，早早回到通縣老家，自顧不暇，更是把泰山涌忘到腦后了。那時候，街道服裝廠建立，閑置的泰山涌變身為服裝廠的倉庫，算是再一次死灰復燃，荒蕪老枝冒出新芽。

一直到“四人幫”被粉碎，各項政策落實，老街百廢待興。老葛和王嬸還陽一般重返老街，政策落實，先把他們安置在大同店里暫住，沒多久又把做了十多年服裝廠倉庫的泰山涌騰出來，歸還給了他們。他們才想起，哦，泰山涌還是屬于自己的房產。

日子漸漸回到原來正常的狀態。老葛和王嬸開始有了蠢蠢欲動的心思：重新回到手里的泰山涌，倒不想要自己住，回爐的燒餅，終歸不香，住在這里，總會感到不舒服，但兩口子都沒有正式工作，沒有工資，沒有勞保，兒女再好，也不能全靠他們，自己怎么也得有點兒積蓄，心里才踏實，自從私房可以上市交易，他們就惦記著把房子賣掉，早早變現，拿上一筆錢，真金白銀揣在手里，舒舒服服地過日子，也好讓自己養老免去后顧之憂。

可是，哪兒那么容易!連年動蕩，他們早已經找不到藍本（房契）了。沒有這個藍本，空口無憑，怎么賣房子？幾經交涉，幾經努力，房子沒有賣出去，他們就不想再耽擱，先把房子租出去，弄點兒現錢花。雖然這么多年沒人住，沒有人修，房子老態龍鐘，但面積不小，只要收拾收拾，應該還是不錯的，畢竟這里離前門、天安門、崇文門、王府井不遠，去哪兒都近，抬腳就到，交通方便。

很快，房子就租了出去。租客是位從南方來北京做生意的小商人。這時候，老街上，像老葛這樣有房產自己又不住的人，把房子租給外地人的情況日漸變多。走在老街上，見到的大多是外地人。老葛的租客，這個小商人多少有點兒錢，把房子重新收拾粉刷裝潢一番，又買了成套的沙發、雙人大床和電視機，泰山涌舊貌換新顏。小商人帶來個年輕的女人，準備長期租住，一副正經過日子的樣子。老葛和王嬸都是過來人，老眼毒辣，一眼洞穿，這女人定是個“小三兒”。愛“小三兒”不“小三兒”吧，反正每月租金700元。30多年前，700元也可以了，不算小數目。

藍本還是無從找到，賣房遙遙無期。老葛和王嬸被時間磨得沒了脾氣，對于賣掉泰山涌不抱什么希望了。沒有想到，山窮水盡時，居然柳暗花明。小萍的舅舅，一直替他這個妹妹操著心呢，同情妹妹，一直對妹妹落魄成了泰山涌少掌柜的人耿耿于懷。

妹妹也許沒有想到，時代的變化實在太大，簡直可以說是天翻地覆。中日恢復正常邦交后，舅母的日本人身份得到證實，讓她得以重回日本，盡管說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搖身一變，又成了日本人。舅母聽說了老葛和王嬸賣泰山涌屢屢遇阻，便給北京市的領導寫了一封信。信是從日本寄到北京的，寄信人又是個日本人，信方才遞交到領導的辦公桌上，領導就給下屬單位做了批示，按照政策予以解決，外事無小事嘛。遲遲困頓的泰山涌，方才有了轉機。舅母和舅舅長舒一口氣，總算為妹妹辦了件彌補于萬一的事情。

盡管有領導的批示，具體辦事還得找人疏通，方才順利進行。老葛和王嬸只好托人通融，最后通過房管局，找人私下交易，終于把房子賣掉了。泰山涌換成了現錢，拿在手里，老葛和王嬸方才把心放進了肚里。只是他們沒有長著后眼，不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房子越來越值錢，特別是在前門這寸土寸金的地方，這樣的獨門獨院會日益升值。

泰山涌的鋪面房面積是26平方米，后面的住房是兩間刀把房，還帶一個4平方米的小院。泰山涌賣了75000元。

雖然泰山涌只是北京一家再普通不過的油鹽店，但它的經歷不凡。從最早的油鹽店，到后來的大食堂、街道服裝廠的倉庫、外地小商人的家……雖談不上風云變幻，卻跌跌撞撞走過了近百年的時光，影影綽綽，多少串聯起北京城一段斷代史。泰山涌少掌柜老葛不想這些，賣掉了泰山涌，他松了一口氣，這是他能夠給王嬸唯一值錢的念想，或者說是最后的慰藉了。他太明白，王嬸為他生下了兩個女兒，跌跌撞撞跟著他，付出了從20世紀60年代初到新世紀初、從中年徐娘到晚年老太太的生命時光。

如今，泰山涌已經重建，加蓋了一層，變身小樓。房梁門窗等所有的木料簇新，一層紅門紅窗，二層斷橋鋁合金窗，還糖葫蘆一樣穿幾盞小紅燈籠。不知以后派什么用場。不會是恢復泰山涌原貌吧？再掛上原來的店幌，裝上原來的柜臺，點燃原來的燭燈，擺上原來的瓶瓶罐罐……讓后來人穿越時空，體驗一把舊時風情，昔日重現？

那天，我見到小萍，說起泰山涌往事，她告訴我實際房子賣的是90000元，中間人拿走15000元。

泰山涌后面小院里的那棵槐樹還在，正是夏天，一樹槐花盛開，一地槐花如雪。

侯家豆腐坊

豆腐坊是一戶姓侯的人家開的，緊臨臨汾會館西的一個大院的最外面，路北，臨街，占據了很大的面積，使得這座大院沒有大門，只留一個很窄的豁口，供人出入。在整條老街上，這是唯一沒有大門的院子。

豆腐坊前面有一道慢坡，比一般院子高出一截兒，有一個大磨盤和一根粗木杠，還有一面白豆包布，被風吹得鼓脹著，船帆一樣張揚，老遠就能看見。

最早是用驢拉磨，蒙面的瘦驢繞著大磨盤轉，小時候，我還曾經看見過，仿佛鄉村一景。磨盤后面，有一個火灶，鐵箍的圓灶口，旁邊是一個大風箱。為了省錢，燒的不是木頭或煤，而是鋸末。鋸末不經燒，得不停地往灶膛里塞，風箱呼哧呼哧不停地拉，火苗呼呼地往上躥，好像一群小孩子不甘心在里面憋著，直要奔跑出來。灶臺連著一口大鍋，上面用十字形木架支起一個大白布袋，就是老遠能看見的跟船帆一樣的豆腐坊的招牌。

驢拉磨磨出來的豆漿，要倒進布袋里過濾，在大鍋里煮，布袋里剩下的豆腐渣倒出來，盛放在東墻邊的一口大缸里。煮好的豆漿，放進旁邊的一個大石槽里，滿滿的豆漿上面，鋪上一塊白豆包布，點好了鹵，再在上面用一塊大石板壓上，壓出的水，緩緩流進石槽下面的水槽里，流到坡下面，順著馬路邊的地溝眼兒流走。然后，就等著最后豆腐成形了，掀開石板，再掀開豆包布，看到白花花的冒著熱氣的豆腐，那一瞬間的勁頭兒，就像我們小孩子跑了一路到家后，摘下帽子滿頭熱汗騰騰。

我們一幫孩子，沒少聚在那里看豆子是怎么一點一點變成豆腐的，覺得特別有意思，比到天橋看變戲法的有意思。在我看來，豆子變豆腐，豆子和豆腐都不是主角，蒙面的驢子才是。它最有意思，也最好玩，慢條斯理，來回轉圈，垂著腦袋，搖頭晃腦的，仿佛在思考著什么難題。

豆腐坊是個小作坊，露天作業，和它隔著一道玻璃窗的后面，就是住房，住著侯家一家子。侯家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生意好的時候，侯家會雇幾個短工，一般是他家的親戚。住房的西邊蓋了間簡陋的小房，屋里有吊棚，可以住人。吊棚上橫著的木頭很結實，我們小孩子看完磨豆腐，會在橫梁上打摽悠、玩引體向上。侯家人看見了，笑吟吟地看著我們，也不管我們。老街上沒什么玩的，豆腐坊成了我們的兒童樂園。

豆腐坊生意不大，卻是老街一景。人們老遠就能夠聞得見豆渣和豆漿味兒，有點兒腥，不大好聞。一頭驢子拉著碾豆子的大石磨，包著浸泡著水的豆子的大豆包布，蒸騰著靄靄的白霧，給老街帶來生氣。磨完豆子，侯家的孩子會牽著小毛驢，走下慢坡，從北深溝到后河沿，讓驢在護城河邊的沙土地里打個滾兒，那是干了一天活兒的驢歇息的方式。我們一幫小孩子常常呼喊著，跟在驢的后面，看西洋景一樣看熱鬧。后來，侯家不用驢了，為了省錢，他們自己拉磨。他們很辛苦，我們看著，卻沒有了驢拉磨的樂趣。

一條老街上的街坊們，常會去那里買豆腐。侯家豆腐坊也批發，每天都會看到有排子車到這里來拉豆腐。豆腐冒著熱氣，蒸騰得排子車像在云霧中跑。

每天天不亮，豆腐坊就忙碌起來。一清早，他們開始賣豆腐，也賣豆漿，豆漿是豆腐的副產品，方便附近的街坊們。做豆腐剩下的豆腐渣，不賣，不知道處理到哪兒了。有人說賣到鄉下喂豬去了，不知確否。

20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各家糧食不夠吃，豆腐坊開始破例賣豆腐渣，居然排起了長隊。饑腸轆轆的人們，忽然發現豆腐渣可以充饑。我父親也從那里買回一些豆腐渣。豆腐渣，白花花的，遠看和豆腐差別不大，只是松散，像一團蓬松的白沙子。近看，很粗，并不是那么白，有些發黃，像那時人們缺乏營養的臉色。

父親用豆腐渣摻上點兒菜葉，撒上鹽，倒上點兒醬油，點上幾滴油，用手把它們團成一個圓球，用和好的棒子面，包成菜團子，上鍋蒸熟，掀開鍋蓋，滿屋子是豆腐渣的味兒。那味兒，不那么好聞，酸酸的，沖鼻子。

菜團子，以前母親包過，我吃過，那時，如果沒有肉，便用大白菜或卞蘿卜做餡，談不上好吃，起碼可以下咽。而父親包的菜團子，真的難以下咽。里面包裹那么多的豆腐渣，粗粗拉拉的，那一點兒鹽、醬油和菜葉，杯水車薪，根本掩蓋不住豆腐渣的苦腥味道。

父親給我和弟弟每人倒上一點兒醋，說蘸上醋就好吃了。

我和弟弟蘸上了醋，并沒有覺得好吃，豆腐渣的味道依然濃重地堵在嗓子眼兒。但是，看著父親和母親大口大口吃著菜團子，我們也只好把一個那么大的菜團子吞進肚子里。

豆腐渣餡的菜團子，伴隨我度過了一兩年的時光。幸虧不長。那時候，我正讀初中。

小時候，總以為這里就是一家豆腐坊，不知道是一座大院。大院不小，不過，不像我們粵東會館那種三進院，只有一個院子，也不規整。我有同學住在那里，他們告訴我，院內有三間正房和好幾間東西廂房，侯家的豆腐坊臨街，住房應該算作大院里的倒座房，只是不大，更不規整。正房三間，住著姓晉的一家人。晉家有七個孩子，都是女兒，除老六、老七兩個小女兒在家，其余幾個孩子的年齡都大好多，早在外地工作。老六和我是小學同學，老七比老六小兩歲多，也在我們第三中心小學上學。晉家七個女兒，公認老七晉雪芳長得最漂亮，眉眼秀氣，身材玲瓏，能唱會跳，在我們小學校里，一直是活躍的文藝才女，各種演出少不了她的身影。讀中學，她和她六姐一樣，都考上了女十五中。那時候，我們匯文中學是男校，和女十五中一起組織合唱隊，她擔任領唱，很是風光。

晉家出身資本家，街坊們說三里河大街水道子那兒的東柳樹井電影院，最早就是晉家開的。晉家的男主人，我從沒有見過，只知道當時是個會計，也知道她父母都有文化。北平剛解放時，晉雪芳的母親在老街上幫助做掃盲工作，她家也一度成為街道識字班，她和同泰店的畢大媽，一起幫助那些沒有文化的婦女識字。她母親是南方人，胖乎乎的，長得白白凈凈，待人很和氣。

豆腐坊，是貧富階層混居的大院。這樣的大院，和老舍寫過的《柳家大院》不一樣，那是舊北平的貧民窟，在老街南面的金魚池、龍須溝一帶可以看見它們的影子。西打磨廠老街上的大院，雖也陸續住進一些貧民，將傳統的四合院逐漸變成了大雜院，卻不是純粹的貧民窟，各色人等雜陳，不過是將白面饅頭做成了摻進了棒子面的金銀卷而已。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類似豆腐坊這樣的大院，在老街上有很多，不少家庭小作坊，有的像豆腐坊在院子最外面，有門臉，有的就在院子里生存，和大院的街坊們和平共處。連年戰爭動蕩剛剛過去，百廢待興的年代里，北京戶籍管理沒有那么嚴格，城市戶口也沒有那么金貴，為了謀生，從外地乃至農村來的人，不少就在老街上安家落戶，只要到派出所做個登記就行了。豆腐坊，就是那時候從河北農村來的侯家開的。山不轉水轉，磨豆腐的侯家和資本家的晉家，就這樣成了街坊，門窗相對，磨豆腐聲和讀書聲交織，彼此相安無事。

1973年秋天，我從北大荒回到北京，一時待業在家，無所事事，在老街上漫無目的地溜達時，遇到了晉家老七雪芳，覺得她比以前瘦，但比以前漂亮，特別是一雙大眼睛，那么明亮，滴溜溜轉。以前，在老街上，在校園里，我見過她，從沒有說過話。那時候，我和她有時到街道辦事處幫忙，討好人家，去抄抄寫寫，或干點兒零活，偶爾碰在一起，也會聊兩句。見面和說話的機會漸多，她便常常來我家找我玩，有時也邀請我到她家去玩。

最初，她邀請我到她家，我還以為是在豆腐坊，沒有想到是我們粵東會館西邊94號大院，中間隔著原來的绱鞋鋪92號。這個鞋鋪很小，只是一間門臉房，兼做住房。它是占據了94號大院大門道的一角而已。但就是這一角，讓大院的大門變得非常逼仄，進大門后，東側便是鞋鋪的位置，走過和大門一樣逼仄黑洞洞的門道之后，東側的第一間房子，便是雪芳家。一張大床，幾乎占滿整間屋子，房間逼仄得讓我吃驚。緊靠床的東墻，是粵東會館的西墻；北側是绱鞋鋪的南墻。我雖然沒去過豆腐坊里她原來的家，但想象著那三間北房，和這里怎么也不能同日而語。

那天，雪芳的母親外出沒有在家，我問雪芳怎么搬到這里來了，問完之后，就后悔了，難道還用問嗎？我家不是一樣從粵東會館搬到同泰店了嗎？她望望我，沒有說話。

日漸熟悉了之后，我問過她，是不是豆腐坊侯家占了她家的房子。她搖搖頭說不是，說侯家人不錯。

說起以前她住過的豆腐坊，我想起當年吃過的豆腐渣，曾經問她吃過沒有。她睜大眼睛說：怎么沒吃過？那味道現在想起來就想吐！

那時，她和我一樣剛剛從云南兵團返城，正等待著街道辦事處的知青辦調動手續，卻總也辦不下來。我知道那時候辦病退回來的知青，大多并不是真的有病，以為病只是她辦回北京的一個借口。我還對她開玩笑說，前兩天，一個在山西插隊的同學來我家找我，他也是辦病退回來的，他問我：你能看出我有什么病嗎？我說不知道。他說：我到我們的縣醫院去開病退證明，大夫問我你有什么病，我對大夫說我有什么病，您看看就知道了。大夫讓我躺在病床上，說檢查一下，他掀開我的衣服，一看，嚇了一跳，我的腰間綁著一溜兒刀子。我問大夫：您看出我有什么病了吧？

她聽完呵呵直笑，說：他膽子可真大！又說：我沒刀子，要是有把刀子就好了！

這話說得我也忍不住笑了起來。那時候，我只是把她這話當作笑話。

我和她都應該算是回北京比較早的，大多數人還在插隊，所以老街上整天都顯得空蕩蕩的，見不到幾個熟人。寂寞、無聊和彷徨、茫然，霧一樣彌漫在我和她的生活空間里。

那時候，她的幾個姐姐還在外地，家里只有她和母親相依為命，我對她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覺，便常到她家去看望她，心里卻不住嘲笑自己，多像電影《早春二月》的蕭澗秋，常自作多情去看望文嫂，卻一點兒也不了解雪芳的真實情況和真實心情，只是盲目地同情而已。

雪芳多才多藝，畫得一手好的水彩風景畫，她常常拿她新畫的畫給我看。我看后問她：畫的是你們云南嗎？

她點點頭說是，又立刻搖搖頭說不是，臉上露出的表情，很奇怪。

我說她：看你畫得多好哇！

這話讓她立刻又高興起來，對我說：我上中學的時候，我們美術老師也說我畫得挺好的，還讓我畢業的時候考美術學院附中呢！說完之后，高興的勁兒很快又像云彩一樣被一陣風吹走了。這讓我更感到奇怪。

她還能跳一手好的新疆舞。有時高興起來，她就把床上的被子褥子往墻邊上一靠，脫了鞋，小鹿一樣跳上床跳舞，跳得床板直顫悠。她興致盎然的樣子，簡直像個孩子。跳完舞，她會四仰八叉地躺倒在被垛上，呵呵笑起來，上氣不接下氣，微微隆起的胸脯激動不已地起伏著。

那時候，實在是太不敏感，我哪里能發現，其實，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那不是興奮異常，而是她已經有病纏身！

有一次，她對我講起了她在云南兵團的遭遇，我聽了有些毛骨悚然。她曾經在團部的文藝宣傳隊當演員，以她能歌善舞的表演才能，她不說我也能想象得到，干這活她肯定得心應手。只是我沒有想到，她被他們的團長相中了。她開始只是以為團長喜歡自己，常常關心地跟她說話，還給她糖吃，沒想到有一天，團長帶宣傳隊到外面演出，趁她睡著的時候，像狗熊一樣向她撲了過來要強奸她，嚇得她掙扎著跑出去，跑到寂寥荒涼的夜色里……

那一天，聽雪芳講完，我似乎才多少了解了一些她的內心。但是，我還是沒有想到，在云南這樣的遭遇后，雪芳在精神上受到嚴重的刺激，早就落下了病根。她已經無法逃脫那個對她來說太沉重可怕的陰影。病魔已經侵蝕到她生命的深處。

以后的日子里，我常想，如果那時候我知道了這樣的情況，能開導開導她，起碼勸她去醫院看看病，也許會是另一種情景。可是，那時候，我什么都不懂，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情況和后果。她母親同樣不懂，她自己實在太孤獨，姐姐們都不在身邊，她就像弱小無助的蝸牛，只能把自己縮進脆薄的殼中，偶爾露出頭來，不過是借畫畫和跳舞發泄一下自己，但這又不能完全幫助自己、解脫自己呀！更何況，那時候街道辦事處管事的人，就是遲遲不幫她辦理調動手續，都知道她在云南的遭遇，卻都認為是她自己作風不正派，把屎盆子生生扣在她的頭上。她一個弱小的小姑娘，燒香都找不著廟門哪！

那一天中午，她的母親去深溝肉鋪買肉的工夫，她喝下一瓶敵敵畏，躺在她家的床上自殺了──就在那曾經為我跳過新疆舞的床上。

聽到這消息，我啞然失語。一個曾經那樣活生生的生命，就這樣從我的身旁消失了。她漂亮，她多才多藝，如果她活下去，會有美好前程的。可是她沒有熬過來，她只要再多熬那么幾年，她的生活就不會那樣壓抑了，她會考上個大學，或者找到一個理想的工作，這對她并不難，她有這份才華。那一年，她才23歲呀！

老街尚未改造之時，我重返故地，94號還在，窄小的院門緊鎖，進不去了。雪芳和她母親住過的那間小房，不知變成什么樣子。豆腐坊雖然沒有了，舊址還在，在破敗的高坡上，我遇到一位老街坊，站在那里跟他聊會兒天。說起豆腐坊，說得更多的是當年在這里買的豆腐和豆漿，還有豆腐渣。也說起雪芳，他和我們一起都不住唏噓嘆氣，連說晉家人老實，馬善有人騎，人善有人欺。

多年以后，我見到晉家六姐佩芳，說起她妹妹雪芳，問她：雪芳畫過好多水彩畫，畫得特別好，有保留下來的一兩張嗎？

她沖我搖搖頭。

【作者簡介】

肖復興，1982年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曾任《小說選刊》副總編、《人民文學》雜志社副主編、北京市寫作學會會長、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已出版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報告文學集、散文隨筆集和理論集百余部。曾獲“中國好書”獎、冰心散文獎、老舍散文獎、朱自清散文獎等。近著有《我們的老院》《咫尺天涯：消失的老北京》《天壇六十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