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基督山伯爵》儼然“法國蝙蝠俠”，多了傳奇色彩而少了滄桑質感。

圖為該片劇照

經典文學名著是銀幕改編的寵兒，而每一次重返銀幕，家喻戶曉的經典故事總能被不同的時代風貌解碼、再編碼，投射出不同的文化光影。

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正是這樣一座多年來被反復開掘的改編富礦。

由亞歷山大·德·拉·巴特里耶和馬修·德拉波特聯手打造的法國新版《基督山伯爵》，三小時的影片時長，卻有著風馳電掣般的敘事節奏，服裝、攝影、配樂均無可挑剔的華美制作無疑為觀眾帶來了一場酣暢淋漓的視聽盛宴。它在知名影評網站爛番茄贏得創紀錄的高分，在2025年第50屆法國電影凱撒獎中捕獲14項提名，被影評人盛贊“彰顯出法國人也能與美國人的電影表現力分庭抗禮”。

然而，當片尾字幕升起，回過神來的我們又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一種微妙的失落，仿佛享用了一頓饕餮大餐，酒足飯飽后卻再也想不起來主菜的味道。

新版《基督山伯爵》從骨子里就散發著一種21世紀商業大片的氣息，毫不掩飾自己對當代觀眾獻出的殷勤。無論是號稱“本年度最昂貴法國電影制作”的投資規模，還是無人機掠過宏偉城堡的開闊鏡頭，抑或是被形容為“漢斯·季默式”的、與主角每一步行動都能完美融合的雄渾配樂，都在宣告這部“法國出品”已經熟練掌握了通行世界的銀幕法則。正如《衛報》對其一針見血的評論，它所采用的“白面包般、網飛式”的制作風格處處顯示出流媒體時代的影像密碼，流暢而高效、精美而悅目，既能瞬間抓人眼球，又能被實時理解消化。

不可否認，這是一次極為聰明且頗為成功的法國文化還鄉行動。在好萊塢對大仲馬作品進行了多次文化挪用之后，法國電影人選擇“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用視聽語言高度成熟和商業化巨制的方式，奪回了民族史詩敘事的國際話語權。

為此，曾擔任2023版《三個火槍手》電影編劇、成功將其商業化改編的巴特里耶和德拉波特，采用相似的策略，對《基督山伯爵》進行了一場被評論家稱為“效率與優雅兼備的外科手術”。

這把手術刀首先精準切向了大仲馬不吝筆墨的鋪陳式敘事風格，將原著迂回曲折的背景描述和錯綜龐雜的人物糾葛壓縮進一個高度凝練的“三幕劇”之中，每一個情節都在馬不停蹄地奔赴人物的結局和故事的塵埃落定。電影中，當敘事的邏輯凌駕于一切之上，大仲馬筆下的馬賽與巴黎、那個充滿生活氣息和復雜肌理的有機空間，便被簡化成一系列華麗卻冰冷的背景舞臺；那些原本獨具時代和地域特色的建筑與室內陳設，其首要功能不再是構建一種可供觀眾沉浸式體驗的歷史氛圍，而是推動情節在唯美的畫面中快速演進；當鏡頭執著于俯瞰視角的壯闊全景和人物拾級而上的動態瞬間，便鮮少停留在能喚起歷史感與生命感的細節上。如此一來，原著中那種浸潤在時間流逝中、遲緩而深沉的滄桑質感，被現代動作大片標志性的、永不停歇的快感驅動力所取代。

這種處理確保銀幕上的每一分鐘都有飽滿的信息量、每一幀畫面都能實現特定的美學效果，從而成就了影片的娛樂性與消費性，但也讓整個故事的核心——埃德蒙·鄧蒂斯的蛻變——失去了時間的重量和思辨的深度。

小說中，伊夫堡監獄的14年是鄧蒂斯靈魂的煉獄與淬變的熔爐。那是精神的死亡與重生，是信仰的崩塌與再造，是一個天真的青年在絕望中耗盡生命的光芒，又在與法利亞神父日復一日的交談中，用知識的微光重新照亮理性、重新塑造心智。在他變身為復仇之神的漫長過程中，時間不僅是長度，更是深度。然而，在電影中，鄧蒂斯精神上的漫漫長夜與靈魂的艱難跋涉被簡化為一場“速成教育”，點亮他內心孤燈的法利亞神父幾乎淪為一個功能性的“客串”，在獻出寶藏地圖與技能禮包后便匆匆離場。這使得鄧蒂斯后來的超凡智慧與周密計劃多少顯得懸空而令人存疑，復仇伯爵的誕生也因此少了幾分古典悲劇的宿命感，多了幾分現代超級英雄的傳奇色彩。

于是，新版基督山伯爵儼然“法國蝙蝠俠”。與哥譚市的黑暗騎士一樣，鄧蒂斯由創傷塑造，而后憑借財富的鎧甲和貴族的面具，在法律之外執行個人正義。不同的是，蝙蝠俠的掙扎根植于現代社會的秩序崩壞與個體的精神撕裂，而基督山伯爵的痛苦則是在一個信仰尚存的時代，對上帝與天意發出的激烈叩問，對復仇的邊界以及凡人是否有權代行神罰的經典追問。但遺憾的是，電影飛快的節奏使其對鄧蒂斯前期承受的苦難鋪墊有限，對他“是行善、還是讓內心充滿仇恨”的道德掙扎更是蜻蜓點水般一筆帶過，以至于觀眾更多地沉浸在鄧蒂斯復仇的“爽感”之中，而難以共情其靈魂被復仇火焰反噬的灼痛。

所幸，主演皮埃爾·尼內用精湛的演技，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影片自身的邏輯缺憾。尼內瘦削的身體和優雅的姿態，為這個看似堅不可摧的復仇之神注入了些許的脆弱感；他用細膩的微表情和身體表達，為這個多重面具之下、有著無法愈合的內在創傷的角色賦予了一層悲劇底色。在與阿娜伊斯·德穆斯蒂埃所扮演的梅瑟苔絲重逢的數場對手戲中，攝像機一度耐心地停駐在尼內的臉上，從他愛恨交織的眼神、嘴角微妙的顫動，我們看到了他克制中的波瀾和深不見底的情感。正是這些幾乎與影片整體風格相悖的“慢時刻”，讓我們或多或少地窺見到那個被復仇意志包裹著的、依舊在滴血的鄧蒂斯的心，也讓我們瞥見了這部電影本應抵達、卻因某種商業策略而遺憾放棄的哲思深度。

在近年的電影改編中，以當代影像密碼轉譯經典名著而遭遇美學悖論的現象屢見不鮮。2013年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編劇兼導演巴茲·魯赫曼用說唱天王Jay-Z的嘻哈音樂、與時尚巨頭Pr ada聯合設計的高度格式化服飾、跳躍拼接的MTV式剪輯和高飽和度炫目的3D視效，將菲茨杰拉德筆下那個紙醉金迷又空虛哀婉的爵士時代，演繹成了一場華麗而喧囂的視聽狂歡。與新版《基督山伯爵》如出一轍，魯赫曼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同樣希望通過現代視聽技術打破歷史的隔閡，讓經典的故事以一種最富沖擊力、最契合當下觀眾審美和期待的方式重現銀幕，以此獲得最大程度的市場認可。

的確，兩部電影均實現了巨大的商業成功，卻也遭受了相似的質疑、甚至斥責。魯赫曼的鏡頭癡迷于蓋茨比派對的奢華，卻難以復現尼克視角下的疏離與幻滅感；新版《基督山伯爵》讓我們為鄧蒂斯復仇布局的精妙大呼過癮，卻無法讓我們充分體味他在功成之后，只剩下空虛時的悲劇性孤獨。兩部電影以一種近乎偏執的宏大捕捉了原作的能量與情節，成功地上演了一場場壯美的奇觀，卻也在浮夸的喧囂中遺失了原著的靜默憂思，犧牲了原著作者那種冷靜而克制、帶有一絲悲憫又充滿力量的凝視。

某種程度上，這種浮士德式的“交易”也折射出當代經典改編的普遍困境。這些商業大片精準把握住了時代的美學脈搏，懂得如何用最符合當下審美偏好的方式，將一個古老的故事重新包裝，并通過先進的技術手段對其進行影像轉譯。然而，當經典文本被如此精巧地濃縮打磨，使其故事情節流暢到適合“倍速播放”，人物情感直白到無需去耐心、靜心品味時，我們收獲的到底是經典的重獲新生和再度流行，還是那些使之成為經典的價值的慘痛流失？以效率取代深刻、以奇觀置換沉思，似乎正在成為一種主流的改編邏輯。

或許，我們的確需要一個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基督山伯爵。但當我們看到這個更清醒、更決絕、更像我們自己的鄧蒂斯“行云流水般”完成復仇時，我們不應該忘記，那個在大仲馬筆下花了半生才頓悟“等待和希望是人類全部智慧”的鄧蒂斯，恰恰擁有著這個加速時代最稀缺、也最為深刻的力量。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