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莎士比亞說：“書籍是全人類的營養(yǎng)品。”

雨果說：“書籍是造就靈魂的工具。”

博爾赫斯說：“如果有天堂，那一定是圖書館的樣子。”

于是，世界上的每一個讀書人都向往著自己有一個小小的天堂屋——一間屬于自己的藏書房。

然而，藏書是需要銀子的，人的一生需要多少財力去購置圖書呢？于是，淘二手圖書、讀別人讀過的書，便成為一種廉價購書的選擇。俗話說，“吃別人嚼過的饃不香”，我卻從留有“口水”的書頁里，聞到了舊日時光的氣息呢。

十年一覺揚州夢。從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在揚州學習和工作的日子里，我常常去揚州的舊書店和舊書攤上買便宜的舊書。猶記得天寧寺里那些舊書攤，給了我多次購得便宜貨的機緣。它的斜對面就是御碼頭前著名的冶春點心店，這里往往是揚州人早晨“水包皮”的解饞之地。一個五丁大肉包，一毛六分錢，那是70年代最昂貴的肉包子了。作為一個窮學生，我往往在這里踟躕、彷徨、徘徊，進行著精神食糧和口舌味蕾之美的思想斗爭。孰知，那時的一兩毛錢足以淘來一本厚厚的舊書。于是，窮書生對書籍的占有欲多次戰(zhàn)勝了一時的口腹之享受。

80年代自打有了自己小小的天堂書房后，我便無時無刻不想著如何填滿書架，就像農(nóng)民對土地的眷戀和貪婪一樣。這種無休止的占有欲，甚至會讓人瘋狂，失去基本的親情與道德。最近，我就看到了這樣的一部電視劇《生萬物》。作為鄉(xiāng)土文學的研究者，我以為它在描寫農(nóng)民對土地的渴望和貪婪上，甚至比《白鹿原》對白嘉軒的描寫還要過分，無論是大地主寧學祥，還是中農(nóng)封二，凡是農(nóng)民，都有著對土地的強烈占有欲。但是，電視劇把這種占有欲的悲劇結(jié)局給淡化了、省略掉了，遠不如原著《繾綣與決絕》有馬克思所說“歷史的必然”的深刻性。

倘若以此來類比我80年代的藏書，我的階級成分不能算是“富農(nóng)”，也起碼是一個“上中農(nóng)”了。拿了工資，我會像《生萬物》中的封二和寧學祥對土地的渴求一樣，貪婪地去購書，那書房就像永遠無法填滿的溝壑。那個“讀萬卷書”的金句深刻影響我，讓我幻想“家藏萬卷”的幸福。雖然，我知道“買來的書不一定全部會看完”的真理，但我也堅信“書到用時不求人”的滿足感。

在揚州逛街，除了去新華書店購買急用的新版圖書，我的腳步總會不由自主地邁向天寧寺的舊書攤或古舊書店。

無疑，從舊書攤上淘便宜的舊書，古已有之。50年代，許多舊書店已經(jīng)公私合營，而到了60年代，舊書攤被掃蕩一空后，販書走卒消失殆盡，南京城里幾乎就剩下楊公井獨一個古舊書店可去淘書了。那是20世紀初中華書局在南京開設(shè)的一家書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不知什么時候被新華書店所接管，改成了國營的書店。書店的招牌乃為南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胡小石所題，書法既有金石味，又有書卷氣。我想，舊時的文人，包括著名的大學教授，不費一年的薪金就可買一棟別墅，但他們也時常會去舊書店、舊書攤上淘書。可見，獲取藏書的渠道是多種多樣的，買舊書，不丟人。

1978年，董健先生讓我去古舊書店，把1949年至1977年的《人民文學》和1958年至1977年的《文學評論》（創(chuàng)刊時叫《文學研究》）買回來，供現(xiàn)代文學教研室的教師使用。那時中文系的現(xiàn)代文學教研室，大概是南京大學最大的教研室了，占用了一個教室。碩大的教研室里，書架卻是空空的。董健先生是教研室主任，正在與北師大的郭志剛先生一起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我心里暗暗猜想，他是為了編輯工作方便，奔著臨時占為己有的目的去的吧。他交給我一封信，是寫給新華書店負責人的，一問才知，負責人就是他哥哥。

我興奮不已，騎上三輪貨車，帶著幾百元的“巨款”，前去古舊書店淘書，儼然一派“大財主”氣勢。當然，我也多了一個心眼，從家里取出了300元現(xiàn)金，以備“揩油私購”。

一切都十分順利。古舊書店的負責人熱情地接待了我，照單全售。那是按年份裝訂成合訂本的舊書，深藍色硬精裝封面，巨沉。我向書店負責人扯了一個謊，說董健先生也想私人購買一套《文學評論》。因為上司在電話里已經(jīng)告知購書者是他弟弟差遣來的，店主看來者是蹬三輪貨車的，估摸是個年輕的勤雜工，便立馬允諾再加一套。我如獲至寶，像竊賊一樣，匆匆忙忙與店里的搬運工一起，將雜志搬上三輪車，逃也似的絕塵而去。

于是，那一天是我畢生淘書最辛苦也最幸福的一天。早晨，在中文系小樓（如今屬文物保護建筑的賽珍珠舊居）后面，取出三輪貨車，先騎到楊公井的古舊書店；取貨后，把私貨送到城東光華門外的石門坎、我的家里，然后再騎回南大。來來回回折騰一番，足足騎了50里地，好在我曾經(jīng)當過六年的農(nóng)夫，這點輕松的體力活，只當是騎車在平坦的大道上看城市風景。

最后一縷斜陽照在我渾身洇濕的衣衫上，在西南大樓下，當我把一捆捆書籍搬進教研室、歸置在書架上的時候，盡管汗流浹背，心里卻是涼爽無比。那天，在南園二食堂，我狼吞虎咽，猛吞了6只大肉包。

二

1988年底，當我再次回到南大時，因“當時父母在南京有房子者，一律不再分房”的規(guī)定，我的小小天堂屋夢碎。借住在親戚家，書籍堆在小火瓦巷48號有著老虎窗的閣樓上，查找很是不便，只能天天又泡在系資料室里找書。

好在小火瓦巷就在古舊書店后面。無課時，寫作累了，便在街上閑逛，不知不覺又不由自主地踏進此爿店門，翻閱舊書。那時我的皮夾子里總是要放600元錢，以備應急之用，無疑有一部分送進了古舊書店。

即便是舊書店，那種帶彩印的藝術(shù)類書籍的價格仍然昂貴無比。那是一個普通讀書人無法承擔的書價，我只能在文字書籍中淘樂。與在新華書店購置的新書相比，舊書的品相是差一些，有些甚至是破爛不堪的，但是淘來的書自然也有獨特的樂趣。樂趣何在？

如同翻閱舊照片一樣，它能夠喚起你的歷史記憶。我當年在縣城新華書店里買來的新版書籍，如今早已成了泛黃的舊書。看著書架里那一摞摞舊書，你就會想起讀書的一段歷史故事。

然而，這些舊書也有起死回生的時刻。當你寫到那個時代背景下的論文時，腦海里就會記起它們的存在，想起當年的閱讀觀感，這與如今的價值觀念早已大不相同了。激活這些史料，重新梳理文學史，用批判哲學的邏輯重新審視當下，它們就變成了我寫文學史不可或缺的投影儀。

我曾從揚州舊書店里買來精裝本的畢達可夫講義《文藝學引論》，由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翻譯，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原價是2元人民幣，價格不菲；1975年我用1元錢便購得了，用揚州話說，“賺大發(fā)了”。半個世紀前購來的舊書，出版時間至今已六十七年了，它也成了古董書。但這本蔚藍色精裝版的書仍然像雕塑一樣，站立在我的書架上。我看到它，就像看到一幅幅歷史的肖像畫，一個個熟悉的老師面孔和他們演講時的激情，都從舊書里蹦了出來，歷歷在目。

這些從舊書店和舊書攤上淘來的大量書籍，并沒有因為搬家而被丟棄，這是書的幸運呢，還是因為我占有欲的幸運呢？我以為，作為一個學者，任何書都是有用的，只有當你用到時，你才能真正體會到它的珍貴。

我在書寫這段文學史的時候，這些淘來的舊書幫了我許多忙。比如1950年代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多輯合訂本《文藝理論學習小譯叢》，195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報告、發(fā)言集》，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學中的現(xiàn)實主義問題》，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論文匯集》（這些舊書讓我看清了中國許多作家思想心路的曲折離奇歷程），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論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jié)合》，1960年代作家出版社“新建設(shè)編輯部”編的《美學問題討論集》叢書,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七十年代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問題——蘇聯(lián)關(guān)于“開放體系”理論的討論》（在中國大轉(zhuǎn)折時期來臨之際，這本書對理論界影響甚大，我本來想就這個問題專門寫一篇文章，由于種種原因，被擱置下來了）……這類舊書甚多,真是數(shù)不勝數(shù)。淘來時，并沒有花多少錢，那單位圖書館的藍印章清晰可見，后面的借書卡片登記猶在，留下了一個時代的印記。

讀淘來的舊書，格外親切。它不但省去了去圖書館費時費工查找的困難，信手拈來，方便至極；而且，更讓我引以為傲的是，這是屬于我自己的藏書，聞著它的霉味，我并不覺得刺鼻。

三

時代巨變，當舊書店在城市里慘淡經(jīng)營、力不從心而逐漸消失的時候，它卻以頑強的生命力出現(xiàn)在網(wǎng)絡(luò)上了。讀者為王，他們發(fā)現(xiàn)商業(yè)宣傳十分熱烈的作家作品，在網(wǎng)上購買比在實體書店里購買更便宜，如果不是為了去書店湊熱鬧、看名人，去獲得一本作家的簽名本，他們完全可以從網(wǎng)上選擇自己需要的作品。

我的淘書生涯從此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新世紀以來，我再也沒有進過新華書店和民營書店。逛實體書店的快樂被網(wǎng)購所替代，甚至對像南大旁邊青島路的舊書店也無興趣了。我在網(wǎng)上淘書，獲得的快樂是無法形容的。

我在網(wǎng)上主要是淘舊書，因為除了并無瓜葛的出版社，保持聯(lián)系的出版社出版新書時都會寄一本樣書贈我，尤其是作家的作品，為我省下了不少淘書的銀子。我在網(wǎng)上偶爾也買新書。即便是新書，也比市面上實體書店便宜多了，有的甚至在5折以下。當然，網(wǎng)購書籍也包括我自己出版的書籍，若出版社贈送的樣書少，我就自己在網(wǎng)上購買后送朋友。

而淘舊書的樂趣，是購新書所得不到的，也是他人無法體味到的快樂。

夜半三更，在萬籟俱寂的氛圍中，獨自悠閑地在舊書網(wǎng)站上淘書，多半是因為白日在看書寫作時，記下了文章中提到的我沒有讀過的書籍。于是，我就在網(wǎng)上尋覓，有時甚至會觸類旁通地尋覓到論及同一問題的書籍。這比過去在圖書館里查找單一的一本書，更有開闊視野的樂趣。

夜巡淘書，沒有實體書店的紛擾，店家所展示的只是舊書的照片，以及作者和譯者。沒有版本目錄，只有是哪個出版社出版的，甚至連出版年月都不注明。你得在大量的店家中，尋找到有多頁照片展示的良心店家。他們會把書的品相、目錄、內(nèi)頁，甚至版權(quán)頁展現(xiàn)出來，至于品相嘛，他說幾品，權(quán)當一說而已。我與其他在網(wǎng)上淘書者不同的地方是，我往往選擇那些品相差的書籍，越差越好，就是原生讀者在書上寫了批語的那種，良心店家會把批注痕跡發(fā)出來。我倒不是為了省錢，而是認為這樣的歷史印痕，才能讓我看到前輩讀者內(nèi)心世界的思想裸露，這樣的舊書才是最有價值的。

當然，這也與我自己的讀書習慣有關(guān)。我以為只有這樣讀書，才是真正的讀書——把自己即時性的觀感，留在書頁里，那正是對作者和書籍最大的尊重。我們從小就被教育養(yǎng)成愛惜書籍的習慣，一直延續(xù)至今——把書包上書皮，表面上似乎視為珍品。其實書在吶喊：你親吻過我嗎？！

舊書上的印痕，往往載滿了歷史滄桑，讓你陷入無盡的遐想之中。有三本舊書讓我獲得了這樣的樂趣。

一本是1987年4月四川美術(shù)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學者高階秀爾的《看名畫的眼睛》，當年定價是2元，扉頁和末頁上有原購書者的簽名。此書后附29幅插圖，就在10頁和11頁彩圖——華多的風景畫《愛之島的巡禮》和戈雅的《裸體的瑪哈》之間，夾著皺巴巴的1元和2元的人民幣各一張。我想，這是讀者購書時，用5元人民幣找回的錢呢，還是其藏私房的購書款呢？這里面一定會有故事，足以讓一個優(yōu)秀作家像莫泊桑和歐·亨利那樣，設(shè)計出一個如《項鏈》或《麥琪的禮物》般動人的短篇小說來。

還有一本是《城市姑娘》。為了寫《重讀恩格斯的〈致瑪·哈克奈斯〉》，我在網(wǎng)上淘了一本品相不錯的《城市姑娘》，那是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書底還蓋著扇形的紫色印章“上海南京東路新華書店”。就在108頁和109頁之間，有一張參觀券，上書“美術(shù)攝影書法篆刻展覽”，下方寫明主辦單位是上海市建筑材料工業(yè)管理局，展出地址是人民公園展覽廳，右邊小字注明展出時間。這張展覽券放在書里已經(jīng)四十多年了，生生地在這兩頁之間洇出了土黃色的印跡。它經(jīng)歷過多少人的倒手，卻能夠安安穩(wěn)穩(wěn)地沉睡了四十多年，這不是一個奇跡嗎？

再有一本就是1979年由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瑞士學者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著《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扉頁簽名的英文書法似外國人所為，名字卻可拼寫成中文“許（徐）勝利”；購書地點寫的是“南京”的拼音字母。我想，這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他是一個外國留學生，因為南大是最早一批接受留學生的大學之一，留學生都會起一個中國名字。也許他就是一個意大利留學生，買這本書是想作中意文對照，這是一次熟練掌握專業(yè)術(shù)語的機緣。還有一種可能性，則是南大外文系或其他人文學系的老師或?qū)W生購得此書。同樣，讓人覺得驚喜的是，在14頁和15頁之間，一枚正面是彩色燙金的中英文“元春省親”、反面是1979年年歷的書簽夾在其中。四十六年過去了，深深的印痕把這兩頁紙洇成了長方形的印跡，猶如時代的分界線。

網(wǎng)上淘書的快樂，不僅僅有無人打擾的清凈，隱私性強，而且還有一種摸彩的神秘感，再就是不用花費大量時間去實體店瀏覽，去受店家的白眼，且每花一筆銀子，你都覺得賺了一筆。此外，還能省去運輸?shù)臒溃鼈儠煽爝f小哥送到你家門口。

這樣的淘書，何樂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