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欄目語】

2024年，《作家通訊》全新改版，推出新欄目“扎根筆記”，邀請在基層一線工作、駐點、深入生活的作家、文學工作者分享他們對于廣袤大地和人民生活的觀察與體悟，展現新時代作家和文學工作者“向人民學習”的精神風貌。

“雷公不打種竹郎”

——幕阜山區扎根筆記

■徐 魯

四十多年的感情沃土

20世紀80年代，我創作了第一批以鄂南幕阜山區的生活、美俗和采茶戲人物等為題材的散文。進入新時代之后，我又創作了以幕阜山區的革命歷史和山鄉巨變為題材的長篇小說《遠山燈火》《小菊的茶山》等。其中《小菊的茶山》入選了2022年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奮進新征程、書寫新史詩”主題專項。前后40多年深厚、不離不棄的感情聯系，我早已把幕阜山區視為自己生活和文學扎根的“老根據地”。

我在關于《小菊的茶山》的一篇創作手記里，曾引用老作家孫犁先生在《山地回憶》里寫到的一段話。“我”在太行山區打游擊時，有一天傍晚與一個在河邊洗菜的小女孩邂逅，由此升騰起一種真情實感：“我在河邊上洗了臉。我看了看我那只穿著一雙‘踢倒山’的鞋子、凍得發黑的腳，一時覺得我對于面前這山，這水，這沙灘，永遠不能分離了。”

我對于幕阜山區的感情也是如此。40多年來，每次站在從幕阜山深處蜿蜒流淌出來的富水河畔，看著暮色里的楓林渡口、茶亭，還有遠處的山嶺、田畈和一座座燈火初上的小塆，我的心里也會涌上與孫犁先生同樣的感受：這些都像是我的故園一樣，分別得再久，也永遠不會失卻那份溫暖、親切的感覺。我和這里，也是永遠不能分離了！

“烏蘭牧騎”的扎根日子

30多年前我大學剛畢業時，在鄂南陽新縣人民文化館工作過多年，所從事的是一種“烏蘭牧騎”的工作。剛到文化館第一天，一位老館長、也是鄂東南民間文學專家梁萬程就諄諄教導我說：“我們是人民文化館，你來了，我們又多了一名烏蘭牧騎隊員！”他還給我解釋說，“烏蘭牧騎”的工作就是要深入幕阜山區最偏遠的農村去，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勞動，簡稱“三同”。

幕阜山區橫亙在贛、湘、鄂三省交界處。我當時的工作之一，就是深入幕阜山中的窮鄉僻壤，去搜集民間故事、歌謠和小戲唱本，同時也給一些鄉鎮文化站和鄉村小劇團修改戲本，做一些創作和演出的輔導工作。除了收集和整理民間文學，還要經常送文化下鄉，去輔導和組織鄉鎮及村里的業余文藝創作和群眾文化活動。

比如，村里或者鄉鎮文化站要組織演采茶戲，如果正好我們這些人在場，還要臨時幫演員改戲本、寫幻燈字幕，幫著搭戲臺、搬道具，甚至給演員化妝。遇到“三夏”和“雙搶”的農忙時節，就要挽起褲管，下田幫著割稻、栽紅薯秧、運送秧苗。這是真正的“深扎”，也是完全意義上的“三同”，雖艱苦，但也更為深入和扎實。

那時候，幕阜山區一些偏遠的小山塆還沒有通上電，需要走夜路時，房東就會舉著松明子或點上“罩子燈”，給我們引路和照明。在幕阜山區的崇山峻嶺間走村串戶、搜集民間故事和戲本的那些年，是我迄今為止最“接地氣”的一段生活。饑了餓了，走進任何一戶人家，都能吃到熱騰騰的、散發著柴火氣息的鍋巴飯和老臘肉。渴了乏了，就猛喝一頓山泉水。翻山越嶺走累了，呼嘯的山風為我擦拭汗水。當年幕阜山區還沒有實行禁獵，我也曾被允許跟著老獵戶去打過兩次獵，獵槍就是長長的火銃。有一次老獵戶打到了一只野物，他告訴我這叫“豹貓”，山里人又稱“飛虎”。現在，這些珍稀的野生動物當然都是當地的保護對象了。

鄂南地處吳頭楚尾，方言里猶帶吳音，而且保存著許多古雅的字音，比如把耕田叫“勸春”，玩耍稱為“戲”，穿衣稱為“著衣”，給客人添加酒水叫“酙酒”，稱你為“乃”，稱我為“阿”或“吾”等。倘若遇到什么稀奇事或值得夸贊的場景，上了年紀的老人嘴里瞬間就會蹦出一兩個現在已經不大使用但在這幕阜山區依然保存至今的文言嘆詞：“噫，好矣哉，好矣哉！”

這一切都成為這段日子里我積累于心中的深刻記憶，在后來的寫作中，它們常常在不經意間流瀉于筆尖。

“雷公不打種竹郎”

我在縣文化館工作的那些年里，適逢文化部、國家民委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在全國各地展開浩大的“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各省市、區縣紛紛采集、整理和編印自己的民間文學資料集。從1983年開始，陽新縣文化館對全縣118個農村鄉劇團進行調查，同時開始了長達10年的民間文化遺產的搜集整理、研究、出版工作。

這是我第一次較為深入地長時間接觸和浸潤于幕阜山區民間文化中。“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工作包括三大項：民間故事、民間歌謠、民間諺語。我直接參與了陽新縣“三大集成”的工作。當時，縣文化館和鄉鎮文化站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搜集整理和改造利用民間文化。在鄉鎮文化站工作的同志，沒有專門的經費，是出于自己的職業本能和對鄉土文化、民間文學的愛好，做著這些工作。

除了翻山越嶺、深入村塆去尋找傳唱人和“說古佬”，實地采錄一些故事、歌謠、諺語文字，我當時還要把鄉鎮文化館、文化站同志搜集來的原生態的記錄，做文字通順化、規范化和符合事理邏輯的處理。有些記錄明顯就是現代人的詞語、句子，屬于文化館、站的同志添加進去的，一看就是“創作”的東西，需要去除；有一些屬于因果報應、迷信的東西，要適當加以選擇；有的敘事長詩，不同的采錄文本之間“互文”現象嚴重，故事情節不符合邏輯，或是話語啰唆，需要擇其善而從之。民間采茶戲唱本，也多是按照這樣的原則來修改。可惜當時沒有復印條件，都是現場改動、現場使用，或現場手抄下來，不可能復印或刻寫多份，所以保留下來的文本不算太多。幸運保存下來一些被廢棄的、“互文”嚴重的敘事詩抄本，我一直將它們存放在一個專門的紙箱里，大概有幾十種。

陽新縣當時屬于咸寧地區，還沒有劃歸黃石市，所以，我和費杰成、趙海林等人參與了由咸寧地區群藝館負責的整個地區的“三大集成”編委會工作。當時，全縣所有鄉鎮的文化館、站都參與了“三大集成”的普查和搜集工作，像龍港鎮文化館的陸愛國館長、富池鎮文化館的梁謙益館長、楓林鎮文化館的劉耀煌館長等，工作都做得很好。這些同志在各個鄉鎮都稱得上是“人尖子”，而且說拉彈唱，無所不能。當然，他們也都是一方鄉土文化的守護者與耕耘者，是民間文化和民間文學的播種者。當年，各鄉鎮的一些塆子里，還有一些健在的民間老藝人，被稱為“故事簍子”。此外還有一些喜歡說說唱唱、熱心民間文化搜集與整理的“鄉土文化守護者”。可惜，沒過幾年，他們大都已經老去，有的已經不在了。

民間文化為我后來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和素材資源。雖然我是文學寫作者，看似與民間音樂、民間舞蹈這些藝術門類關系不大，但這些藝術里都包含著獨特的民俗、名物和故事的元素。像跑蓮船、板凳龍等民間舞蹈的編排，就與民間音樂、民間戲本密切相關。

當地的不少文化館、站的同志都多多少少地熟悉陽新的民間音樂。那時候，他們認為我文筆好，有動手創作的能力，所以當時我寫過很多帶有民歌風味的歌詞，再由他人譜成帶有山歌和采茶調風味的曲子，有的歌曲還在湘鄂贛三省鄰縣的會演中獲得過獎項。例如《跟著那桿紅旗走》《勿忘我》等，至今在陽新縣組織的一些演出中還能聽到這兩首歌。

我進入文化館之后，經常去鄉鎮文化館、文化站輔導業余作者，先后到龍港、富池、楓林這些地方給業余作者們講課。有時候，鄉鎮文化館也會召集他們來縣文化館，集中辦班培訓。可惜，當時無論是縣文化館還是鄉鎮館站，都經費拮據、條件簡陋，也沒有太多的音像資料保存意識，因此，很少有錄像資料留存下來。照片和文字倒是留下了一些。

縣文化館曾經整理出版了《民間故事》《民間諺語》等資料性的印本。記得當時我還頗下了點功夫，為《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湖北卷·陽新分冊》的歌謠卷撰寫了“半篇”前言，我論述了其中的歌謠文字部分。現在在縣文化館、縣圖書館里，應該還能找到這些屬于內部印刷的資料本。我曾經保留過這些資料，后來幾次搬家，現在也找不到這些資料了。我在寫《遠山燈火》《小菊的茶山》等小說時，想再翻翻這些資料，從中找到一些可用的素材，就只好從舊書網上，花費高價買回了幾本，包括陽新采茶戲的資料。

幕阜山區盛產高大的楠竹，像陽新縣的筠山等地，都是有名的楠竹之鄉。竹鄉里流傳著一句俗語，叫“雷公不打種竹郎”，源于山民們世代傳唱下來的一首古老的山歌：“天降甘霖，竹苗秧秧，地生甘露，竹苗長長。田莊地膀生金銀，雷公不打種竹郎……”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前人種竹，子孫起屋作棟梁。栽樹、種竹、鋪路、修橋，都是積德之舉，所以連雷公都會保護種竹的人。我想，從事民間文化搜集、整理、保護的人，也會像山區的“種竹郎”一樣，功德無量。

我后來寫了大量以幕阜山區為題材的長短文字，除取材于新時代幕阜山區的山鄉巨變、采茶戲藝人對鄉土藝術的傳承與守護，以及有關湘鄂贛邊區鄂東南革命根據地的紅色文化、自然風物和獨特名物外，還有我對一些較為熟悉的民間文化人物的記錄。這是這段經歷帶給我寫作上的啟迪和思考，我想記錄下的，正是這些雷公不打的“種竹郎”。

魂牽夢縈楓林渡

我在《小菊的茶山》里寫到了常年在楓林渡口擺“義渡”的阿通伯、阿香、小菊一家三代人。這有人物原型，這個原型便來自我扎根幕阜山區的經歷。

阿通伯是一位老黨員，我在幕阜山區翻山越嶺去采集民間戲本故事和歌謠的日子里，常在他家里落腳。冬夜漫長，從山中回來，就坐在他為我燒旺的火盆邊，一邊吃著剛煎出的糍粑蘸蜂蜜和鍋巴飯，一邊聽他的“堂客”阿通嬸、他們家的幺女阿枝，還有塆子里的細妹子們，一起給我唱“哭嫁歌”和幕阜山的采茶歌。外面響著呼嘯的山風，我的心里卻裝滿了溫熱的鄉情和鄉愁。

除了擺渡，阿通伯還會養蜂采蜜。前幾年，已近80歲的阿通伯仍然侍弄著十幾口蜂箱，每年追趕著花期，把蜂箱搬來搬去，總是閑不下來。2020年新冠疫情剛有所緩和，我打電話問阿通伯，有什么難處沒有，需不需要我支援一點？他在電話里連忙說：“不用不用，你放心，好過的，好過的。”聽得出來，他的語氣和心情都是蠻樂觀的。他告訴我說，春夏耽誤了就耽誤了吧，日子還是要過的，秋天不是也到了嗎？春花和春茶是錯過了，但他家的十幾畝秋茶倒是很爭氣，秋芽看上去比春芽還茂盛。家里還有一個柑橘園，滿樹的橘子也快黃了。“等收完了秋茶和柑橘，差不多也能割上百十斤橘花蜜，到時叫細枝快遞幾斤給你嘗嘗。”細枝是他的幺女。

“這我可受不起呀，我又不是抗疫英雄。”我故意笑著說道。當時，我從微信朋友圈里看到，陽新的鄉親們把自家的土豚（番鴨）、折子粉，還有油面、麻油、蜂蜜等農副產品收集起來，裝了一卡車，特意送給援助過陽新的江蘇醫療隊。我問阿通伯：“這是真的嗎？”阿通伯說：“這還能有假？當時一聽到這個主意，我歡喜得不行，把自家養的十幾只豚連夜宰殺干凈了，還有幾十斤自家磨的小麻油，十來罐子才割下的新鮮蜂蜜，都送到鎮政府去了。”阿通伯不愧是位老黨員，什么事也不落后。

當時，一支由62人組成的江蘇醫療隊抵達陽新后，與陽新老蘇區的人民同甘共苦，攜手奮戰了40多個驚心動魄的日日夜夜。在陽新全縣的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全部清零之后，醫療隊才告別這塊紅土地，返回江蘇。疫后，這支醫療隊又與陽新對口制定了新的幫扶和援建項目，譜寫了一曲吳山楚水守望相助的新時代壯歌。

心地淳樸的陽新百姓，不知道該怎樣報答江蘇的親人們。他們拿不出什么山珍海味來，不過，這里的特產美食“陽新豚湯”還算出名，有滋補身體的營養價值，尤其是農家養的土豚。于是，各村的鄉親就自發地收集起自家養的土豚，處理得干干凈凈的，專程送到江蘇，只為了給醫療隊的親人們補一補身體……我在看到這條報道的一瞬間，禁不住熱淚盈眶，又深入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把這些故事原原本本地寫進了紀實散文《雨后陽光更明媚》里。

陽新這片老蘇區，是彭德懷等開國元勛率領紅軍隊伍戰斗過的地方。戰爭年代里，有一年這里遭遇大旱，可是紅軍路過時，茶水滿布，宿營用水煮飯，仿佛不在旱中。婦女老小，人手一扇，站立道側替紅軍扇涼。到宿營地時，老百姓下掉自己的門板，給紅軍開好鋪，寧肯自己露宿，也絕不讓紅軍露營。糧食缺乏，農民卻自發將自己僅有的一點薯絲、玉米、稻米，一瓢一罐地送到各部，倒在木桶里就走了。今天的陽新百姓對黨和政府、對醫療隊親人的感恩，和當年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隊伍的感恩，又有什么兩樣呢！

扎根栽培下的東西，季節會使它們成熟。云遮霧罩的幕阜山區，那里的山河兒女、草木牲畜，它一年四季的雨絲風片，時常縈繞在我的心頭。還有我所熟稔的那些茶山、竹林、橘園、稻田、山坳、河流、渡口、井臺、涼亭……也都在我的筆記本和心底保留得清清楚楚。這或許就是我一直在溫暖地愛著、回憶著，還將繼續永不厭倦地書寫這里的一切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