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潔茹（左）和譚健鍬

周潔茹：出生于江蘇常州，曾任《香港文學》主編，著有長篇小說《中國娃娃》《小妖的網》，小說集《美麗閣》《小故事》等。

譚健鍬：出生于廣東新會，澳門鏡湖醫院心臟科醫生，著有《爐石塘的日與夜》《病榻上的龍》等。

港珠澳大橋

周潔茹：感謝澳門文學節的邀請，有機會與譚健鍬老師一起聊聊文學創作。從香港來澳門非常方便，以前是坐船，香港和澳門之間的船程差不多一個小時，大家都以為我經常來澳門，對澳門很熟悉，但我其實很少來澳門。我2010年來到香港，算起來有15年了，我來澳門，不超過5次。前幾次是坐船，但現在我們有了港珠澳大橋，40分鐘，就從香港到了澳門。

港珠澳大橋對于我們家來說非常特別，因為我先生參與了大橋人工島的項目，所以我走港珠澳大橋的時候，心情跟別人不一樣，忍不住想跟所有人“炫耀”。雖然澳門來得少，但我接觸澳門作家的作品很多，之前很榮幸受邀作為第三屆和第四屆澳門“紀念李鵬翥文學獎”的評審，有機會關注到澳門作家的作品。我記得第三屆的首獎作品就是譚健鍬老師的小說《秘方》，文末的留白很是高明，我一直記到現在。當屆獲得推薦獎的作品印象也很深，莊志豪的《癮》，對現實生活的還原和對人物情感的描寫，非常駕輕就熟，出自一個“90后”作家之手，很厲害，后面我編港澳“90后”專輯，也輯入了他的作品。第四屆評出的推薦獎是更年輕的李懿，是值得期待的一位女作家，近年更是著作頗豐。

讀澳門作家的作品，我的主要體會是：豐富性。澳門作家題材的多層次、多面性，的確是區別于其他地區的作家的，我的思考是，職業作家、專業作家的寫作容易進入一種同質化的狀態，包括整體的寫作風格、方式方法，而澳門目前幾乎沒有專業作家，他們都是有一份其他的工作，所以他們寫作的質感就不是很一致。就這個話題，我也很想聽譚老師來談一談。

譚健鍬：澳門和香港在某些方面是很像的，都可以視作移民城市。我跟周老師一樣，也是2010年從一個城市移居到另一個城市，很巧，都是15年前。那時，我從廣東新會搬到澳門。我是廣東新會人，除了大學八年時間在廣州外，29歲前都在家鄉度過。盡管新會被合并到江門市里很多年了，但歷史上，新會是座歷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的僑鄉。走在澳門和香港的街頭，隨口說句新會話，可能都有人回頭看你一眼，心領神會地朝你一笑，在異鄉突然聽到家鄉的方言，很熟悉。別人問起新會有什么，我們會說，新會有陳皮，有港澳鄉親，有梁啟超。來到澳門后，我發現工作之外的一項小小的成就就是得以涉足澳門文壇。人生充滿巧合，如果我在內地或者香港工作，極大可能不會涉足寫作這條路，只做一個純粹的醫生就夠了。但是澳門很特殊，這里的文化氛圍很特別，她的文學土壤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張力和吸引力。更難得的是，澳門還很包容，特別容易讓一個外來者能夠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

然而，澳門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在此工作生活的人，很難定位自己。我剛來的時候，已經29歲了。這個年紀，三觀其實都已經很固定了，不會輕易認同某種身份內涵的轉變。那時我內心深處還是覺得自己是廣東人，有什么事，還是要回家鄉辦，至少去珠海處理。在澳門，我真的舉目無親，當時也沒有結識新朋友，陌生的環境其實令人恐懼和失落。但是這種陌生的環境反而容易刺激一個人在文學上的訴求，所以我在這種特殊的條件下，工作之余有時間有心思去關注文學、嘗試在文學領域發現自己，因此打開觀察澳門的一扇窗。本來，我就是對文學有興趣的人，恰好在這種環境、氛圍的加持下喜歡上了寫作，一發不可收拾。澳門的媒體很傳統，比方說我們的《澳門日報》，它的副刊經常會刊登一些當下市民的舊體詩詞。《澳門日報》保留“新園地”這個版面，里面有文學，有時政評論，有生活感悟，有藝術雜談，甚至有古典文學的余韻，我覺得挺好的。而且，澳門的那些老作者都是我的長輩，特別喜歡提攜對文學感興趣的后輩。他們會指引你去寫，會鼓勵你去創作，會給機會讓你發表作品，進而讓你的作品能夠有讀者，讓你能夠接觸到讀者。

周潔茹：我也要感謝《澳門日報》，我也在《澳門日報》發表過很多作品。我從江蘇常州到美國加州，再到中國香港，現在又回到我的故鄉江南，在浙江傳媒學院當駐校作家，我區別于其他寫作者的是，除工作的幾年外，我一直是一個專業寫作的狀態。有一些寫作者尤其是海外的寫作者，都是移居到海外之后才開始寫作，而我出國前已經是一個職業作家，如果不是離職出國，我應該會持續走職業作家的道路。譚老師是位心臟專科醫生，我們剛才還在討論心率方面的問題，平時我周圍的朋友全都是寫作的同行，我們都是聊寫作問題。

我在美國的十年，先是在加州，后面搬去了紐約，這十年，我都是沒有寫作的，包括回到了香港之后的五六年，我也是沒有寫。現在回望我那段完全沒有寫作的過程，很多人都在想是為什么？是因為要照顧家庭孩子？其實也很簡單，寫作寫到了一個需要停下的時候，或者說是需要反思與反省的時候，停下就是一種必然。2015年，我在香港的第六年，我開始繼續寫作了。我終于回到寫作的現場。香港給予我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中山的華僑華人文學獎給我的散文集《在香港》的頒獎詞很有意思：“周潔茹報復性重回文學現場，發表出版了大量作品，再次引起文學界關注。”“報復性”這三個字太有意思了，但也真是很“戲劇”，我回歸寫作后出了15本書，十五年沒有寫作，“報復性”地出了15本書，好像真的是在彌補之前不寫的十五年似的。

我想還是因為香港。我能夠在香港寫作，自在地寫作，香港給了我很大很大的包容。剛才說到我很少來澳門，即使來都是碼頭直達氹仔的酒店，吃個飯，又從酒店直接回香港了。所以我對澳門其實不夠了解。雖然讀了很多澳門作家的作品，但我依然不能真正去理解澳門作家筆下的澳門，這次不一樣，這次來住在十六浦，我有機會去靠近澳門普通人的生活。走了許多路，我發現澳門的每一條巷子都是通的，每一條街道都是通的，你怎么走都不會迷路。我一個外地人，能夠在街巷里面自由穿行，就跟澳門的的士似的。澳門的士的靈活，我之前完全不能想象，那么窄小的街巷，的士卻游走得如此順滑。我這次也沒有像以前那樣只在酒店里面吃飯，我去了街頭小店，不是什么網紅餐館，而是街坊鄰居們去的那種家門口的小館子，與街坊們坐在一起吃飯。還去了糖水鋪，夜很深了，旁桌都是家長接了剛剛補習完的小朋友，一起吃一碗糖水做宵夜，然后回家。一家人就這樣手牽著手，走幾級臺階就到家，很安逸，很舒展。譚老師說澳門節奏沒有那么快，大家都比較輕松。走過澳門的街街巷巷，我也不能說兩三天就能在澳門很深入地觀察生活，但我接觸到了一種真實的煙火氣，澳門作家就在寫這樣的生活。如同我的香港書寫，香港首先賦予了我真實的、豐富的生活，進而賦予了我寫作的真實與豐富。我注意到譚老師前年拿了一個科幻文學獎，不知是否也有長篇小說的計劃？

譚健鍬：醞釀一部長篇作品必然是個漫長、復雜的過程，我覺得暫時還沒有這么強的能力以及充足的時間去寫長篇小說。我寫的短篇小說也不是特別多，我最感興趣的還是歷史文化這部分內容。作為歷史文化的普及者，我應該還是有所作為的，但如何利用歷史文化這份寶貴的創作素材來完成長篇小說，確實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作為文學愛好者和創作實踐者，強烈的創作野心無疑對我來說是一種奢侈。我真心希望，未來的某一天，我可以放下手頭上的忙碌工作，專心致志地謀劃和嘗試寫一部真正的長篇小說，希望它有足夠的影響力，能真實反映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但是當下，我認為用短篇的形式也能寫一些跟澳門歷史文化相關的東西，這完全可行，而且我也實踐過。

歷史上，澳門原本是個比今天的特別行政區更小的地方。幾百年前，葡萄牙人登陸澳門的時候，他們就生活在一圈城墻里，里面包含著一個個按宗教教區劃分的社區，現在看來真的是很小，可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生活設施、圖書館、學校、行政建筑、教堂、城墻、炮臺鱗次櫛比，還有華人的中式廟宇、祠堂參差其間，應有盡有。那些建筑物，許多依然保留著17至18世紀南歐和中國嶺南的風格。所以當你來到這里，尤其是澳門歷史城區，就會真切體會到這兒是濃縮的歷史景觀，是濃縮的世界文化遺產。此外，城區里還住著很多各個時代遺留下來的移民后裔。經過三四百年的融合和發展，他們逐步成為澳門人。他們經常會有身份認同感的困惑，但是，這種困惑也能激發作者的創作欲望。

談到科幻，就我的工作來說，確實在素材上有些地方值得發掘，我們醫學本來就是科技含量很高的學科，所以不可避免地，我們會接觸到很多新的治療方法、檢測手段，乃至護理方式等等。我在這方面的創作實踐不是很多，但是有機會的話，我也很愿意多寫一些跟醫學有關的科普文章，或是科幻作品。可否也請周老師談一談香港作家的創作情況？

周潔茹：作為作家，我們有時候被賦予很大的使命，不大敢輕易地去寫、輕率地去寫，而且長篇寫作對寫作者是有要求的，長篇寫作很考驗寫作者的體力和耐力，還有時間要求，我們寫一個長篇要做很多準備，要一個持續的時間，幾個月，甚至數年。而我的時間都被切分成了碎片，這是我真實的一個情況。而且港澳的創作者基本上都是業余寫作，像譚老師，今天凌晨三四點的時候還在做手術，做完手術下了班，再來關心文學創作。

譚健鍬：家庭的影響、家庭的傳承，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李懿是我的朋友，雖然我們差了十幾歲，但是一見如故，成了很聊得來的朋友。我倆曾經一起作為澳門的觀禮嘉賓代表前往浙江桐鄉參加茅盾文學獎的頒獎典禮。李懿的母親趙陽女士，筆名谷雨，是澳門文學界很有名氣的一位作家。李懿在深厚的文學熏陶下成長，被培養得這么優秀，也是順理成章。澳門的年輕寫作者很多，其中不乏“90后”“00后”，有很多人創作新詩，總體上處于多元化狀態。我很喜歡的一位澳門作家，黃春年先生，筆名太皮，他就是一個全能型作家，而且他真的把寫作當成他人生的圖騰。太皮接觸社會的廣度和深度是他寫作能力得以發展的源泉，再加上對文學的悟性，以及對文學的不懈追求，這些都是他創作的土壤。太皮真的把澳門寫活了，我非常欽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