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當代文學：問題和史料》（1）一文中，將二者關系的重心放在問題上，提出“沒有問題，就沒有材料”的觀點，認為采用“縫隙”“重現”“想象力”等方法，是深入研究問題的有效路徑。一般來說，這種看法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問題既然是研究者歷史語境、文化背景和知識結構的綜合呈現，沒有問題，研究者就很難有立足之地。不過，問題盡管是搜集材料的必經之路，但問題無法知道，更無權決定所有材料都會臣服自己的意志。材料所具有的任意性、越軌性和非理性，經常會打亂二者的既有關系，令其被重審、重構。正因為材料的多變性，迫使問題始終處在被挪移的適應性調整過程中——也由此保有了用之不竭的思想生命力。所以，沒有任何研究者可以確保自己的問題固定不變。

史學理論家對此曾有多方面的闡釋和討論，其中還存在分野。偏重問題的研究者認為，歷史之所以被理解，重在歷史知識創造的“條件”，反而不是考據的歷史事實。要想有個“答案”，那他“必須在他自己的心靈中重演過去”（2）。推理分析被認為是“歷史方法論”的主要內容，離開它人們不可能在文獻核查中獲得真正的知識。在他們看來，推理分析就是問題（3）。盡管史料有多樣性，還有“讓材料說話”這類說法，但歷史研究啟動前就預設了方向，研究自思考開始時發生。這樣，問題“就像磁鐵吸引鐵屑一樣篩檢史料”，因探險者會在出發前確定好路線，雖然不一定遵照原路線圖，然而沒有路線圖，探險者可能永遠都在漫無目的地游蕩（4）。還有更帶企圖性的見解：要解釋事件，就要歸結于“一個從理性角度能被理解的程序”，否則對某個群體的動機行為，便沒有“解釋”“依據”和“意義”（5）。偏重材料的研究者卻不以為然，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且“證據一失，則史料即隨而湮沉”（6）。史學對象是史料，不是倫理，不是神學，而且不是社會學，它的工作就是“整理史料”。因此，“史學便是史料學”（7）。“不鉆進史料中去，不能研究歷史”，所以方法本身，不等于歷史（8）。盡管西方人偏于問題方法，東方人偏于史料分野，但也有學人批評史料派“史料高于歷史”的謬論，說這只會導致“用史料代替歷史，用整理史料來代替歷史客觀規律的研究”（9）。

誠然，在文學史研究和教學中，尤其是在問題和材料的關系上，情況遠比想象得復雜。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如果沒有一定的問題意識和范圍，材料實際上沒有存在的價值。以一篇研究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而被批評的文章為例。“批評”這件事，本就攜帶著明確的問題意識，而“蕭也牧作品”就是范圍。關系另一方是一些文藝界的名人，假如沒有他們的組織領導，這件事恐怕難以發生。鑒于這些因素，研究者自然會想到尋找事件發生的動機和背景材料，從而順藤摸瓜找到了另一些人事矛盾、文藝界整風運動、蘇聯日丹諾夫影響等周邊材料。所以，基于這種問題和材料相互交錯、激活的糾纏關系，史學理論家朗格諾瓦和瑟諾博司在《史學原論》中才會說：歷史研究就是使“那些過去”“靈魂現形”的工作（10）。不過，什么是追蹤材料所依靠的問題，什么是有問題的材料，它們的邊界并不是清晰和一成不變的，這需要研究者警覺、細密的辨識力，更重要的是持筆的輕重和謹慎的分寸感。然而在文學史研究和教學中，材料并不總是被動的、從屬的，材料也會僭越問題，或比問題體積更大、質量更重，在個別條件下，它還會打亂問題的設計，造成其原先目標的異變、逆轉和走形，其大致包含以下幾種情況。

首先，材料積壓過多會脹破原先的問題結構。我想不少人有過這類經驗，寫文章前先拉一個大綱，隨著搜集材料的增多、新材料的發現，通過對材料的消化、剪裁或擴容，又意識到原先那個大綱需要調整。結果是一篇體量較小的文章，有向較大文章擴張的可能。本是單一線索的篇章結構，卻提出綜合性的要求。舉個例子，近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晉察冀作家。晉察冀這個歷史地理范圍的劃分、確認，是在1937—1945年間形成的。在當時的戰爭形勢下，全國各地的文藝人匯聚于此，用太行山高聳的山脈、溝壑縱橫的戰地作為掩護，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理想主義文學、文化活動。客觀上說，當代文學創始期，有近一半的文學版圖是由晉察冀作家繪制的。不理解它的發生、發展和后來遭受的挫折對于當代文學的意義，或離開這一維度，研究工作都難以有效開展。據初步統計，較有名的晉察冀作家至少有三四十人，甚至比這個數目更多。當代文學還沒有對這一領域進行較大規模的開發和研究。在八九十年代，對這一領域的研究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一個是“單一作家”研究，比如趙樹理、孫犁研究等。當時這種研究也形成了一陣熱潮，產生了一定影響，但因局限于單一作家，較大的問題和背景就很難拉扯開來。另一個是《晉察冀文藝》的出刊。1985年，在河北創刊的《晉察冀文藝》堅持了不太長時間，后來也銷聲匿跡了。因是地方雜志，給人的印象是“地方文學”研究，受此條件束縛，未能將影響擴散開來。現在想想，這是一件令人甚覺可惜的事情。近年來，隨著《秦兆陽在1956》、《孫犁傳》（修訂版）、《蕭也牧年譜簡編（節選：1918—1952）》等一批成果的問世，“單一作家”“地方文學”的研究格局被打破，研究對象與特殊經歷的單純聯系被顛覆，出現了對晉察冀作家與當代文學縱橫向的考察。人們看到了這些作家身上的文學性、文人氣質與后者的緊張關系，而這種緊張又導致當代文學進一步轉向。于是，在從小問題向大問題的深化過程中，材料無疑起了先導作用，由于材料對問題的不滿，而擁有了更具認識性的歷史性視野。

其次，材料可以改變過去的問題和結論。前提是研究者不只采用一方面的材料，也吸收了另一方面的材料，材料之間出現了某些交匯點。正是這個交匯點建立起參照系，形成了參照性分析。據說這些因素的產生得益于“史料多樣性”，“歷史證據幾乎具有無限的多樣性”（11）。由于做具體研究較少，我以前對當代作家手稿修改有一個錯誤判斷，認為五六十年代手稿修改是社會原因造成的，八九十年代手稿修改則跟商業因素有關。這個判斷就大的文學史分期來說，不是沒有道理，然而面對具體作家作品時，此判斷就顯得過于籠統、寬泛，不利于研究的進一步展開。比如，五六十年代作家手稿修改不一定都跟社會有關。王蒙對《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青春萬歲》的幾次修改，與編輯蕭也牧、蕭殷提出的意見有直接關系。在90年代，賈平凹《廢都》、莫言《豐乳肥臀》版本的斷檔，則與觸犯了社會邊界有一定關系。如果要研究這兩部小說的文化藝術出版社、工人出版社的“再版本”，就得從這個線索下手。《一個人的戰爭》的修改，表面上看是由于商業因素（如“文學酷評”的出現），但仔細研究，也存在社會因素，如對國家出版政策的越界等。在八九十年代，文學界的社會因素不像五六十年代那么突出，它被轉化為某種潛社會因素——批評不會威脅作家作品生存，頂多是行政性處罰。所以“設想每個歷史問題都有一類特別的、專供該研究使用的資料”（12）是一個錯覺。材料多樣性固然提供了有利條件，但前提是要積極地消化、吸收和歸納，它是一個再組織、再使用的過程。

再次，怎么看待前后期材料相互矛盾的問題。比之于現代文學所相信、所歸納的自身完整性、系統性，當代文學則認為自己的道路是曲折、反復和前后不一致的，如果以1979年為界，它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前后期。有一篇文章涉及應如何看待一個新時期作家在50年代幾篇逸文的問題，這份新材料對“新時期作家”這個流行性結論提出了質疑性意見。另一篇研究蕭也牧的文章也提出，80年代的某些歷史“受害者”，在五六十年代也曾給另一些人的生活造成很大困擾。這些例證讓人注意到，前后期自相矛盾的材料有可能為文學史“重寫”準備了條件和可能。一般來說，這一現象比較多地發生在作家和批評家身上，但如果擴大材料搜集范圍，在有較大影響的文學群體里做全面和比較性的考察，那么隱藏于前后期材料中的復雜問題，對認識當代文學的歷史進程來說就更加重要了。比如，領導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文學的是同一撥人的問題；在新時期出版的文集、選集中，有意不選或刪去五六十年代文章的問題；聲稱無一遺漏的全集，又以另外的形式封存關鍵材料的問題，等等。對這些現象，僅用類似從僵化到解放，或用當事人與研究者的不對等關系的邏輯來解釋，是說不通的。對當事人在認識和處理自己過去行為的無意識行為，需要賦予其研究意義上的歷史意識。當然，對大量堆砌且難辨真偽的歷史材料，需要進行研究性的整理工作，這一工作不單純是文獻整理，也意味著積極的分析。在相互矛盾的問題視域里重建共識性，這種共識性又必須以人性為基礎。歷史從來都是人與歷史關系的總和，而對人性的同情和理解，則是重建工作的必由之路。

從以上情況看，材料和問題關系的再次倒置，不單純是技術的原因，還與當代文學史研究的現狀有關。最近幾十年，當代文學史研究走過了兩個階段：一個是80年代初“撥亂反正”時期，研究界糾正極“左”思潮的干擾和破壞，正確認識和評價當代文學的是非功過成為一種共識；另一個是90年代末至今的文學史建設時期，隨著幾部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學史教材的出版，史學觀念融入這一領域，更新了人們的認識結構和知識結構。但相較于文學史教材的興盛，材料建設仍顯得薄弱。近些年，這一阻礙當代文學史研究發展的短板正被逐步克服。一個積極的跡象是，文學史研究正在向“實”和“細”的方面發展，具體、實證且言之有據的研究在這一領域越來越多。

即便如此，仍有一些領域沒被充分認識或進一步拓展。比如，當代文學“發生”問題的研究。目前人們的關注點較多停留在“制度史”層面，寄希望于文代會報告、權威文藝思想、文學組織和期刊研究。這類工作無疑是有價值的，但如果只是把新研究轉換成對它的機械性的強調、重復和堆砌，也會束縛住研究者的學術翅膀，不利于研究的進一步拓展。還有一個誤解是，將制度史、發生史及前人對它們的知識性構造，理解成一個整體性的東西，或者理解成一種對抗性的力量。通過閱讀材料可以看到，當代文學的初期情況不完全是這樣，即使在60年代的調整期，即使對調整再次摧毀，也沒有真正筑牢當代文學的整體性。這就是說，當代文學的發生雖然被看作規律性，但它內部的差異性、多樣性，或對這一規律的悄悄轉換，依然是可能發生的。否則對60年代中期后整體性聲勢的進一步強化，對破壞整體性因素的充分警惕、打壓和摧毀，就不會再一次發生。

在這種情況下，當代文學材料的復雜程度，可能要超過現有的當代文學問題。材料和問題不單單是一種對立性的關系，在某些條件下，在某些情況之中，它們還可以相互激活。就當代文學研究的現狀看，關于它的材料的搜集、輯佚、勘誤、辨別、積累和儲備，至少在現階段，還不是一項急不可待的任務。當代文學的文獻學工作，還需要在一個相對漫長的時間里醞釀和準備。當然，也不能認為材料的價值可以在脫離問題的前提條件下獲得。重視問題，或相對偏重問題，是由當代文學的獨特性所決定的。我在《要整理地方材料，更要深入研究》的發言中曾提到，整理材料具有文獻學價值，但它又不都屬于文獻學。比如，對50年代初《河北文藝》《湖北文藝》進行整理時，能夠從文獻材料里感受到問題，如果沒有這些問題，這些文獻材料與現代文學材料、古代文學材料實際上就沒有什么區別。再比如，我整理過下放勞動的材料，從材料中看到了這樣的歷史畫面：某年冬天，在京廣鐵路線上，運載下放人員和行李的火車抵達河南駐馬店車站，“車站黑暗陰冷，所里幾位壯勞力在昏暗燈光下，七手八腳往下卸東西，再裝上卡車”，不少孩子老人，都在準備換乘的卡車的篷布里看著，那天的雨下得特別大。讀這些文字，我的心情無法平靜，我知道自己無法完成這一超然的文獻整理工作。不光是我，還有不少人對這些歷史問題仍無法釋懷（13）。可以說，這不是普通的文獻材料，而是某一個沒有被發現，因此也未能進行研究的重要問題。具體可感的文獻材料往往具有直觀性，但是這種直觀性并不是可有可無的，有一些材料，尤其是那些可能已被湮沒的材料，也許還包含著很大、很重要的問題。

一定意義上，材料的發現有賴于《史學原論》所說的建構性的史學研究。在該書兩位作者的心目中，有價值的材料不是憑空出現在研究者案頭的，它需要經過“事實的分類”“建設性推理”“通式建構”等步驟：“材料是所有科學的實踐動因”，然而“歷史比任何其他科學都要更受細節的拖累”，不過“歷史，若希望把其自身建設成為一門科學，就必須加工好作為原材料的事實。它必須借助于定性的和定量的描述性公式，以某種便于操作的形式凝練事實”（14）。他們還進一步提醒：要便于操作，公式必須簡短；要給出關于事實的準確觀念，公式也必須精確。這是因為“在關于人類事物的知識中，唯有特征性細節能使我們理解一件事實是如何與別的事實不同的，并且認識到在該事實中什么才是其所特有的，因此精確性只能通過對那些特征性細節的關注而被獲得”（15）。顯而易見，兩位學者把我們對材料的理解提升到一個既感性又抽象，同時更具創新性的認識性境界。

由此可知，以上晉察冀作家研究經過“事實的分類”“建設性推理”，最后做的是接近于“通式建構”的理解性分析。大量晉察冀文藝的原始材料，可以促使人們產生分類的想法和開展進一步“建設性推理”的要求。但僅有這方面的工作還不夠，在搜集整理材料的過程中，還需要注意它們的“特征性的細節”——需要借助公式、精確性（問題）加以凝練，最終凝練為事實。在目前的當代文學研究中，類似這樣的個例應該不在少數。

注釋：

（1）（13）程光煒：《當代文學：問題和史料》，《現代中文學刊》2023年第2期。

（2）〔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譯序第23頁、第389頁，何兆武、張文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3）（10）（14）（15）〔法〕朗格諾瓦、〔法〕瑟諾博司：《史學原論》，第32、21、158、159頁，余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

（4）（11）（12）〔法〕馬克·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第二版），第74、75、75頁，黃艷紅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5）〔英〕以賽亞·柏林：《卡爾·馬克思》，第54頁，李寅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

（6）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4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第4、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翦伯贊：《史料與史學》，第84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9）陳恭祿：《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第28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