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初中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班里有個同學叫阿榮，來自鎮子東南四五里遠的海邊村子。他個子不高，像招潮蟹那樣機靈，像黑礁石那樣結實。一個早晨，雷州半島秋天依然灼熱的陽光穿過玻璃窗，落在教室里，他遞給我一本書《林海雪原》，問我：“看過嗎？”

我說只看過同名連環畫。他說：“這本書我想借給你看。”他好像知道我會喜歡看。在小學階段，有一次考常用漢字2000個，語文老師說，喜歡看書才能多認字。我們這些考得比較好的同學成了喜歡看書的孩子。阿榮相信這樣的傳言。

我跟阿榮說，我只看過《苦菜花》。家里還有一本外國小說《牛虻》，翻了幾頁看不下去，沒興趣。最愛看的是繪圖版《新華字典》，看得多了，書脊脫了線，硬書皮幾乎要掉下來。阿榮說，他也喜歡看這個版本的《新華字典》。那時不是每個人家里都有一本《新華字典》的，但似乎每個人的讀書生涯里都有一段關于《新華字典》的故事。

我把《苦菜花》帶來給阿榮。我說，這本小說好看，里面的母親就像自己的媽媽。阿榮說他家里也有這本小說。

我們學校沒有圖書館，連個小閱覽室也沒有。老師給我們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青少年版《保爾·柯察金》，一個學期里大家傳閱著看。

《林海雪原》兩三天就看完了，我把書還給阿榮。阿榮說：“你用不著這么快還我。”第二天一早，阿榮從書包里又拿出一本小說給我。這本小說是《野火春風斗古城》，書很平整，像沒什么人看過。看到我有些疑惑，他說這沒什么，他家里有很多小說。

我跟阿榮說起《林海雪原》里剿匪小分隊那些身懷絕技的人物，阿榮大大方方地說，他沒看過這部小說，他不喜歡看厚的書，也沒多少時間看，家里農活很多。那時正是秋收季節，放學后他要趕緊跑回家去，把曬在打谷場上的稻谷收回家。海邊天一黑就起霧，迷迷茫茫的。從他的話里，我得知假日里他還要到村邊海灘“揀海仔”。挖泥釘最辛苦，泥釘在淤泥里鉆得很深。我有些分不清泥釘和沙蟲，只知道沙蟲曬干了是值錢的海味，小而黑的泥釘卻賣不出價錢。

阿榮喜歡干農活，喜歡“揀海仔”。他說起這些時，眼睛很亮。

放學后，阿榮他們從學校后門回村子。那里的坡田間有條牛車路，兩邊是越長越高的帶刺簕古和灌木叢。他們繞過一棵很大的、夏天里開滿小黃花的樹，跑進一片疏朗的桉樹林。桉樹林里有他們踩出的一條小路，一場雨就抹掉了，他們又把小路踩出來。有時風吹拂著桉樹林，枝葉篩下的陽光碎片落在小路上，像風吹落的。

下雨天，阿榮他們披著各種舊雨衣到校，總有半邊身子被澆濕了。他們找個地方擰干衣服，又穿上。他們把書包和裝著午飯的鋁皮飯盒抱在懷里，將將躲過了雨水。天熱時，飯盒里的番薯塊、咸菜頭和小咸魚發出些餿味，有時還招來幾只繞著圈飛來飛去的蒼蠅。好在老師并沒有叫他們把放在課桌隔板里的飯盒拿到外邊去——外邊更熱。天涼快時，他們把飯盒用彩色網兜裝著，掛到教室外的金竹上。金竹的黃色枝干上有一些豎著的綠條紋，粗細不一，美得要發出聲響來。金竹不高，竹節處枝杈多，好掛東西。中午時，從不同村來的同學在白玉蘭樹下坐著、蹲著吃飯，有說有笑。吃完飯，他們到井邊咕咚咕咚喝幾口清爽的井水。我沒見過阿榮曠課。

一次做作業時，要用幾個詞串起來寫一篇小作文，其中有個詞是“湍急”。我想用“湍急”寫海浪，老被“洶涌”這個詞攔著。小鎮的小運河和小溪流，好像到不了“湍急”的程度，真讓人犯難。大家湊合著寫，匆匆忙忙地交了卷子。老師在點評時念了我這篇，說寫得很好，但沒有觀察，全憑想象寫的。我一聽真窘，我怎么一下子寫到了金沙江，真像抄來的。阿榮回頭給了我一個肯定的目光，課后還寬慰我說，不看書還寫不出來呢。聽他這么一說，我的心里似乎好受一些。

讀高中后，我和阿榮不在一個班。跟大家比，他依然是個小個子，更結實了，就是機靈勁兒少了一些。學校是新建的，圖書館差不多只是一塊牌子，晚上開放閱覽室，日光燈照亮書架上擺著的一些畫報和期刊，報夾上掛著一些新舊報紙。我們那時還參加堵海，雷州半島把圍海造田叫作堵海。堵海期間，我帶著阿榮借我的高爾基的《童年》，這本小說跟我們一起擠在村里的祠堂里，仿佛也累得倒頭就睡。五十年前，這是在我們那兒很難讀到的名著，雖然我們的語文課本里就有高爾基的《海燕》。在凹凸不平的新海堤上，我們擠在一起，扯開嗓門喊叫：“海燕像黑色的閃電，在高傲地飛翔……”我們的叫喊聲像一群海燕鉆進迎面撲來的海風里，好像風里真的有些縫隙。

中學畢業之后，我到遠洋漁業基地當合同工。臨走時，阿榮遞給我一本厚厚的小說。工棚是用稀松的竹席和味道很重的瀝青油氈搭成的，悶熱，雨天里還會滴滴答答漏雨。我把這部小說讀到了最后一頁——如果不是借來的書，我也許不會讀完它。我在筆記本上抄下了自己覺得精彩的內容，一大段一大段的，還把繁體字轉換成簡體字。這是一本蘇聯小說，名字叫《城與年》。阿榮也許覺得讀了這樣名字的小說，可以讓我知道如何應對城區陌生的生活。

讀了一些小說，看到的世界便和以前不太一樣了，也想寫些什么。市文藝刊物《港城》的艾主編看了我投的一篇稿子，熱情地約我見面。他在信里說，他也在島上，在湛江港第三作業區體驗生活。艾老師問我最近讀什么書，我說《城與年》。費定的這本小說我看得似懂非懂，真怕艾老師讓我談談讀后感。這樣的回答也許給艾老師留下了不差的印象。《港城》發了我的第一篇散文習作——這個世界處處都有信任的目光。艾老師后來當了市作協主席，如今他有90多歲了，我想文學人永遠年輕，他應該還像春天的云那樣溫潤。

真幸運，恢復高考那年，我考上了第一志愿，要去讀大學的中文系了。阿榮和一些同學到我家來祝賀，喜氣洋洋，好像他們也考上大學似的。我不是一個人上大學，是帶著大家的心愿上大學。我將《城與年》還給阿榮。那個場面有些生分，像是說說笑笑中，走到一個岔路口，好伙伴們說分別就分別。不是阿榮以后不再借給我書看，而是我不需要了。這是我和阿榮都未曾想到的。

大學圖書館里有多得無法想象的小說，就是系圖書室里的小說，天天看也看不完。我看小說變得偷懶了、馬虎了、潦草了，常常看個頭尾，還老想著省下一點飯錢去買本小說。學校西門的小港新華書店一有新小說，門口就貼出手寫的預告，擠在路過的公交車上都能看到。我也曾在新書銷售當天的一大早，跑到書店邊狹窄的人行道上排隊。買到小說，興奮了好一陣子，在扉頁上寫上某年某月某日購于廣州小港新華書店。這些小說，我帶到了北京，老跟著我搬家，有的到現在也沒看完。以前還常常給自己找理由，書就擱在書架上，什么時候看都不遲。現在，看到有評論說哪些小說值得一看，還買，畢竟如今的網上購書既方便又便宜。于是，家里沒看的小說越來越多。

五十年這么快就過去了，跟中、小學同學的聯系越來越少。像小說里說的，大家各有各的生活軌跡。阿榮在老家做過服裝生意，做過海鮮生意，日子過得還好，這我是知道的。最近跟一個老同學通電話，想跟他要阿榮的手機號。老同學說，阿榮后來跑過瓊州海峽，去了海南島，搗鼓的還是海鮮買賣。一個意外，他在異鄉走了。我希望這個“走”是別的意思，傻傻地問了幾次是哪個“走”。老同學最后只好直白地說：“死了，猝死的。”

阿榮離開有很多小說的家，本該續寫他的人生故事，他的日子應該越來越好。他一生都在奔波。他辛苦、本分、誠實、快樂地掙錢，只會幫助別人，從不給別人添麻煩。他是一個平常的、真實的和鮮活的人物。

阿榮借我書看的那幾年，是我讀小說最專心的幾年。那是一段令人思念的時光。我走過桉樹林小路，去過阿榮的村莊。他家是舊的磚瓦房，屋頂的紅瓦經不住海邊的風吹雨淋，一片片漸漸變灰黑，卻很溫潤。灰黑的瓦片層層疊疊，似乎是那些消逝了的春夏秋冬。往里走，有兩間沒有住人的房間，一間堆放著干稻草和帶著泥土的犁耙，一間擺滿了書。眼睛適應了有些昏暗的光線后，我看到了擱在架上的一本本小說。這把我驚著了。這里面，該有多少風物、多少人物、多少故事啊。阿榮呵呵地笑著說：“你隨便挑吧。”我本來是想挑的，但光看書皮，實在不能判斷這本小說是不是我喜歡的。

我已經習慣了阿榮借書給我。他把書遞過來時，像是給我一件禮物，我不能挑剔他的禮物。這會給我一些懸念：他借給我的下一本小說講的是什么呢？我還覺得，就這樣，一本一本地讀下去，總有一天，我能把他家的小說都讀完。阿榮家的小說是怎么來的，我沒問，阿榮也沒說。他家一定有個愛書的人。阿榮家的書，什么時候拿在手里，都是干干凈凈的，散發著紙張和油墨的香，還有農家的溫潤。我那天抱著高爾基的三部曲，穿過阿榮家的院子，一只母雞伸長脖子，毫不示弱地打量著我，咯咯地召喚著小雞。一群嫩黃色毛球般的小雞，細細柔柔地應答著，鉆進母雞的影子里。這個美好的情景像小說里的一頁。

說起來，大概我是為了不辜負別人的信任，才讀起小說的。人生中，有個文學的愛好是幸福的。

錢買得到書，買不到閱讀。這個淺顯的道理，回憶阿榮時又想了起來。沒有讀完阿榮家的小說，是個遺憾。阿榮家的小說也許不在了，也許還在，舊得發黃，讓人不禁想起海邊村子屋頂上那些滿是歲月痕跡的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