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位已經去世10年的作家有新書出版時，人們總會懷疑這是不是在挖掘作家留下的殘稿來湊數。而當這位作家是哈珀·李時，人們還是難免會想起她在2015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說《守望之心》所帶來的不快。該書當時被宣傳為《殺死一只知更鳥》的續集，然而事實上，它只是一本尚未成形的早期草稿。更糟糕的是，出版過程還伴隨著爭議——人們質疑那時已年老多病的哈珀·李是否真的同意了出版。

相比之下，今年10月21日出版面世的遺作《甜蜜永恒之地》（The Land of Sweet Forever，暫譯）要成熟得多：它收錄了哈珀·李生前未發表的短篇小說和此前未結集的隨筆。

當《殺死一只知更鳥》在1960年夏天出版時，它仿佛是憑空而生：完美無瑕的小說，由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南方女作家所寫，沒有明顯的前例或傳承。它以近乎奇跡的方式，既屬于當下，又超越時間；既直面那個時代最為動蕩的議題——從社會運動到性別革命——又以永恒的語調，探討童年的道德覺醒、家庭間不滅的親情，以及個體與社會之間的永恒張力。

然而，沒有哪位作家是憑空出現的。哈珀·李當然有她的來處，她也為了成為“某個人”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只是因為她極少談論自己，她的身世才顯得那樣神秘。而《殺死一只知更鳥》越是取得成功——先是暢銷書，再是獲普利策獎，銷量從一百萬、一千萬，再到四千萬——她的沉默便越是引人遐想，各種傳聞與猜測蜂擁而至。

因此當人們在她寫作生涯的起點，偶然發現一個“時間膠囊”般的遺作手稿時，怎能不令人興奮？這部首次公開出版的早期短篇小說集《甜蜜永恒之地》，揭示了這位來自南阿拉巴馬大道的小女孩如何蛻變為一名暢銷書作家。這些故事寫于《殺死一只知更鳥》之前的10年——大約是她1949年遷居紐約之后的時光——其中既有后來成名的角色與場景雛形，也顯露出她一生都在試圖調和的內心矛盾與沖突。

哈珀·李出生于1926年4月28日，是家里四個孩子中的最小一個。因為哥哥姐姐都比她年長許多，她目睹他們一一實現了父母的期望：長姐愛麗絲成為與父親并肩的律師；二姐路易絲成了賢妻良母；哥哥埃德溫則在二戰中從軍立功。很長一段時間里，哈珀·李似乎注定會成為家中的“失望”：她在阿拉巴馬大學臨近畢業時退學，逃往聲名不佳的北方，放棄了父親希望她獲得的法律學位。最終，她雖未成為律師，卻創造出了全美最受敬仰的律師形象。

23歲那年，她搬到紐約，只認識一個人，但那個人非同凡響——作家杜魯門·卡波特。兩人童年時曾是鄰居，后來卡波特成了她小說中瘦小、機靈的迪爾·哈里斯的原型。正如卡波特后來所說，他們是“一類與眾不同的人”，比同齡人更早學會閱讀，把語言當成玩具一般嬉戲。兩人常常合寫冒險故事與打油詩，從《鮑布西雙胞胎》到《貝奧武夫》，從《流浪少年》到吉卜林——叮當作響的打字機便是哈珀·李的父親送給愛書女兒的禮物。

卡波特未上大學，直接在《紐約客》當起了小助理。幾年后，哈珀·李也在出版業找到工作——在出版公司旗下的月刊任職。后來，她辭去了那份文案工作，轉而成為航空公司的訂票員——雖不文藝，卻似乎更“光鮮”。但在那份朝九晚五之外的生活里，她依舊過得清貧：靠花生醬三明治果腹，在兩只舊蘋果箱和一扇廢門拼成的書桌上寫作。

在那搖晃的桌上，她逐漸讓自己的筆穩了下來。她寫信給家人：“我真心相信，我最大的天賦在于創意寫作，也相信我能靠它謀生。”像無數懷抱文學夢的人那樣，她起初也從家族與童年汲取素材。新短篇集的前三篇《水塔》《望遠鏡》《粉剪》皆由不同的兒童敘事者講述，探究“童年的秘密社群”里的社會規訓、微小越界與道德困惑。這些故事的沖突范圍極其狹小——父母的認可、同伴的接納——對立者也不過是老師、兄弟姐妹，或學校小團體。

接下來的三篇則轉向紐約，以成年敘事者為主，哈珀·李在其中努力追趕塞林格與契弗的腳步。《一屋之糧》《觀看者與被觀看者》《這就是演藝界？》讓她開始超越“事件”，嘗試真正的“情節”，并不斷試驗新的敘述聲音。

哈珀·李以幽默而深刻的筆觸，描摹成年后重返故鄉的復雜心境——既溫暖，又窒息。到她寫這本書的同名短篇《甜蜜永恒之地》時，這種“回歸”已成她的生活常態。1949年她遷居紐約，兩年后，1951年夏天，父親從塞爾瑪的沃恩紀念醫院打來電話，說母親被診斷出肝癌與肺癌。哈珀·李還未訂好返鄉機票，又接到父親的第二通電話——母親已在確診后一天心臟驟停離世。

六周后，另一通噩耗接踵而至——她摯愛的哥哥埃德溫，也就是《殺死一只知更鳥》中杰姆的原型，在蒙哥馬利的空軍基地因腦動脈瘤去世，哈珀·李再次飛回故鄉，悲痛欲絕。那年，她才25歲。父親與長姐不久便賣掉了她出生長大的舊宅，搬到鎮另一頭那棟嶄新的房子里。

從此，一個小鎮女孩的世界，永遠化作了文學的故鄉。

長久以來，她早年在紐約曼哈頓創作的那些短篇故事，僅以一些模糊的標題留存在檔案中的一張沾滿油污的索引卡上。那些作品從未發表，數十年來，學者與傳記作者都在猜測它們的下落。如今，其中一些終于在她位于東82街433號的公寓中被發現。那是她在《殺死一只知更鳥》出版當年搬入的住所，在那里居住了四十余年，直至一次中風將她永遠送回了故鄉。

幸運的是，哈珀·李有“收藏癖”。當那間公寓被清理時，人們在堆積如山的信件、薪資單、電話賬單與支票存根之間，找到了她的筆記本與手稿——其中便包括八篇小說與八篇非虛構散文。那些散文在《殺死一只知更鳥》之后陸續發表，清楚地表明：哈珀·李確實擁有了她夢想中的寫作人生——盡管她并非讀者所期待的那種“多產作家”。她的杰作被改編成大獲成功、屢獲殊榮的電影，從未絕版，并被譯成數十種語言。

“與其說我是個作家，不如說我是個重寫者。”哈珀·李曾這樣形容自己——她幾乎會為每一篇作品寫上三次手稿甚至更多。這種反復打磨的痕跡，在她的手稿與小說之間的對照中清晰可見。例如，《望遠鏡》被刪節并改寫，成為《殺死一只知更鳥》第二章中那場課堂沖突；《甜蜜永恒之地》也化身為《守望之心》第七章中的一幕——斯庫特自紐約歸鄉梅科姆的場景。

從筆記與文學代理的記錄可知，哈珀·李花了七年時間創作并修改這些短篇，又在代理人的鼓勵下，將它們擴寫為更長的作品。她又花了三年，把那些短篇變為章節，再將章節織成小說——先是《守望之心》，繼而是《殺死一只知更鳥》。

若非一次非同尋常的饋贈，這一切恐怕要花更多的時間。哈珀·李在她最動人的隨筆《屬于我的圣誕節》中回憶了那份禮物。她在紐約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是一對夫婦——邁克爾與喬伊·布朗——他們長期支持她的寫作。布朗夫婦與哈珀·李每年一同過圣誕，有一年，輪到布朗夫婦贈禮時，他們指向圣誕樹上的一個信封，信封里寫著：“你可以從工作中休息一年，專心寫你想寫的一切。圣誕快樂。”從那個月起，整整一年，他們每月寄給她一張一百美元的支票——這是她房租的五倍——并堅持說，他們不求任何回報。

幾十年來，那份禮物始終令人震驚——慷慨得近乎荒謬。如今，隨著這些故事的重現，讀者終于能看到布朗夫婦當年贈予所結成的果實：那些故事里，有一個律師父親，在教導孩子們何為公正與理性；一個小鎮詩人，與印刷工為是否應為奶牛刊登訃告而展開爭論；一個南方女子，試圖為自己繪制故鄉的倫理版圖。

它們是閃現的靈感片段，也是天才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