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進地壇的時候，我還不知道史鐵生是誰；第一次接觸史鐵生的時候，也不知道《我與地壇》與這個人有何關聯。初中一年級語文課外讀本，開卷第一篇文章至今我還記得，是史鐵生的《秋天的懷念》。從此我認識了這位作家，彼時距離他1991年1月在《上海文學》發表《我與地壇》，剛剛過去一年多。后來漸漸聽到身邊人提到這篇散文，包括我父親，大概是因為同姓的緣故，他對這位作家格外關注。我久已記不起第一次捧讀這篇文章是什么時候，只記得文章很長讓我一時沒了興致，我以前不大喜歡看長的東西，翻幾頁不見結束就意興闌珊，每每中輟。

地壇離我家不算很近，大概是我十幾歲以后才去過。我家本來緊鄰天壇，小時候在天壇里和小伙伴一路追逐玩耍到大，閉著眼也能從公園里的任意角落走回家。而第一次到地壇覺得既小又普通，平平無奇。后來因為在地壇辦書市才去得比較頻繁，有好幾屆幾乎年年不落。所以地壇留給我的基本印象，就是書市和每年的春節廟會。大概三十幾歲以后，我才第一次有機會在平常安靜的時刻走進地壇，也終于想正式讀讀史鐵生的《我與地壇》。

在此之前，我對史鐵生的閱讀體驗大概只有《秋天的懷念》。小說可能零星讀過一點但印象不深，因為《秋天的懷念》文章很短，又是上中學讀到的第一篇文字，所以至今記憶猶新。那是我當時包括現在所認為非常漂亮的文字，用極簡的篇幅就把一段對母親的不舍和懊悔表現得真摯感人。后來買了《史鐵生作品全編》，第六卷散文隨筆，開卷第一篇同樣是這篇文章，讀來依然感動。《我與地壇》基本是《秋天的懷念》某種意義上的擴寫和深化。里面也寫了母親，又不止寫母親；寫了懷念，又不全是懷念。這是一篇充滿高度哲思的抒情散文，它道出了人類生命的深層意義。

終于有一天，我忘了是第幾次走進如今的地壇，手里揣著史鐵生的那本書。我從最西邊的牌樓往里走，這是明清時期皇帝祭祀時進入地壇的傳統路線。經過一段不太長的叫廣厚街的小徑和一重外壇墻，就到了售票的壇門。史鐵生在15年中大概也多次走過這樣一段路進入地壇吧，只不過那時的地壇很荒疏和蕭索，且不收門票罷了。所以文章里才有了那個每日穿行公園上下班的女工程師。秋天的北京有許多欣賞銀杏樹的地點，其中就包括地壇。今天人們最喜歡到地壇游覽的季節就是秋天，特別是銀杏葉由綠轉黃至紛紛凋落的時刻，幾乎是地壇游人最多的時候。人們或拾起一枚葉子舉向天空，或是捧起一大把黃葉向上拋撒，做出各種時尚的打卡姿勢拍照留影。中央甬路的古柏下，是一簇簇的鴿子逡巡著尋覓啄食游客撒下的一把把鴿糧。然而，這些手舉相機或手機的人在按下快門的一刻，或許難以想到一個作家與這座園子有著宿命般的羈絆。

1969年1月，18歲的史鐵生作為清華附中的高才生和另外12位同學來到陜北關家莊插隊。史鐵生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后因遭遇一場大雨發燒感冒，病情加速發展，最終導致雙腿癱瘓?；氐奖本┘抑?，史鐵生郁郁不振，便時常獨自搖輪椅到地壇來散心。這時他才剛剛21歲。正是人生中最好的年紀，也是史鐵生自己“最狂妄的年紀”，卻戲劇性地失去了行走的能力。男人在沖突或壓力面前往往會習慣性地選擇獨處以緩解和調整情緒，這在心理學上稱為“樹洞模式”。而地壇就充當了史鐵生的“樹洞”。我們應當感謝地壇，使得他擁有了一方獨立的安寧，療愈內心的不平。所以他說“有這樣一個寧靜的去處，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彼時地壇的荒蕪、沉寂與作家的心境形成共振，成為他回避現實又直面內心的最佳去處。因此史鐵生搖著輪椅進入地壇就成了一種必然，也是一場命中注定的相遇。

地壇在上世紀20年代就已開辟成市民公園，隨后由于戰亂和時局動蕩疏于管理，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時已是滿園荊棘、荒草叢生。50年代曾有炮兵學校設在地壇內，園中心的方澤壇被用作二炮倉庫，四周布以鐵絲網，成為軍事重地。進入80年代后軍隊撤出，公園開始逐漸有序恢復建筑與景觀。那時的地壇是人們業余放松散步、鍛煉身體和練習氣功的場地，所以盡管游人不少，但好在安靜清幽。于是成為史鐵生的精神避難所，它承載了一種極為特殊的生命密碼。

在地壇的雜草殘垣間，史鐵生試著用顯微鏡一般的眼勘察荒蕪之下的生機，他有大把的時間來完成這一常人無法勝任的課題。蜜蜂、螞蟻、瓢蟲、蟬蛻，他甚至能看到露水壓彎草葉墜地摔開萬道金光，聽見草木片刻不止窸窸窣窣競相生長的聲息。這是一種入定之后的境界，使他感受到生命的韌性從不由體量衡量，更不因苦難定義。地壇表面頹敗清幽而內里則鮮活無比。除了他，地壇里還有許多形形色色的訪客，無論散步的老人、唱歌的青年，還是捕鳥的孩童，他們都普通得無以復加，他們的平凡也在立體地詮釋苦難并非某人的專屬，活著本身就是常態。地壇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平等地接納每一個到訪者。它作為擁有五百多年風雨的一個老者，見慣了無數渺小個體罹患的劫運變故，但它始終如一地靜穆與淡然，亙古不變。

在地壇的雜草殘垣間，史鐵生多次經歷著從“求死”到“求生”的殘酷掙扎。那些長時間坐在祭壇下獨處的時光中，他反復不停地思考“要不要去死”和“為什么活著”，甚至真的有過出門尋死的沖動。經歷過種種生死邊緣的徘徊之后，他終于頓悟“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讀到這里，忽然發現此時的史鐵生和寫詩的海子好像具有某種精神共通性，只不過史鐵生在一番精神掙扎后選擇求生，后者最終走向凄冷的鐵軌。史鐵生之能舍死向生除了地壇還有他的母親。母親是史鐵生人生中無法回避的缺憾，在《秋天的懷念》《合歡樹》等文中均多次流露過母親無私的愛與自己曾經的固執倔強的矛盾。已患肝病的母親心里只牽掛兒子，茫然又急切的腳步和史鐵生的車轍一樣，十幾年來，遍布了地壇每一處角落。原來，活著從來不僅是為自己，更是對愛自己的人的責任。史鐵生突然從自我的巨大堡壘里走出來了，他“看得見”母親了，他甚至能看到母親夜里因疼痛輾轉反側的畫面，母親的苦，母親的痛，他也終于都“看見了”。地壇也就成了他緬懷母親、理解母愛的載體。

在地壇的雜草殘垣間，史鐵生獲得了重生、完整和救贖。雙腿癱瘓之后更加令他萬般痛苦的是敗血癥、尿毒癥和腎功能障礙等病癥接踵而至。離開了陜北牛棚的腥臊，卻依然每天都要與尿液為伴，這種種一切都讓史鐵生覺得恥辱。然而地壇的荒蕪接納了史鐵生的痛苦，也治愈了史鐵生的精神創傷，更成為他創作的靈感源泉。后來他許多作品中表露的生死觀、苦難觀，差不多都能在地壇的經歷中找到源頭。如果說史鐵生是一位智者，地壇就是令他開悟的菩提。史鐵生終于打破身體健全才是人生完整的認知，生命的意義不在于形式的完美，而在于體驗的深度。他最終用寫作實現了精神的站立和靈魂的偉岸。

《我與地壇》的精神內涵，使得地壇也從皇家祭壇變為生命課堂，成為后人追尋生命意義的精神地標。曾有人提議在公園中樹立史鐵生的雕像，后未能實現。不過隨著“鐵生余華友誼樹”的出現，人們似乎用另一種形式在地壇紀念史鐵生。公園東北有兩棵國槐，一棵上面寫著“認養人：余華的朋友鐵生”，另一棵寫著“認養人：鐵生的朋友余華”。兩棵樹是普通游客認養的，承載著對史鐵生的景仰，以及對兩位作家深厚友誼的傾慕。走出地壇的史鐵生的確樂觀開朗了起來，余華曾經回憶：“鐵生給我寫過一封信，信的最后一句話是：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他對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怨言，對這個世界充滿了愛?！?/p>

如今許多青年人走進地壇，在友誼樹前拍照打卡，就像每年春天和秋天紛紛走進魯迅故居的丁香花叢和老舍故居的柿子樹下拍照一樣。我一度認為《我與地壇》不是為青年準備的，沒有經歷過生活捶打的年輕人哪里來的那么多困苦和挫折呢？而且如今的地壇著實有些喧囂了，已不復史鐵生徘徊那些年的靜好如初，就像當代人無法感知認同木心筆下的《從前慢》一樣。中老年群眾歌舞和青年打卡拍照成了當今公園里一動一靜兩大主題。

我懷揣《我與地壇》走出公園南門，迎面即是二環路的車流滾滾，背后是夕陽殘照和古柏常青，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晝夜交替、四季輪轉莫不是輪回，那么生命確是一場循環與延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生課題，當代人的焦慮郁結早已滲透日常。今天的地壇雖已不再適合靜思冥神，但直面自我、接納苦難、尋找意義是人們永恒不變的生命命題。

就把“地壇”永久地留給史鐵生吧，每個人都應找到屬于自己的“地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