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音樂劇《悲慘世界》重返中國，在上海大劇院開啟為期55天的駐演。該劇改編自法國作家、政治家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1862年的同名小說。阿蘭·鮑伯利（Alain Boublil）作詞，克勞德-米歇爾·勛伯格（Claude-Michel Sch?nberg）作曲，1980年首先以法語音樂劇形式上演，1985年推出英文版。此次在中國巡演的版本為音樂會版，演員們身著戲服演唱，不配以舞臺布景與動作表演。小說《悲慘世界》不僅是對19世紀法國社會的細致描摹，也與雨果本人的生命軌跡緊密相連。本文將首先聚焦巴黎這一“革命之都”，介紹故事發生地法國當時所處的歷史語境；接著考察維克多·雨果的生平以及小說中描寫的眾多具體事件，揭示其現實來源與靈感出處，并分析這些事件如何與小說的核心主題——苦難與救贖——相聯系。最后，本文將探討《悲慘世界》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尤其是在中國的接受歷程。

音樂劇《悲慘世界》40周年紀念版音樂會在上海駐演

一、“革命之都”巴黎

雨果創作《悲慘世界》之時，法國已經經歷了一系列政權更迭，這些更迭伴隨著長期而激烈的斗爭，而這一切，正如小說的情節設定一樣，大部分以首都巴黎為中心。1789年之后，法國的政體性質便成為不斷爭論和角力的焦點，革命、內戰與政變此起彼伏。1789年法國大革命最初只是希望實現憲政改革，建立君主立憲制。路易十六雖然繼續保有王位，但其權力大大削弱，同時，一個擁有立法權的國民議會應運而生。1792年，君主立憲制被共和制所取代，路易十六被處決。在此期間，法蘭西共和國贏得一系列對外戰爭的勝利。年輕的將軍拿破侖·波拿巴于1799年發動政變，奪取政權，最終稱帝，將法蘭西共和國轉變為法蘭西帝國。

拿破侖失敗后，波旁王朝復辟，路易十八于1815年回到法國。其弟查理十世繼位后，民眾的不滿情緒不斷高漲，最終于1830年再次爆發革命。這場革命修改了憲法，并將奧爾良家族的路易-菲利普推上王位，史稱“七月革命”。“七月革命”在歐洲范圍內引發了連鎖反應，激起了德國、比利時、意大利、波蘭等地的革命浪潮。正如拉法耶特將軍1831年8月15日在國民議會上的演講中所說：“七月革命的電擊傳遍了全世界。”

在1830年前后，巴黎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氣質。由于1830年革命，巴黎變成了毫無疑問的革命之都，成為暴力政治變革的熔爐。整個1830年代，巴黎始終處于一種緊張的狀態中。1832年，這座城市爆發了19世紀最嚴重的霍亂，19000人在此次瘟疫中喪命。不同街區與社會階層之間懸殊的死亡率差異，則赤裸裸地揭示出面對死亡時的社會不平等。這一危機激化了新的社會沖突，其中最著名的事件之一便是1832年6月5日至6日發生在巴黎中央區域的暴動——這一事件正是《悲慘世界》故事背景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動蕩頻發、危機四伏的時期，至少發生了七次針對國王路易-菲利普的刺殺。

此外，在這一時期，大量移民涌入巴黎。他們或是來求學，或是來謀求更好的工作機會。巴黎的人口數量在這一時期大量增長。1789年，巴黎人口總數僅占全國的2%，1848年為2.8%，到1870年，人口比重上升至5.3%，如果將郊區人口計算入內，這一比重將接近7%。這股外省人前往巴黎的移民大潮，讓當時的人倍感震驚：

英國人去了印度，德國人去了美洲，俄羅斯人忙于開墾廣袤的土地，意大利人也前往蒙得維的亞和墨西哥進行殖民；只有法國，整個搬去了巴黎。

除了本國人，還有留學生、知識分子、流亡人士等，他們在各自的國家中受到專制制度的束縛，渴求自由。他們的到來尤其有助于傳播巴黎是自由之都的形象。以德國作家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為例，他就曾旅居巴黎，以德語創作，并將自己的作品翻譯成法語。海涅在抵達巴黎六周后的1831年6月27日，寫信給朋友說：

這里發生的事情讓我身處最前沿，世界的最前沿，巴黎……在這里，真的，我被淹沒在事件的漩渦、新聞的浪潮及革命的風暴中。

1848年，通過革命上臺的路易-菲利普在革命中再次被推翻。這一次，革命從法國蔓延至整個歐洲，多國君主制相繼倒臺。法國再次成為共和國，史稱“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拿破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當選總統，但他隨后在1851年發動政變，再次將法國變為帝國，自立為皇帝，即拿破侖三世。1870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后，拿破侖三世的統治宣告終結（雖然戰爭還持續了一年），法國在不到80年的時間里第三次成為共和國。

這些以巴黎為中心的革命事件在當時的文學中引起了廣泛共鳴，《悲慘世界》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巴爾扎克1833年出版的《十三人故事》（《人間喜劇》中《風俗研究·巴黎生活場景》的第一部作品）即是取材于當時巴黎社會的生活場景。故事說的是19世紀的法國曾出現過一個名為“十三人”的秘密組織，它是一個由衣冠楚楚的“上流社會”成員組成的摩登強盜集團。該組織內部紀律森嚴，成員間通過盟誓和兄弟情誼建立權力，凌駕于王國和法律之上。他們為了維護或奪取某種利益，常化身為江湖大盜。巴爾扎克通過《十三人故事》揭開了巴黎社會的內幕，著重刻畫了人們強烈、狂暴乃至罪惡的激情。當然，在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中，雨果的創作無疑打上了作者個人經歷的深深烙印。

在雨果的一生中，法國始終處于政治動蕩和周期性危機之中。法國國家不僅長期分裂，而且每一個政權均面臨著強大的反對力量，伴隨著暴力與革命。這期間不僅發生了三次成功的革命，還見證了許多革命的未遂。

二、雨果與故事中的苦難與救贖

《悲慘世界》小說篇幅宏大（全書逾2000頁），故事情節復雜，人物眾多。其中有三條主要的故事線：第一條關乎苦難與救贖。故事始于主人公冉阿讓因偷竊一塊面包而被判處20年監禁后獲釋。他原本打算向社會復仇，但一次善舉促使他改過自新，最終成為富商，這期間他始終被堅守法律（因而主張懲罰）而非慈悲的警長沙威追捕。冉阿讓遇到了芳汀，這位單親母親淪落風塵，被誣告襲擊，最終在臨終前將女兒托付給冉阿讓。第二條故事線是政治性的，講述了一群年輕共和黨人為發動革命所做的努力與嘗試。第三條主線是一個成長故事，馬呂斯離開家鄉前往巴黎，在探索自身政治信仰的同時，愛上了冉阿讓的養女。

1985年倫敦初版及全球多個制作版本的海報，均使用上述珂賽特畫像作為主要元素

貫穿法國整個19世紀的政治緊張與對立，構成了《悲慘世界》的重要背景設定。小說中許多角色都是積極的革命者，他們走上街頭，領導人民反抗現政權并取得勝利。他們唱著歌，筑起街壘，而這在19世紀的法國是革命的真實象征。《悲慘世界》中描繪的主要革命場景來源于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1832年6月5日起義。這場起義發生在共和派將軍讓-馬克西米連·拉馬克（1770-1832）的葬禮上（他在前文提及的霍亂疫情中去世）。1830年革命僅實現了憲政改革，法國仍維持著君主制。這種局面令共和派深感不滿，他們密謀發動新的革命以推翻政權，使法國再次成為共和國。小說中起義領袖安灼拉（Enjolras）的原型即是當時共和派起義者。此次起義以失敗告終，它只是1830年至1848年間多次起義中的一次——這些起義最終演變為革命，成功推翻了政權，使法國再度成為共和國。雨果本人曾親眼目睹1832年起義的發生。當時他正走在街上，革命者與政府的軍隊在他面前的街道上交戰，他被迫退到一個門廊里躲避。因為一出門就會進入交火線，他無法離開，只能在那里等待戰斗結束。

唱著歌，筑起街壘，這在19世紀的法國是革命的真實象征。圖為電影《悲慘世界》（2012）劇照。

小說中的許多其他事件也源于雨果的親身見聞。這些細節的披露大都得益于他去世后出版的《隨見錄》（Choses Vues）一書。該書分為兩輯，出版于1887年至1900年間，由雨果生前的生活筆記匯編而成。除1832年起義之外，他還曾目睹一名男子因偷竊一塊面包而被捕，這一事件正是《悲慘世界》主人公冉阿讓故事的核心情節（盡管它發生在小說開篇的20年前）。

雨果還曾在1841年1月為一位被誣告的年輕妓女辯護。在小說里，芳汀同樣因被誣告而被帶到警察局并面臨監禁威脅。冉阿讓作為目擊者知道她是清白的，從而使她免于入獄。然而，正義終究還是來得太遲了，芳汀仍因飽受摧殘而離開了人世。

與當時政治形勢相關的另一個元素在音樂劇舞臺版本中并不明顯，但若想理解雨果的創作意圖，這一點卻至關重要，那就是馬呂斯的政治思想演變歷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雨果本人政治立場的寫照。他們最初都曾是正統主義者、保守的保王派，反對革命，在小說中以馬呂斯的祖父（音樂劇英文版中未出現此角色）為代表。隨后，他們又轉向波拿巴主義，支持拿破侖——這一立場在小說中以馬呂斯的父親為代表，他曾參加過滑鐵盧戰役，并被故事中的反派之一、客棧老板德納第所救（此角色在音樂劇中戲份頗重）。馬呂斯與父親疏離多年，但在父親臨終前得以相見，并決定追隨父親的政治立場，摒棄祖父的保王派思想，成為波拿巴主義者。來到巴黎求學后，馬呂斯開始與共和派人士往來，最終加入他們，成為起義隊伍中的一員。因此，正如同樣成為共和派人士的雨果一樣，我們能在馬呂斯的故事線中看到19世紀法國政治譜系的微妙改變。

雨果在寫作這部作品的時候，已經轉向共和主義，他堅決反對拿破侖三世的政變、反對其鎮壓共和國，反對建立第二帝國。為此他不僅選擇了流亡澤西島，還撰寫了一本反對帝制的重要政治文本——《小拿破侖》（1852年），可與卡爾·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年）相提并論。在第二帝國倒臺、第三共和國建立后，雨果作為偉大的共和英雄回到法國，成功當選法國參議院議員，且在其在世時就已被視為共和國的“偉人”之一。

《悲慘世界》中還有一段較長的對滑鐵盧戰役的描繪。德納第在滑鐵盧戰場上與馬呂斯的父親相遇，德納第打算像他在小說中下水道那一幕那樣，從他認為是一具尸體的人身上偷東西。這一幕在音樂劇版本中也有所保留。結果他無意中救助了馬呂斯的父親，但并未獲得任何報酬，后來對此十分懊惱。小說中的這段描寫是關于這場著名戰役最具影響力、最“浪漫化”的記錄之一。

同樣，這部小說中也有對巴黎這座城市的大段描寫。其中包括對一些具體街區與街道以及它們所具有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特征的描述。小說描寫了“巴黎的地下世界”——既包括犯罪與貧困的隱秘世界這一比喻意義上的“地下”，也包括字面意義上的地下，即巴黎的下水道系統。冉阿讓正是通過穿越下水道，將受重傷的馬呂斯從戰斗現場帶至安全之處并獲得醫療救助。書中還呈現了當時法國底層階級語言的豐富性。

在這一意義上，《悲慘世界》除了政治內容之外，還包含大量的社會批判。雨果的基本信念之一是：“苦難”是法國社會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貧困與不公正將許多窮人逼入絕境，他們中許多人根本沒有擺脫這一命運的可能。芳汀的故事正是如此，整個世界仿佛都在與她為敵，她的悲慘命運引來無端的指控；無論她如何掙扎，都無法擺脫困境。在冉阿讓出現之前，她和她的女兒幾乎看不到任何希望。而冉阿讓本人也是飽受苦難。他因不公正的判決入獄服刑多年，出獄后，又幾乎因為貧困與絕望而再次陷入犯罪，只因一次“善舉”（而非司法公正），他的人生才得以改寫。然而即便如此，他之后仍必須在隱匿中度過，不斷搬遷、改名，以躲避沙威的窮追不舍。沙威在“社會法律”與“道德法律”之間的掙扎，亦是小說與音樂劇中一個核心主題。

這些社會批判中也包含道德與宗教方面的思考。雨果并不特別支持作為機構的天主教會，但他的道德觀卻深受基督教影響。在這一意義上，那位對冉阿讓施以善舉的人被描繪成一位極其善良、圣潔的人。他的身份是主教，但其善良卻來自個人品性。因此，雨果在小說中只是對主教本人這一個體，而非對作為機構的教會予以了正面的呈現。

最后，關于《悲慘世界》這部小說的歷史，需要指出的是，它不僅是對現實的批判，其本身也積極參與到19世紀中葉法國的政治進程中。小說出版時，正是雨果積極推動法國社會、政治與法律變革的時期。他不僅努力爭取恢復共和國，還積極倡導廢除死刑等議題，而《悲慘世界》的出版部分正是為了推動并宣傳他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值得注意的是，雨果在宣揚共和主義思想的同時，也在倡導一種在當時法國社會中各個對立群體之間的和解，包括君主派與共和派之間的和解，也包括天主教徒與世俗主義者之間的和解。

可以說，《悲慘世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19世紀法國的歷史、社會、文化與政治的生動視角，它本身也是當時推動共和主義發展的重要力量。小說一經出版便迅速享譽世界。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南方軍隊廣泛閱讀此書，甚至戲稱其為“李的悲慘世界”（Lee's Miserables），借指他們的總司令羅伯特·李將軍。眾所周知，法國是一個文學大國，擁有深厚的文學傳統與底蘊。而《悲慘世界》至今仍是法國最知名的文學作品之一，它被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讀者閱讀。除了當今正在中國巡演、極為成功的音樂劇版本外，這部作品還多次被改編成影視作品，涵蓋多種語言，影響深遠。

三、《悲慘世界》的全球回響

今天，《悲慘世界》的生命力已經遠遠超越了其最初創作的歷史語境。音樂劇《悲慘世界》通過塑造引人入勝的角色和扣人心弦的劇情，并配以戲劇性且優美的音樂，在二十一世紀繼續吸引著大量的觀眾。英文版音樂劇更是在全球創下眾多紀錄，其中包括倫敦舞臺上史上最長演出作品。盡管劇中的社會、政治與道德批評源自19世紀法國的具體情境，但其核心理念具有足夠的普遍性，能夠持續吸引并打動世界各地的讀者與觀眾。

2002年，恰逢雨果誕辰二百周年，《悲慘世界》原著小說發表一百四十周年，同時也是音樂劇《悲慘世界》在百老匯上演十五周年紀念。這一年英文版音樂劇《悲慘世界》經過四年艱難的談判，終于踏上了中國的土地，登陸上海大劇院進行3周共21場的巡演。這次演出場場爆滿，取得了巨大成功。毫不夸張地說，《悲慘世界》讓更多的中國觀眾開始知曉并喜歡上了音樂劇這種表演藝術形式，對于市場和行業而言，那是一次具有啟蒙意義的首演。此后上海大劇院先后引入了包括《貓》（2003）、《音樂之聲》（2004）、《劇院魅影》（2004）在內的經典音樂劇劇目。《悲慘世界》在中國的成功引進，除了其本身巨大的藝術魅力，其兼具古典與現代的表達形式滿足了新世紀中國觀眾的觀劇需求之外，也許還與中國社會對這部文學作品，對其中所涉及的革命、苦難與救贖主題的偏愛不無關系。

1903年，《悲慘世界》的第一個中文節譯本也誕生于上海。譯者對原著進行了節選翻譯和改寫，突出了革命的主題。有學者指出，這本名為《慘世界》的小說可以視為近代中國革命黨人的第一個“社會革命”方案。而這兩名譯者，一位是著名作家、翻譯家蘇曼殊，另一位則是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事實上在清朝末戊戌變法至1917年十月革命期間，中國的愛國志士對法國革命給予了最多的關注。

學界認為，中國對《悲慘世界》的翻譯和研究，有三個關鍵時期。第一個關鍵時期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翻譯與介紹為主。體現了知識界與思想界的文學創新與政治改良的愿望。第二個關鍵時期是新中國成立初期。1952年雨果誕生150周年前后，出現了大量紀念文章。嚴謹的譯本也開始陸續出版。據統計，雨果作品中譯本最多的是《悲慘世界》，從1903年第一個節譯本算起,至少有25種譯本（截至2015年）。但“文革”開始之后，《悲慘世界》被列入禁書。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末，“文革”動亂結束，政治氣氛緩和，1978年上海電影譯制廠將1958年法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意大利聯合攝制的第一部彩色版電影《悲慘世界》引進到中國上映，引發了全國性的《悲慘世界》熱。與此同時，作為西方文學名著的《悲慘世界》也重新獲得了其應有的關注。

進入21世紀，信息技術迅速發展，生活節奏日益加快，人們的閱讀習慣也從紙質出版物向數字出版物和視覺圖像轉變。對于中國觀眾來說，音樂劇不像歌劇那般嚴肅，觀影門檻稍低。演員精彩的表演、演唱、舞臺裝置的變化、燈光都可以抓住觀眾的眼球。而《悲慘世界》中恢弘的歷史敘事，呈現出來的苦難與救贖、革命的浪漫主義更是能引發觀眾內心的共鳴。在觀看過程中，中國觀眾甚至能用英語與法語和臺上的演員們一起唱起劇中的著名唱段。截至2023年末，《悲慘世界》中代表人民群體性面孔的《人民之歌》在嗶哩嗶哩視頻網站播放量超過200萬。2018年法語版音樂劇《悲慘世界》來華首演時，指揮亞歷桑德拉·克拉維羅在告別觀眾之時，曾引用雨果的一句話：“音樂能表達那些我們無法言說且不會永遠沉默的一切。”這是人性深處對平等、正義、人道主義的永恒追求，正如雨果當年在創作這部小說時所說，“《悲慘世界》是為全世界讀者寫的”。

[本文作者貝蒂墨（Timothy Baycroft）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肖琦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