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批抗戰題材紀實影像作品集中推出。除了大量借助一手檔案文獻、當事人口述、歷史影像等呈現史實，人工智能（AI）也大規模應用其中。當歷史當事人的回憶借助AI逼真再現，當老照片里的革命英雄站在屏幕中對你微笑致意，新視聽的觀賞性和沉浸感大大增強，煥新了我們的歷史記憶，但也讓一些觀眾質疑“這種藝術化的再現，是否會削弱乃至歪曲歷史的真實性”。

AI技術成為歷史紀錄片創新引擎

生成式AI為何快速應用到紀實影像尤其是紀錄片的創作中？這源于幾個層面的需求驅動。本體層面，紀錄片講求以真實性為靈魂，以非虛構為創作原則，但不排斥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創作，以抵達或接近真相。當前，AI技術跨越式發展，和此前的數字建模、真人搬演等手段共同成為紀錄片可選擇的創作工具。AI產品是虛擬的，但并非都是虛構的，許多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立足真實世界，與之具有直接或間接的索引關系。

技術層面，當前AI技術及應用平臺快速迭代，能基于算法和模型自主學習并生成具有邏輯性、連貫性的新內容，包括圖片、聲音、視頻等，且具有完成度佳、成本低、效率高的特點。尤其動態場景和人物動作還原度高，極大解放了生產力，提高了創作效率。

創作層面，歷史題材是紀錄片的重要涉獵領域，但絕大多數歷史缺少原始影像，導致歷史紀錄片常面臨“無米下鍋”的窘境，只能采取“空鏡堆疊、靠說驅動”的表達。而大規模搬演和數字建模費時費力，對資金有限的紀錄片團隊來說不太現實。AI可以彌補這一缺憾，通過智能生成視聽內容輔助敘事，增強紀錄片表現力的同時，也拓展了紀錄片的選題范圍。

受眾層面，紀錄片作為大眾傳播產品，要求有一定的觀賞性以實現其傳播價值，真實性與觀賞性的有機結合往往能誕生精品力作。觀眾對紀錄片中運用各類再現或搬演手法還原真實、傳遞真相的策略已基本認可，尤其“Z世代”群體作為“數字原住民”，對數智內容產品接受度更高。AI技術讓視聽表達更加鮮活，沉浸感更強，甚至給觀眾帶來“超真實”體驗，更易獲得青睞。

從影像修復到情景生成，靜態史料“活”了起來

當下，AI已應用于紀錄片創作的全鏈條。基于內容生成的邏輯，可分為幾種模式。

一是“模糊—清晰”模式。針對作為文獻和“證據”的歷史影音質量差、清晰度不夠的問題，AI輔助下的聲音修復、4K轉化、AI上色、2D轉3D等技術，可讓原本模糊的聲像清晰起來，單調的色彩豐富起來，扁平的場景立體起來。尤其像《山河為證》等大屏端的歷史文獻片，借助影像智能修復技術，實現了更震撼的視聽效果。畫面更清晰生動，歷史記憶也更深刻。

二是“靜態—動態”模式。通過在靜態歷史圖像上選定起止動作，再由AI生成中間畫面，最終將其轉化為一段鮮活、動態的短片。例如《AI我河山——新聞照片中的抗戰記憶》以歷史照片為基礎，讓當年照片定格下來的白求恩大夫制造醫療器材的場景“動起來”；將沙飛所攝黑白新聞照片《八路軍勝利歸來，民眾夾道歡迎》進行AI上色，也將現場人物動作進行還原，使當年百團大戰勝利歸來的民擁軍場景鮮活復現。

三是“虛實合成”模式。通過拼貼、合成等手段，實現真實素材與虛擬素材的融合。如《百年巨匠》在塑造蔡元培形象時，采用演員實景表演，后期再通過AI技術將其面部替換為蔡元培本人的面容；《創新中國》通過采集分析李易生前配音的語料庫，結合AI模型進行訓練，生成接近原聲的合成語音，應用于該片解說，再現了這一屏幕上的經典聲音形象。

四是“情景生成”模式。以AI生成替代實拍的純情景再現一般以文字史料或現實材料為依據，借助“文生圖—圖生視頻”再現歷史場景。如以英國青年喬治·何克視角見證中國抗戰的《烽火見證：英國記者的中國紀行》，以他的書信、文章為依據，生成他在中國期間的見聞影像；《來自東方的報道》的創作團隊也用AI生成了史沫特萊、杰克·貝爾登等多位西方記者筆下的中國抗戰圖景。

這幾種模式的紀錄片實踐，大多基于史實或現實材料，致力于為AI生成的內容尋找最大限度的真實依據，總體上遵循非虛構創作原則。AI作為輔助工具，賦予歷史表達新形式，踐行了“技術為用，求真為本”的創作理念。

警惕記憶之場淪為AI“哈哈鏡”

不過，當紀錄片尤其是歷史紀錄片開始廣泛運用AI技術，它在帶來敘事革新的同時，也將其推入了一個關于真實性與客觀性的討論場域。法國學者皮埃爾·諾拉曾將那些能傳承文化記憶的載體形象地稱為“記憶之場”。媒介化時代，我們靠各類媒介凝固、保存和傳承記憶，這些載體建構了人類的“記憶之場”。如今，AI正在加速涌入人類的生活，也在影響人類的記憶。尤其是借助AI生成的視聽內容，于數智時代重塑媒介化記憶的方式和形態，在人類記憶場構建中扮演起日益關鍵的角色。

但AI一方面鮮活了記憶，也在“無形變有形”中可能混雜了記憶：在一些AI生成短視頻中，我們很難直觀分清哪些內容直接取自現實世界，哪些是算法生成。真實與虛擬界限“內爆”為一團模糊的“星云”，一個虛實同構的記憶之場正在生成。當這種虛實混雜性一旦形成，后人很難再將其徹底分開。就像戰爭年代的個別遺留影像，我們已難以辨別是第一現場的搶拍，還是事后擺拍的。AI生成的擬像甚至迸發出比現實影像更強的震撼力，有喧賓奪主的勢頭，這不得不令人警惕。

而在AI幻覺疊加人工“加戲”下，歷史與虛構的邊界日益模糊。一些短視頻讓歷史人物說著“臺詞”，活靈活現，甚至“穿越”到他本不該出現的歷史場景。部分虛構人物、場景、情節在AI加持下套上局部真實的馬甲，用想象的拼貼篡改記憶的“底本”。如果這類問題蔓延到紀錄片領域，紀錄片就有可能被異化為扭曲的“哈哈鏡”，人類的記憶之場面臨被架空的風險。而當人們對歷史的認知逐漸建立在AI建構的“空中樓閣”上，歷史本身的真實性、客觀性與嚴肅性將受到沖擊，紀錄片作為“求真的視聽藝術”的合法性也將不再。

求真、標識、審校、適度原則為創作設置邊界

一部媒介化記憶發展史，就是一部媒介技術演進史，從口語、文字、圖像到視聽，人類借助媒介凝固、儲存和傳播歷史記憶的形象度、清晰度不斷提高。所以，我們很難拒絕AI介入人類記憶之場的建構，甚至將來AI可能會成為歷史記憶形塑的重要力量。為了避免AI對人類記憶之場造成不可逆轉的變形，我們在紀實影像創作時應給AI介入的歷史記憶書寫劃定紅線，明晰邊界。

首先，要遵守求真原則。紀實影像追求真實客觀，AI生成內容也應基于嚴格的歷史考據和事實材料，成為紀實影像抵達或靠近真相、觀眾更沉浸感知歷史的手段。紀錄片《英雄無名》在AI助力歷史情景再現的實踐中，依托隱蔽戰線人物的真實照片影像，細致劃分年齡階段，對人物表情進行微畫像，力求真實還原英雄人物的歷史形象，讓故去的英雄以自己的，或非常接近自己的形象再度屹立于我們面前。針對歷史事件發生地的場景復原，也從建筑風貌到服飾裝扮，力求再現真實。為還原日軍軍官的服裝，團隊細致考證了日軍侵華期間的歷次換裝，包括各個時期、不同軍銜的肩章、領章與袖標式樣，以及軍裝面料與工藝的細微變化。這些細節真實折射出日軍隨著戰爭深入國力衰退，連軍裝質量也每況愈下的史實。

其次，要遵守標識原則。當前，AI技術已達到以假亂真的水平，一般觀眾難以分辨哪些是現場采集的原始視聽，哪些是AI生成或合成。使用AI的大眾傳播產品應公開透明，采用添加水印或在觀看提示中予以提醒說明等方式，讓觀眾知曉。在紀實影像參與構建記憶之場的過程中，唯有在此新技術語境下，與觀眾就“何為真實”達成新的契約與共識，才能為技術的使用劃定清晰的邊界。

再次，要遵守審校原則。記憶有主體性，會產生記憶幻覺，AI亦會產生大量幻覺，存在理解偏差或過度理解，進而影響內容輸出的真實性，所以也需要參照史實進行再核對，或引入專家力量，結合科學的考據推理進行評價，確保規范合理。

最后，必須遵守適度原則。紀實影像的根本在于與歷史和現實建立真實的索引關系，應以紀實內容為主體。不能因AI技術便利而濫用無度。對于確實無法獲取的原始素材，可用AI適度填補“視聽斷裂帶”，但絕不可讓歷史表達淪為技術的附庸，更不能為了感官刺激而透支觀眾信任。

AI的大規模應用催生了新的媒介記憶產品，除了紀錄片，也擴展到像紀念館、博物館日益流行的沉浸式視聽展陳等其他紀實影像中，為歷史記憶的建構注入新活力。但我們必須清醒意識到，再震撼的視聽效果，其終極使命仍在于引導我們凝視真實；再前沿的技術應用，其價值歸宿也在于服務人文的傳承。唯此，AI才能在數字時代真正成為歷史記憶的守護者。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視聽傳播系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