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谷里/溪流/石卵/蝌蚪/那是不懂發愁的春天/我們毫不猶疑，去尋找那個/從未去過的地方”。這是父親在其創作札記中，用詩意的語言所寫的當年奔赴延安的情景。

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在紀念父親嚴文井誕辰110周年的日子里，我憶起父親談過的他是如何從一個文學青年走上抗日之路、奔赴延安的情形，憶起他如何在延安與兒童文學結緣的故事，也想起《嚴文井全集》成書的過程。

父親的文學創作起點

父親原名嚴文錦。祖父給他起名文錦，是希望他前程似錦，但并未希望他成為作家。父親卻偏偏想當一個作家，從小看了許多書。1932年上高中的時候，他就給報社投稿，其中有小說，也有散文。這些作品都發表在了《武漢日報》副刊《鸚鵡洲》上。報紙歡迎他賜稿，他就越寫越上癮，還給自己起了“青蔓”的筆名。

父親未能考上大學，生氣的祖父干脆讓他自食其力，去北平謀生。1935年3月，在親戚的幫助下，他在北平圖書館（即現在的國家圖書館前身），當起了月薪25元的小職員。北平讓他寂寞得想哭，沒有人可以交談，晚上除了看書，就是在屋里來回踱步。有次他又踱著步想心事，看見有個人影不聲不響地向他走來，他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接著才看清原來是他自己在玻璃窗上的投影。但寂寞使得他有時間讀書，中文的、外文的，他都讀得津津有味。父親有一定的外文閱讀基礎，讀外文書時，他采用硬讀的辦法，遇到生詞就查字典，讀多了也就懂了。

父親到北平不久，很快手又“癢”了，接連寫了幾篇散文，一并寄往他所敬佩的供職于《大公報》的沈從文。一個月后，他收到沈從文的一封信，批評他寫得太多太快，要他養成不斷修改自己文章的好習慣。但他的文章并沒有被退稿，雖然沒有在沈從文主持的周二出版的副刊上發表，卻在蕭乾主持的周五出版的副刊上露面了，署名嚴文井。這是他的筆名，也從此成了他的真名。

從1935年11月到1936年底，父親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散文集《山寺暮》。這本集子收入10篇散文，有著鮮明的現代主義藝術特色，是靳以先生為良友書店主編的“現代散文新集”中的一本。散文集出版后，祖父很高興，帶著全家去書店買書，還自豪地對店員說：“這本書是我兒子寫的。”1937年，父親算了算，發現寫文章掙的錢與所得工資差不多，于是干脆于3月辭去了工作，專事寫作。就在他籌備出版第二本散文集時，七七事變的槍聲響了，打碎了他的作家夢。他是不肯做亡國奴的，顧不上還有兩筆稿費沒領取，便于7月14日匆匆離開了北平。

去延安的路

回到故鄉武漢，父親無事可做，無文章可寫，十分苦悶。這時，他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了延安抗大招生的廣告，感到抗大的宣傳主張契合他多年的向往。可是延安太遙遠，也沒有人介紹，他不知怎么去。一天，他的鄰居、武漢大學的學生康矛召來找他，悄悄對他說：“告訴你，我要走了。”父親問：“你去哪里？”康矛召答道：“山西，抗日前方。”原來，國民黨83師有位叫史若虛的武大畢業生，在83師做宣傳工作，奉命回母校招攬大學生，要組成戰地服務團，上前方做抗日宣傳。招生對象不論學科，不論男女，不論年齡，只要有抗日的意愿就可以。父親對康矛召說：“你能不能跟武大那些人說說，我也去。”不幾日，父親得到了肯定答復，避開親人的視線，開始悄悄地收拾行李。出發前一天，父親對祖父說，他要去武大住一星期，看望來到武漢的蕭乾、沈從文等先生。祖父爽快地應允了。沒想到的是，一個星期后，他收到的竟是父親寄來的告別信，祖父既憤怒又傷心。康矛召也是這樣悄悄地離開了父母。他的父母竟然跑來找我祖父母要人，說是父親帶跑了他們的獨子。直到雙方的誤會消除后，兩家父母才常在一起交換前方的來信。

83師戰地服務團設在趙城南關外關帝廟內，主要工作是排練抗日救亡歌曲和一些勞軍小節目，有時刷抗日標語。父親還編寫宣傳材料，寫傳單和通訊。在83師，父親結識了演廣場劇《放下你的鞭子》的16歲的女戰士李淑華。她清亮的嗓音、姣好的容貌、溫婉的性格吸引了父親。他們不久便走到了一起。母親是83師從西安招來的高中生，她和家人在七七事變后逃出北平，遷居西安。

父親稱那是“一種粗野而快樂的生活”，但這種生活很快便過去。父親他們聽說，戰地服務團將由軍政處管，要定銜、定編、定工資，還要讓女生都去做秘書。父親本來的目的地是延安，在火車上，他就和康矛召討論過如何前往的問題。他們憧憬的是熱血沸騰的抗日生活，上抗大，而后上前線打鬼子。如果定了銜，那就成了國民黨軍官，還怎么去延安？母親也不愿意長期當秘書。于是，他們決定離開83師，便去找83師的師長劉戡。劉戡是黃埔一期的學生，支持他們的行動，并為他們開具介紹信。介紹信是寫給林伯渠的，他曾是劉戡的老師。83師前后有很多人都去了延安，比如去武大招生的史若虛、教官魏巍等，都是父親抗大的校友。

1938年4月，父親、母親、康矛召，及另外幾個武大學生一行七人來到西安。他們推薦兩個人先到八路軍辦事處去聯系，其余人在旅店靜候消息。不久，那兩人垂頭喪氣地回來了，可能是因為身著83師的軍服，或是沒有介紹信，總之沒有受到接待。第二天，他們帶去了劉戡的介紹信。辦事處的人看了介紹信，說把你們的人都叫來吧。辦事處主任接待了他們，并問他們：“你們為什么要去延安？”“要抗日，要進抗大！”大家爭著回答。“去延安可是要吃苦的。”“我們不怕！”但當時車輛緊張，只能有一個人乘軍車去延安，其余的人要步行。康矛召因為腳爛了，只能坐軍車。父母因為錢不多決定步行去延安。另外四個人則留下來等車。

父母從來沒走過這么遠的路，但他們有青春，有愛情，有對延安的憧憬。一路上，他們住最便宜的旅店，吃最便宜的飯菜，說說笑笑并不寂寞。走了十多天，他們終于到達革命圣地延安。延安的山和水對他們來說都是新鮮的，這是另一片天地。艱苦生活中無憂無慮的人們，響徹山谷的青年們的歌聲，使父親從過去的迷茫中走了出來，第一次獲得明確的方向感。

把希望編成一個個故事

父母成為抗大第四期學生，那是1938年5月。7月，父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正當他盼著畢業、為抗戰貢獻力量時，隊長通知他和劉祖春去文協報到，從事創作工作。于是父親和劉祖春提前畢業，干上了老本行。9月，日寇進犯邊區，企圖消滅我軍在山西離石一帶的主力，文協創作組即派父親、劉祖春、柳青等人赴前線采訪。當他們馬不停蹄地趕到距離石20多公里的柳林鎮時，日軍因打了敗仗撤退了。然而柳林鎮卻彌漫在血腥中，婦女們在一堆堆的墳塋前燒紙、哭號，從各個山谷里轉回家來的百姓收拾著殘破的家。這景象使父親無限悲憤，接連寫了幾篇文章發表在延安的刊物上。之后，他又奉命到一個傷病員醫院采訪，寫了一篇報告文學。他的文風開始轉變，不再追求華美，轉向寫實。1938年底，他回到延安，成為“魯藝”文學系的一名教員。

在魯藝，父親的工作主要是為學生看卷子、改文章，自己也寫文章。1939年秋，他開始撰寫長篇小說《劉明的苦悶》。小說以83師的生活為背景，描寫了小知識分子的搖擺性，以及他們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他們和自己的過去告別的故事。茅盾先生去延安訪問時將這部小說帶到了重慶，于1941年發表，還為它撰寫了推薦文章。1944年這部小說在重慶出版時，國民黨審查部門不讓用“苦悶”這個詞，于是書名改為《一個人的煩惱》。茅盾親自為書作評，稱這本書“是可以促起反省的一面鏡子”“抗戰后關于此一方面諸作品中最為優秀的一部”“它的細膩深刻的分析，俊逸雋永的筆觸，畢竟是很可愛的”。

1940年7月，父親寫完長篇小說后，仍有充沛的精力讀書與思考。他與同事們交談時，會聊起各自的童年和少年，從過去的孩子們聯想到未來的孩子們，感到現在的工作和斗爭正是為了未來的孩子們。中國正在經歷著一場巨大的變化，將來一切都會變得好起來。什么都可以變，什么都要變，許多想也想不到的奇異事情將要發生。于是，父親想到了用童話這種文體寫下他的一些幻想和愛憎。1941年，父親有了第一個孩子。也許是意識到自己要做父親了，一種本能在推動他，讓他給自己的孩子，也給別人的孩子祝福。于是，他把自己的希望編成了一個個童話故事。

雖然是初寫童話，卻寫得極其順利，父親一口氣寫了9篇。一天，在延安的窯洞里，何其芳朗誦了他剛寫就的《夜歌和白天的歌》，父親則朗誦了《南南同胡子伯伯》。大家都被溫暖、愛小孩的胡子伯伯吸引住了，聽后一起鼓掌。這些童話跨越了時代，至今仍在出版，被孩子們所喜愛。

抗日戰爭期間，父親創作長篇小說1部、短篇小說9篇、報告文學1篇、文藝評論2篇、散文6篇、童話9篇。他的家國情懷，使他在延安圓了作家夢。

抗戰勝利了！父親在札記中是這樣描述延安的“八一五”之夜的：“鐘聲好像仍在響/火炬游行突然出現/很寶貴的舊衣，極少量的燈油/都用上了。大家舉起那個東北女演員/她時哭時笑/一個老鄉打八叉/彈著手指頭唱快板/有肺病的大提琴手/也舉著一個火把/默不作聲地轉著圈兒/他的表情極為嚴肅。”

深入持久的童話耕耘

1945年9月初，父親作為東北干部團的一員，第一批離開了延安，橫跨五省挺進東北，成為《東北日報》副總編輯與副刊部主任，在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之余，繼續著童話創作。

這時的父親充滿了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童話創作，為了文學，為了孩子。

在他看來，安徒生與莎士比亞沒有高下之分。好的童話是無畫的畫帖，是滋養孩子的精神食糧。所以當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他看到童書市場一片荒蕪，孩子們因沒有書讀而哭泣時，他為之心痛，倡導寫成人題材的作家為孩子們寫書。在他分管的《東北日報》副刊，及他主編的《人民文學》雜志上，都辟有兒童文學專欄。“文革”結束時，中國文壇面對的是兩億小讀者，但只有兩個奄奄一息的童書出版社、20幾名停筆的兒童文學作家，對此父親心急如焚。在廬山牯嶺召開的全國少年兒童讀物出版工作會議上，父親呼吁作家們拿出極大的熱情多為孩子們創作童話。1978年5月，他主持召集在京的專業和業余兒童文學作家座談，號召大家努力為兩億小讀者寫作。經歷了特殊時期，他更感到對孩子進行人性教育、愛的教育的重要。

上世紀80年代，國內童書的出版局面大有好轉。但我國的童書還未與世界接軌，還未加入國際兒童讀物聯盟，即IBBY。現在網上有些文章說，1985年，畢冰賓是第一個參加IBBY世界大會的中國人。其實不然，1984年，中國就有人參加了在塞浦路斯舉辦的第19屆IBBY世界大會，這個中國人就是嚴文井。我在整理《嚴文井全集》中的日記時，發現父親記述了文化部外文局通知他去參加這次會議的經過。文化部所派人選是經過反復斟酌的。這是中國接觸IBBY的開始。因為有了這次接觸，日本作為舉辦第20屆IBBY世界大會的東道主國家給父親來信說，中國可以多派些人去參加會議，并請父親在大會上作專題發言，介紹中國童書的狀況。1986年8月，父親在參加東京的IBBY世界大會期間廣交朋友，他用幽默的發言介紹中國童書出版情況，收獲各國與會者的友誼。8月18日，時任IBBY主席的渡邊茂男宣布中國成為IBBY的一員。這是一次破冰之旅，不久中國成立了CBBY，即IBBY的中國分會，嚴文井任第一屆主席。中國的童書從此走向了更廣闊的天地。后來有中國作家獲得IBBY授予的獎項，也有中國人擔任過IBBY的主席。

我想，這也是父親對中國兒童文學所作的貢獻，只是他從不宣傳自己，而是默默地奉獻。

永遠向前的小溪流

父親的文學創作涉獵小說、童話、寓言、散文、報告文學、詩歌、文學評論等多個門類。經過將近十年的梳理，《嚴文井全集》已經具備出版發行條件。《嚴文井全集》對各個門類的篇幅、字數做了規劃，分為十卷。第一卷為童話、寓言、詩歌、題詞；第二卷為小說、報告文學；第三卷為散文、雜文；第四卷為散文、雜文、序跋；第五卷為文論；第六卷為書信、創作札記；第七、八、九卷為日記；第十卷為日記、注釋、年表、編后記等，總共約250多萬字。

早在20多年前，湖北少兒出版社的副總編輯鮮于景堯先生在該社出版《嚴文井文集》時，就有出版《嚴文井全集》的設想，認為《全集》比《文集》更有分量。但因當時我父親還健在，還有些作品、書信未能搜集進去，因此編輯們認為還是叫《文集》更為合適。《文集》收錄父親70多年文學生涯的絕大部分作品，所以作為家屬的我，很長時間內并沒有出版《全集》的想法。在父親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之后不久，有幾家出版社陸續來找我，表達了出版《嚴文井全集》的愿望。特別是樊發稼先生親自帶著當時廣州出版社的副社長李利來家中，誠懇地表達了出版《全集》的意愿。金波、谷斯涌等先生當時也在場，都表示支持。他們說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于是我心動了，并投石問路，邀請時任中國出版集團總裁的聶震寧先生擔任《全集》的總編。聶先生欣然同意。為保障《全集》出版順利進行，人民文學出版社也主動加入進來，與廣州出版社強強聯合，啟動了《全集》的出版程序。

本以為有《文集》打下的良好基礎，《全集》的編輯工作會不費吹灰之力。沒想到我們大大低估了這項工作的難度。因為是《全集》，所以我想盡可能多地找到父親的作品，特別是三四十年代他的早期作品。我用了兩年時間靜坐圖書館，翻閱報紙雜志，竟又找到11篇父親去延安前發表的散文、小說、詩歌等少作；10篇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父親寫的作品；18篇新中國成立后寫的文章。在父親的文字遺物中，有創作札記、書信、題詞等，基本未發表過，很是珍貴。特別是日記，父親有記日記的習慣，特殊時期的日記被抄走，盡管后來被歸還，父親還是把它們付之一炬，怕日后再惹麻煩。直到1979年底，他因患病住院，才重新記日記，至1997年停記。日記字數較多，還要給日記中出現的眾多人物作注釋，因此工作非常繁重，投入的精力較多。目前《全集》的出版工作已進入校對階段，但要做的工作仍很多。

父親是一個一生追求真理的人，一個追求文學創新的人，一個致力于多出好書的出版家。他是永遠向前的小溪流，是總會帶給孩子們溫暖的胡子伯伯。

（作者系嚴文井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