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誕生在二十世紀第一響晨鐘之中。她是本世紀在中國發生的所有重大文學事件的目擊者與參與者。”冰心先生誕辰125周年了，獨特的時空坐標賦予她的文學生命以深沉的使命感，其畢生耕耘也成為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中的建設性力量。在她豐饒的文學世界中，報告文學創作或許是其中稍顯隱秘卻極具深意的維度，為我們理解這位文學巨匠提供了獨特的路徑。中國現代文學館藏《頌“一團火”》（發表于《人民文學》1978年第8期）手稿正是珍貴的見證。這份“冰心文庫”中的藏品，記錄了勞模張秉貴的故事。冰心以心懷敬佩之情，真誠走訪，細心探問，用飽蘸感情的筆墨，細膩描摹張秉貴真誠溫和“為人民服務”的風貌，將一位售貨員的工作態度升華為一種精神現象，彰顯了勞動者日復一日堅守平凡崗位的淳厚美德。這種對赤誠奉獻、精益求精的勞動者精神的生動描摹與禮贊，在新時期伊始，為人們的心靈提供了溫暖的慰藉和積極的導向。手稿不僅反映了一位作家的文體自覺追求、一個時代的文學躍動，更照見了一代人的灼灼初心與精神底色。

冰心 《頌“一團火”》手稿第1頁、第4頁 中國現代文學館 藏

1986年冰心致巴金的一封信 中國現代文學館 藏

文脈與使命：手稿作為歷史的關聯物

今年是中國現代文學館建館40周年。回溯四秩春秋，文學館的誕生離不開老一輩作家的傾力推動，冰心先生正是第一代籌建者與堅定支持者，是中國現代文學館最“熱情忠實的朋友”。

早在1978年春，巴金先生在與《人民日報》編輯夏景凡、姜德明、袁鷹等人的交談中便首次勾勒了建立文學資料館的構想。1980年12月巴金寫下《關于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議》：“我建議中國作家協會負起責任來創辦一所中國現代文學館，讓作家們盡自己的力量幫助它完成和發展。”籌建倡議喚起了作家群體內在的文化自覺與歷史責任感，迅速凝聚起文學界老一輩作家的力量，他們紛紛熱情響應與支持，冰心正是其中的一位。1981年10月13日，中國作協主席團會議決定成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備委員會作為組織保障，冰心出任委員。為支持文學館籌建，老作家們或出謀劃策，或奔走呼吁，或慷慨捐贈，或撰文助陣，傾注了滿腔赤誠。蕭乾曾致信巴金，表示：“我在不遺余力地為現代文學館當鼓吹手。除了交出自己的東西（那僅是第一批），我還在動員冰心、文井、柳杞等老友，都來‘交資料’。”

而冰心對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支持，遠不止于當委員、交資料。早在1986年8月7日，冰心曾致信巴金，將近況寫下后，表態要將書籍書畫全部捐贈給文學館：“他（筆者注：吳青的兒子陳鋼）常到文學館去，說起來，我已告訴文學館，我死后，一切有上下款的書籍書畫，全部給文學館。已送去的有上百本日文書。”1986年10月25日，她寫下《閑話我向中國現代文學館捐贈字畫的經過》一文，將捐贈經過記錄下來。她深情寫道，以舒乙為代表的文學館同仁以親切誠懇的態度打動了她。看著工作人員“輕輕地托起這些字畫下樓去時”，心中涌起一股歡欣與信任：“我忽然覺得歡快地‘了’了一樁大事，心里踏實得多了！”在該文中，她也再次將余下的珍藏鄭重托付，表明“將來我‘走’后也都要捐給文學館”。幾天后，10月31日冰心在致巴金信中又提到：“我最近將一切字畫，人家送我的，除了現在掛在墻上的，都給了文學館，劉麟可以告訴你一切。”

冰心毫無保留的信任，為初創期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塑造了可親、可近、可靠的溫暖形象。冰心更是將自己畢生珍藏的珍貴字畫、大量藏書與手稿，無償捐贈予現代文學館。這份慷慨與赤誠，至今仍是現代文學館熠熠生輝的瑰寶。

在現代文學館“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現代作家書房展”中設有按照原使用格局布置的冰心書房，將冰心捐贈的實物、藏書、藝術作品進行展示，其中的玻璃展柜中裝滿了全國各地小讀者寫給冰心奶奶的信件，冰心與“小讀者”之間的珍貴情誼被妥善保存和展示。也是在1986年，冰心在應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文學第二編輯室同志之邀于“2月18日陽光滿室之晨”寫下的《給當代青少年的信》中談到，青少年的來信讓她深受啟發，還特地交代：“你們對我的愛和信賴，使我從心底感到幸福！但因為時間和精力的關系，我不能一一作復。這些寶貴的信件，我都已捐獻給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就是巴金爺爺和中國作家協會共同建立的，請他們永遠保存。”在現代文學館庭院中，冰心的雕塑在櫻花樹的陪伴下靜坐沉思，目光溫潤，一如她筆下的愛與美，以繁花詮釋著純凈與深邃。

冰心不僅以實際行動支持現代文學館這一保管、展示、研究文學遺產的機構建設，更以積極的創作實踐，深切叩問、回應著時代與現實。

進入新時期，報告文學成為文壇復蘇的重要載體。在粉碎“四人幫”后，文藝界仍受“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桎梏，亟待重整旗鼓。在此背景下，為鼓震士氣、凝聚力量，使新時期文學得到進一步發展，在張光年等人的籌備下，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人民文學》編輯部在北京總參招待所召開了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座談會，葉圣陶、茅盾、冰心、夏衍、周揚、馮乃超、趙樸初、王瑤、唐弢等近百位文藝界名家一同出席，這場聚會重聚了隊伍、鼓舞了士氣，也為文學事業邁向新的歷史階段奏響了序曲。此前不久的11月21日，《人民日報》召開座談會，聯絡文藝界有影響力的人士統一認識、擴大聲勢。冰心與茅盾、李春光、賀敬之、李季等人作了發言，可見冰心對于文壇重建的全力支持與悉心投入。

《人民文學》編輯部敏銳把握時代脈搏，早在1977年9月便決定以報告文學形式回應黨中央即將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這一重要決策。時任《人民文學》副主編、分管散文和報告文學的周明和同事們萌生了組織一篇反映科學領域的報告文學的想法。《班主任》與《哥德巴赫猜想》等作品的相繼發表，成為新時期文學興起的重要標志。編輯部此前成功邀請徐遲的經驗，堅定了他們繼續邀約老作家創作報告文學的信心，于是，編輯部延續“特約”策略，于1978年第8期推出了冰心的《頌“一團火”》。

周明等編輯深知，冰心、徐遲等前輩作家兼具詩人才情與散文筆力，語言也極具感召力。可以說，新時期報告文學的興起，正是老作家的鼎力支持、刊物的大膽發掘與對新人的扶持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在他們的努力下，一批具有深刻現實價值的報告文學作品應運而生。這些作品“比史料更活，比理論更暖”，不僅成為彌足珍貴的歷史檔案，保存了時代的現場、故事的肌理與人民的精神氣息，更以巨大的社會共鳴，印證了報告文學作為新時期“最有力量的文體”的獨特價值。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特約創作下，文學館的“冰心文庫”才藏有了這樣一份特別的手稿。

《人民文學》1978年第8期封面、目錄

冰心采訪張秉貴

周明拜訪冰心

源流與自覺：冰心報告文學的創作譜系

《頌“一團火”》手稿也觸及了當代文學史上一個集體性的文學現象。其創作并非孤例，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許多老作家投身報告文學的浪潮之中。僅1978這一年，《人民文學》就刊發了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樹常綠》，冰心的《頌“一團火”》，柯巖的《追趕太陽的人》，葉君健的《英特納雄耐爾——記路易·艾黎同志》，李有剛、楊樹帆的《蓓蕾》，理由的《高山與平原——記數學家華羅庚》，王蒙的《火之歌》等具有影響力的報告文學作品。

這一時期，報告文學因能快速響應“撥亂反正”與國家工作重心“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時代需求而備受青睞。其能夠以真實的力量為知識分子正名，也可生動描寫科技工作者、勞動模范、改革先行者等為現代化建設鼓舞士氣。同時，就文學性而言，選擇以“真實”為核心原則的報告文學，也是對“高大全”“三突出”的有力反撥，恢復了文學的尊嚴，重建文學與生活、與人民血肉聯系的姿態，接續現實主義傳統。從作家心態方面看，老作家們普遍懷有強烈的使命感，報告文學滿足了他們參與社會重建的迫切心情。正因精準回答了時代課題，報告文學由此迎來了其在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輝煌的“黃金時期”。

冰心究竟在何時與報告文學結緣，如何認識其在中國報告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綜觀冰心的文學創作，可以發現報告文學創作貫穿其文學生涯，并展現出鮮明的探索意識和時代印記。她早期發表于1919年8月25日《晨報》第7版上的《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講的是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軍閥政府在五四運動失敗后逮捕學生運動首領進行公審，借此打擊報復學生運動之事。冰心前往旁聽庭審，進行真實的記錄，以紀實筆觸揭露事件黑幕，兼具及時性與文學性，具備了報告文學的文體特征。有學者將這篇文章與當時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動》《唐山煤礦葬送工人大慘劇》一起視為中國報告文學發生的標志。這篇文章已經具備報告文學的特征，之后，冰心的創作重心迅速轉向了問題小說，《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超人》等相繼問世，引起廣泛關注。此后，她雖以問題小說聞名，但仍斷續創作了《平綏沿線旅行紀》等紀游體報告文學。1921年發表的《旱災紀念日募捐記事》、1935年的《平綏沿線旅行紀》體現著冰心對現實關注的持續興趣，強烈的問題意識貫穿其中。

新中國成立后，冰心在這一領域的創作更為集中。“十七年”的報告文學有兩個重要的題材趨向，一個是抗美援朝書寫，一個是圍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行創作。冰心的創作屬于后者，她聚焦社會主義建設，創作了《一個最高尚的人》《大東流鄉的四員女健將和女尖兵》《十三陵水庫工地散記》《記幸福溝》《奇跡的三門峽市》《再到青龍橋去》等報告文學作品。如火如荼的社會建設及其涌現出的榜樣性人物成為這些文本關注的重點所在，而積極書寫社會主義建設題材也反映了冰心關注現實、呼應時代的創作態度。這一階段她還創作了后來收入《中國報告文學叢書》第3輯第6分冊的《印度之行》《日本歸來》《湛江十日》等，是紀游風格與線性敘事相結合的一批作品。

發表于《人民文學》1964年第6期上的《咱們的五個孩子》是冰心首篇具有自覺文體意識的報告文學，其創作契機是北京“五個孤兒”事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1963年興起“學雷鋒”運動后，社會互助新風成為當時文化宣傳工作的重點。《人民文學》編輯部計劃推出能夠體現社會主義社會新型人際關系和道德風尚的報道性作品。冰心作為“文壇祖母”，以“母愛”和“童心”享譽文壇，她一貫的創作主題也與這一題材高度契合，能產生更強的感召力，被認為是最佳寫作人選。冰心應編輯部的邀約，通過扎實采訪與情感注入，真實再現周同山、周同慶、周同來、周同賀、周同義五個孤兒受助的感人事跡。1964年春，冰心在編輯周明的陪同下到北京崇文門外東唐洗泊街一家采訪了周氏五孤兒。據周明回憶，冰心沉下身子多次前往真實現場，采訪十分深入細致，先后采訪了數十位相關人士，還親赴幼兒園看望其中的一個孩子小同義。她的采訪不是刻板地有聞必錄，而是用心傾聽、感同身受的產物，其作品因而擁有了感動讀者的溫度。

從1919年的問題意識到1964年的文體自覺，冰心的報告文學創作從未間斷。她對于真實性的堅持，以及始終深嵌于現實、生活和歷史的互文關系中的積淀，使她在新時期來臨前已成為一位有準備的報告文學作家。正因如此，當1978年《人民文學》的邀約到來時，她方能以高度的文體意識創作出《頌“一團火”》這樣凝結了時代精神的作品。冰心的報告文學始終扎根于對普通人的關懷，展現出深沉的人民立場，飽含對現實生活與時代的強烈關注，成為觀照中國現當代報告文學發展脈絡的一個獨特視角。

趙樸初書法短對聯“夕陽無限好，高處不勝寒”，冰心捐贈 中國現代文學館 藏

陳伏廬國畫《朱竹圖》（1946），冰心捐贈 中國現代文學館 藏

時代與現場：《頌“一團火”》手稿的誕生

要想更深入地了解報告文學發展脈絡，就必須關注具體作品的創作過程。《頌“一團火”》手稿引領我們回到作品產生的具體情境，從而將分析對象從一個靜態的、扁平的文本，還原到它誕生之初那個充滿張力的、立體的現場。

1978年夏天，78歲高齡的冰心接到《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委托，準備寫一篇關于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糖果部普通售貨員張秉貴“一團火精神”的報告文學。為保證作品的真實性，在《人民文學》副主編周明等人的陪同下，冰心三次采訪張秉貴。6月20日全國財貿大會召開時，她對張秉貴進行了第一次采訪，了解到張秉貴因生活所迫很小就當了童工，在1955年應聘王府井百貨大樓的售貨員時被破格錄取的經歷。7月10日，她來到百貨大樓糖果部第二次采訪，實地觀察張秉貴的售賣過程，對百貨大樓負責人和張秉貴同事進行了訪問。后來她又對前兩次采訪內容進行了核實。經過多次親自采訪、實地走訪，冰心深知張秉貴“一抓準”和“一口清”的硬功夫是在食品行業扎根幾十年后用心練成的。受到張秉貴用心為人民服務精神的強烈感染，冰心寫成了報告文學《頌“一團火”》。

《頌“一團火”》手稿共25頁，稿紙左側印有“北京市電車公司印刷廠出品 七七·十一”的綠色字樣，說明了稿紙的生產來源和印制時間（即1977年11月）。通過手稿可以直觀感受到，冰心的字跡字體修長，挺拔而秀氣。筆畫清瘦，但又不失力道。字體是行楷，介于工整的楷書和流暢的行書之間，流露出靈動和瀟灑的氣韻，閱讀起來比較流暢舒適。

《頌“一團火”》手稿上既有作者本人行文前后的修改痕跡，也有編輯部修改的痕跡與排版標記。冰心自己的修改，大多集中于副詞、量詞和形容詞，以及補足書寫過程中由于寫作慣性導致的缺字。如開頭第一句話即在“張秉貴”后添加了“同志”一詞；“向著四個（后補充了‘現代化’）進軍”；“我想寫張秉貴同志的（補充了‘先進’）事跡”，“在五屆人大開會期間，我在主席團（增加了‘席次單’）上找到了張秉貴同志的座位，（增加了‘休息的時間，我就去’）約他和我談談”；“（補充了‘我感到’）使我們心中的火越燒越旺的這一團火種，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二十多年來，他腰板挺直地以新社會主人翁、人民的售貨員的身份，（增補了‘站了革命的柜臺，’一句）接待了近二百萬個顧客”；“以上這些來信，不過是張秉貴同志所收到的（補充了‘幾百封’）信中的幾十封”等等。

編輯部的修改內容一方面是修正一些小錯誤，如原稿中的“張師父”的“父”改為“傅”，“財貿會”改為“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具體文章題目的引號改為書名號，“一百二千萬財貿大軍”的筆誤改為“一千二百萬財貿大軍”等。另一方面是對作品的打磨斟酌，如張秉貴的發言“那些官僚老爺、太太小姐、兵痞流氓來買東西，稍不稱心，我們就得挨罵。得罪了這些人”被刪除，后用三角號標記又保留了下來。在“我八歲就去‘打執事’，那就是遇有什么紅白喜事，出殯的、娶親的，我就戴上紅纓帽，穿上大褂子，去給背小鼓什么的”后用紅筆加了一句話，“舊社會，這是實在沒辦法的人才干的‘賤職’啊，可是我還唯恐”，與原文中的“人家嫌我小，不要我”銜接。這些修改與增補，其實也是對歷史記憶的選擇性塑形，通過調整新舊社會的描述比例，構建符合新時期需求的集體記憶。而對原稿中舊社會苦難描述的斟酌，也反映了編輯的審慎，既要保留對舊社會的控訴，又要避免過于具體的、可能引發復雜聯想的階級對立描寫。手稿中所存在的這些先刪除后保留的“拉鋸”痕跡，本身就是歷史敘事復雜性的鮮活證據。

編輯部還刪減了張師傅個人經歷的細節描寫，如張師傅私塾生活、寄住在舅舅家的經歷，壓縮了其在崇文門外金聚織布廠當學徒的內容，刪除了原稿中所引用的來信內容。這些刪去的內容雖真實生動，但會分散讀者的注意力，延緩敘事節奏。刪減后枝蔓減少，作品的核心線索即張秉貴由苦難到新生、由新生至奉獻的經歷更為清晰，情感沖擊更為集中，使新舊社會的變化帶給張秉貴的影響更突出，其“一團火”的形象更加純粹有力。對作品進行刪改是編輯部作為“把關人”在那個時代語境下的必要操作，手稿的修改痕跡構成了一份復合型歷史文獻，它不僅是作品的前身，更能讓我們能穿透定稿的單一面向，觸摸到那個時代文學創作更復雜、更本真的紋理。

1978年7月13日，《頌“一團火”》完成。7月17日，周明在稿箋上概括了這篇作品的一些特點，“文章順著報紙‘一團火’的路子，主要追究‘火’從何而來，多半篇幅寫了舊社會張師傅的苦難生活”，并且“大量引用了群眾給張師傅的來信”。總體而言，該作品的特點是親切生動，感情充沛，引用大量青年來信使文本產生了鮮明的“對話感”，也極具生命力，有著較為獨特的情感質地。原稿為7000字，由周明作了一些刪改后，壓縮為6500字。這些留存于手稿與稿箋之上的思考與文字修改痕跡，展現的是作品從底稿到刊發的生產過程，也是報告文學在新時期火熱的生產現場的忠實記錄，以及對時代脈搏的深情應和。手稿的價值恰恰在于它所保留的、被定稿所掩蓋的“多聲道”敘事。手稿定格了1970年代末的時代話語和語言風貌，“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之類的政治短語、“同志”“師傅”的選用，是政治話語與文學表達關系的見證。被刪改的部分作為一個未盡的“潛在文本”，存在于手稿之上，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想象文本的空間。

在1923年的《往事》中，冰心提到自己從小渴望做一名“燈臺守”，因為“燈臺守”的別名就是“光明的使者”，過著“最偉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詩意的生活”。可以說，冰心與張秉貴在報告文學中完成了一次彼此映照的相遇：張秉貴以他幾十年如一日的“一團火”精神溫暖著萬千顧客，冰心則秉持現實主義精神進行寫作，踐行著一位作家對真實、對人民、對時代的責任與熱忱。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實習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