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波有數種紋理：鱗紋細細、參差疊浪、寒潭皺碧、逆流回波，唯善畫者才能捕捉其間的纖毫之別。

元豐三年冬夜，東坡于黃州貶所臨皋亭西齋戲書一則《畫水記》，其間提到幾位丹青手。他們筆下奔湍巨浪或隨山石曲折而極盡變化，或傾瀉跳躍有如崩屋之勢，甚至夏日將畫軸懸于高堂素壁，立覺陰風襲人、暑意頓去。如何能將流轉不息旋生旋滅的水波表現出來，殊為不易。做文亦如是，將瞬息涌動變化的文思妥帖安放于字里行間，同水波煙云般難以把握。而如黑格爾所言憑精微敏感“忠實地把這種最流轉無常的東西凝定成為持久的東西”，才是藝術之旨歸，窺探到了藝術堂奧。

東坡尚自然平淡文風，常以水來譬喻。好的文章“如風吹水，自成文理”，似“行云流水，初無定質”，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看去素樸天然卻具法度常理，千態萬狀而各當其處，如此文章內部氣韻充盈而又姿態橫生，似隨物賦形的流水般，這正是蘇軾為文所追求的平淡簡泊之境。他自評其文也以水比附“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因外在事物感發運筆行文，不待安排，盡從胸臆自然流出，故而能文如瓶水翻。

文勢若水，美則如司空圖論詩所言在咸酸之外，如此，才尋得豐厚醇美的味外之旨。

東坡暮年貶儋，漸與親友疏絕，自言“流轉海外，如逃空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為二友”，他偏好陶柳詩中的枯澹之境，時常于案幾之上展讀。東坡言“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是陶柳詩的可貴之處，取了一則佛家語來作比，“‘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食蜜表里皆是醇甜厚重之味，品嘗五味，能大致分辨出甘苦滋味的不同，卻鮮有人能辨出表里的豐富層次。

淡語有味，淺語有致。既不同玄言詩般淡乎寡味，又不似宮體詩般錯彩鏤金，而是有宋一代古典詩學的審美理想。這淡須淡得自然，非著意求之，全不見人力之跡。東坡曾言為文恰如“山川之有云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郁，而見于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杳杳云霧縈繚于叢山，草木應四時節候開花結果，內里充盈自然顯露于外，即便想隱藏什么也是無法做到的。此種寫作的狀態，與鐘嶸所說“直尋”相類，即景會心而落筆成詩。宋初梅堯臣亦倡平淡，但他自己所作詩卻如錢鐘書所諷“平得常常沒有勁，淡得往往沒有味”，可見造平淡詩境之難。不是徒具枯澹之表，而自有其綺麗內蘊，看似簡省疏淡的文字下藏有深厚的情感力量與生命情趣，如此才趨近朱子所說“枯淡中有意思”的簡古淡泊境界。如冬天盆中生起的炭火，夜深漸漸蒙上層白灰，看起來像是熄滅了，但用火鉗一撥，那灰白顏色底下又透出隱隱紅光。陶柳詩正是這種有中邊之分，表面看似平夷沖淡、內里卻有深長至味的詩作。

南遷二友東坡更親近陶潛，熙寧外任時，欣羨其歸隱生活的閑趣，后謫居黃州，田疇墾辟之勞更讓他體悟陶詩“田家語”風味。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知揚州，始作《和陶飲酒二十首》，和陶詩于他彼時心境，不過是纏綿世事中偶一流露的歸田之思，往往為踔厲奮發的用世之心沖淡，其后橫遭遠逐，遠黜嶺海，因人生境遇數遷與陶潛異代心契，時常誦讀其詩排遣心中郁結，對人生榮枯盛衰有更為徹骨切身的體驗，而于嶺海僻遠之地細和淵明詩。陶詩看似散緩不收，東坡反復吟哦卻識出詩中奇趣。不獨愛陶詩，也深自嘆服其人生境界與精神氣度。東坡給子由書簡中曾自表心曲:“然吾與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

平淡并不指向空無，反之，是質實與綺靡、清癯與腴麗等異質的辯證統一，似空潭瀉春。

顧隨將陶詩之沖淡比擬日光七色，燦白卻簡單神秘。

由絢爛綺麗轉為平淡素樸詩風，實是詩人綿歷世事沉淀體味后逐漸醞釀而成，東坡渡海后文章被南宋朱弁稱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后矣”，道出其間關竅。黃魯直晚年也慕陶，崇尚平淡，但他自知詩作不如其師，收到東坡嶺外文字，讀后只覺“如清風自外來”。東坡《與侄書》中對其侄蘇適叮嚀他所悟得的作文之法，自言舊時文字“如龍蛇捉不住”，桑榆末景之年則偏好淵深樸茂，“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淡遠素樸的文風需要時間之手細加琢磨。漸老漸熟，既關乎創作技藝的純熟，亦關乎人情世事的浸染和繁華落盡的心境，這是一個緩慢脫落逐日剝離的過程，“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此時平淡無須孜孜以求，自然天成而不見斧鑿痕，便是絢爛之極，如冬之斂藏而春之茂實已在其中。平淡而有思致，內蘊無限意思和韻味。東坡言“少年辛苦真食蓼，老景安閑如啖蔗”，作詩亦概莫如是，老來詩風如食蔗先食尾，由淡至甜，安閑有味。“老去詩篇渾漫與”，老杜暮年觀錦江水如海勢曾發此嘆，“漫與”二字極富意味，它是一種漫不經心、深婉不迫的狀態，一任筆所之、隨意付與，庶幾可比擬東坡所言詩文創作的圓熟之境。

夜晚是東坡于慘淡貶謫生活中的造夢之所。他時常閑步夜游，庭下月光空明竹柏之影交橫，觀壁立千仞驚起山上棲鶻，泛舟江上看月出東山，孤鶴橫江東來，倚杖諦聽江潮漲落，嘆何時忘卻營營……觀物而不黏滯于物，總于脈脈景語中帶出人生玄思，亙古夜空下的諸般事物與他豐沛自足的內心世界達成一種交流。夜由此被賦予了深度。

《書上元夜游》于過海之后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所作，東坡其時已六十四歲，百余字信手寫來，卻有雋永深味。儋州元夕，友朋邀東坡夜游城西，一行人穿街過巷，賞市井紛然，月華如練。待其歸舍夜已三鼓，家人早酣然入眠。

如此不過是他在儋州愁困生活的一個尋常片段，卻自能于凡俗細事中鋪展人生命運的哲學思考，詩思凌空而飛，如他筆下時常出現的白鶴振翅翩然。在熙攘市井游蕩至夜半，也許還不如高臥家中黑甜一覺。但倘若不出門夜游，又不免辜負了如此良月嘉夜。盡興而游與酣然入睡之間，孰得孰失？東坡曩時過龜山留詩“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也曾對一生飄蕩行跡有過詰問，自己宦游無定似天涯倦客，而僧人卻安閑靜臥庵中，漂泊與靜定，究竟該怎么取舍？

東坡不執。他善用超脫心境看待人生得失，于悲歡窮泰之外參悟人情物理。上元夜色之中，他終放杖而笑。得失之間本就難以判斷沒有恒一標準，徒然患得患失反而自尋煩惱。他于自笑中如脫鉤之魚而松快釋懷，又哂笑韓愈未能勘破世事。退之曾作《贈侯喜》詩，其間有句“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以建功之心譬為釣魚，無所獲而將往更遠處去垂釣，務得強求執著于眼前得失，不知反失卻了超然自適的心境。順物任己的心態讓他不會長久地沉溺于心靈的痛苦，而總能反身向內省察，超越因復雜人事隨之而來的深刻悲哀。一尺小札，在東坡筆下興寄悠遠，含蘊情思無限。豪華落盡之后的真淳，恐怕只有年歲漸長、閱世日深才能領會，無論為人或為文，漸老漸熟。

暮春黑沉的夜，窗外細密的雨猶疑于，淅瀝如人私語。燈下讀《東坡志林》，如見東坡策論文章而外日常之面目，其諧趣、超曠、深情與寄慨，盡能從中窺見。

《東坡志林》當中除十余篇史論滔滔如潮，余下篇章，皆如行云流水，自然成文。明人袁中道曾言：“今坡公之可愛者，多在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東坡志林》便是這小文小說，東坡在這些簡短雋永的文字里，漫筆記下他的許多日常瑣事，記游懷古、夢寐異事、讀書交游、品評人事，毫無藻飾之言，誠實袒露內心情感。東坡便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仙人，而是市井街衢之中的那個凡人。筆記中雖有晉唐以前志怪傳奇縹緲空茫的成分，但終歸是人世堅實的底子。呂叔湘認為東坡筆記“或直抒所懷，或因事見理，處處有一東坡，其為人，其哲學，皆豁然呈現”，無意為文但著手成春，獨出機杼，確為洞徹之評。

愛讀“送別”一類，六則所述皆是東坡與友人的離情。江岸遠別，本是別情依依，但東坡自有一副灑脫襟懷，得失煩慮不縈于心，而自有其超然曠達。東坡一生流徙如轉蓬，總在送人與被送之間。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烏臺詩案被貶黜黃州，其后紹圣、元符年間垂老投荒，至惠州、儋州。他對于離別滋味恐怕體會比常人都深，但他總能于離愁別緒中超拔出來，而不困于窮愁牢騷。蓋與他放曠通達的天性及哲學辯證的眼光有關，這正是東坡為人的特殊之處。他于幽壑谷底望見罅隙間透過的亮光，終而實現精神上的超越，流瀉于筆端成平淡詩行，不經意為文而文自工。

“別文甫子辯”條，所敘為東坡歷詩案后貶居黃州事。那時他仕宦生涯初逢挫折，遠謫僻陋之地，內心自然郁結愁悶，“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在江上，望云濤渺然”，友人的問詢無疑給他謫居寂寥的生活帶來慰藉。友人子辯在他剛抵貶所不久即來探訪，同他暢談半日才乘舟橫江而去。那時正是初春，微風習習，細雨霏霏。其后與子辯昆仲二人常相往來百余次，度過了在黃州的四年，待東坡欲買田筑室老于此地時，卻又被調離，終究未能如愿。想到此去未必以后還能相見，不禁“感物凄然，有不勝懷”。“送別”類六條，只這最后一條流露了東坡的傷感無奈，但于句末東坡還是以佛家語“浮屠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來自我寬解。

元祐三年冬月，曾肇（字子開）以中書舍人將往河北視河事，蘇軾往別之。朋友即將遠行，東坡與其暢飲餞別、詩酒風流，那場離別以東坡懷想友人北歸作結，當春天來時，友人當置下酒、蟹、山藥、桃杏，那時再一同縱飲放歌。

二、三則記惠州事。剛到惠州貶所時，年近花甲的東坡棲身于粗陋山寺，隔年在友人幫助下遷于朱甍雕欄的公廨合江樓。但在東坡看來，“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江樓宏敞與山寺清幽，兩者之間并無不同，而身處嶺南嶺北原也無甚分別。東坡寓居嘉祐寺，時常杖履閑步于后山，最喜山巔那座松風亭，以及亭下草棘間兩株盛開的冷艷梅花，那梅花令他想起貶謫黃州于春風嶺上見過的梅花，十余年后，“豈知流落復相見”，自然感慨遙深。恐怕在東坡看來，山間的靜謐風景更深契于心。友人王子直不遠千里來這邊荒之地探望他，住兩月余才離去。想來二人定一同游山賞花、把酒話舊，居于何處并不十分緊要，舊雨新知的深重情義讓他深感慰懷。

東坡友人有不少為方外之士，僧人曇秀到惠州探訪東坡，離別之時。東坡詢問曇秀，若回到山中，大家必定向你討要一物，何以與之？曇秀的回答頗見禪宗妙趣，他說惠州山間的清風明月堪贈，只是恐怕眾人無法安置這些禮物，“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著處”，既風雅又諧妙。東坡擅將瑣細日常裁成詩料，并以詩意審美的眼光打量苦瘴之地，亭下梅花、鵝城清風、鶴嶺明月、岸邊細石、堂前細柳、月色竹影……“雖微物足以為樂”，他以寓意于物的審美態度發現日常細微的不同之處，將內心情志寄托于內，不疏離于物，亦不膠著于物。“逃世之機”而非“逃世之事”，化凡俗為雅馴，尋常生活因而變得藝術化了。

嶺南天氣卑濕，地僻蕭條，東坡致好友參寥信中也曾透露一二，“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桑榆晚景，流落天涯，北歸已是無望，侍妾朝云又在紹圣三年于惠州離世，現實生活諸般困厄，他自陳“并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還無期，死有余責”。

東坡詩文時常流露曠然天真的那一面，總讓人輕忽了其內心苦痛的重量，錯覺他似乎沒有徘徊晦暗的時刻，實則他人生坎壈已至絕境。而他總能從悲哀沉郁中超脫出來，聊為一笑。“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爾。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以智慧幽默來化解常人無法想象的苦辛，坦然面對人生的窮達起落。

東坡《和陶止酒》寫于遷謫海南之時，此詩是予其弟蘇轍的贈別詩，二人相伴月余，詩前小序中如實記錄了當時生活情狀。東坡病痔難眠，蘇轍也終夕不寐，誦淵明《止酒》詩勸東坡戒酒，東坡便依韻和詩一首作臨別紀念。那是他們人生數度遷徙途中的最后一次告別，其后分赴貶所隔海相望，人生已動如參商。首句“時來與物逝，路窮非我止”造語平淡，但讀來卻感慨深沉，人生有時機時即順勢發展，道路窮盡就停下，一切只要順應自然、委運于物。這是東坡數歷人生起落之后的深刻體悟，也是他對其弟的由衷勸慰。

東坡好飲但不善飲，他不在意所飲為佳釀或濁醪，而在此中真趣，“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醉意陶陶，心中卻了然明澈，半醺之境朦朧的愉悅中，內心寧靜自適。東坡又“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余胸中亦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于客”，看別人飲酒，他亦心中浩蕩廓然，那份暢意只怕比自飲更甚。他還喜歡釀酒，諸如松醪、蜜酒、桂酒、天門冬酒，曾為文細述制酒之法。飲酒于他，不是借酒消愁拼卻樽前一醉，而是他得自于中悠然率意的生活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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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請閱讀《當代人》2025年第11期

【丁莉婭，古代文學碩士，副編審，散文、評論散見于《芙蓉》《芒種》《清明》《湖南文學》《長江叢刊》《安徽文學》《福建文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