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23日，北大燕園滿目芳菲，未名湖畔新柳輕拂。

窗外春意正濃，室內辯論方酣——一場討論會正在化學樓一層西側大教室熱烈進行。除了北大師生，教室里還擠進許多校外人士，大家凝神聆聽，不時提筆記錄。

黑板正中寫著“曹操問題學術討論會”幾個大字，兩側分別畫著紅色和白色的曹操京劇臉譜，仿佛透過千年歷史迷霧，引導人們深深思索：“曹操究竟是忠臣，還是奸臣？”

“我們要反對封建正統主義，就要抹去曹操臉上的白粉！”一位目光炯炯、身形瘦削的老人站在臺前，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響亮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是北大歷史系主任翦伯贊，也是此次討論會的主要組織者。

翦伯贊，1898年生于湖南桃源。青年時期曾參加五四運動，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起，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于重慶、上海等地從事統一戰線和理論宣傳工作。1962年起，擔任北大副校長，是我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侯外廬并稱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

“到了會場，才知道發言者只有我一個人是學生，頓時緊張得不得了。”憶起這次討論，契丹文字專家、當時正在歷史系讀本科的劉鳳翥滿是感慨，“我的發言有幸得到翦老認可，‘濫竽充數’地發表在當年5月6日的《光明日報》上。那是我第一次參加學術討論會，也是第一次發表文章。”

翦伯贊因何組織這場討論會？為何要擦去曹操“臉上的白粉”？這要從他主編《光明日報》專刊《史學》說起。

1953年4月4日，光明日報創辦《史學》專刊，由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輪流負責編輯工作。后來，編輯任務主要交給了北大歷史系，由翦伯贊任《史學》主編。

“翦老對《史學》的領導，主要是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具體的編輯工作、來稿的審閱、每期文章的選定等，均由編輯小組決定。”身為編輯小組成員的北大歷史系教授張寄謙曾回憶。

1959年初，郭沫若在《光明日報》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了曹操的歷史功績，引起社會各界關注和討論。為引導人們正確評價歷史人物，打破學術界的沉悶氣氛，翦伯贊提議以曹操為討論對象，“做一次百家爭鳴的嘗試”。1959年2月19日，他率先發聲，撰寫了《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一文，發表在《史學》上，旗幟鮮明地表示“我們應當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并配發編者按，歡迎學者及廣大讀者參與討論。

此前，翦伯贊就王昭君、文成公主、武則天等歷史人物，也寫過幾篇“翻案”文章。但他沒料到，這篇關于曹操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全國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討論熱潮。

來稿、來信雪片般飛向編輯部。短短幾個月里，《光明日報》圍繞曹操歷史評價問題刊發了60多篇文章，在此帶動下，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廣州《羊城晚報》、山東《大眾日報》等也相繼發表相關文章。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等高校和科研單位，先后召開了討論會。北大化學樓的那一幕，成為這場席卷全國史學界大討論的生動縮影。

“這些天來，一碰見人就談曹操，大家興致很高……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有了談曹操這樣一個好題目，學術界也百花齊放了，春色滿園關不住，好得很。”吳晗在當年3月19日發表于《光明日報》的《談曹操》一文中，這樣描述當時的盛況。

這場討論，引起了毛澤東同志的關注。據他身邊的同志講，毛澤東在談到翦伯贊那篇文章時說，曹操結束漢末豪族混戰的局面，為后來西晉的統一鋪平了道路。

在爭鳴中，翦伯贊對《史學》的文風有明確要求：“關于學術討論的文章，應做到：態度不好的不登，空空洞洞的不登，沒道理的不登。總之，要把學術上的百家爭鳴活躍起來。”正是翦伯贊堅持的這些宗旨，以及在他不遺余力地推動下，才促成了這場“極一時之盛”的百家爭鳴。

從此，“以歷史唯物主義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觀點，得到了學術界普遍認同。

翦伯贊另一篇產生很大影響的作品《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發表于1961年12月22日的《光明日報》。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要把史料溶解在理論之中”，主張把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融化在史實論述中。

“這篇文章，我個人認為，是他畢生長期力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歷史問題的心血結晶，是他一生中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提出的史學理論的最高成就。”經手編輯這篇文章的張寄謙如是評價。

從1950年10月到1962年2月，翦伯贊在《光明日報》共發表文章22篇。這些文字擲地有聲，增進了社會各界對一系列重要歷史問題的認識。而他與這張報紙的感情，也愈來愈深厚。

“前后十年的接觸中，翦老對我們的編輯工作，真正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曾任光明日報社總編輯的穆欣回憶，當年為了刊發知名人士的稿件，不同報紙之間常有“搶稿”現象發生。一次，一位上海某報的駐京記者登門約稿，看到了翦老為《光明日報》所寫文章的小樣，就想從他手上“搶”走。翦老當即以一句“玩笑話”婉謝：“北京這個‘碼頭’可是《光明日報》的呀！”

1968年12月18日，翦伯贊與世長辭。他為史學界留下的精神遺產，他與《光明日報》的那些佳話，將永遠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