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如何學會寫作》，【美】丹尼斯·伊·特南著，耿弘明譯，東方出版中心，2025年6月

印刷術、識字率與貴族作家群

譯完《機器如何學會寫作：給人工智能的文學理論》一書，感嘆作者搜集史料的豐富性，但由于篇幅限制，對機器寫作與人類勞動關系有很多未及展開的地方，這引發了我很多聯想。

在印刷術普及之前，文字是權力的象征，文學是絕對的奢侈品。它的稀缺性，源于兩個根本的經濟制約：低得驚人的識字率和高得離譜的文本復制成本。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4年發布了一份報告《生活曾是怎樣？1820年以來的全球福祉》，根據經濟史學家估算，在1820年之前，全球的平均識字率僅在12%左右。在中國，盡管有科舉制度的激勵，但在廣大的農業人口聚居地區，識字人口數量仍舊少得可憐。這意味著一個作家的潛在讀者不是大眾，而是一個由皇族、官僚、教士和富商構成的小圈子。這不是一個市場，而是一個封閉的俱樂部。

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現代意義上的稿費或版稅制度是不可能產生的。作家的生計幾乎完全依賴于贊助制。這種經濟模式決定了當時的作家數量必然是極少的，取決于統治階級的財富總量和他們的文化消費意愿。文學的產出也是“貴族文學”或“皇家文學”以及它的伴生品種——“反貴族文學”和“反皇家文學”。作家不是獨立的勞動者，而是貴族階級文化門面的一部分，或貴族階級的反叛性補充。

公元15世紀中期，在歐洲，德國工匠約翰內斯·古騰堡改良了活字印刷術，這是一場文化領域的工業革命。與之相對照，在中國，印刷術的成熟與社會空間的變遷共同重塑了明清時期的文學生產與閱讀生態。它從根本上撬動了原有的文學生產模式。印刷術的直接經濟后果是書籍成本的斷崖式下跌。這為文學走向更廣闊的階層提供了物質基礎。宋元以來，中國雕版印刷已高度發達，明代民營書坊則遍布江南市鎮，清代又在官、私兩路推動下進一步擴容。雕版雖不及金屬活字在裝配效率上的優勢，但在漢字體系下具備成本可控、排版穩定、適于復刻的特點，配合江南紙業與書業行會體系，使大規模印刷成為可能。隨之而來的是書籍從“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轉化：叢書、類書、日用類書與啟蒙讀物的大量刊行，使識字較少的讀者也能參與文字消費。

更關鍵的是，茶肆、酒樓、書會等公共空間成為文本與表演的“中介平臺”。這些場域既是社交節點，也是信息與故事的“再生產車間”。說書人、評話者、戲班子以口耳相傳的方式播散故事，書坊則順勢將口傳文本整理成章回體、雜劇、傳奇與彈詞文本，形成“口述—書面—再表演”的循環。市民階層的擴張與閑暇時間的增加，為通俗文學提供了穩定的消費群體；票房與書市的雙重激勵，推動題材的類型化與敘事的連續化，催生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西游記》等長篇章回小說，以及昆曲等劇種的繁榮。評點與坊刻序跋在文本邊緣生成了一套市場化的審美話語，既導讀又導購，形成了獨特的讀寫共同體。

伴隨著16世紀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興起，歐洲的識字率開始穩步爬升。到18世紀中葉，在英國、荷蘭等商業發達地區，城市男性的識字率已達到50%以上。一個由市民、商人和小地主構成的新興“讀者大眾”開始形成。當作品可以被大量復制和銷售時，它作為一種商品的財產權屬性就凸顯了出來。1710年，英國議會通過了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版權法——《安妮女王法令》。它首次規定了作者對其作品享有一定年限的專有權利。這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它標志著作家可以繞開貴族贊助人，直接通過市場來謀生。稿費制開始成為可能。這一轉變的標志性人物之一是18世紀的英國作家塞繆爾·約翰遜。當切斯特菲爾德勛爵在他編纂《英語詞典》的艱苦工作中袖手旁觀，卻在即將成功時想來摘桃子時，約翰遜寫下了一封著名的拒絕信，宣告了對貴族贊助的鄙夷和對公眾和市場的信賴。

而18、19世紀報紙和紙質期刊的繁榮，則為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穩定飯碗。狄更斯、巴爾扎克等人正是借助期刊連載的模式，成了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職業暢銷書作家。在這個時代，能被“養活”的作家數量比過去有了顯著增加。但新的“守門人”——出版商和編輯——取代了舊的貴族。他們以市場回報為標準，決定著哪些作品能被印刷。文學場域也出現了新的分化：一邊是擁抱市場的通俗小說，另一邊是自詡“為藝術而藝術”的“純文學”。后者往往帶有一種“沒落貴族”的姿態，懷念那個不需要為市場寫作的“純真”年代。

互聯網、“打字率”與寫作的工業化

如果說印刷術解放了寫作，那么20世紀末的電腦與互聯網則擴展了這一革命的方方面面。我們用“打字率”這個詞，來概括普通人進行內容創作和發布的能力。博客、BBS論壇，特別是后來興起的網絡文學平臺，讓一個人在臥室里敲出的文字，可以在幾秒鐘內被成千上萬的人讀到。這徹底繞開了傳統出版業高昂的印刷、倉儲和發行成本。

在此之前，文字生產工具經歷了從機械到數字的幾次躍遷。19世紀的打字機把“手寫”變成了“鍵入”，將文字從個人筆跡的緩慢與不穩定中解放出來，標準化的字模提升了可讀性與復制效率，也孕育了“稿費按字計”的計量邏輯。20世紀中葉的電動與電子打字機進一步降低了輸入門檻，文字開始與“鍵盤—紙張”的流水線綁定。微型計算機普及后，文字首次與“可編輯的文件”綁定：刪改無需重打一遍稿，拼寫檢查、版式排版與所見即所得的軟件讓個體具備了準出版級的生產能力。調制解調器接入的BBS與Usenet、早期門戶的BBS帖子、電子郵件列表與個人主頁，形成了“即寫即發”的原型基礎設施；DOS/Windows下的字處理軟件、中文輸入法與壓縮傳輸技術的成熟，使漢字在網絡上的傳播阻力驟減。由是，“打字率”不僅意味著敲擊速度，更意味著從創作到分發的整體摩擦被系統性壓低，個人寫作者首次擁有了與機構媲美的發布通道與讀者觸達能力。

這場革命催生了中國網絡文學這一龐大的產業。以2002年成立的起點中文網為代表的平臺，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經濟模式：微付費模式要求讀者按章節付費，每千字只需幾分錢。極低的價格門檻將數以億計的網民轉化為了潛在消費者。“日更”的生產紀律誕生了。這徹底將寫作從一種靈感驅動的活動，改造為一種有嚴格產出要求的數字計件勞動。收入分成與IP開發形成了產業經濟循環。作者與平臺按比例分享訂閱收入，對于頂尖作品，平臺會投入資源進行版權的下游開發，如改編影視、動漫、游戲，這是頭部作者收入的主要來源。

在這套體系下，能“靠寫作養活自己”的人數呈爆炸式增長，各大網絡平臺上的注冊寫作者已千萬量級。這是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無法想象的數字。許多沒有受過所謂傳統文學訓練的普通人，包括工人、職員、學生，加入了作家群體，其中一部分人，則通過網絡寫作改變了命運，實現了收入大幅增長的夢想。互聯網養活了更多的“寫手”，但也把寫作的勞動過程推向了極致的工業化。

AI寫作率、自動化與“人人都是寫作者”

如果說“打字率”的提升是個人生產力的革命，那么“AI寫作率”的到來，則可能意味著內容生產本身的自動化。大語言模型可以根據簡單的指令生成邏輯通順、語言流暢甚至頗具文采的文本。

AI對作家這一職業的沖擊是雙重的，既是工具，也是對手。作為工具，AI可以極大地提升寫作效率。它可以幫助搜集資料、構思大綱、潤色語句，甚至直接生成一些填充性的段落。對于“日更”萬字的網文作者來說，這無異于一套強大的生產力工具。作為對手，AI能以近乎零的邊際成本，永不間斷地生產內容。對于那些高度依賴“套路”和“模板”的類型小說、廣告文案、新聞通稿等，AI的替代效應已經非常明顯。

從識字率到打字率再到AI寫作率，每一次生產力的飛躍都讓更多人有機會吃上“文字飯”。這種沖擊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作家勞動力的進一步分化。一個簡單的經濟學模型可以預見：大量從事重復性、模式化寫作的一般作者，其勞動價值將被AI的生產成本（主要是電力和算力成本）所錨定，收入空間被嚴重擠壓。而只有那些能夠提供AI無法復制的、極端個人化的經驗、深刻的原創思想和獨特審美風格的優秀作者，其價值因稀缺性可能不降反升。因此，在這個層面上，大部分傳統作家可能無需憂慮。

然而，這場變革最深刻的憂慮并非僅僅是飯碗問題，還有一種根本性的權力分配變革。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嚴肅文學一直享有著超然的地位。這種地位一方面來自文學讀者的自由選擇，另一方面也源于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對其“價值”的評估。這種評估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文教化人的作用。 長期以來，嚴肅文學承擔著開啟民智、塑造國民性、傳承文明的“教化”功能。因此，它被置于一個崇高的位置。

第二，媒體與宣傳的作用。在電子媒體不發達的時代，文學作品是傳播思想、凝聚共識的重要載體。從法國大革命前的啟蒙讀物，到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小說，都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第三，精神高度的象征。嚴肅文學的創作和鑒賞需要較高的文化門檻，它因此成為一個民族精神高度的象征。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曹雪芹等都被視為一個民族的文字美學的象征。

正是基于這種評估，一個特殊的保障體系被建立起來，作家可以不必完全屈從于市場的喜好，可以進行“純粹的”精神探索。它們在現代歷史中曾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但現在，這一切正在發生變化。識字率的普及、打字率的提升，以及AI寫作率的指數級增長，共同完成了一件事：人人都可能成為寫作者。當人人都能發聲，當內容的生產與分發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計時，舊有的秩序就改變了。權力的核心從中心化的內容生產者與發布者轉移到了網絡平臺和掌握注意力的算法。其必然結果是大量作家和文學從業者都被迫更直接地面對市場競爭。

在這樣的新局面里，文學的價值被拆解為兩個部分：精神價值和使用價值。在精神價值層面，如思想深度、藝術創新等，如果仍能自我證明具有不可替代的獨創性，那么它不僅仍能保持其地位，還會由于AI的到來而證明自己的稀缺性，從而增強其地位。但另一方面，很多精神價值和使用價值均面臨挑戰的文學創作，不得不面對轉化為市場能夠識別的“使用價值”的壓力。與此同時，那種為讀者提供獨特的認知體驗、智力快感或身份認同等的創作，最終體現為消費者用貨幣投票的交換價值。

換言之，這個時代能“養活”更多的作家，這些作家散落在嚴肅文學、自媒體、電子游戲、網絡文學、廣告文案等各個領域。這是一個由技術變革驅動的徹底的人口結構的調整。更多更具技術適應力和市場競爭力的、多樣化的內容形態在不斷出現。與之相對應的，是當下的大量普通人加入創作隊伍中，以各種形式記錄豐富的個體生活經驗和感受。印刷術時代建立起來的文學創作模式和資源分配方式，受到嚴峻挑戰，基于此基礎上的人文學科研究，也面臨更多新的未知課題。對此，人文研究者不必焦慮和悲觀，從歷史與哲學視野里尋找答案，從科技前沿變革中思考路徑，可能才是迎向未來的“衰年變法”。

（作者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寫作中心講師，《機器如何學會寫作》一書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