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去麗江，要飛三個多小時。每次坐飛機都覺得逼仄困頓，看本輕松的小說打發時間比較好。

微信讀書上有兩本沒看完的書，一本是《理智與情感》，一本是《罪與罰》。《理智與情感》跟作者奧斯汀另一本小說《傲慢與偏見》風格相似，幽默生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我看了一點就覺得沉重，應該風和日麗時坐陽臺上看，對沖一下。

但候機時我鬼使神差地先打開《罪與罰》看起來，半個小時后，我上了飛機，再看《理智與情感》，居然感覺很不耐煩。

剛剛見識“30盧布逼良為娼”的生存絕境（當時一盧布購買力約合當下200到300元人民幣購買力），很難共情“年入500磅實在太窮了”的客廳煩惱（當時一英鎊購買力約合當下2000到3000元人民幣購買力）。不是說后者不重要，實在是前者沖擊力太大了。

另外，《理智與情感》里，兩位女主人公的評判標準也太主觀。作者站在埃莉諾背后，替她這樣描述情敵露西：

她無知無識，文理不通，她的智力沒有得到絲毫提升，她缺乏最普通的常識，盡管她不斷地努力想賣弄一下，這些最根本的缺陷卻絲毫逃不過達什伍德小姐的眼睛……她這個人絲毫都談不上高貴文雅和誠實正派，她在巴頓莊園里那種陪盡小心、大獻殷勤和巴結逢迎的做派已經顯露無遺……

作者不是借主人公之口，而是作為旁白來說的。露西這人是不怎么樣，但這時還沒有暴露，“無知無識”“文理不通”這類斷語，沒有具體、客觀的行為細節支撐。這種批評更像是一種智力上的優越感展示，而非公正的人物刻畫。

更重要的是，這些蓋棺定論，讓露西一出場就成了一個服務于主角視角的、功能性的“反派”或“陪襯人”，干燥扁平，沒有彈性。其實就連小說里的那些“正面人物”，也都在一出場時就固定了，讀者只能被動地接受。

讀《罪與罰》你就沒法這么好整以暇，像坐過山車，人人都變幻不定，人性經常沒有預兆就反轉了。愿意幫助孤兒寡母的人，可能會拿女兒的賣身錢去喝酒，陰毒卑鄙的人物，也有他階層受傷的扭曲邏輯，善與惡、愛與恨、控制與依賴，常以令人不安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形成能將一切毀滅的熔爐。

你目瞪口呆，卻不得不服，生活中，你所見之人性就是常有這樣的急轉彎。天使與惡魔隨時交換位置，崩壞還是升華，都在一念之間。大師像個老司機，在連續轉彎的山路上，兇狠迅猛地轉動方向盤，每一次轉向都精準地撕裂我們對于“好人”“壞人”的慣性期待，讓你在頭暈目眩中，直面人性那岌岌可危的真實。

當然，《理智與情感》還是有趣的，只是由此可以看出通俗小說與嚴肅文學的差別，即便是反轉，通俗小說也會滿足你的線性期待，嚴肅文學是怎么跟你過不去就怎么來，讓你百般不適，卻也只能點頭稱是。

具體是什么樣的呢？就說說《罪與罰》吧。因為俄羅斯的名字實在太長，我們盡量用身份指代。

一個貧苦的年輕姑娘去某戶有錢人家做家庭教師，男主人對她態度很粗魯，“在飯桌上對她說出種種不禮貌的話，冷嘲熱諷”……女孩只能忍氣吞聲。

忽有一天，男主人說他早就愛上了她，他是已婚人士，年紀大，起了這種輕浮的念頭，感覺很羞愧，他發火，是因為惱羞成怒。

現在他不掙扎了，要帶姑娘遠走高飛。姑娘不肯，嚴詞拒絕——是不是有點像簡·愛？但接下來要轉向了啊，兩人拉扯中被男人的老婆發現，她認為自己丈夫肯定是被這狐貍精勾引了。

女主人將姑娘攆出去，到處敗壞她的名聲，一時間姑娘聲名狼藉，房東都不愿意再把房子給她住，她和母親即將流落街頭。

故事講到這里，又有點像《水滸傳》了。潘金蓮還要慘一點，拒絕男主人的糾纏，被報復性嫁給了武大郎。

但是，故事轉向了，男主人良心發現，向老婆出示了一封姑娘嚴詞拒絕自己的信——這就比潘金蓮遇到的死老頭強多了。更令人瞠目的是他老婆，她“嚇壞了”。

她被什么嚇到？當然不是怕她丈夫，否則就不會有之前的操作，他們家的錢是她的，她比丈夫大幾歲，在家里，她是有話事權的那個。

她恐懼的是，她冤枉了一個無辜的高尚的姑娘。從這里你能看出，這是一個有道德良知的女人。她不但有良知，行動力還超強，馬上轟轟烈烈地展開了糾錯行動。

她先是跪求造物主賜給她力量，“以便經受這種新的考驗，履行她的責任”。然后跑到姑娘家里，哭著求她原諒。從姑娘家里離開，“一刻也不拖延，立刻走遍全城和全縣，拜訪各處人家，說了許多稱贊杜涅奇卡的話，流了不少眼淚，推翻前案，指出她的感情和行動多么純潔高尚。”

她甚至把杜涅奇卡寫給她丈夫的信拿出來，到處朗誦，還要別人抄下來。群眾反響熱烈，都不樂意她先去別人家解釋，“結果各家排好次序，事先就等著她去。”

有了排序，大家摸清她行動軌跡，她去哪家朗誦那封信大家就跑去聽，連聽過好幾次的人也還是要去。

杜涅奇卡一時間成為當地道德楷模，有人請她去做家教，有人上門求婚。求婚的是個七品文官，女主人的遠親，45歲，聽起來年紀有點大，但在曾經的俄羅斯，老少配很正常，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十幾歲時嫁給了40歲的卡列寧。這個人長得還行，整體差強人意。

娶妻娶賢不娶色，我們歷史上最聰明的人之一諸葛亮就娶了相貌丑陋而品德高尚的女人。當然，杜涅奇卡是美麗的，只是美德才是她的核心價值，她是因美德而得到命運的獎勵的。

她和母親的處境一下子改變了，母親信用額度提高了，能借到更多錢。她和母親指望文官能提攜她在彼得堡上大學的哥哥，文官語焉不詳，意思是她哥哥有這個本事就幫。杜涅奇卡視為應允，她哥哥怎么可能沒本事呢，有了幫襯，一定會前途大好。

故事講到這里，都像一則正能量新聞，女孩靠美德實現了階層跨越。但讀陀翁的大作，我們不敢掉以輕心，坐好了，下一個大轉彎到了。

杜涅奇卡的母親給兒子寫信，匯報這一喜訊，提到，這個男人打定主意要娶一個貧寒的姑娘。這異乎常人，外國小說里更多的是想要娶個自帶豐厚嫁妝的太太，找不到白富美，有錢的寡婦也行。

不嫌貧愛富是優點，但刻意找個貧窮的姑娘聽起來有點怪，文官認為：“做丈夫的不應該受妻子的恩惠，倒是妻子把丈夫看作恩人好得多。”前半句沒毛病，后半句很有病。想找個有錢老婆是謀財，刻意想找個窮老婆可能是想要命。

文官看中的不僅是貧窮帶來的弱勢地位，更瞄準了對方因高尚品德而自我束縛的軟肋。這樣的女孩無力反抗他的控制，又因道德感而不愿“墮落”，最終只能成為他手中完美的提線木偶，被徹底剝奪自主性。這種婚姻不是救贖，而是將活人變成擺設、仆從甚至祭品的慢性毀滅。

姑娘的哥哥見到文官，發現他比自己想象的還要討厭，賣弄、吝嗇、自私冷酷。但他母親借來的錢差不多快花完了，一部分給了兒子，還有一部分做了隨文官來彼得堡的路費——文官只肯免費把她們的行李帶過來。

騎虎難下之際，居然是前面提到的女主人幫了杜涅奇卡。這時女主人已經死了，遺囑中說要留給杜涅奇卡3000盧布，按照前面的算法，差不多等于60到90萬人民幣的購買力。她大概覺得此前做得還不夠，要竭盡所能彌補杜涅奇卡。

在閱讀器的“書友想法”里，我看到有不少讀者看女主人將杜涅奇卡介紹給文官時，認為這是一個精心編織的陰謀。看多了宮斗劇，就只會這個解題思路了，女主人要是真想害杜涅奇卡就不會給她這么多錢。錢是最溫柔的私人暴力，杜涅奇卡的母親本來在文官面前唯唯諾諾，一聽有這么多錢，馬上硬氣起來，表示這婚咱不結了。

女主人剛出場時，很符合我們的刻板印象，就是那種“打小三”的“大房”，她們總覺得自家男人一定是好男人，都怪那個狐貍精，就算看到確鑿證據，還是能換個角度繼續恨“小三”。

她們是困在“大房”這個身份里的女人，但這個女主人不是，她是一個有能力進行深刻自我審視和靈魂轉向的人。她原本可以將錯就錯，維持現狀，但她卻作出了艱難的抉擇，從她跪求造物主給她力量看，接下來的“贖罪”行為對她并非易事。她做得是那樣徹底，連杜涅奇卡的母親都認為她大可不必，甚至于同情起她的丈夫來。

然而杜涅奇卡的高風亮節惹來文官這樣的求婚者，差點陷入深淵，女主人一力促成時未必對此人有多少了解。按說一個“不在意嫁妝、只仰慕美德”的男人總是個好男人吧，起碼和她那色鬼丈夫正相反。她低估了世界的復雜性，這從她行動力超強也可以看出來，行動力差的人，就是太知道世界的復雜性才總是躊躇不前。

女主人持有的是非黑即白的直線思維，她的報復如烈焰，曾企圖將杜涅奇卡焚毀；而她的救贖亦如寒冰，以用力過猛的公開懺悔，將對方送入道德神龕。陀思妥耶夫斯基讓我們看到，磅礴的善意和行動力，也能詭異地讓對方差點萬劫不復。

讀《罪與罰》，不是觀光旅游，是和作者一起進行挖掘人性的極限探險，是被作者一把推下人性的礦井，在黑暗的巷道里進行一場沒有安全繩的極限探險。

在通俗小說里，遺產是清晰的救贖，贊美是純粹的勛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淵里，最極致的道德行動，仍無法換來一個簡單的、圓滿的結局，還有可能恰恰相反。

這就是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過癮”之處——他摧毀了我們對于“好報”與“惡報”的期待。出示的不是一本答案之書，而是一把冰冷的手術刀，讓我們得以剖開日常的平靜，去審視其中所有未被察覺的幽暗。他撕毀了所有“正常人”的說明書，但是誰又能說，那些浮在表面上的“正常”是一個人的實質呢？真正的了解，也許正是從說明書被撕毀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