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蔭

公元1854年，時值茶季，北京的徽州茶商欲以宮廷購茶所得的“官票寶鈔”至“天下第一稅關”崇文門稅關納稅，卻遭稅吏拒收。這一事件使馬克思和王茂蔭產生了交集。

一、第一次交集：馬克思《資本論》對王茂蔭貨幣政策的引證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論述信用貨幣時，寫下了一條注釋：“但不妨順便提一下，正如本來意義的紙幣是從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中產生出來一樣，信用貨幣的根源是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83]”其注釋[83]稱：“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折，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嚴厲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審議報告最后說：‘臣等詳閱所奏……所論專利商而不便于國?！?/p>

這一引證的背后，是王茂蔭一套完整的貨幣改革思想與實踐。曹天生教授《王茂蔭集·王侍郎遺稿》收錄的《為鈔不暢行請禁民用銀折》顯示，他徹底提出了：“為鈔不暢行,請禁民用銀專用錢鈔并先博施濟眾以藉流通而裕國用事?！?/p>

同時，他系統規劃了紙幣發行與管理模式?！痘是逭a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二級諭賜祭葬顯考子懷府君行狀》記載其構想：“臣之初意不獨京城銀號各商欲令立一總局，以期上下流通，并欲令各省都會銀號均立總局，以期往來流通?，F在時勢所阻，臣之意已不能行，各條章程皆系戶部所定，不過收放之間稍有參酌?！?/p>

王茂蔭提出的“可兌現紙幣”方案及其“中央銀行模式”雛形，因其觸及現代信用貨幣與金融管理的核心，成為《資本論》中引證的中國金融思想案例，他本人也因此成為《資本論》中唯一被提及的中國人。其貨幣改革思想具有顯著的前瞻性，但在腐朽的清朝體制下，這些觸動統治根基的先進思想注定無法實現。

《再議鈔法折》中的悲情陳詞，正是其赤子之心與報國無門的真實寫照：“抑臣更有請者,現行官票寶鈔,雖非臣原擬之法,而言鈔實由臣始,今兵丁之領鈔而難行使者多怨臣,商民之因鈔而致受累者多恨臣,凡論鈔之弊而視為患害者莫不歸咎于臣,凡論鈔之利而迫欲暢行者又莫不責望于臣,而臣蒙恩擢任戶部業經數月一無籌措,上負天恩,下辜民望,夙夜愧悚,實切難安,相應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以謝天下而慰人心，庶幾浮言稍息。臣雖廢黜,不敢怨悔?！?/p>

其個人悲劇，深刻印證了封建制度難以進行實質性自我革新的歷史困境。

二、第二次交集：馬克思茶葉關注的呼應

在《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中，卡爾·馬克思于《資本的流通過程》中論述道：“無論商隊運來的茶葉，還是由海上從廣州輸出的茶葉，都是來自同一些灌木，同一些茶場：紅茶主要來自福建省，花茶和綠茶主要來自安徽省。”

此論述與王茂蔭的家族事業及清廷職務產生了具體關聯。

海上茶路與“屯綠”

馬克思所稱“由海上從廣州輸出的茶葉”中，安徽省綠茶更準確的定位便是王茂蔭家鄉徽州的“屯綠”。王茂蔭早年科場不順，曾于道光十年（1830年）赴北京通州先是管理家族“森盛茶莊”店務；后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中進士任戶部主事。

據王茂蔭族人、茶葉專家王郁風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國人王茂蔭出身業茶世家》中考證：“王茂蔭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北京考中進士，同年即入戶部任職，先后授主事、員外郎、監察御史和侍郎。在戶部任職22年（1832-1854）,那時中國茶葉出口貿易由廣州口岸‘十三行’經營,而‘十三行’由清廷戶部管理。王茂蔭便是參與管理‘十三行’人員之一?！?/p>

王郁風先生作為中國現代茶業體系建設的參與者和見證人，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參與制訂和完善了我國制茶工業經濟技術管理體系，創辦《中華茶人》雜志，出版《中國茶葉五千年》《中國——茶的故鄉》《中茶史錄》《茶葉出口統計》等著作，為中國茶業發展留下寶貴文獻，其考證具有特殊的史料價值。

廣州十三行是當時海上茶葉輸出的唯一渠道。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實行的廣州一口通商政策，促使徽商“漂廣東”從事茶葉出口。清代形成了以屯綠茶為主的出口體系，珠茶、雨茶、熙春等品類通過十三行銷往歐美，波士頓傾茶事件中被銷毀的茶葉即包含松蘿茶和熙春茶。

《徽屬茶務條陳》記載徽茶為出口大宗；康熙六十一年（1722），廣州出口英國茶葉4500擔，其中1500擔為徽州松蘿茶。明清之際，徽州作為中國的茶葉精制與貿易中心，堪稱帝國的“茶務都會”，《茶酒論》中即有“浮梁歙州，萬國來求”之說。

“萬里茶道”與花茶創新

馬克思所稱“商隊運來的茶葉”中，安徽花茶主要指泛徽州區域至德縣的珠蘭花茶?！叭f里茶道”自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恰克圖條約》簽訂后逐漸形成，其西線在咸豐年間《中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簽訂后開辟，專門販運安徽至德縣所產朱蘭茶，經西疆運至庫倫、塔爾巴哈臺，再由俄商轉販歐洲。此線貿易雖不足十年，但馬克思所言的安徽花茶正源于此。

西線花茶能成為成熟大宗商品，與王茂蔭的創新密不可分。

王郁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國人王茂蔭出身業茶世家》考證指出：“王茂蔭為官,出入清宮,了解慈禧輩泡茶時加入金銀花、茉莉鮮花，增加香氣的習慣。受此啟發,他便仿用清宮用香茶薰制鼻煙的作法,用珠蘭、茉莉等鮮花窨制徽州家鄉的大方片茶,試銷北京,深得八旗子弟和華北氣候寒冷地區人們的賞識，故早期的花茶稱為“香片”。

我國在明代有薰香茶的記載，但在市場上未形成規模商品，而在咸豐年間(1851-1861)，北京地區陡然興起花茶規模商品，逐步發展成統領三北茶市的大品種。森盛茶莊和王茂蔭起了重要的引導與開拓作用。由于經營花茶時新品種獲利較豐，帶動徽州歙縣人士到北方做茶葉生意，加之歙縣在北京設立“歙縣會館”，便利科舉士子居停和商業聯系，故北京早期的茶莊大多都是歙縣人士所開設，稱為“徽幫”，其原因都與此有淵源關系。

三、“四世業茶”的王茂蔭家族

王茂蔭家族累世業茶，深厚的家業根基與跨地域商業網絡，為其洞察貨幣與信用本質提供了獨特的實踐視角與思想源泉。

傳承脈絡

第一代（開創）：王槐康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在北京通州創辦“森盛茶莊”，并在長三角開設多家分號，奠定家族商業基石。

第二代（守成與拓展）：王應矩繼承父業，穩固并擴展商業規模，同時廣行慈善，彰顯徽商“賈而好儒”的特質。

第三代（實踐與思考）：王茂蔭本人在道光十年（1830年）科場失利后，曾親赴北京參與茶莊經營，此段經歷使其對商業運作有了切身體驗，深刻影響其經濟思想的形成。

第四代（悲壯終結）：王茂蔭之子王銘慎在1900年“庚子之亂”中，為守護茶莊賬簿，與經營長達120年的“森盛”茶莊一同殉于火海。

茶葉：家族生存之基與思想孕育之源

亂世生計的依靠：即便在戰亂導致家宅被焚毀的困境中，家族的茶葉生意仍是維持生計的重要支柱。王茂蔭在《致曾國藩函》中寫道：“晚家中雖已焚毀，外間尚有一茶業，舍弟輩勉強支持得來也。”這段經歷讓他深刻體認到商業活動對家庭經濟乃至社會穩定的基礎作用。

公益事業的保障：王氏家族將商業利潤大量反哺社會。據王銘詔、王銘慎《子懷府君行狀》載：“克承父志，尤篤于追遠報本，修祖祠，置墓田，敦宗睦族，恤孤憐貧，于造橋、修路、興水利、施醫藥諸善舉，恒以身任其勞，孜孜不倦?！边@生動詮釋了傳統徽商“義利兼顧”“誠信濟世”的商業倫理與社會擔當。

進步思想的萌芽：王茂蔭提出“士必登名，農必積粟，工必作巧，商必盈資”，打破了傳統士農工商等級觀念。在《恭祝例授儒林郎、馳封奉直大夫梅庵姑丈大人、列封安人、馳封宜人、從洪門二姑母大人七旬雙壽序》中，他明確表示：“世之論人者，每重士大夫，而輕商賈，以讬業為尊卑。意殊不謂，然夫人亦論其才識與存心耳?！彼麖娬{評價人應看重才識品德而非職業，這種超越時代的平等觀與進步人才觀，無疑深受其家族商賈背景的影響。

王茂蔭家族企業“森盛”茶莊跨越120年的興衰史，是近代中國國運與家族命運緊密交織的縮影。其創立于乾隆盛世，擴張于清王朝由盛轉衰之際，最終在標志著民族深重危機的“庚子之亂”中焚毀。王銘慎懷抱賬簿與百年老店共存亡的悲劇，不僅是一個商業世家的終結，更象征著在時代巨變與外來沖擊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崩塌，深刻揭示了國泰方能民安的歷史規律。

四、“花大方”貢茶之路：資本循環與制度枷鎖

“花大方”茶作為清朝宮廷貢茶，是徽州名茶與福州名花的創新杰作；其北上之路長途跋涉，是品質與資本的特殊通道，凝結了徽商對品質與成本管理的高度智慧。

王氏家族與“花大方”的創制與發展

王茂蔭對花茶進行了研發與改良，而其族人王森泰、“茶葉大師”王子頌等先后完成了關鍵的技術改造與商業拓展?！按蠓讲琛痹诓枞~史上首次明確分為“素大方”綠茶與“花大方”香片，后者幾乎壟斷了京津為主的北方市場。

同治元年（1862年），王森泰開設“森泰”茶莊，自創辦起即為皇宮提供御茶數十年，并迅速開設多家分號，成為京城茶號之首。茶莊利用“大方茶”，以茉莉鮮花經反復窨制，制成香味濃郁的花茶，使之成為宮廷貴族及八旗子弟的專享。

民國初年，王茂蔭族人王子頌任蘇州吳馨記經理，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與創新。他收購當地鮮花，用歙縣烘青綠茶窨制花茶，后因產量日增，又將茶葉統一運至福建福州利用閩窨工藝精制?？谷諔馉幈l后，王子頌轉而采用蘇州當地茉莉花，改進窨制工藝，減去閩花茶的火氣，提升香味，逐漸形成獨特的蘇作花茶工藝，并獨資創辦茶棧、茶廠，購置著名宅院作為廠房，將家族茶業推向新的高峰。

茶路：資本循環的動脈與稅收的枷鎖

明清時期這條約五千華里的茶葉運輸線，由陸路、內河漕運和沿海海運接力完成。它不僅是連接產區和銷區的商業鏈條，更是資本循環的動脈：貨幣資本→生產資本（茶葉、茉莉花）→商品資本（花茶）→增值的貨幣資本。沒有這條運輸線，資本的循環就會中斷，剩余價值就無法實現，這正是馬克思所分析的運輸業作為“生產資本的特殊投資領域”的意義所在。

然而，整個過程深受清政府落后稅收體制的困擾：關稅與厘金并行，中央與地方各自管轄，稅吏貪污勒索，管理低效。茶葉從徽州深山中的樹葉變成北京茶碗中的香茗，其成本中被層層嵌入了產地稅、跨省流通稅、傳統過境稅、近代海關稅及特殊入城稅。這條茶葉之路，同時也是一條清晰的稅收鏈條，生動反映了清代中后期國家與商人、朝廷與地方在商業利益上的深刻矛盾。

王茂蔭在咸豐四年所上《江南北捐局積弊折》中直言：“且其間有官者，有私者，有名官而實私者,種種情形不一局愈多而民愈困,弊愈滋矣。”“花大方貢茶之路”的興衰表明，商業活力唯有在“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環境中才能得以持續煥發。

五、王茂蔭的貨幣與貿易視野

深厚的家世背景與豐富的從政閱歷，共同塑造了王茂蔭極具前瞻性的經濟主張。

民為邦本的貨幣改革原則

在《再議鈔法折》中，他提出“先求無累于民，而后有益于國”的立法準則。這清晰地表明，其“民本”財經思想并非空泛的理論，而是源于對茶商等具體商業實踐的深刻體察。

通商與護權的全球視野

《請刊發〈海國圖志〉并論求人才折》中的論述，體現了他超越時代的宏闊視野：“方今海外諸國，日起爭雄，自人視之雖有中外之分，自天視之殆無彼此之異?！?/p>

在絕大多數同僚固守“華夷之辨”時，他已清醒認識到全球列國競爭的新格局，其“天下一家”的思想，是對傳統天下觀的突破，更是一種深刻的現實主義認知。

通商為安民治國之本：在《請籌通商以安民業折》中他強調：“竊思京城為根本重地，必得商賈流通，百貨云集，方足以安民生?！蓖趺a將商業繁榮視為國家穩定的基石。

貨幣流通依賴于商人：在《再議鈔法折》中深刻指出：“非有商人運于其間皆不行；非與商人以可運之方，能運之利，亦仍不行?！闭J識到商人及商業運營在金融體系中的重要作用。

國際貿易需行銀票以便流通：主張“現行銀票、錢鈔，均屬天下通行。而行遠，要以銀票為宜。欲求行遠，必賴通商；欲求通商，必使有銀可取?！倍床斓叫庞霉ぞ邔ν卣雇赓Q的重要性。

洞察西方經濟侵略，主張斗智爭利權：在《請酌量變通錢法片》中敏銳指出：“彼夷人乃從容而以錢易銀，賤入而貴出之，即此一端，利權已全為所操，他且勿論。此事無從斗力，惟宜斗智?！弊R破了西方通過貨幣兌換進行經濟掠奪的本質。

主張學習西方，尋求御夷之法：秉持開放務實的態度，主張學習西方長處，《請刊發〈海國圖志〉并論求人才折》中強調“法賴人行，則更須求人之法”，將人才視為實施新法的關鍵。

六、結語

咸豐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王茂蔭上《請刊發〈海國圖志〉并論求人才折》，其開放務實、尋求自強的觀點，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言“鴉片沒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驚醒作用”的歷史判斷相呼應，預示著古老中國必然在變革中重獲新生。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評價中華文明對人類的貢獻，正如“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的發明”一樣，根植于中華文明沃土中的貨幣思想、生產與貿易體系同樣“具有光輝歷史意義”。曾經，馬克思、恩格斯期待“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今天，曙光已化為朗照東方的皓日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