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災異有著豐富的表現形式，其中包括人類文明內部的災難，以及由太陽、行星活動或其他高等文明入侵而遭致的末日災難。災異的降臨往往會導致生存資源的短缺和生態環境的惡化，繼而引發人類內部的生存與道德之爭。劉慈欣小說中的生存與道德之爭，其最尖銳的表現形式在于“要不要吃人”，其核心問題則在于能否為了集體的幸存而犧牲個人的利益、尊嚴乃至人性。劉慈欣認為末日社會的道德標準也會發生變化，因此面對倫理學意義上的“電車難題”，他更傾向于舍棄局部來換取集體的延續。不過，盡管劉慈欣的諸多小說都以可怖的災異書寫作為敘事起點，但他仍將文明幸存的希望寄寓于光明的未來之中，這種樂觀的底色以及對于未來的堅毅信念均構成了劉慈欣小說中極具辨識度的面向。

【關 鍵 詞】 劉慈欣 科幻小說 災異書寫 “電車難題” 未來

縱覽科幻題材的文藝作品，會發現“災異”是不少科幻作品內在的敘述起點。換言之，很多科幻故事的敘事動力都來源于各式各樣、令人目不暇接的災難。相較于對災難的想象與描摹，科幻文藝對黃金世界的想象反倒顯得較為單薄。在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中，災異書寫同樣占據了極為醒目的篇幅。劉慈欣的很多小說都享有一套相同的敘事模式，那便是：災異出現，地球文明陷入危機；受災難影響，生存資料告急、幸存機會有限，這些因素誘發了人類社會內部一系列的生存和道德之爭；盡管災難浩大，人類內部損失慘重，但人類文明依然能在未來重啟希望之門。從氦閃、超新星爆發或高級文明的入侵等形形色色的災難出發，劉慈欣以災異圖景作為書寫起點及敘事動力，繼而探究人類在極端情境下的倫理難題，最后將文明延續的希望投射到邈遠的未來。結合劉慈欣本人的創作心路，并借助倫理學以及政治哲學的視角，能幫助我們更細致地辨析劉慈欣小說中諸如“吃人”等“電車難題”中的道德爭議，并更好地破譯劉慈欣小說的敘事密碼。

一、災異：劉慈欣科幻小說的敘事動力

中國當代科幻文藝作品中的災異圖景涵蓋了五花八門的類別，從性質上看，有兩類災變較為醒目：其一是科學技術的發展本身招致的生態災難或倫理災難，譬如陳楸帆的長篇小說《荒潮》以及短篇小說《劇本人生》《看客軍團》《閻羅算法》等作品，均不同程度地涉及科技對人類社會的過度參與乃至侵襲，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幽怖景觀，這類災難多數發生且僅限于人類社會內部；其二是末日災難，這類末日災難往往具備摧毀整個地球文明及人類社會的威力，它們的根源主要包括核戰爭、天體運動或外星人入侵等，例如韓松的《紅色海洋》便與核戰爭對地球陸地生態系統的毀滅有關，而王晉康的《逃出母宇宙》、何夕的《天年》，以及劉慈欣的《微紀元》《流浪地球》《超新星紀元》和《三體》系列中的災異，則主要與行星、太陽活動或外星文明相關聯。

相較于“人機交互”等可能招致的倫理爭議或生態災難，末日災難所牽涉的范圍遠遠大于前者，它不僅關涉著人類社會的內部嘩變，還包括對整個宇宙本身的不安想象。變幻莫測的氦閃，或者“高級”文明對“低等”文明突如其來的降維打擊，將“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式的殘酷規律推演到了整個宇宙的范疇。如果說《道德經》中的“天地不仁”僅僅停留在對于“命運”或自然規律的指認，那么末日題材的科幻小說，則并不僅僅滿足于揭示命運的無動于衷或自然鐵律的冷漠無情，而是索性將“天地”與“人間”同時覆滅。如果千百年來人類所仰賴的“天地”自身都蕩然無存，那么人類還能夠做什么？當文明的尺度驟然從“天地”擴展到了“宇宙”之后，人類又應該如何在荒寒的宇宙之中重啟生門？正是對于災異圖景以及災變之下人類如何為了生存而戰的描繪，構成了劉慈欣諸多文本的敘述起點及動力。

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災異，有著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地火》中，主人公劉欣的父親是一位礦工，父親因肺病去世后，劉欣一直致力于改革傳統煤礦的開采方式，他試圖使煤層中的煤在地下直接變為可燃氣體，然后通過專用管道把這些氣體輸送到使用場所，以便改善煤礦工人的生存環境。不料在試驗時發生了意外，最后地火不可遏制地燃燒了起來，這場地獄之火持續了多年并嚴重地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系統。《光榮與夢想》《天使時代》《混沌蝴蝶》等短篇小說中的災難，則主要與國際政治格局休戚相關。在這些小說中，劉慈欣質疑了長久以來在歐美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之間形成的關于“文明”和“落后”的話語秩序，其中歐美發達國家雖然有著更雄厚的經濟與政治實力，但他們對第三世界的無形盤剝及其建立的話語霸權才是災難真正的肇始。上述災異圖景摻雜著濃重的人為因素，它們更多地源自個體的偶發性活動或者國際社會的權力博弈，但整體而言仍屬于人類文明內部的范疇。

除卻人類文明內部的災難之外，劉慈欣的不少小說還涉及地球之外的災變，此間最典型的災異大致可被劃分為兩類：其一是太陽(或其他行星)活動導致的末日災難，其二是外星文明的入侵導致的滅頂之災。這兩類災變的共同點在于，其根源并不來自人類社會的內部矛盾，而是由不可抗的天體活動或其他智慧文明引發的。“末日災難是災難的頂峰，在這樣的災難中沒有人能活下來，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將徹底消失。”它們的特征在于殺傷力更加強大，甚至具備湮滅整個地球文明的威懾力。

《流浪地球》中的災異，便與太陽活動直接相關。早在三個多世紀之前，天體物理學家便通過觀測發現，太陽內部氦元素的聚變將導致名為“氦閃”的劇烈爆炸，氦閃之后，太陽將膨脹為紅巨星，而地球則會在頃刻間被氣化；《微紀元》里的災變同樣來源于太陽活動，太陽迸發的能量直接把藍色的天空變成了恐怖的紅色，大地上的一切都墮入燒熔狀態，人類文明的痕跡也蕩然無存；《超新星紀元》中的災難，則呈現出“行星活動+人為因素”的混合形態。其中，超新星的爆發使得地球12歲以上的居民都患上了嚴重的輻射病，以至于只有12歲以下的孩子才能夠靠自身的基因修復功能而幸免于難。然而，在一個沒有大人的世界里，這個由孩子組成的人類社會并沒有呈現出夢幻桃花源般的靜謐與甜美，而是很快便墜入了新的危機。由于舊有國際秩序的崩潰以及人性中原始的殘忍，新的傾軋、爭奪仍在不同部落或國家之間輪番上演，以至于地球依然籠罩在濃重的核災難陰影之下。

除了天體活動招致的末日災難之外，劉慈欣小說中的災異圖景，還可能與其他智慧文明的侵襲有關。在《人和吞食者》《詩云》中，人類淪為吞食帝國的家禽，曾經的萬物之靈被后者蔑稱為“蟲蟲”，在強勢的吞食文明面前，為了生存的人類只能自甘卑賤甚或淪為對方的食物。在《鄉村教師》中，銀河系里的碳基文明與硅基文明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星際戰爭，在戰爭的掃尾階段，碳基文明預備在銀河系第一旋臂建立一條隔離帶，通過摧毀這條隔離帶中的大部分恒星，來制止硅基文明對自身活動區域的侵擾。在此過程中，地球險些被判定為沒有孕育智慧文明的星體，以至于差點被強大的碳基文明清理。劉慈欣最負盛名的《三體》系列小說，同樣與“外星人入侵”這一源遠流長的科幻母題相關。三體文明的科技發展水平遠遠超出地球，但三體人的生存環境極其惡劣，當葉文潔從紅岸基地向宇宙發出廣播之后，三體文明發現在荒蠻的三體世界之外還存在著生態如此宜人的星球，便開始了朝向地球的漫長征程。整個《三體》系列小說，其敘述起點便建立在三體文明對地球文明的潛在威脅以及地球文明的英勇抵抗之上。

在指出劉慈欣科幻小說中作為敘事動力的“災異”之后，值得繼續追問的是，“災異”在劉慈欣的小說中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承擔著何種功能？此外，劉慈欣又為何會對災難書寫情有獨鐘？

事實上，對災異圖景的描繪并非劉慈欣的專利，甚至也不是科幻文學的專利。無論古今中西，文學中的災難書寫均有著綿長悠遠的譜系，不妨說，對災難的恐懼與想象深埋在文學的發展脈絡之中。災難從未在文學中缺席，丁玲《水》中的特大水災，劉震云《溫故1942》中的旱災與蝗災，虹影《饑餓的女兒》中的饑荒，遲子建《白雪烏鴉》、加繆《鼠疫》以及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中的瘟疫等，都是這一漫長書寫譜系中的精彩例證。不過，在書寫災變這方面，科幻文藝仍占據了濃墨重彩的篇幅。誠如劉慈欣所言，“重溫這一百多年的科幻小說，我們如同走在一條由黑暗、災難和恐怖筑成的長廊中。科幻小說家們對于陰暗的未來有著天生的感悟力”，“在對未來的黑暗和災難的描寫中，科幻作家創造了最讓人難忘的幻想世界，挖掘了最深刻的主題”。早在女媧補天、后羿射日等上古神話故事中，面對神秘曠遠的天空或高懸于頂的太陽，人類便已然產生過驚惶的猜想。如果說其他文學作品中出現的災難尚且僅限于人類社會內部，那么科幻文學便持續叩問著溢出人類既定經驗邊界的事物，譬如寂靜卻又暗藏殺機的宇宙，以及霍金曾提示過的不無威脅性的外星文明等。

科幻文學中的災異圖景，其尺度及強度均遠遠勝過其他類型的文學作品，蓋因后者所書寫的災難尚且在人類能夠理解的范疇之中，但在科幻文學中，弱小的人類面對的是毀滅性的災難或高級文明的降維打擊，以至于人類在這些末日災難面前幾乎沒有還手之力。科幻作家之所以熱衷于書寫災異，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敘事本身的需要。直白而言，表現超強程度的災異以及人類身處其間的活動，能夠營造出一種震撼人心、蕩氣回腸的史詩感。當人類面臨的打擊突破了過往作品的尺度與界限時，主角的反抗活動也旋即被襯托得更具備英雄氣概，而這些因素都能夠增強科幻文學的吸引力，建構出先聲奪人的閱讀期待與閱讀快感。

對于劉慈欣的科幻小說而言，災異書寫同樣承擔了上述敘事功能。劉慈欣對災異的恢弘想象，是其作品魅力或曰可讀性的重要來源之一。盡管劉慈欣曾不無偏激地設想“把科幻從文學中剝離出來”，但與此恰恰相反的是，劉慈欣是一個實至名歸的講故事高手，他作品中瑰麗的科學幻想與其強大的講故事能力相輔相成，才鑄就了其浩瀚的科幻宇宙，而劉慈欣科幻小說的文學性，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對史詩級別災變之下人類命運的扣人心弦的講述。

此外，劉慈欣的作品之所以描繪了種類如此繁多的災異，還和他對地球以及宇宙的看法密切相關。劉慈欣認為：“人類是幸運的，自文明出現以來，人類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從未面對過來自人類之外的能在短時間內滅絕全種族的災難。但這不等于這樣的災難在未來也躲著我們。”在他看來，千百年來人類能夠相對平穩地繁衍至今，是源自一份幸運的偶然，而地球文明尚未被其他的智慧文明所打壓乃至摧毀，同樣也是出于一種偶然。倘若把偶然視作永恒，在安逸的歲月中逐漸失去危機意識以及向宇宙探索的能力，那么人類與地球的黃金時代便隨時有消逝的風險。“文學在不斷地描寫個體的末日，感嘆人生苦短，但從來沒有正視過物種和文明的整體的末日”，正是有感于中國科幻文學中末日意識的淡薄，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科幻作家在小說中開展關于末日災難的想象，因為對于劉慈欣等科幻作家而言，睜大雙眼警惕地觀望地球之外的星空，“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在宇宙中弱不禁風的文明，這無疑是最負責任的做法”。

從以上分析可知，劉慈欣的很多重要作品都選擇了以“災異”作為故事的出發之處。劉慈欣的危機意識和宇宙觀念是促使他書寫災異圖景的直接原因，而災異書寫反過來也增強了其作品的可讀性及吸引力。當人類遭逢突如其來的末日災異，生存與道德、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取舍遂成為極其尖銳的問題。因此，由“災異”而起的生存和道德之爭，構成了劉慈欣諸多代表作中的核心矛盾。

二、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生存與道德之爭

在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中，道德與生存之爭占據了極其顯要的版圖。在短篇小說《天使時代》中，科學家伊塔博士為了解決國內的饑荒問題，對桑比亞人的基因進行了重新編程，以便他們能通過食草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確保種族的繁衍。聯合國以及歐美發達國家認為伊塔的做法違反了人類的倫理，“抽掉了人類文明的基石”，伊塔則回擊道：“人類文明的基石是有飯吃，桑比亞人只是想吃飽飯。”然而，桑比亞國及伊塔的行為還是引發了歐美發達國家的普遍恐懼及義憤，在伊塔返程的航班上，空姐黛麗絲甚至槍殺了已經被改造過基因的孩子卡多。在這場論爭中，伊塔被指斥為魔鬼，而兇手黛麗絲卻被判無罪，甚至被媒體炒作成“捍衛人類尊嚴的英雄”。

劉慈欣把發達國家對桑比亞的所作所為形容為“文明世界向非洲開始了二十一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實則在諷刺發達國家打著“文明”的旗號強迫桑比亞人接受他們制定的話語秩序及霸權。最后，另一批經過基因編程、長著翅膀的桑比亞戰士戰勝了菲利克斯將軍率領的海軍艦隊。小說結尾處，伊塔稱“即使在所謂的文明世界，只要有需要，倫理就會是第二位的”，此時敘述者的立場與伊塔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在戳破了發達國家所營構的“文明”謊言和虛偽“人性”話語之后，伊塔與桑比亞國不僅捍衛了自己的尊嚴，也重新置換了“魔鬼”和“天使”的語義指向。

將生存視為壓倒一切的需要，是劉慈欣一以貫之的立場。如果說在《天使時代》《魔鬼積木》中，生存與倫理之爭尚且體現為能否通過改編人類基因來維持弱小國家的延續，那么在《三體》系列等文本中，這類論爭便因為所涉尺度的擴張而顯得更為尖銳焦灼，甚至被直接置換成了“人類能否通過吞食同類來確保族群生存”的問題。在由葉文潔奠基的宇宙社會學中，第一原理便是“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而這一律令也反復出現在其他小說以及劉慈欣的訪談中，譬如《人和吞食者》里提到“自己的生存是以征服和消滅別人為基礎的”“在宇宙中，那東西(筆者注：指道德)沒意義”，以及劉慈欣在創作回顧中提及的“零道德宇宙”，以上材料均表明，在生存與倫理的抉擇中，劉慈欣始終堅持“人類的生存和延續是壓倒一切的目標”。

生存與倫理之爭最極端的表現形式，并不是黑暗森林法則所展露的智慧文明之間相互狩獵的冷酷設想，而是“能否為了生存而吞噬同類”或曰“吃人”的問題。《三體》系列中，三體人派遣的“水滴”給太陽系艦隊造成了毀滅性打擊，人類僅存的幾艘星艦只能逃離母星，轉而漂泊在空茫的宇宙中，為了最大限度地維持飛船內部生態系統的運轉，“青銅時代號”攻擊了“量子號”，并使用“量子號”上的遺體作為食品庫存。作者還用冷峻的筆觸寫到一位軍官在用餐時辨認出了餐盤中的食品來源于他熟識的故交，這種為了維系自身生存而吞噬同類的行徑被審判為“打破了人類的道德底線”，而副艦長洛文斯基卻認為，“把那么多寶貴的蛋白質資源拋棄在太空中不加以利用，才是打破了道德底線”；由羅輯坐鎮的威懾紀元結束后，三體世界勒令全體地球人向澳大利亞移民，并支使他們在糧食不足的情況下自相殘殺。此類情節均說明，劉慈欣對于末世災異面前的生存和道德問題抱有極大的思考興趣。

此外，在江曉原與劉慈欣的訪談中，他們同樣圍繞著生存與倫理問題開展了辯論。劉慈欣率先提出設想，“假如人類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們三個攜帶著人類文明的一切，而咱倆必須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嗎？”江曉原堅持不吃，因為“吃人”意味著人性的喪失，而喪失了人性的人類并不值得拯救；劉慈欣則認為，選擇不吃的話，人類文明“就要隨著你這個不負責任的舉動完全湮滅了”。在雙方的觀點交鋒中，江曉原認為人類經過漫長的進化才獲取了人性與尊嚴，假若為了生存而吃人，人類的尊嚴也將隨之灰飛煙滅。劉慈欣則秉持著較為冷漠的功利主義及科學主義態度，認為江曉原的舉動“不負責任”、會導致文明的全盤皆輸。這次訪談曾經引發過不小的爭議，盡管劉慈欣沒有直接做出“吃人”的回答，但他的回復具備很強的傾向性，再加上面對“青銅時代號”里的吃人者和幸存者時，敘述者的主體姿態較為寬容，因此，當他提出“敬畏頭頂的星空，但對心中的道德不以為然”時，一個科技至上主義者的媒介形象便被生產了出來。

總覽劉慈欣的創作談以及小說，會發現生存與倫理之爭出現的背景幾乎都與災異有關，譬如前文業已分析過的《天使時代》中的饑荒等，尤其是“吃人”這類倫理問題，基本上均與末日災難直接掛鉤。首先，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是否要吃人”這類問題既不會出現更沒有商討的余地，無論在法律抑或倫理范疇，“吃人”都不可能被正當化，除非在末日災難面前，“現有的法律和道德體系將無法適用”，此時“吃人”方才真正成為一個拷問人性的危險問題。因此，劉慈欣小說中的災異想象與生存倫理之爭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因果關系；其次，假若我們仔細分析劉慈欣面對生存和道德的態度，便會發現他更加支持為了延續人類文明的整體幸存而策略性地犧牲日常生活中建構起來的倫理秩序，這也是理解《天使時代》以及《三體》系列小說情節推進方式的關隘所在。

面對生存與道德之間的抉擇，劉慈欣及其書中人物的回答邏輯主要圍繞著兩方面鋪展開來。一方面，劉慈欣認為并不存在一種變動不居的人性，與之相反的是，“人性”本身的內涵在歷史中不斷地歷經著變遷。在與江曉原的對話中，劉慈欣提到“其實人性這個概念是很模糊的”，在《關于人類未來的斷想》中，他再次質疑了人性的評判標準，“我們如今珍視的對于自由的向往，在中世紀被認為是一種病態，那時人們尊重的是‘忠誠’‘勇敢’，你要隨時勇于赴死。在未來，道德也必將因為條件的改變而改變”。在此基礎上，劉慈欣認為道德和人性的標尺會隨著災難的降臨而不斷地自我調整，正因如此，當下被視作有違人類第一倫理的基因改造工程才會在《天使時代》中化身為正義的武器，而末日社會也會產生“與超級災難相適應的價值和道德體系”。

劉慈欣在《珍貴的末日體驗——〈逃出母宇宙〉序》中還提到，“像人的卵生、一夫多妻和極端專制這類在傳統社會中大逆不道的行為和體制，在《逃出母宇宙》的世界設定中都變得合理了”，其實這一解讀同樣適用于《三體》系列小說。《三體III：死神永生》中，“青銅時代號”上的軍官史耐德作出“當人類真正流落太空時，極權只需五分鐘”的陳述，也表明在極端嚴酷的末日情境下，現代政治制度中的自由平等信條極有可能搖搖欲墜。如果說在魯迅生活的年代，拒絕吃人、向吃人的禮教宣戰是解放人的先決條件，那么在劉慈欣搭建的嚴酷的科幻宇宙和末日災難面前，“吃人”問題中的倫理考量被淡化，而更多地與“物質—肉體”層面的生存相關。

另一方面，除了質疑人性與道德的標準之外，劉慈欣的敘事邏輯還建立在另一重基礎上，那便是將人類視為一個集體，并且認為在末日災異面前，集體的生存大于個體的尊嚴，或者說可以通過犧牲個體的利益來換取人類文明火種的存續。“如果集中全部社會資源只能使少數或一部分人幸存，該怎么辦？”劉慈欣的這一疑問，其實可被視為倫理學經典命題“電車難題”的變體。功利主義者認為，應當追求“最多數人之最大幸福”，因此如果只按照功利主義的原則行事，那么“一人喪生比五人喪生更可取”。然而，如果我們遵從康德的教導，把人本身視為目的而非工具或手段，則必須承認生命的意義是不能被比較的，一個人的生命和一萬個人的生命同樣可貴，國王、科學家或普通小市民同樣值得生存。更重要的是，惡的手段無法通往善的結果，因此為了保全五個人的生命而放棄另一個人的生命，并不合乎倫理學意義上的善。更何況，假若我們毫無抵抗地接受功利主義的計算邏輯，那么“毫不受限的功利主義，將會允許多數派為了多數人的幸福，剝奪少數派的生命、自由、財產”，而這無疑是對文明社會準則本身的褻瀆，同時也將一步步地擊穿人類社會既有道德體系的底線，以致任何個體隨時都有可能喪失公民應有的生命權利。

假如秉承著這一道德信念，那么人類當然不能為了自身的存續而吞噬同類的尸骸，抑或為了保證多數人的生存而理直氣壯地要求少數人犧牲。然而，現實社會遠非盡善盡美的烏托邦，基于理想模型所作出的回答并不能消弭現實中的倫理困境，尤其是考慮到倫理學家往往不會是現實社會中的決策者的話。盡管在柏拉圖所設計的理想城邦中，哲學家才應當是治理城邦的統治者(哲學王)，但哲學家治理城邦未嘗不會招致其他禍端。因此，如果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為了謀求“最多數人之最大幸福”，局部利益往往會被犧牲，盡管功利主義式的回答很殘酷，也談不上合乎公平正義的準則，但它仍然是最有可能被推而廣之的行為模式。同時，我們也能看到，當劉慈欣遭遇這類“電車難題”時，集體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思維更占上風，故而當“青銅時代號”重返地球、接受太陽系艦隊最高軍事法庭的審判時，作者的敘述立場對前者表現出了較為明顯的同情與理解。

劉慈欣的短篇小說《山》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人性的面紗，它表明在危難關頭，那只是選擇“五個人死還是四個人死的問題”，溫情脈脈的人性與道德在例外狀態下很可能瀕臨失效。在史詩級的災異面前，集體主義的思維模式似乎比張揚個體價值的個人主義更深得人心，恰如史耐德在接受審判時的自陳，離開地球、步入太空后，人性就不可逆轉地發生了變化，“總之那一瞬間我就放棄了自我，成了集體的一部分，成了集體的一個細胞、一個零件——只有集體生存下來，自己的存在才有意義”。一言以蔽之，由于劉慈欣對人性標尺本身的懷疑以及他在個人和集體價值之間的取舍，因此在由災異引發的生存與道德之爭面前，作家更傾向于選擇盡可能地維系人類文明整體上的幸存。

三、在末日重啟希望之門：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時間想象

在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中，由災異而導致的生存和道德之爭，其最終目的導向了謀求人類文明的整體性幸存。劉慈欣曾把弱不禁風的地球文明形容為一個瑟瑟發抖的孩子，而環伺他的則是黑暗森林間無數雙閃爍的眼睛。當遭逢氦閃、行星活動、高級文明入侵等滅頂之災時，“未來”成為了人類唯一可能有所作為的時間維度。時間可以被抻長、壓縮，也可以同時開啟多條通道(例如劉慈欣的短篇小說《纖維》便展示了多重時空的平行存在)，但它就是不可逆轉，或者說即便能夠回到過去，主人公依然需要面對紛至沓來的“現在”和“未來”。改變過去并不是目的，通過改變過去而影響未來才是更多作品的常用敘事手法。因此，很少有科幻文藝將人的解放活動與危機的解除設置在遙遠的過去，譬如威爾斯的小說《時間機器》或諾蘭的電影《星際穿越》等名作，其時間的指向均在于浩渺的未來。或許，相較于對過去流連忘返的歷史學家，科幻作家總是更鐘情于莫測的時空，而具體到劉慈欣的小說中，人類的幸存也正是這樣一種朝向未來的活動。

當面臨毀滅性的災異時，人類可能暫時束手無策，甚至地球文明在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會停滯在荒蠻狀態中。前文業已提到，在末世災異面前，很多個體自發地放棄了自我以及通常意義上的“人性”，以便能夠最大限度地確保集體中大多數人的安全。與災異面前的集體主義相對應的，是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長期主義敘事，或者說其中的未來取向。盡管人類需要花費數百年乃至千萬年才能渡盡劫波，但通過幾代人甚而無數代人前赴后繼的努力，人類終將實現朝向未來時空的幸存。

《地火》中，為了撲滅因劉欣試驗失誤而造成的地下火災、恢復當地的生態系統，人們花費了幾十年的時間才徹底消除這場災禍帶來的影響。120年后，一群初中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參觀煤炭博物館，通過全息影像等手段，學生們切身感受到了當時那場災禍的恐怖程度，并發出了“過去的人真笨，過去的人真難”的感嘆。《流浪地球》中，天體物理學家們觀測到，太陽內部氦元素的聚變將導致名為“氦閃”的劇烈爆炸，為了改變地球被氣化的命運，人類花費了將近四個世紀的時間制造地球發動機，以便和地球一同逃離太陽系、飛往比鄰星。然而，人類社會高層發生了“飛船派”針對“地球派”的叛亂，“地球派”的首領被殘忍處死，他們的正確決策也被廢止，這一系列內訌導致地球沒有在氦閃爆發前及時逃逸。但幸運的是，雖然地球昔日的美麗生態遭到重創，但在一代又一代幸存者的努力下，“地球將在航行兩千四百年后到達比鄰星，再用一百年時間泊入這顆恒星的軌道，成為它的一顆行星”，在主人公“我”的想象中，到那時兩千年前的種子將從解凍的土地中復蘇，綠色也將重返大地。《微紀元》里，太陽的能量閃爍幾乎摧毀了人類社會的全部痕跡，但頑強的人類在危機降臨前的千萬年間一直沒有放棄尋找生路，最后，人類通過將自身體積縮小十億倍的方式得以在極其惡劣的生態環境中幸存，并保存了人類文明的火種。在繪制末日圖景的高峰之作《三體》系列中，盡管整個銀河系都因歌者漫不經心投擲的二向箔而被二維化，但關一帆和乘坐光速飛船逃逸的程心身上仍然延續著人類未來的希望。雖然作者并沒有暗示地球文明一定會重啟，但小說結尾處出現的宇宙回歸運動信號，依然為空寂無涯的大宇宙平添了一抹亮色，而智子、關一帆和程心穿過的那道宇宙之門，或許也正是重啟未來的希望之門。

經由上述分析可見，劉慈欣的大部分文本都依循著一套固定的敘事模式：災異驟降—引發生存和道德之爭—將幸存的希望寄寓于遙遠的未來。同時，劉慈欣的科幻小說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便是無論其描述的災難有多么浩大可怖，但相當一部分的小說結局都設計了一幅關于未來的美好藍圖。譬如《流浪地球》結尾處提到，“我看到我的第一百代孫子孫女們在綠色的草原上歡笑，草原上有清澈的小溪，溪中有銀色的小魚”；《微紀元》中，先行者將青草的種子播撒在了荒蕪的大地上，但“這幾十萬類種子中，有生命力極強的能在冰雪中生長的草，它們肯定能在現在的地球上種活的”；《中國太陽》以“終于回家的兒子能看到一個更美好的家園”收束全文；《天使時代》則同樣設置了一個夢幻的結局，桑比亞人最終戰勝了饑餓、重力以及霸權，并在屬于自己的天空中自由飛行。

整體而言，雖然劉慈欣狀寫了形形色色的災難，但他對科學技術以及“未來”本身保持著一種樂觀的態度，而這一點也構成了他與王晉康、韓松等科幻作家的區別。雖然對災異的書寫是劉慈欣、韓松、王晉康等科幻作家的共性，但從災難的類別來看，韓松較為擅長描述現代社會人類的異化以及相應的災難，例如“軌道三部曲”(《地鐵》《高鐵》《軌道》)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地鐵、高鐵等交通工具原本是現代社會科技水平迅猛發展的例證，但韓松卻洞見了其中潛藏的風險，并以陰郁冷峻的筆調描述了現代人的異化危機。韓松曾指出，“軌道三部曲”其實是災難文學，并認為“它是要為未來預警的，反映車輪滾滾高歌猛進中暗藏的危險”。相較而言，劉慈欣對科技則懷抱著更為明朗的信念，盡管他的作品充溢著大量的災難書寫，但其小說結構中往往內蘊著對“希望”和“未來”的信念，因此劉慈欣的小說構成了“災難其表，希望其里”的書寫質地。

同樣地，同為著名的科幻作家，王晉康對災難的書寫方式及書寫重心也與劉慈欣有所不同。王晉康在《海人》《蟻生》《豹人》《癌人》等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涉及科技運用過程中伴生的倫理問題，例如《蟻生》中的科學家顏哲試圖利用“蟻素”來改善人性，構筑建立在利他主義原則之上的烏托邦，最后卻遭反噬；《豹人》中的謝教授將獵豹的基因嵌合到其子謝豹飛的體內，盡管這極大地提升了其運動水平乃至造就了一代短跑明星，卻導致了謝豹飛體內獸性因子的失控，以及不可挽回的死亡悲劇。同樣涉及利用科技來改造人體基因的題材，劉慈欣的《天使時代》則與王晉康的《蟻生》《豹人》等作品中的敘述姿態截然相反。《天使時代》熱烈地擁抱了科技改造人類基因的可能性，并認為其中蘊藏著幫助第三世界反抗政治霸權的解放性潛能。

由此可見，對科技和未來的樂觀信念是劉慈欣的小說有別于不少同類作品的重要特征。劉慈欣對于光明結局的偏愛，并非源自一種流俗的敘事癖好或蒼白乏力的想象機制，也不是魯迅為了啟蒙事業而著意在夏瑜墳前添置的“花環”，而是和他對科幻文學的基本看法有關。劉慈欣曾提到，“上個世紀中國科幻中的科學樂觀主義幾乎消失了，對科技發展的懷疑和憂慮在中國科幻小說中得到了大量的反映，未來景象變得陰暗和飄忽不定”，但在他看來，人類之所以能夠安然度過歷史上的艱難年月，“最根本的精神支柱就是對未來的憧憬”，所以“科幻不應是一塊冰冷的石頭，無情地打碎人類的所有夢想，而應是一支火炬，在寒夜的遠方給人以希望”。正因如此，劉慈欣才堅持認為，最美的科幻作品應該以樂觀為底色，它的使命不是讓人們在災難面前望而卻步，而是把美好的未來展示給讀者看，并給予他們勇氣和信念。

這種書寫美好未來、創作樂觀科幻作品的理念在劉慈欣的不少作品中得到了忠實的貫徹。中國文化與文學曾被詬病為缺乏悲劇意識，在現代以來逐漸形成的文藝觀念中，悲劇似乎比喜劇更接近永恒，而喜劇好像天然地更為俗套或輕佻，但假若仔細地對這類看法進行溯源，便會發現它依然遵循著既定的話語框架，而其背后往往牽涉著對中西文明的等級評判，例如受罪感文化和宗教精神所熏浸的文學更為深刻、受實用理性影響的作品則不夠深刻等。誠如劉慈欣所言，“中華文化是樂觀的文化”，這種積極入世的文化傳統更親近于現實而非彼岸，受此傳統哺育的中國文學，或許少有古希臘式的命運悲劇，卻從不缺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慷慨悲歌。

李澤厚曾用“樂感文化”來概括中國文化的精神特質。他認為，樂感文化不只是儒家的教義，“更重要的是它已經成為中國人的普遍意識或潛意識，成為一種文化—心理結構或民族性格。‘中國人很少真正徹底的悲觀主義，他們總愿意樂觀地眺望未來’……”李澤厚對于樂感文化的闡釋以及劉慈欣對科幻文學的根本看法可謂殊途同歸，他們都指向了中國文化中的樂觀因素以及對于光明未來的信念。悲劇藝術誠然可以震撼人心，但在現實面前，樂感文化和樂觀的科幻作品同樣具備提振人心的力量，因為當它們向世人許諾了一個光明的未來之時，也增強了人們對于現實苦難的承重力。

某種程度上，劉慈欣的很多作品正是這樣一種“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藝術。在宇宙中，人類文明的發展水平可能只相當于一個稚嫩的孩童，但即便遭受了末世災難，人類依然能憑借自身的智慧和決心來超克困境。《三體III：死神永生》的結局寫道：“在一小塊陸地上的草叢中，有一滴露珠從一片草葉上脫離，旋轉著飄起，向太空中折射出一縷晶瑩的陽光”，此處的“露珠”和“草葉”都是微小脆弱的事物，但它們仍能以孱弱的身軀向太空折射“晶瑩的陽光”。這一描述顯然帶有濃厚的象征意味——在浩渺的宇宙中，地球和人類的能量也許微如塵埃，但微如塵芥的生命依然具備以小博大的力量，這份力量恰恰來源于人類甘愿為了共同體的幸存而犧牲的決心，以及他們對于未來的堅定信念。

在劉慈欣的科幻世界中，由于每個此時此刻選擇犧牲的個體無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人類榮光的復歸，因此，正在經歷末世災難的人們對于未來傾注的熱望注定只能是一份落空的單戀。然而，正是這份犧牲的決心以及對未來的單戀，支撐著弱勢文明的薪火相傳，它如同人類朝向未來投遞的一粒種子，無論明天的到來會被延宕多久、救贖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跨越時空的犧牲者和幸存者們共同證明了一點，那便是它一定會抵達。

結語

在劉慈欣的大部分作品中，災異書寫均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它為整個故事的推進提供了毋庸置疑的敘述動力，亦增強了其科幻小說的吸引力及可讀性。劉慈欣之所以熱衷于想象災異，主要原因在于他認為人類文明能安然地延續至今是出自一份幸運的偶然，但這并不意味著史詩級別的末日災難會永遠缺席。受此危機意識的驅使，劉慈欣描繪了大量的災異圖景，它們徹底摧毀了人類社會日常生活中建構起來的穩定倫理秩序，使得生存和道德的對立性日益尖銳。當面對部分和集體之間的“電車難題”時，劉慈欣更傾向于站在集體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立場上，選擇以個體的犧牲來換取文明整體性的幸存。盡管末日災難具備傾覆整個地球的威力，但劉慈欣對于光明的未來依然懷抱著明朗的信念，因此他的很多作品雖然都以災異作為敘述起點，卻仍導向了充滿生機的結局。受這份樂觀精神的鼓舞，更為了未來世代的幸福，犧牲者和幸存者共同譜寫了人類的智慧與勇氣之歌，而正是在這份朝向未來的幸存之中，劉慈欣構建出了他理想中的科幻宇宙。

*本文系202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百年文學大系整理、編纂與研究（1900—2020）”（項目批準號：22&ZD271）的階段性成果。

*為方便電子閱讀，已略去原文注釋，如需完整版本，請查閱紙刊。

作者：周琪 單位：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

《中國文藝評論》2025年第10期（總第1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