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埃馬紐埃爾·卡雷爾（Emmanuel Carrère）新作《集體農莊》（Kolkhoze）由P.O.L.出版社發行。兩個月后，這本書進入了龔古爾獎決賽圈，并為埃馬紐埃爾·卡雷爾摘得美第奇獎。此前，埃馬紐埃爾·卡雷爾摘得文學、新聞、文化等不同方面的多項大獎，包括：費米娜獎、法語文學獎、雷諾多獎、阿斯圖里亞斯公主文學獎。

自1980年代以來，埃馬紐埃爾·卡雷爾的文學生涯涉及小說、特稿、專欄等不同體裁和方向，但其精彩之作與成功之作，占比最多的是“非虛構小說”（nonfiction novels）。在法語文學界和埃馬紐埃爾·卡雷爾的文學世界中，“非虛構小說”大致對應的是紀事或中篇敘事（Récit），指的是篇幅更短、視角更個人的作品，不少紀事作品介于小說與自傳之間；與紀事相對的是小說（Roman），指的是長篇小說。《集體農莊》正是這個體裁和方向的最新力作。

埃馬紐埃爾·卡雷爾

一

《集體農莊》是一部經典之作，朋友稱其為一本孝之書。在其中，埃馬紐埃爾·卡雷爾追憶了母親埃萊娜·卡雷爾-丹科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與父親路易·卡雷爾-丹科斯（Louis Carrère d'Encausse）的生活，他們各自的家族軼事。眾多重要的人物、地點、事件，比如斯第比利斯、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被稱作外星人）、巴黎政治學院、莫斯科烏克蘭酒店（現莫斯科皇家拉迪森酒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俄烏，大多按照歷史進程和時間順序，貫穿其中。

《集體農莊》的很多事實來自于作者父親工作室儲存的眾多珍貴信件和照片，包括1950、1960年代帶鋸齒邊的小照片。伴隨著它們的收集，父親還整理并勾勒了自己和妻子埃萊娜·卡雷爾-丹科斯各自家族的檔案；奇怪的是，他簡化了自己的家族，卻濃墨重彩地寫了妻子的家族。在其中，父親用題詞式的語調寫道，“歷史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對二十世紀夫婦，這對夫婦的家族來自如此遙遠的地區，投以好奇的一瞥……”在這句精妙的話的周圍，充斥著被考證過的細節（羅馬將軍龐貝征戰時經過昂科斯-萊特梅斯），難怪埃馬紐埃爾·卡雷爾將耐心、大膽、想象力贈予父親。而母親，雖然著作等身，但是沒有留下回憶錄，這本書中只顯示了她的少量信件。

1826年主持十二月黨人審判的葉夫格拉夫·費多托維奇·科馬羅夫斯基，是這些檔案涉及人物中最著名的，他屬于埃萊娜·卡雷爾-丹科斯家族。但這個家族最堅實的起源，開始于1895年曾外祖父伊萬·伊萬諾維奇·祖拉比什維利定居梯弗里斯，即今天的第比利斯，他最初從事法律和新聞事業，逐漸成長為政論家，后來還擔任過薪酬微薄的公司主席、銀行主席。在埃馬紐埃爾·卡雷爾看來，母親埃萊娜·卡雷爾-丹科斯集合了這兩者，“黑暗之士”與“正義之士”：她不相信弗朗西斯·福山宣稱的“歷史的終結”，而始終樂觀地相信俄羅斯會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而不是第三羅馬。

自移居法國后，母親埃萊娜·卡雷爾-丹科斯從無國籍人士、巴黎政治學院學生、書店售貨員，一步步成為法國與歐洲多部門政要、法蘭西學院院士和多國學院或科學院院士，也就是一位偉大的女士。1970年代末，埃萊娜·卡雷爾-丹科斯的作品《分崩離析的帝國》（L' Empire éclaté）——1982年翻譯成中文版，收錄于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譯——成為暢銷書，她也聲名鵲起。

埃馬紐埃爾·卡雷爾遇見或會晤了太多散步在世界各地的大使，他們大多是她的學生，且無一例外地真誠而感激地談論著她。然而，舅舅尼古拉斯在自己的回憶錄碎片——舅舅的沮喪、絕望的生活，在埃馬紐埃爾·卡雷爾看來是希望、充實的生活，他更認同地下的英雄如舅舅而非進步的英雄如母親——中，稱埃萊娜·卡雷爾-丹科斯為蘇聯歷史學家，而非蘇聯歷史研究者，她“真誠地相信自己說的是實話，卻是那個遺忘、扭曲或者干脆撒謊的人”。埃馬紐埃爾·卡雷爾認同這一說法，這絕不僅僅因為母親讀了他的《俄羅斯小說》（Un roman russe）后徹底崩潰并拒見他了兩年，更因為母親在他小時候一次次說給他聽的“走開！”——一個典型的弗洛伊德場景。

集體農莊，指的不是蘇聯或者格魯吉亞的集體農莊，而是小時候三個孩子在母親的床上玩的沒有名字的游戲。母親毫無幽默感地給這個游戲起了一個名字：集體農莊。而父親，即便在《集體農莊》中也是缺席的角色。在現實中，父親成為了保險公司雇員，后來以管理人員退休，他一輩子陪同著妻子參加各類典禮。父親和母親的婚姻一早遭遇了危機，母親有了婚外情，父親心碎極了，最后母親為了挽救父親而回歸。“一旦生活在現實中變成了這樣”，再次回憶這些悲傷片段時，埃馬紐埃爾·卡雷爾寫道，“文學還有什么用呢？”。

二

《集體農莊》也是一件卓越的藝術品——“旗幟、制服、肩章、勛章（一應俱全）。共和國衛隊管弦樂團演奏了（而且非常出色地演奏了）《朱庇特交響曲》的柔板，以及富有俄羅斯風情的柴可夫斯基《小夜曲》。”《集體農莊》開篇于2023年10月3日在法國巴黎的榮軍院舉行的、埃萊娜·卡雷爾-丹科斯悼念儀式。這是一個典型的新聞場景，它通常出現在報紙頭版，或者網站首頁，不僅因為埃萊娜·卡雷爾-丹科斯去世前的身份，還因為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出席并致辭。

在這個段落（這部作品的每個段落通常情況都單段成段，并輔以簡潔的小標題），以及接下來的所有段落，埃馬紐埃爾·卡雷爾都采取了融合了新聞報道、特稿、長篇小說、散文的語體。事實客觀和文辭通俗來自于新聞，而情節集中和文化想象來自文學。但如何融合，埃馬紐埃爾·卡雷爾沒有采取后現代派文學的方式，而是采取了類似博客或帖文的方式：重要部分被醒目地標識了出來，且常常被疏離地組織了起來。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登場后，埃馬紐埃爾·卡雷爾很快以相當大的篇幅提及了在他第一個總統任期初為《衛報》寫的人物特寫：開頭是“這個男人不流汗”，這體現了新技術與老媒介的平衡。

“我正在尋找的是一種平衡：一方面是自然的語調，”埃馬紐埃爾·卡雷爾在十多年前對蘇珊娜·亨納維爾表示，“另一方面是最大程度的張力，這樣我才能吸引讀者。句子需要有電流。必須既有緊繃感，又有彈性，既有速度，又有慢度，就像我經常練習的武術一樣。”

在他的武術中，有一招必殺技叫架空歷史（uchronie），這是埃馬紐埃爾·卡雷爾在巴黎政治學院參加拉烏爾·吉拉爾代的歷史研討會所寫的論文的主題。1990年，埃馬紐埃爾·卡雷爾行走在羅馬尼亞的廢墟上，感受著那些“令人不安的奇異感”，浮現了一個典型的形象：德古拉，一個臭名昭著的吸血鬼。埃馬紐埃爾·卡雷爾在架空歷史，他的偶像菲利普·K·迪克，就是一位寫架空歷史的大師。

1850年代，夏爾·雷努維耶在托馬斯·莫爾1515年創造的烏托邦（Utopia）一詞的基礎上，創造了架空歷史一詞。在夏爾·雷努維耶的解釋里，架空歷史，不僅指一個不曾存在的時間線，還指一個遠為真實的時間線。在莫拉書店的一個視頻節目中，埃馬紐埃爾·卡雷爾表示了類似的想法，“架空歷史小說恰恰是一種基于遺憾（regret）的敘事，基于事情本可以有另一種發展的想法，基于我們遺憾事情沒有變得更好的情感……這真的是遺憾所采取的極致文學形式”。

三

自1970年代塞爾日·杜布羅夫斯基發明了自小說（autofiction）這一詞匯和概念以來，對“自我”（autos）的關注與書寫就成了法國文學最根本的主題與方向。美第奇獎2021年得主克里斯汀·安戈的《東方之旅》（Le Voyage dans l'Est）就是一部自小說。

2011年，菲利普·瓦塞發明了“他小說”/“外小說”/“異小說”（exofiction）這個詞匯和概念，即以他人（或他人和自己）為主角的類傳記的小說；在其中，作者會根據自己的真實經驗，運用想象，制造虛構，創造性地講述他人的歷史與情感。

在法國文學界，“他小說”無論在規模數量還是在影響效應上，都堪比自小說。除了埃馬紐埃爾·卡雷爾關于讓-克洛德·羅曼、外祖父、愛德華·利莫諾夫的作品，還有奧利維耶·羅蘭關于氣象學家阿列克謝·旺根海姆的小說《氣象學家》（Le Météorologue）、杰羅姆·費拉里關于物理學家維爾納·海森堡的小說《原理》（Le Principe）……

自小說和“他小說”的界定或許有些限制和板滯，但正如安娜貝爾·金指出，它們的出現和流行，根源于2000年前后開啟的集體身份危機，故事（histoire）與歷史（Histoire）之間產生了驚人的崩潰。尤其是，“他小說”意味著一種身份逃避，逃入一個更白、更父權制的過去。對此，我并不認同。

如果將十余年時間里的身份政治和覺醒文化納入新自由主義中考量，一切變得相當清晰。韓炳哲在《精神政治學：新自由主義與新權力技術》中分析時下的新自由主義機制，“新自由主義政權將他人剝削（Fremdausbeutung）轉變成波及所有階級的自我剝削（Selbstausbeutung）。[……]它呈現出的，是一種新的超越（Transzendenz），一種新的主體化形式。”而自小說和“他小說”實際上是對父權制的新近形態，包括競賽、倡議、項目等的逃逸，甚至是救贖。

瑪麗·福凱和伊曼紐爾·比爾多認為，“他小說”為當下的想象力危機作了補充。在現實失落感和社會凝聚力瓦解等多重危機下，自小說退潮，“他小說”興盛，在多米尼克·拉巴特看來，這源于作家們試圖更加嵌入社會、滲透世界，以回應種種破滅與質疑。

在《集體農莊》——自小說和“他小說”的綜合作品——的開篇，埃馬紐埃爾·卡雷爾自問了自小說和“他小說”存在的理由。他寫道，“面對地球上的八十億人口、不可逆轉的生態災難、移民危機、即將吞噬我們甚至不給我們反應時間的人工智能，以及附帶的民主的終結和我們西方所有價值觀的終結，面對這一切，書寫自己行將結束的小日子、小家庭、父母的青春，是不是完全跑題了？”

埃馬紐埃爾·卡雷爾沒給出確切的回答。

本文參考文獻涉及原作以及多份訪談、評論，限于篇幅，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