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寫作的二級學科化，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對“中文系不培養作家”這一提法的反面確證。然而，在科幻教育領域，類似的困境自小學至博士階段似乎從未真正出現：哪怕是在科幻鑒賞或研究課程中，也幾乎總為科幻寫作保留一定空間。即便未納入標準授課內容，仍有眾多科幻愛好者與創作者在課后向教師表達其創作愿望——科幻創作似乎總是被視為一種可通過課堂學習掌握的技能。

從當前實踐來看，正反兩方面的案例均存在。在高校寫作班中成長起來的作家有劉洋、王真禎等；高校之外的各類寫作班亦常吸引自覺仍需提升的作家參與。更不乏如“銀河獎筆會”此類兼具觀念交流與編輯修改功能的寫作培養機制。然而，多數以單次或系列講座為形式的寫作班，學員所獲成效通常有限。近年來另一種常見模式為中小學或高校系統內的集體創作，并形成定制出版物，但其教學功能與集體記憶構建的意義，往往超越創作訓練本身。

一

在此背景下探討“科幻+創意寫作”，實則以一種近乎偶然，甚至略顯莫名的方式，觸及該學科常被忽略的核心關鍵詞——“創意”。

從“creative writing”到“創意寫作”，術語轉變不僅體現文字與文化的演變，更深層反映產業結構的截然二致。在國內高校現有學科體系中，“創意”概念此前多見于商業與管理類學科，涉及廣告創意、新媒體傳播等領域——這些領域自身亦面臨時代性的強制轉型。此現象折射出國內初具雛形的創意寫作行業的外部困境：大多數時候，無論是教學者還是學習者，所期望的教育成果，仍然指向的是既成體系的文化出版行業之內。而在更為廣泛、同樣以文字為載體的創意寫作行業中，尤其在科幻領域，“科幻+創意寫作”的有效鏈接尚未清晰建立，對產業邏輯的深入研究仍顯不足，相關描述亦缺乏足夠說服力。

這里其實還有另一個微妙但往往不受重視的點：在上一個歷史階段被視為中文系“筆桿子”重要出處的公文寫作，在當下的多數語境下也并不被強調，主要原因正是它們“缺乏創意”。進而往往把文件政策的閱讀和編寫邏輯，視為公務員入職之后才需要面對的特殊技能。

回歸以彰顯創意為核心的“科幻創意寫作”教育體系，可參照發展較早（未必更為先進）的美國科幻產業。筆者猶記年少時所受震撼：偶然得知北美科幻作家的主要收入來源并非僅限于小說創作與出版；影視劇本，尤其是電視劇本，為諸多作家提供重要經濟支撐。在二十年前看來，此產業形態幾乎難以想象——關鍵不在科幻題材本身，而在于美國當時強大的科幻創意產業轉化能力。

事實上，在十年前的短暫IP熱潮中，因普遍缺乏專業科幻編劇，青年科幻作家參與劇本改編成為常見模式，盡管收效寥寥。直到2023年，為培養科幻編劇而舉行的一系列如“小苔蘚創作營”“北緯30度創作營”等直接指向科幻電影編劇的產業實踐，多數成果仍不盡如人意。

兩相比較，容易發現，限制科幻創意直接轉換為熒幕作品的，并不只是編劇本身的創作能力。更為重要的，是整個行業對創意文本的產業定位。換言之，在“科幻創意如何經由文本成為市場化的產品”這一鏈條上，存在多個需逐一突破的環節。當國內影視劇行業整體還處在快速變化、不同要素彼此競爭的變革進程中時，科幻行當里以編劇形式呈現的創意寫作遭遇瓶頸，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二

與影視劇相比，其它相對更為成熟、某種意義上也更為現代的國內文化產業形態，實際上就給科幻創意提出了更多也更清晰的需求，因而也有著相對更快的投入產出流程。當前顯著領域包括游戲、周邊產品與研學活動。新興行業則涵蓋基于人工智能的提示詞流程、廣義上的文化宣傳，以及豎屏短劇等。將“賽博朋克城市”視作正面宣傳的認知偏差，不僅反映“搞文化的一定要有文化”尚是一個自我否定的反諷，更揭示“需更多專業人才參與”的迫切需求。

本文無意直接探討以上具體門類對科幻創意需求的形態、具體邏輯及案例，而是希望在此指出：科幻創意寫作有著遠比其他門類的寫作更為清晰的創意實踐形態。如果將它進一步的學科化，那么它的基本邏輯就應當是：將有史以來被寫出和未被寫出的種種科幻點子、概念，以及由此誕生的審美效果，視為一個龐大且仍在增長中的語料庫，進而通過適應特定產業形態的文本形式，實現創意的產品化落地。這顯然已經遠遠超出具體科幻IP的周邊衍生或二次創作邏輯，而是強調直接抵達基于科幻類型審美核心的點子和審美效果，借由特定的產業形態完成創意的實現。

以上討論的仍是“科幻+創意寫作”的理想形態。它的實現不僅有賴于中小學乃至高等教育的科幻教育體系的成熟，也有賴于相應文化產業的發展。在立足點更高的社會影響和文化價值上，它實際上呼應的是長期以來國內文化建設一直試圖解決、但始終未能實現的“面向未來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創造”。在這個方向上，較好的案例是“南天門計劃”，它根植于現代軍事工業的快速發展和對傳統中國文化符號的科技轉譯，已在當下新大眾文藝話語空間中占據特殊位置。這當然屬于科幻創意寫作的范疇——只不過野狼獾所寫作的小說文本，實際上遠沒有一系列充滿科幻創意的視覺化圖像，以及只聞其聲的名稱符號影響深遠。

三

那么回到我們的教育系統之內，科幻創意寫作的教學體系有哪些需要補的課呢？這包括：更多的產學研合作實踐、更多的項目解析、更多的失敗經驗的反思、更多的成功案例的復盤，以及更加貼合市場的創業氛圍，當然還有最重要的資金保障。從筆者廣泛參與的政府層面科幻產業政策制定經驗來看，需求方向與市場潛力已較為明確，然而在供給端仍普遍處于初步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秀文化需要，與文化創意產業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已然極為突出。不僅缺乏足夠數量、規模的具備市場說服力的案例，即便是小規模但具質感的文化實踐，亦常未能得到充分梳理、呈現與討論。

高校教育體系的優勢，在于它能夠提供一個長短兼顧的培養模式。從長遠看，科幻創意人才的培養不應局限于象牙塔內，而需深入參與市場實踐；短期則需通過一系列高效案例以鍛煉團隊、檢驗模式與評估效果。然目前此類教學難以標準化，多依賴指導教師個人的社會資源及其對創意項目的掌控與推進能力。特別是對專業外產業需求與市場反饋的把握，已超出多數學術型科幻教師的舒適區——我們在這里討論的實際上仍然是頗為陳舊的話題：在科幻產業里，最不需要的人就是只懂科幻的科幻迷。

在當前形勢趨緊的背景下，企業方相關項目多不愿承擔試錯成本。相對固定的校內科幻社團，又因行政管理的邏輯，時常缺乏實踐的時間與空間可能。那么高校中跨學科的實驗室、由企業或產業界組織所支持的小型創新創業比賽、跨校的讀書會和工作坊，乃至教師、作家等帶有個人文化品牌性質的商業實體，就成為科幻教育的重要實踐單元。也正是依托于這些實踐單元，創意寫作的理論構建和反思提升才成為可能。

若上述路徑均難實現，如何擺脫既有文化批評邏輯的束縛？如何不只將科幻文本視為“窺見更大現實”的中介？或許應回歸“創意”本身，從閱讀鑒賞與理論批判中實現某種反向解放，直面科幻所帶來的原初、直接且兼具消費與娛樂屬性的產業實體，反而能為寫作開拓更廣闊的自由空間。正如科幻本身意味著對想象邊界、倫理與意識形態的突破，我們亦將藉此掙脫諸多枷鎖，在創意與實踐的交匯處，開辟新的表達可能與發展路徑。唯有持續推動教育、產業與創作之間的良性互動，才能在中國科幻的土壤中，培育出既具文化深度又具市場活力的，“有用的”創意寫作生態。

本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訊》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