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印度文學家泰戈爾于20世紀30年代創作的兩部戲劇《昌達爾姑娘》《昌達爾姑娘歌舞劇》均取材于梵文佛經《虎耳譬喻經》，兩部戲劇都講述了古印度一位低賤的摩登伽女對佛陀弟子阿難一見鐘情、求而不得的故事。從文獻角度來看，泰戈爾創作劇本依據的是梵文學者密多羅于1882年在加爾各答出版的《尼泊爾梵語佛教文獻》的梵本目錄中的《虎耳譬喻經》今生故事簡介。本文通過文本對比研究，追溯《昌達爾姑娘》《昌達爾姑娘歌舞劇》的梵語佛經淵源；透過泰戈爾對于佛教原型故事的改編、取舍和再創作來探究泰戈爾對待宗教的態度以及對佛教思想的吸收轉化；挖掘泰戈爾通過這部戲劇所表達的關于種姓制度、女性平等與思想解放的主張。

關鍵詞 泰戈爾戲劇 《昌達爾姑娘》 《昌達爾歌舞劇》 《虎耳譬喻經》 摩登伽女

印度文學家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1861—1941）在1930年創作了戲劇《昌達爾姑娘》。昌達爾姑娘為梵語、孟加拉語、印地語“Ca??ālikā”的音譯，英文拼作“Chandalika”，指印度比較知名的低種姓——旃陀羅的女子，旃陀羅所屬的部族叫摩登伽，故在有些文獻中昌達爾姑娘也被稱為摩登伽女。這部戲劇中姑娘的名字叫做普拉克里蒂，在佛經中直譯作“本性”。本文提到的昌達爾姑娘、摩登伽女、普拉克里蒂、本性都是指同一個人物角色。《昌達爾姑娘》是根據佛經《虎耳譬喻經》中的故事改編的戲劇。《昌達爾姑娘》由孟加拉語寫成，1933年創作的版本為第一版。之后泰戈爾又于1938年2到3月出版了該劇的改編版，即《昌達爾姑娘歌舞劇》。兩個劇本皆由黃志坤翻譯成中文，收于《泰戈爾全集》第18卷。《昌達爾姑娘歌舞劇》于1938年3月18至20日在加爾各答“影子”劇場連續公演三天。后來泰戈爾又對該劇進行了改編，并于1939年2月9日、10日在“尊敬”劇場公演。泰戈爾去世之后，舞蹈藝術家為《昌達爾姑娘》編舞的時候，選擇的多是1938年《昌達爾姑娘歌舞劇》的詩歌體版本，而非1933年散韻結合的版本。

泰戈爾與《昌達爾姑娘》

《虎耳譬喻經》出自《天譬喻經》，講述了一個低賤的摩登伽女子愛上佛陀弟子阿難的故事。該故事人物設置充滿對比與矛盾，故事情節引人深思又令人動容，一直為人津津樂道。在近兩千年間，它經歷數次翻譯與改編，前后出現了很多版本。目前，故事內容見于《摩登伽經》《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佛說摩鄧女經》《楞嚴經》等文獻，其中取材《楞嚴經》的經過二次創作的版本，在中國的文人墨客之中傳播較廣，有較大的影響。直至近代，摩登伽女的故事也未蒙塵。1844年，摩登伽女的一部分故事被布奴夫（1801—1852）譯成法語。在閱讀了布奴夫譯本后，1856年，劇作家瓦格納（1813—1883）創作了一部名為《勝利者》的劇本大綱。在我國，1927年，由莊清逸創作、知名京劇藝術家尚小云主演的時裝劇《摩登伽女》大獲成功，引發了一陣轟動。

從19世紀到21世紀，佛經《虎耳譬喻經》的研究在印度、英國、日本、中國等國經久不衰。1886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天譬喻經》的一個校對本，其中也包含了一部分《虎耳譬喻經》的內容。1952年，穆闊在加爾各答出版了《虎耳譬喻經》的尼泊爾梵文精校本與相關研究著述。20世紀以來，日本天文史研究者善波周、矢野道雄對《虎耳譬喻經》漢譯本《摩登伽經》展開持續性研究，辛島靜志教授團隊于2015年出版了圣彼得堡藏《虎耳譬喻經》梵文本。周利群2020年出版的《〈虎耳譬喻經〉文本與研究——中印間天文、歷法和文學的交流》一書，對《虎耳譬喻經》梵藏漢平行文本做了一個比較全面的研究。

對于摩登伽女藝術形象與《昌達爾姑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篇論文。蘇美文的論文《情欲魔女、羅漢圣者——摩登伽女的形象探論》，將摩登伽女這一藝術形象在古今中外佛教典籍與小說戲劇中的塑造與演變進行對比研究。蘇美文的另一論文《色幻悟道與平等新生：溥緒〈摩登伽女 曲本〉與泰戈爾〈昌達爾姑娘歌舞劇〉人物形象及主題寓意研究》則分析對比了溥緒《摩登伽女》曲本與泰戈爾《昌達爾姑娘》戲劇中對摩登伽女的人物塑造和背后思想主旨的異同點。周茜《清遺民莊清逸與尚小云名劇〈摩登伽女〉新探》一文，緊貼京劇《摩登伽女》的曲本，將曲本內容與其佛經來源逐一對比，展現了京劇《摩登伽女》對中國京劇傳統的大膽運用及人物形象的創新。關于泰戈爾佛教思想的研究，國內涉及比較少。胡曉榮的論文《泰戈爾對佛教的接受》聚焦泰戈爾與佛教的關系，分析了佛教元素在泰戈爾文學創作中的體現，為理解泰戈爾對佛教思想的取舍與化用提供了例證。該論文關注了《昌達爾姑娘》與《昌達爾姑娘歌舞劇》的佛教淵源，但沒有深入佛教文獻內部進行梳理。

本文試圖結合前人的佛學研究和泰戈爾戲劇研究，探討泰戈爾劇作《昌達爾姑娘》體現的佛教思想。具體來說，本文試圖通過《昌達爾姑娘》與《昌達爾姑娘歌舞劇》的劇本文本對比，分析泰戈爾對于人物角色、故事情節、體裁韻律等方面的匠心；通過劇本與《虎耳譬喻經》的文本比較，分析《昌達爾姑娘》的梵語佛經淵源，探索泰戈爾對于佛教所持的觀點和思想。

一、《昌達爾姑娘》與《昌達爾姑娘歌舞劇》

《昌達爾姑娘》是泰戈爾晚年用孟加拉語創作的戲劇，最初寫于1933年。1938年，泰戈爾對原版進行改編，創作了以詩律寫成的《昌達爾姑娘歌舞劇》，并親自譜曲，且在隨后一年間不斷修改，最終于1939年定稿。

《昌達爾姑娘》主要故事情節如下：

故事發生在斯拉瓦斯蒂城。佛陀當時就住在阿納特平塔的叢林里。他的愛徒阿難陀有一天在一家吃完飯返回寺院途中，突感口渴。他看到名叫普拉克里蒂的昌達爾姑娘正在井臺上提水。他走到姑娘跟前要水喝。姑娘滿足了他的要求。姑娘看到他的容貌，一見鐘情。要得到他看來沒有什么辦法，姑娘只好求助于母親。她媽知道些魔法，并念咒語，一朵一朵共揀一百零八朵太陽花拋到了火中。阿難陀不能阻擋這種魔力。晚上他來到姑娘家里。他剛坐在祭壇上，普拉克里蒂就為他鋪好床鋪。阿難陀當時心急火燎。為了解脫，他開始哭泣并請求佛陀幫助。

偉大的佛陀知道阿難陀在非人力量方面的學習情況，他給徒弟念了一段佛教咒語。由于這咒語的威力，昌達爾姑娘的征服能力變得軟弱無效。阿難陀回到了寺廟。

《昌達爾姑娘歌舞劇》根據《昌達爾姑娘》改編，兩者主要故事情節幾乎沒有區別，為行文方便，后文的故事情節分析中，如無特殊情況，行文以《昌達爾姑娘》為主，有必要時再提及《昌達爾姑娘歌舞劇》。不過，二者雖然主題情節、文化背景基本相同，但在文體、具體內容表述上還是有很多不同。《昌達爾姑娘》使用韻散結合文體，分為兩幕，整體敘事結構為插敘。開頭部分直接讓普拉克里蒂出場以第一人稱進行講述，隨著母親的問話，普拉克里蒂回憶起與阿難相遇的場景，然后時間回到普拉克里蒂與母親的對話的現場。《昌達爾姑娘》比《昌達爾姑娘歌舞劇》創作早，該劇通篇幾乎都是普拉克里蒂和母親的對話，阿難只有一小段臺詞。《昌達爾姑娘歌舞劇》為詩歌體，分為三幕，整體敘事方式為順敘。與前作相較，《昌達爾姑娘歌舞劇》設置了更多的對比，引入了一些與主線劇情不相關的人物，用以凸顯角色的身份與心境。例如，劇作開頭描寫賣花女等人見到普拉克里蒂后嫌惡的反應，表現女主角身份的低賤；后文又設置了宮使臣來找普拉克里蒂的母親辦事的情節，體現出母親擅長咒語的能力。其他情節同前一版基本一致，歌舞劇加強了對普拉克里蒂內心活動的刻畫。

《昌達爾姑娘歌舞劇》增加了男主角阿難、女主角普拉克里蒂之外的人物角色，因而與《昌達爾姑娘》中單純的母女對話相較，表現力有所增強。劇作增加的角色如下：一群賣花姑娘、一群賣奶渣小販、賣鐲子小販、佛教僧人、眾女佛教徒、王后侍從、眾佛教徒、女主角母親的眾徒弟等八種角色。普拉克里蒂的母親在其他文本中都沒有名字，在《昌達爾姑娘歌舞劇》中名為瑪婭，來源于梵語詞“māyā”的音譯，意思是“幻”。在兩部作品中佛陀都沒有出場，但《昌達爾姑娘歌舞劇》中增加了僧眾，以及贊頌佛陀與佛法相關內容的篇幅。在后世的表演中，穿著橘色僧袍的佛教僧人成為歌舞劇中的一道獨特風景。角色眾多也使整部劇人物形象豐富，對比鮮明，更能表現劇中的種姓沖突和社會文化。比如，普拉克里蒂希望買花，賣花姑娘憎恨地瞪了她一眼走了，不肯賣花給她。普拉克里蒂希望買奶渣，一個姑娘警告她：“喂，別去碰它！昌達爾姑娘呀！你碰奶渣就壞，你知道這個嗎？”普拉克里蒂伸手想從賣鐲子小販那邊拿鐲子看看，姑娘們又責怪她：“嘿，別碰它別碰它，你是昌達爾姑娘呀！”這些次要角色的語言和動作，鮮明地表現出種姓社會中大眾對昌達爾姑娘的歧視，展現了昌達爾姑娘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而佛教僧人的唱詞則表現出泰戈爾對佛陀和佛教的贊美，例如“正如糧食可充饑，仁慈是智慧根基。善良偉大勝利者，無邊知識為居舍。時間最優秀之作，是屬于偉大佛陀”。

《昌達爾姑娘歌舞劇》全文使用詩歌體，表演的時候都是唱出來的。《昌達爾姑娘》使用的是韻散結合，表演的時候說散文唱韻文。比如同樣是普拉克里蒂給佛陀弟子阿難水喝，《昌達爾姑娘歌舞劇》由演員以如同詩歌一樣的唱詞表現如下情節：烈日炎炎阿難口渴求水，普拉克里蒂因自己是旃陀羅種姓不敢施水，阿難沒有種姓不平等的偏見，說服她施水，喝水后阿難給與祝福，普拉克里蒂從此被阿難求水的舉動感動。《昌達爾姑娘》則由她自己向母親講述事情的經過，劇本使用的是散文。為了表示阿難的話語對普拉克里蒂內心造成的震動，講述經過后她又用韻文唱了一段，表達自己的強烈感情。劇本中在這一部分內容前括注了“唱”字，指示這一段用唱韻文的方式來表演。通過上文兩個劇本中的施水情節的比較，可知兩個版本在文體上選用不同，給讀者和觀眾帶來不同的感受。在文體上選擇散韻結合還是純粹詩歌體，泰戈爾經過了精心的安排。

總體看來，《昌達爾姑娘歌舞劇》雖然與《昌達爾姑娘》主體故事情節相同，但在角色設置、具體情節細節、散韻文的使用上有眾多的不同之處。它設置了更多的對比，在文體上選擇多角色的詩歌體，而非兩人對話的散韻結合。如此改編是為了在戲劇形式上與西方戲劇接軌，從而促成了該劇在全世界的編排和表演。

二、《昌達爾姑娘》與泰戈爾的佛教思想

1861年，泰戈爾出生在加爾各答，他的父親是印度宗教改革組織梵社的領導人。泰戈爾曾在1884年被父親任命為梵社秘書，參與過梵社改革。受家庭和早年經歷的影響，泰戈爾主張以漸近的方式、溫和的手段促進社會革新。而泰戈爾的宗教思想被稱為“人的宗教”，強調宗教中人的尊嚴與價值。泰戈爾認為，人應該以自己的認識為基準來看待宗教的各種思想主張，人不能成為宗教的附庸，也不該因為從眾心理而信仰宗教。

19世紀，佛教在印度反封建反殖民的浪潮下呈復興態勢。佛教成為廣大底層人民、民主進步人士和反殖民者的精神武器。泰戈爾秉承獨立、開放、包容、平等的主張，于1921年在加爾各答近郊創立國際大學。1935年，泰戈爾在加爾各答舉行的佛陀誕生紀念大會上發表了題為《佛陀》的致辭，在致辭中稱佛陀為最優秀和真正偉大的人物，認為佛陀具有他最為推崇的平等包容的人格，以超越種姓、民族、社會、國家、宗教乃至時間的人類真理代言人的形象屹立。泰戈爾認為佛陀的成就正是“人的宗教”的成就，佛陀引導人類走向奉獻，為人類帶來了精神自由。他說：“我們必須記住，一次偉大的精神升華，也就是佛陀的教誨曾在印度造成的一次對人的尊嚴的普遍認識，引發了一場長達數世紀之久的運動，從而產生了璀璨的文學，藝術、科學和許多公益成就。”在泰戈爾眼中，佛陀的形象已經超越佛教甚至一般宗教層面的意義。他認為佛陀是第一位認識并尊重人的權利、用自己的博愛和慈悲拯救所有人的先驅，而佛陀所具有的博愛、寬容、仁慈的偉大人格正是“人的宗教”最廣延的體現。泰戈爾將佛陀塑造為一座傳播博愛與平等思想的精神燈塔，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基于他自己的主張解說佛學，重講佛教故事。

泰戈爾從小跟隨父親和專門的梵語老師學習梵語文學，對于《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鳩摩羅出世》《沙恭達羅》等梵語文學作品的情節和詩歌韻律耳熟能詳。他在文學創作中時常從印度古代文學或民間故事中取材，進行改編創作。佛教文學同樣是印度古代文學與民間故事的一大寶庫，泰戈爾也從佛經中取材并創作了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根據胡曉榮的研究，1900年開始出版的故事詩《無上布施》《供養女》《城市中的吉祥女神》，戲劇《昌達爾姑娘》《昌達爾姑娘歌舞劇》《馬麗妮》、小說《賢哲王》等均源自佛教題材，其中比較明確的是，《無上布施》與《女信徒》取材于《撰集百緣經》，《約會》取材于《菩薩譬喻蔓論》，但泰戈爾的文學改編舍棄了故事中原本宣揚的佛法以及勸人皈依的主旨，轉而著重強調反對殺生祭祀、提倡慈悲及眾生平等思想。

《昌達爾姑娘》亦是從梵語佛經譬喻故事中取材。譯者黃志坤在《泰戈爾全集》中關于《昌達爾姑娘》的序言中介紹：“拉江地羅拉爾·米特羅編寫的《尼泊爾梵文佛教文獻》一書中，有一段虎耳獻祭的簡要描寫。本劇的故事情節就是取材于這段故事的。”胡曉榮在《泰戈爾對佛教的接受》一文中，稱“《昌達爾姑娘》與《昌達爾姑娘歌舞劇》故事情節取材于拉江德羅拉爾·米特羅編寫的《尼泊爾梵語佛教文獻》一書”。根據李四龍《歐美佛教學術史——西方的佛教形象與學術源流》，從1819到1843年，英國駐尼泊爾公使何德遜一直在尼泊爾工作和收集梵文寫本。1828年前后，他把資料收集情況發表在加爾各答的英文雜志《亞洲研究》上。在寫本收集背景之下，1882年孟加拉知名印度學家密多羅（1822—1891）在加爾各答出版了一本名為《尼泊爾梵語佛教文獻》的解題目錄。該書收錄了印度孟加拉亞洲學會所藏的85種梵本，大多屬于何德遜發現的梵語佛典。密多羅以精煉的語言較為完整地介紹了“摩登伽女故事”，將這一故事編號并命名為“Sárdúlakar?a Avadána，漢譯為《虎耳譬喻經》。該文獻寫本編號B.17，收錄于223頁；在標題與故事梗概之間記錄了寫本的物質載體狀況，材質是紙，尺寸為10×4英寸，87頁，每頁10行；字體是城體，現存偈頌1800個；紀年是1866年；外形殘破，散文。何德遜和密多羅是搜集整理梵文寫本的先驅，他們的工作促進了國際印度學和佛教學的發展。

密多羅是19世紀知名印度學家、孟加拉社會活動家。《泰戈爾自傳》中有多個章節述及密多羅。他曾與泰戈爾一起籌備孟加拉文學院，還曾短暫地擔任該文學院院長。密多羅的博學多才和認真工作給泰戈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評價密多羅“可以雙手工作，一個人就是一整個協會”。1846年及隨后的近50年間，密多羅曾擔任亞洲學會的圖書館員、助理秘書、學會主席、學會秘書、學會副會長等職務。1885年他出版亞洲學會的百年史。在亞洲學會著名的“印度文庫”系列中，密多羅編輯了14部。在亞洲學會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密多羅針對孟加拉及其他省份、土邦圖書館乃至尼泊爾的梵文手稿全面開展了搜羅、收集、編目和描述的工作。他編纂的若干目錄和譯作相繼問世，并在國內外廣受好評，1882年出版的《尼泊爾梵語佛教文獻》標志著梵文佛教文獻研究領域的一個里程碑。

1886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天譬喻經》的一個校對本，其中也包含了一部分《虎耳譬喻經》的內容。據考證，在《昌達爾姑娘》創作之前，泰戈爾所接觸或閱讀的《虎耳譬喻經》相關文本可能主要為此二者，尤其是密多羅的梵本目錄，泰戈爾最有可能通過這本目錄了解到這一故事。學界多認為《昌達爾姑娘》的劇本正是基于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創作產生。泰戈爾的文學創作主要完成于1880年到二戰前佛教研究的成熟階段，法國東方學家列維和意大利佛學家圖齊曾經受泰戈爾邀請在國際大學教學。正是泰戈爾與上述學者的交流影響下，1954年，泰戈爾創辦的印度國際大學出版了《虎耳譬喻經》尼泊爾梵文精校本。

《昌達爾姑娘》取材于《虎耳譬喻經》，《虎耳譬喻經》則出自梵語譬喻故事集《天譬喻經》。譬喻是用通俗故事作為引子，著重宣說業報輪回的佛經文體，文中通常會講前世、今生和來世的故事。《虎耳譬喻經》的故事就分為前世和今生兩個部分。在佛教文獻中，佛與佛弟子的前世故事被稱為“本事故事”，是專門的一個故事類別。本文涉及佛教文獻、佛教故事體裁的時候，使用“本事故事”及“本事”的概念，在講述佛和弟子之外的故事時則根據上下語境選擇“前世”或“今生”等詞匯。

印度國際大學出版的《虎耳譬喻經》尼泊爾梵文精校本中包含了摩登伽女前世、今生故事的主要情節。在今生故事中，僧團隨佛陀與阿難到了舍衛城，阿難進城乞食后向摩登伽部族的女子本性求水喝，本性愛上阿難，并求自己母親用咒術抓來阿難成婚，后被佛陀教化加入佛教僧團。摩登伽部族屬于旃陀羅種姓，旃陀羅種姓在現代印度社會被稱為“不可接觸者”，按照《摩奴法論》的說法，旃陀羅源于首陀羅男子和婆羅門女子的通婚，是四種姓之外的外層人。旃陀羅地位低下，被視為“人中最低賤者”和“離缽者”，不得住在村落內，只能流浪，須穿死尸衣并標明身份，吃破盤盛著的食物，以處決罪犯或搬運無親人的死尸為生。任何奉行正法的人都不得與之交往或通婚，親近旃陀羅女子的婆羅門即使是無心過失也將失去種姓，如果故意則將淪落為旃陀羅。祭祀時旃陀羅同樣不得在場，旃陀羅即使僅在祭祀時看見婆羅門吃祭品，這些祭祀也會被污染，而且會產生反效果。平時若是觸碰了旃陀羅，婆羅門必須如觸碰死尸一樣經沐浴方能清凈。一世為旃陀羅，永世為旃陀羅，無改變命運的機會。因此，阿難進城時向本性求水喝這一行為有打破種姓界限的意義。

在本事故事中，佛陀前世為摩登伽王帝勝伽，他想讓兒子虎耳（阿難的前世）與大婆羅門的蓮花實（本性母親的前世）的獨生女本性（本性的前世）成婚。蓮花實百般刁難并考驗帝勝伽，但帝勝伽最終憑借自己淵博的吠陀知識與星占知識讓蓮花實折服。最終蓮花實同意將自己的女兒嫁予虎耳。本事故事由佛陀在本性加入僧團后向波斯匿王眾和僧眾講述。佛陀言道，因為阿難與本性前五百世都是夫妻，所以如今本性才會對阿難一見鐘情，最終本性愿意出家為尼。由此，佛陀平息了本性進入僧團所引起的爭議和不滿。《虎耳譬喻經》梵文精校本的全本一共210頁，用天城體梵文排版，具有完整的現世故事、往世故事和星宿占卜。泰戈爾《昌達爾姑娘》劇本只有現世故事，與前者比內容少三分之二。泰戈爾創作的原本是個故事梗概，只有兩頁，幾百字的英文稿。總體來看，孟加拉語泰戈爾《昌達爾姑娘》故事與梵語《虎耳譬喻經》故事同根同源，但是內容和細節差距很大。

《虎耳譬喻經》中，主要角色之間的筆墨權重相對均衡，沒有特別突出某個人物。可以說《虎耳譬喻經》的故事同時有兩個主體，一個是女主角本性，一個是男主角佛弟子阿難。從本性一側觀察，它講的是一個地位低賤的女子也能出家加入僧團的故事；從阿難一側觀察，講的就是一個佛家弟子在修行路上蒙受劫難、經受歷練的故事。將兩者相結合，便是佛經譬喻文學的永久主題：業力、因緣、輪回、果報。而作為“釋氏輔教之書”，必然不會讓某個人物過于突出、喧賓奪主，從而遮擋強調業報輪回的佛法主題。通過與《虎耳譬喻經》的對比可見，泰戈爾對佛教思想的取舍極具針對性：他淡化了佛經中業報輪回的核心教義，轉而強化了佛教眾生平等的精神內核。劇中阿難向低種姓的普拉克里蒂求水的情節，正是對佛陀超越種姓界限理念的具象化——這與泰戈爾在《佛陀》致辭中盛贊佛陀“以博愛和慈悲拯救所有人”形成呼應，也成為其“人的宗教”思想在文學創作中的直接體現。

作為泰戈爾70歲高齡創作的晚年作品，《昌達爾姑娘》濃縮了他一生對社會革新與宗教價值的思考。從創作歷程來看，這部作品延續了他從古代文獻中汲取靈感并賦予現代意義的創作傳統，與《無上布施》等作品同屬于其借宗教故事表達社會理想的創作序列。泰戈爾曾在《東方與西方》一文中探討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以種姓來舉例，他認為“種姓思想是印度的共同思想”，但是他也辯證地看待種姓，“當我們同一個受這一共同思想的印度人接近時，他已不再是一個良心上充分清醒能判斷人類價值的完美的人。他幾乎是表達全社會思想感情的順從的工具”。泰戈爾認識到種姓制度對個體的裹挾，種姓制度的建構是一種機械的分類：“顯然，種姓思想不是建設性的，它只是風俗習慣。它根據某種機械的分類調整人。它突出人的消極面——與他人格格不入。它損害人們心中完美的真理。”佛教是在反對種姓制度的沙門思潮中創立和發展的。《虎耳譬喻經》中旃陀羅女子普拉克里蒂受到身邊世俗力量的壓迫，被阿難無差別求水的舉動感動，勇敢追求阿難，用自己的行動反對種姓制度。故事中，旃陀羅種姓受到的“不可接觸”的制度性壓迫（如《摩奴法論》規定的賤業等）與阿難打破禁忌的求水行為形成鮮明對比，而前世故事中摩登伽王與婆羅門獨生女的身份顛倒更暗喻了種姓壁壘的不合理性。深諳印度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泰戈爾選擇這個故事進行兩度戲劇創作，是為了表達自己對種姓制度的批判性認識和對其消極方面的反對，以及對印度社會平等、婦女解放的期許。

三、《昌達爾姑娘》與泰戈爾女性解放思想

相對于佛經《虎耳譬喻經》原型故事，戲劇《昌達爾姑娘》將重心置于女主角普拉克里蒂（即《虎耳譬喻經》中的摩登伽女本性）的人物塑造上。它在情節上的改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虎耳譬喻經》開頭是佛經的套話，“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首先交代了佛陀和僧團所在的地點。而《昌達爾姑娘》劇本開頭即是普拉克里蒂的登場，《昌達爾姑娘歌舞劇》劇本開頭是一群賣花姑娘走來賣花但不肯賣給普拉克里蒂。

第二，《昌達爾姑娘》劇本沒有取用原型故事中阿難被佛陀救護之后的內容，包括本性尾隨阿難、佛陀引導本性出家以及佛陀講述往世故事等情節。劇作在阿難成功脫離咒語與普拉克里蒂母親死去后戛然而止。

第三，泰戈爾也修改了用咒語迷惑阿難的情節。《虎耳譬喻經》中，母親原本拒絕使用咒語，在摩登伽女本性以死相逼后才勉強答應。最后母親同意女兒出家成為比丘尼，并未死去。《昌達爾姑娘》劇本中，母親原本有些猶豫，而普拉克里蒂用強烈的情感影響了母親，在看見阿難第二次路過卻完全忽視了本性之后，母親主動提出要使用咒語，最后母親也替普拉克里蒂付出了代價，在咒語失敗后死去。

第四，除了咒語，泰戈爾在劇中加入了“魔鏡”這一物品，魔鏡在劇情的后半部分起到了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重要作用。比如，在用咒語引導阿難前往自家的過程中，母親不時提醒普拉克里蒂觀看鏡子中阿難所在的位置和阿難的狀態：

媽：現在你在鏡前跳舞，

凝神屏息朝鏡中望。

看吧，你看鏡子里，

出現了什么樣影像？

普拉克里蒂：在鏡中，我看到的痛苦形象，不僅是他的，而且是我的，是我們倆人共同的。在痛苦的烈火中，銅與金子一起熔化！

從劇作的名字采用“昌達爾姑娘”就能看出，泰戈爾劇作與《虎耳譬喻經》故事最顯著的不同，就是普拉克里蒂是泰戈爾劇作的絕對中心，普拉克里蒂也是劇中唯一形象立體且變化豐富的角色。在戲劇創作上，泰戈爾非常注重語言的優美與抒情性，所以泰戈爾也被稱作“印度的雪萊”。《昌達爾姑娘》通篇抒情色彩強烈，絕大部分的內容都是女主角在描述自己的所思所想，劇作的情緒濃度伴隨女主角愈發激烈的抒情在結尾處達到頂峰。母親作為《昌達爾姑娘》的第二角色，在開頭作為引子開啟了普拉克里蒂的回憶和抒情，在劇情中后期則推動情節到達高潮。而阿難直接出場的情節很少，只有少數幾句臺詞，幾乎完全存在于普拉克里蒂的思念與凝望中，主要起到激發普拉克里蒂情感與思緒的作用。

從普拉克里蒂的角度，《昌達爾姑娘》的劇情可以這樣理解：阿難眾生平等的大愛激發了普拉克里蒂內心的小愛，而普拉克里蒂又從對阿難個人的愛慕中得到了更有價值的啟示，領悟了人平等的存在方式，但同時，她對阿難的感情又十分執著和大膽，她不顧一切地追求阿難，最終陷入瘋狂和不可挽回的境地，在佛法超越一切欲望和糾纏的光輝面前敗下陣來。泰戈爾筆下的普拉克里蒂故事，可以說是一個挽歌式的悲劇。但普拉克里蒂的失敗并不是絕望或黑暗的，而是她煥然新生后對自我的證明。普拉克里蒂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她獲得靈魂的洗滌與煥新后，有了為自己做出選擇的能力，有了跳脫出種姓藩籬的勇氣。她對自己的命運進行大膽的改造與突圍，雖然最終失敗了，但這一過程本身已經是一次跨越和突破。由此可見，《昌達爾姑娘》是一部普拉克里蒂個人的覺醒史。普拉克里蒂經歷的不光是一段刻骨銘心的單相思，更是人格的成長和靈魂的拔擢。普拉克里蒂的蛻變猶如一場獻祭，經歷了苦難，付出了代價。這樣來看，故事中的幾個人物在這場獻祭中也都有著自己不可替代的位置，而故事本身也在佛教元素外獲得了另一種神圣感。普拉克里蒂是求道者，阿難是留下啟示的智者，母親是在祭祀中犧牲的一方，佛陀是智性升華的終點。

泰戈爾在《婦女與家庭》一文中寫道：“創造力的表現憑借感情調節而獲得完美的形式。女人生來具有這種表現——她舉止中克制的節奏，能創造生活的詩意。她是鼓勵男人前進的人，常常是在不知不覺中指導著男人充沛的精力從事文學、美術、音樂和宗教等每種創作。這就是印度女人被說成是沙克蒂（創造力）的象征的原因。”泰戈爾對女性的評價基于孟加拉地區非常流行的女神信仰的傳統，即印度教三大派別之一的性力派。性力派的神廟和信徒信奉杜爾迦女神、迦利女神等跟濕婆大神一樣具備毀天滅地、創造世界能力的女神。泰戈爾生活的城市加爾各答，有最為著名的迦利女神廟。正是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上，泰戈爾支持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會的廣闊天地，找到自己的位置。通過《昌達爾姑娘》這部劇，泰戈爾表達了反對種姓制度，希望社會革新的思想；同時他也表達了對女性解放運動的支持，對女性力量的重視，對普世之愛的推廣。

結語

印度有悠久的戲劇傳統和豐富的戲劇理論，最早的戲劇理論著作當屬定型于公元4、5世紀的《舞論》。泰戈爾具有良好的傳統文化素養，又接受了正規西式教育，他的戲劇創作借鑒了西方的戲劇傳統并繼承了印度本國的文藝傳統。泰戈爾具有戲劇創作的天賦，20歲就發表了劇作《蟻垤的天才》（1881），并在該劇演出時扮演蟻垤。1921年泰戈爾創立印度國際大學后，成立了藝術團，四處巡回演出，為大學建設籌集資金。泰戈爾一生總共創作了約60部戲劇，其中有29部已譯為中文，收入中文版《泰戈爾全集》。在泰戈爾的全部文學創作中，戲劇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不僅因為其數量大，而且因為他寫的劇本有自己顯著的特點。

《昌達爾姑娘》是根據公元4世紀左右梵語《虎耳譬喻經》中摩登伽女的故事改編的戲劇。這部劇舍棄了原作中渲染佛陀全知全能神通無邊的譬喻故事特點，卻保留了女性施展咒語的能力。女主角普拉克里蒂沒有尋找男性幫助，而是與自己的母親一起努力，跨越種姓追求心目中的愛人，展現了女性的力量。泰戈爾對印度佛教文學傳統的發掘和對加爾各答印度學研究的重視，對后續研究和文藝創作有重要影響。《昌達爾姑娘》是泰戈爾佛教思想與女性思想的綜合展現。《昌達爾姑娘》與《虎耳譬喻經》在情節與人物塑造上的差別，鮮明地體現了泰戈爾對于佛教的思想取舍。

泰戈爾的家族在19世紀梵社運動中，提倡社會改革，號召廢除種姓制度下的婚姻制度，廢除印度的寡婦殉葬制度。青年泰戈爾在父親的安排下進入梵社工作過，受到一定影響。他在青年時期創作過不少以女性為主角的文學作品，例如小說《摩訶摩耶》《小沙子》《一個女人的信》。《昌達爾姑娘》是其20世紀30年代的作品，體現了泰戈爾對于婦女解放問題一如既往的關注。他認為“婦女只有走出家庭，走向社會，取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而要做到這一點的先決條件是改革社會，擺脫束縛婦女的枷鎖”。在21世紀的今天，泰戈爾在文學作品中表達的婦女解放思想仍然有現實意義。正因如此，泰戈爾戲劇《昌達爾姑娘歌舞劇》自20世紀30年代首演以來，便在世界各地長演不衰，直至今日。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5年第5期“作品及作家研究”專欄

周利群，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印文化交流史與梵語文獻。近期發表的論文有《“舍頭諫”到“虎耳”：漢譯佛經天文中的異化與歸化》（載《世界宗教文化》2024年第5期）。本文為北京社科基金青年學術帶頭人項目“北京梵字文物釋證研究”（24DTR07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