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時節的山城，剛剛下過幾場雨，10月的天氣里開始有了初冬的溫度。

我們乘坐的汽車，自剛剛投入使用不久的南川北站出發，沿高速公路往南川腹地駛去，沿途秋風照面，自窗外涌入眼簾，金佛山的輪廓在云霧中時隱時現。車窗外，不時有成片的方竹林掠過，疊疊丘陵蔥蔥郁郁，山間公路蜿蜒如帶，耳機里的歌曲適時響起：“我一路看過千山和萬水，我的腳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曬或是風吹，我都無所謂……”這分外應景的歌詞，仿佛讓我們以足跡，致敬了60多年前那些進入深山的建設者們。

南平鎮的向家溝、水江鎮的魏家灣、金佛山下的天星溝……幾個藏在群山深處里的地名，在重慶南川靜靜地等待著我們的到來。時光倒回半個世紀前，這些地名背后，正串聯著一段波瀾壯闊的三線建設往事。那些灰磚建筑、斑駁標語、銹蝕機床，不僅是工業遺址的遺存，更是一代人用青春澆筑的精神豐碑。它們隱匿群山草木間，融入鳥語蟲鳴聲，若有人從這里走過，卻依然能夠在視聽嗅觸中，感知到陣陣歷史的回音。

它的名字叫作紅

由南平鎮往嶺壩鄉方向走，穿過幾片收割不久的稻田，在一個拐彎處，窺見紅山鑄造廠大門，往里走，名為向家溝的山谷便徐徐展現在眼前。我們去的這個季節，山坡上的映山紅開得正艷。60多年前，勘測人員正是因這漫山紅花，詩意地給這里的工廠取了個名字：“紅山鑄造廠”。如今，曾占地22.2萬平方米的廠區里，大部分建筑已經拆遷和破敗，只剩一間百余平方米的石砌車間還保持著當年的筋骨和風貌。三角鋼架搭建的房梁仍牢靠堅固，卻撐不住瓦與墻的灰舊滄桑，屋內臨時堆著一些從其他廠房拆下來的磚塊，像一座座低矮的戰壕堡壘——這一點和墻上“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標語很搭，字跡雖有些暗淡，卻依然閃透著當年的激昂。

1966年，紅山鑄造廠在這片彼時荒蕪的山谷上破土動工，只用4年時間就完成了廠區的建筑工程。1970年7月1日，紅山鑄造廠正式投產。“那時候進廠跟參軍一樣光榮！”曾在熔模精密鑄造車間工作的老工人回憶，1971年剛進廠時，車間設備都是新的，但條件異常艱苦，“廠房墻縫還沒抹平，冬天冷風直往里灌，我們就裹著棉大衣干活。”1970年底，第一批59式高射炮部件順利產出，整個廠區都沸騰了。

后來，59式高射炮成為前線主力防空武器，需求量激增。紅山廠啟動三班倒制度，生產線24小時不停歇。工人們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飯就在車間吃，累了就趴在工作臺上打個盹。為應對激增的訂單，工廠增設炮彈裝填車間，不僅職工全員上陣，家屬和當地村民都加入進來。當時只有十幾歲的王壽明，就是在這段時間成為了紅山廠的臨時工，他之前本是當地的村民，平常負責為紅山廠提供蔬菜。“向家溝幾十戶村民，能勞動的都會選擇到廠里謀一份工，婦女清洗零件、包裝產品，男人搬運物料、裝卸貨物，總能找到活兒干……”那段時間，廠區到處是忙碌身影，孩子們放學后也會來車間幫忙。

20世紀80年代，紅山廠開始嘗試轉型，生產摩托車壓鑄件等民品。1997年，工廠整體搬遷至重慶巴南區魚洞鎮，2002年并入大江工業公司。“搬遷那天，很多人都哭了……”一位老職工說。他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人，為了同一個理想和信念留在此地，大家把青春和成長都留在了這里，這里不僅有他們的工廠，更有他們的家和回憶。如今，老廠區不到20%的廠房被當地化工廠使用，熔爐早已冷卻，爐膛里的黑色爐渣，仍在訴說當年的爐火熊熊。雖然紅山廠已經不在，但70余歲的王壽明卻仍在附近的村中居住。他依然保持著當年的習慣，每天騎著自行車在周邊走走看看，每逢趕場天，他都要沿著村道緩緩穿越紅山廠，這是他去往鎮上的必經之路。

廠區外的公路是當年為建廠專門修建的，如今依然有車通行，只是當年運輸設備和產品的卡車，換成了往返城鄉的客運班車。站在舊廠區前的院壩上，王壽明為我們唱了一首《五湖四海》：“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歌聲嘹亮，連同著一個三線建設者激揚的青春，久久地回蕩在這片名叫向家溝山谷之中。

遷徙留存皆史詩

從南平鎮開車往東北方向行駛十幾公里，在水江鎮北側的開闊地帶，一片整齊的五層單元樓矗立在我們眼前，上世紀的建筑風格格外顯眼，這里是寧江機械廠的舊址。與紅山廠的破敗不同，這里相對較好地被留存和利用：原生產區改建為南川監獄，生活區成了工作人員和居民住所，20棟住宅樓雖經粉刷，仍保留著當年風貌。

寧江機械廠由沈陽兩個國營廠共同籌建，這里的“寧”指代遼寧省，“江”則取自于水江鎮。選址定在原水江鋼廠和氧化鋁廠舊址，完全符合“靠山、分散、隱蔽”的三線原則。

1965年開工建設時，眾多精兵強將奔赴南川腹地，從總工程師到車間骨干，配齊了全套人馬，甚至帶來了蘇聯進口六軸自動機、日式六角車床等關鍵設備。說起當年由“東北下西南”的故事，周鳳舞至今記得那段遷徙歷程：“從沈陽坐硬座火車到重慶，再兜兜轉轉六七個小時的長途汽車才能到廠區，三四千公里……”當時的廠區就是荒郊野嶺，他們發揚和響應彼時的“大慶精神”，用“干打壘”技術建宿舍，那個年代的工人抱著堅定的信仰，思想和行動都充滿了干勁兒：“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沒人叫苦抱怨。”

1971年，寧江機械廠正式投產，核心產品是炮彈引信，這個部件相當于是武器裝備的“心臟”，精密性能強，技術要求高。據老職工回憶，“引信里的彈簧細得像頭發絲，安裝時稍用力就會弄斷，所以雖然是個流水線的工種活兒，但也很吃巧勁兒……”工人們進廠的第一件事，便是練習基本功，當時條件有限，全靠手工操作保證精度，時間一長，手指都能磨出厚繭。有技術能手回憶道，要是一分鐘能裝8個彈簧且全部合格，便有望成為全廠勞模。

1972至1979年間，寧江廠交付多型號武器零件，還承擔了援助友好國家的技術和產品項目。20世紀80年代，寧江廠轉向民品開發，先是生產峨眉牌照相機，1989年成功研制汽車減振器，達到日本同類產品水平。1999年，寧江廠被列入國家三線調整遷建計劃，工廠搬遷至成都龍泉驛區。

廠在家在，廠搬家搬。寧江廠搬遷后，大部分職工都隨著廠遷移，但和紅山廠一樣，也總有一些老職工因緣際會，選擇把家繼續留在這里。提及原因，他們大多都是一語帶過：“在這里生活30多年，習慣了。”如今的水江鎮，也早已不是當年的那個偏僻小鎮，街道寬敞商鋪林立，80萬噸產能的氧化鋁廠拔地而起，工業發展早已日新月異。但對于寧江廠的老職工而言，“那時候大家心都往一處想，勁都往一處使的氛圍，很讓人懷念。”好在雖然工廠搬走了，但很多老同事之間依然還保持著聯系，有往來比較密切的，每年都會抽空聚一次，聊聊過去的青春歲月，說說現在的生活變化。

站在當年的職工宿舍樓下，看著來來往往的居民，作為一個外地人的我，在某個瞬間也讀懂了工人們眼神里的懷念。車間外的空地上，長滿了雜草，墻上寫著標語“團結奮斗，振興中華”，字樣被雨水和歲月沖刷得有些模糊，但依然抵不住發自內心的主動吶喊，依然能感受到那個年代飛揚澎湃的激情與理想。

遺址的文旅蝶變

天星小鎮坐落在金佛山西麓，這里不僅有青山環抱，更有溪水潺潺。沿溪河漫步，街邊是一片融合復古與現代風格的建筑群，而對岸，5棟三層紅磚樓格外醒目——這里曾是原天興儀表廠的職工宿舍，如今變身“三線酒店”，成為了南川區傳承三線文化的鮮活載體和時光名片。

天興儀表廠籌建于1966年5月，曾用名國營東方紅機械廠。選址在溝長3.6公里的天星溝，兩面山崖夾陡峭，石鐘溪水穿溝過。當年，建設者不畏艱險劈山造地，在1967年至1970年間完成廠區建設，涵蓋生產區、辦公區、生活區，最高可容納8000人集體工作生活。

“那時候要保障幾千人的吃穿用，糧食都要用汽車隊從重慶拉來。”劉常瓊是四川瀘州人，1971年，8歲的她隨父母支援三線建設遷入重慶大山深處，便是在南川天星溝天興廠，這一待就是28年。每次來到這里，她都覺得像是在回家。

長大后，劉常瓊也和父母一樣，成為了支援三線建設的一員，也是天興廠的職工。后來，針對人生中的這段經歷，她以筆名曉露出版了一部長篇紀實作品《遠去的天星溝——我的三線人生》。據她回憶，工廠核心生產區在“猴家溝”等隱蔽地帶，“72洞”車間由軍人嚴密守衛。“我們生產的保密產品，學習保密條例，就是進廠必修的第一課。”劉常瓊說，即便家人都同在一個廠當職工，但那時候彼此之間也不談論具體的生產任務，對外的信件往來也要經過嚴格檢查。當時三線建設職工中流行著這樣一句老話：“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雖然是笑談，但也側面反映出真實的一面，“雖然在大山里，條件是艱苦了些，但大家都知道自己肩負的厚重使命”。

生活區則沿溝中部展開，40棟宿舍樓分四大片區，兩座電影院、露天游泳池、百貨商店齊全。劉常瓊至今記得，露天電影院每周放兩次《紅色娘子軍》，“提前搬小板凳占位置，帶點瓜子花生邊看邊聊”。子弟學校的教師多是職工家屬，“數學老師以前是車間技術員，講課特別嚴謹。”最讓職工感動的是，廠領導多方協調，甚至不惜開出高工資，也要把重慶城里的醫生請到山里來坐診。“沒想到吧，那時候南川醫術最好的醫生，幾乎都在三線建設的廠區醫院，只要能在廠區看上專家號，病人心里就會覺得‘這回穩了’……”

1975年，天興廠進入單一軍品生產時期，引進了多國高精設備，成為國防建設的重要力量，20世紀80年代轉向軍民結合生產后，又相繼開發出電風扇、公安產品、汽車制動器等民品，其中車用儀表與摩托車儀表逐漸成為核心產品。“我們把軍工生產的精度要求用到民品生產上，產品質量非常好，很受市場歡迎。”說到這里，劉常瓊忍不住地自豪，當時廠里生產的電風扇，不僅在國內暢銷，還出口到東南亞地區。

1996年，天興廠開始了搬遷，2000年全部遷至成都龍泉驛區。此后300多棟建筑長期廢棄，只剩一座煙囪矗立山間。2009年，沉寂10年的天星溝迎來了命運的轉折點：重慶決定利用三線遺產，建設成博物館和遺址公園，天星溝背靠得天獨厚的旅游資源，迎來煥然新生。如今的三線酒店保留了原有建筑風貌，上世紀的音像店、理發店等懷舊特色場景也一應俱全，“為人民服務”搪瓷盆、“三轉一響”等老物件仿佛帶人穿越了時光，露天電影院也恢復了放映功能，經常播放老電影，引來周邊居民和游客觀看。

……

如今，當我站在金佛山的觀景臺上俯瞰南川大地，幾座遺址宛如珍珠串聯起三線建設的歷史長卷。過往數十年間，三線建設者們用行動詮釋了“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的精神內核。“王壽明們”立足本土，在廠區旁扎根，守著初心不忘本；“周鳳舞們”告別東北家鄉，千磨萬難進深山，在“干打壘”里安家；“劉常瓊們”生于三線建設家庭，成為三線建設職工親歷者，最終又成了三線建設的記錄者和指路人。他們的足跡和履歷，早已刻進了南川的大地，連同那些遠去的三線建設歲月，但時間沒有忘記——紅山廠的老辦公樓成了村史館，水江鎮的公路是當年建的，天星溝的水渠仍在灌溉周邊。這些工業遺址以不同方式延續和留存：天星小鎮通過文旅融合讓三線文化活了起來，寧江舊址持續發揮因地制宜的實用價值，紅山廠的老車間被列入保護名錄……

離開那天，告別最后一個采訪者，從最后一個遺址中走出來時，一直陰雨的天空突然放晴，陽光突然從云朵里鉆出，暖暖的輝光給遠處的金佛山鍍上一層亮燦燦的底色。這一刻，秋天回歸大地，歲月溫柔的一面突然有了具象顯現。這讓我想到了電影《我和我的祖國》里，張譯飾演的原子彈研發專家與任素汐飾演的戀人，他們之間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他們在國家利益與個人情感之間的艱難抉擇，在某種程度上和三線建設有著同樣的背景和結構：我們并非生在一個和平的時代，只是生在一個和平的國家。而和平，從來不是偶然，發展更離不開堅守。

戴上耳機，走在返程路上，耳機里的歌響起：“如明日便要遠離，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憶記，當世事再沒完美，可遠在歲月如歌中找你……”

在熟悉的《歲月如歌》里，我哼著歌，在心里輕輕地和南川說了聲再見，而背后的群山，似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