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澤民，翻譯家、作家

中華讀書報：因為多年來為匈牙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做出的卓越貢獻和在匈中兩國文化交流方面所扮演的“無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您曾于2017年獲頒匈牙利文化貢獻獎。授獎詞評價：“他一個人相當于一座機構(gòu)，匈牙利當代文學通過他得以在中國占有一席之地。”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做翻譯的？選擇小語種有何機緣？

余澤民：說起與匈牙利語的緣分，真的可以寫一本書，但往短了講又很簡單，只因為年輕。1991年秋天我乘橫穿西伯利亞的國際列車去了匈牙利，只因為他們對華免簽，我26歲，而且屬于“80年代的新一輩”，充滿理想主義，想看看世界。所以，我與匈牙利語的相遇完全是命運的安排，如果當時對華免簽的是索馬里，我也會去的。至于從什么時候開始做文學翻譯，我倒能說出確切時間，從1999年開始。在我1998年陪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沿著李白的足跡走了一個多月之后，我出于對這位作家老友的好奇，開始抱著字典讀他的小說集《仁慈的關(guān)系》，并硬著頭皮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翻譯了他的一個短篇。

1993年4月余澤民與拉斯洛初遇

1998年5月余澤民和拉斯洛在三峽游輪上

中華讀書報：是哪個短篇？拉斯洛獲得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您陸續(xù)翻譯了他很多作品，能談?wù)勀壑械睦孤鍐幔?/span>

余澤民：我說的那個短篇是《茹茲的陷阱》，那是我的處女譯，可能說出來你都不信，那是我第一次讀匈語小說，我翻譯它的目的很簡單，一是想了解拉斯洛的作品，二是以這種笨方法自學匈語。沒想到翻譯完這篇小說后我不僅被拉斯洛的文字震撼了，而且迷上了匈語閱讀，一發(fā)不可收拾。三年里翻譯了十幾位作家的約三十個短篇，冥冥中受到文學的召喚，為后來走上翻譯之路打下了根基。2002年，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憑著國內(nèi)打下的母語基礎(chǔ)和那幾年自修的匈語能力，與作家出版社合作翻譯了《命運無常》《英國旗》《船夫日記》《另一個人》四部作品，從而得到國內(nèi)圖書圈認可。2006年，上海《小說界》主編魏心宏委托我主持一個“外國新小說家”欄目，2006年第一期我登的就是《茹茲的陷阱》，并寫了一篇評論和一篇題為《拉斯洛的中國情結(jié)》的作者介紹，那是拉斯洛第一次與中國讀者見面。不久后我在這個欄目里還翻譯過他的另一篇散文《奔跑如斯》，2015年他榮獲了國際布克獎，我終于為譯林出版社翻譯了他的代表作《撒旦探戈》，為浙江文藝社翻譯了《反抗的憂郁》《仁慈的關(guān)系》，那篇《茹茲的陷阱》就收在其中。

從文學上講，蘇珊·桑塔格對他的定義最準確：“最富哲學性的小說家”和“可以和果戈里、梅爾維斯相提并論的啟示錄作家”。至于我眼中的拉斯洛，紳士，智睿，談吐優(yōu)雅，很有魅力，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誰，很會利用現(xiàn)代媒體經(jīng)營自身的形象，既與社會生活保持距離，又以自身的方式保持批評態(tài)度。生活中，無論誰第一次見他，肯定被他迷住。

一起變老（2024年4月在拉斯洛家）

中華讀書報：出版于1985年的《撒旦探戈》是拉斯洛的長篇小說處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同時也被視為考驗讀者閱讀能力和難以翻譯的挑戰(zhàn)之作。您在翻譯這部作品時，如何解決長句的翻譯難題？

余澤民：幸好我是在匈牙利生活了25年后才著手翻譯《撒旦探戈》，那之前我已經(jīng)翻譯了十幾部匈牙利作品，從語言上已經(jīng)難不住我，更何況我認識作者那么多年，我熟悉他說話語調(diào)、語速、節(jié)奏和情態(tài)，這些對我的翻譯工作都有很大幫助，當然即便這樣，翻譯起來還是要花很大的精力和時間。他的長句分兩種，一種像拆散的俄羅斯套娃，需要精心地裝回到一起，將這種句子翻譯中文最難也最復雜；還有一種像一列火車，一口氣能掛幾十節(jié)車廂，這樣的長句相對容易翻，句子里多次更換主語，只是作者想要保持講述的連貫性而不加句號而已，直到描述完一個場景后才加句號。

中華讀書報：東歐作家的特點是以自己文字的難譯性、甚至是不可譯性為榮。這對翻譯家來說是個難題。您也寫小說，自己追求什么樣的語言風格？

余澤民：“追求作品的不可譯性”，這句話是艾斯特哈茲在一次翻譯論壇上講的，我寫在了一篇文章里。他說這話的意思，并不是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翻譯，而是強調(diào)自己寫作時并不會考慮作品的傳播，不會遷就讀者的閱讀舒適區(qū)。我作為一位已經(jīng)上路了的文學翻譯，喜歡這種有風格、有難度、哪怕翻譯是一種“自虐”的作品，就像孩子玩游戲，喜歡越玩越有難度，而不是越玩越容易。至于我自己寫作，盡量保持有自己語言風格的敘述，比如說，我寫作時經(jīng)常用匈語思考，尤其寫發(fā)生在匈牙利的場景，然后用中文寫出來，導致自己的文字有“翻譯感”，甚至“翻譯腔”，我覺得挺好，這對我來說是自然形成的，并非造作，這是我的特點。我較少閱讀國內(nèi)作家作品，也盡量不受他們的影響。當然，我自己不追求“不可譯性”，但也不追求“容易譯”，我的長篇小說《紙魚缸》被漢學家理查德翻譯成匈文的過程，也是我倆一起“再創(chuàng)作”的過程，目的不是簡單化，而是復雜化，甚至為了“打雞血”這詞，我在匈語版里增寫了一個角色。

中華讀書報：譯介匈牙利文學的同時，您也致力于中國文學在匈牙利的傳播，幫助匈牙利漢學家將《道德經(jīng)》《易經(jīng)》和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譯介到匈牙利。能談?wù)勥@方面的工作嗎？自己是否也從中受益良多？

余澤民：幫助漢學家翻譯，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學習機會。因為我在出國之前，并沒有讀過《道德經(jīng)》和《易經(jīng)》。我是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在我們的青少年時代，學的是“柳下跖痛罵孔老二”，是“批林批孔批宋江”，現(xiàn)在說的國學在當時屬于“四舊”和“毒草”。改革開放之后，我讀得更多的是古典和外國小說。上世紀90年代，為了幫助漢學家考拉楚恩·伽博爾翻譯《道德經(jīng)》，我讓家人從北京寄來了兩個白話譯本，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學習的機會。翻譯《易經(jīng)》也是一樣，若不是為了幫助匈牙利朋友，我可能現(xiàn)在都不會讀。而且，考拉楚恩翻譯的匈語版《易經(jīng)》，書里的中文原文是我用毛筆一字一字抄錄的。如果我沒有出國，而是留在國內(nèi)，肯定不會有這樣的機會。我在匈牙利還做過一件事，就是將匈牙利暢銷書作家繆勒·彼特先生寫的《占卜書》譯成了中文，那本書是老先生對《易經(jīng)》六十四卦自己的解讀，很有意思。

中華讀書報：談?wù)勛x書吧。童年時期的生活對作家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您的童年閱讀是怎樣的？

余澤民：我這輩子最感謝的就是讀書。我雖然出生在“讀書無用論”盛行的年代，但還是有機會讀了一些書，比如表姐從三十五中圖書館“順出來”的蘇聯(lián)小說《鐵木兒和他的伙伴》《靜靜的頓河》《夏伯陽的故事》《青年近衛(wèi)軍》和反特小說《將計就計》等，還讀過凡爾納的《地心游記》、司湯達的《紅與黑》、雨果的《九三年》和莫泊桑的《俊友》，我記得很清楚，我特別喜歡“俊友”這個詞，因為這兩個字的組合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是不可思議的，“友”的前面可以加“戰(zhàn)”字，后面可以連“誼”字，唯獨讓我想不到“俊”字，“俊”與“友”連在一起，當時我的腦子是想不出來的，讓我覺得很“洋氣”。再有就是意大利女作家伏契尼寫的《牛虻》，我表姐花了一年將這本書抄在兩本“工作日記”里，我則花了一年時間抄了一本《安徒生童話》，由此學會了繁體字，當時我只有小學三年級。記得有一天晚上，表姐照例給我講了她這一天所抄的內(nèi)容，當我聽到牛虻拋棄了愛他的吉普賽女郎時，竟然用被子蒙住腦袋哭了，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為文字感動，與被拋棄的女孩產(chǎn)生了共情，盡管那只是小說里并不重要的一個情節(jié)，我記憶猶新。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世界名著陸續(xù)再版，我記得很清楚，用自己攢下的零花錢在北京王府井書店排隊買下的第一本書，就是《牛虻》。

中華讀書報：集中閱讀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能談?wù)勅松?jīng)歷中對自己影響比較大的書籍，什么書改變了您的人生嗎？

余澤民：我集中閱讀是從高中開始，那時候喜歡讀四大名著和三言二拍、《儒林外史》《東周列國志》和《封神演義》，也會讀《少年維特之煩惱》《色情間諜》《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等翻譯作品。大學我是在北醫(yī)讀的，在讀醫(yī)書的同時，我讀了大量的世界名著，最喜歡的書是《大衛(wèi)·科波菲爾》《懺悔錄》《基督山恩仇記》《巴黎圣母院》《約翰·克里斯朵夫》和《一個世紀兒的懺悔》。我記得很清楚，勞倫斯的小說出一本我就讀一本，最喜歡的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戀愛中的女人》《虹》《兒子與情人》，再有就是《第三次浪潮》和弗洛伊德的書，后者讓我喜歡上了心理學，先是引導我去了精神病院，后是學了藝術(shù)心理。

對我人生影響很大的書有很多，如果非讓我選，那么我會選兩本，都是人物傳記，一本是莫洛亞寫的《拜倫傳》，里面有一句話，我把它抄在了扉頁上，后來每當我在生活中需要做出抉擇時，耳邊都會回響起：“惟有拜倫，曾是拜倫的誘惑者，惟有拜倫，會嚴懲拜倫身上的拜倫，唯有拜倫的摧毀者，將是未來世界的拜倫。”另一本書是梵高傳《渴望生活》，1991年出國，我隨身帶去的唯一的一本文學書就是它。

中華讀書報：您有枕邊書嗎？

余澤民：沒有固定的枕邊書，不同時期看不同的書。

中華讀書報：您常常重溫讀過的書嗎？如果有，反復重讀的書有哪些?

余澤民：我看書很多，重讀的不多。《渴望生活》是我讀過次數(shù)最多的書，讀過兩遍的書有《懺悔錄》《在路上》《榿木王》和《紅樓夢》。

中華讀書報：對您來說，寫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余澤民：表達，抒發(fā)。寫作，可以讓人在虛構(gòu)的世界中幻想，可以操縱不同的生命，體驗不同的人生，可以演繹生活的其他可能。最本質(zhì)的，寫作是對自己內(nèi)心的探尋。

中華讀書報：有什么讀書方法可以分享一下？有什么樣的閱讀習慣？會記筆記嗎？

余澤民：會用鉛筆在書里寫寫劃劃，幫助記憶。

中華讀書報：您最希望自己的哪部作品被拍成電影？如果可以成為任意文學作品中的主角，您想變成誰？

余澤民：《紙魚缸》，我能夠想象，如果有好的演員和導演出手，能拍成一部很棒的片子。至于文學作品中的主角，我喜歡狄更斯筆下的大衛(wèi)·科波菲爾，他曾是我理想的榜樣。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見到誰？

余澤民：馬洛伊·山多爾。

中華讀書報：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會選哪三本？

余澤民：那就不帶書了，帶足筆和紙。其實，我還真遇到過這樣選擇的時刻，2021年3月初，德爾塔變異毒株流行時，我嚴重感染，75%白肺……就在救護車到來前，我站到書架前考慮過帶哪幾本書去醫(yī)院，但最終還是一本沒選。若在平時，我去住院肯定會帶書去的，但那次我只帶了一疊白紙和兩根筆。如果真能夠活下來的話，還是自己寫吧，我想。

中華讀書報：假設(shè)策劃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

余澤民：如果是宴會，我更想請浪漫詩人，雪萊、拜倫、濟慈、穆旦……如果非要請作家，我會請王爾德、凱魯亞克、郁達夫、紀德、凱爾泰斯，當然，還有年輕時代的馬洛伊。

（欄目主持人：宋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