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愁錯寫弄獐書”

這是蘇軾祝賀朋友生兒子的詩，卻用了一個寫錯字的典故，在祝賀別人的同時還調侃了一下自己。生兒子古代有個典雅的說法，叫作“弄璋”，出自《詩經·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但唐代的宰相李林甫卻在祝賀親戚的信中錯寫成了“弄獐”，從此這位口蜜腹劍的奸相又多了一項剌謬之處：不學無術。

其實中國的文字因字形構造問題，極易寫錯認錯，《抱樸子·遐覽》里就說“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但偏偏中國又極重視文字的準確性，認為這直接關系到一個人的修養與文化。和李林甫同時的蕭炅，也曾因誤認《曲禮》中的“伏臘”為“伏獵”，甚至遭到言官的彈劾，質疑他作為官員的能力。“錯字問題”可說中國人較為重視的問題之一了。

傳統上對認錯或寫錯字的嘲笑，尤以塾師為甚，所謂“白字先生”是也。最有名的便是一位宋代的村塾先生，因為曹聚仁先生在《中國思想史隨筆》中的“推介”而名揚天下。他把《論語》中“郁郁乎文哉”幾個字，讀成了“都都平丈我”，教給學生。所以當時的詩人曹元寵就有詩嘲戲云：“此老方捫虱，眾雛爭赴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白字先生”時常出現在一些筆記、故事中，大概是由于傳統中國的教育以“經史子集”一類的文史知識為主，人才的選拔——科舉考試也多以考較文字功夫為衡量標準。沒有考中科舉的人，往往又以在三家村中進行啟蒙教育為業謀生。作為人才選拔的淘汰者，他們的文字功夫當然是不過關的，“村學陋儒”成為“認錯字”故事的主角也理所應當。

而隨著西方的科學技術、政治經濟一類的學科進入中國，使得我們知道了除了文字功夫外，知識還有更為廣闊的含義和范圍，教書先生所教的學科門類也擴展了很多。但文字問題竟還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讀錯字的教育者，依然會被嘲笑為“白字先生”。曾見過這樣一個故事：

宣統時，蘇州創辦法政學校，以期造就專門人才，所延教員，泰半雄辨高談，睥睨一切。教員某善認別字，講義亦多誤解。某日登講席，誤言孔子為魯同冠，而同時某商校教員，則讀顓臾爲顓叟，一時傳爲笑談。或贈以聯云：“孔子為同冠，可憐法政學堂，偏要講二千年前故事；季氏伐顓叟，此等商科教習，還不如三家村里先生。（《清稗類鈔·譏諷類》）

照理商科學校的教員，自應以經濟學的水準為其教學水準的評判，但卻因錯認祖宗典籍中的“魯司寇”為“魯同冠”，“顓臾”為“顓叟”而遭到譏諷，被一棍子打死地認為他們“雄辨高談”而沒有實際的學問，“還不如三家村里先生”。可見文字的準確性，即“錯字問題”，早已成為了中國知識人共同的文化基因了。

村塾先生而外，官員也常會成為“錯字故事”的主人公，尤其是被大眾認為行事乖謬的“奸臣”，往往會用“錯字問題”來反映他的見識淺陋。前述李林甫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阻撓維新變法的晚清重臣剛毅。李伯元《南亭筆記》卷二云：

剛毅讀書不多，大庭廣座之中多說訛字，如稱虞舜為舜王，讀皋陶之陶作如字，瘐死為瘦死，聊生為耶生之類，不一而足。都中某太史編成七律以嘲之云：“帝降為王虞舜驚，皋陶掩耳怕聞名。薦賢曾舉黃天霸，遠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誰能爭瘦死，萬民可惜不耶生。功名鼎盛黃巾起，師弟師兄保大清。”

這首嘲戲詩的最后兩句是指剛毅所倚重來抵抗外國侵略者的義和團，而“遠佞思除翁叔平”自然指他對翁同龢的排擠，所謂“黃天霸”則與他另一件佚事有關，劉體智《異辭錄》卷三載：

一日，剛毅薦龍殿揚之材勇，上問如何，對曰：“若昔之黃天霸。”上知其未學，滿人本不以文重，弗之責也。既退，榮相哂曰：“公以龍殿揚喻黃天霸，公得毋以施世綸自命乎？世綸在當日，誠為喧赫，而今日伶人演劇，則以下等戲角充數。”相與一笑而罷。

他曾舉薦龍殿揚之勇猛，居然將其比之為戲文里子虛烏有的人物黃天霸，這些都表現了剛毅談吐之俗劣。不過筆者總覺錯認“瘐死”“聊生”為“瘦死”“耶生”一事有些杜撰的成分：一來剛毅雖是以優待滿人特有的翻譯科生員入仕，但也要經過一番考試，似不致如此荒唐。二來此二字對仗過于工整，太像是來自詩人想象后的踵事增華。但明眼人應該都清楚，不論是對剛毅“瘦死耶生”的嘲戲，還是對李林甫的“弄獐之誤”的揭露，所針對的都不止是他們文字功夫不佳而已。

“茶壺脫底”

更尷尬的一種認錯字的方式是不懂裝懂，以不誤為誤或不知何處為誤，導致舊誤不除，新誤反生。金根車是秦漢時期天子法駕的一種，這在《漢官儀》、《后漢書·輿服志》都有記載。到了唐代，則知之者少。宣宗時的韓昶看見史傳中的“金根車”，就不知何物，竟認為皆是“金銀車”的筆誤，統統改掉。事情傳揚出去，甚至影響到了他升職。而他是大學者韓愈的長子，所以《劉賓客嘉話錄》評價他“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更是為自己家族蒙了羞。韓昶曾做過集賢校理，他的子嗣也皆有功名，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說他“雖有金根車之譏，而昶子綰、袞皆擢第，袞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其實可算不負門楣的。但錯改“金根車”的“罪名”恐怕再也洗脫不掉了。誤改一字，竟有如此大的影響。古人說“讀天下書未遍，不可妄下雌黃”（這句話本身是告誡人們勘書改字要謹慎，雌黃是書寫時改字用的工具），實在是很有道理。

清代王汝玉《梵麓山房筆記》卷二中又記載過這么一件事：

友人述數年前有士人會試，文中用“佛時仔肩”之“佛時”二字，及《系辭》“貞觀”字，其房考不知，誤批“佛書及漢時年號不應入文”，而黜之者。場后士人領落卷閱之，因作一聯以獻云：“佛時作西土真言，宣圣搖頭彌勒笑；貞觀為東京年號，唐皇失色漢廷驚。”

清代的經義八股文，內容以緊貼四書五經為上，出現佛書或漢唐以下的文字自然不佳，所以這位考官才會批“佛書及漢時年號不應入文”。但“佛時仔肩”是《詩經·周頌》里的話，在佛教未傳入中國前，已有“佛”這個字形的字。一般認為此處即通“弼”，輔佐的意思，與佛教無涉，但這位考官竟將《詩經》里的“佛”字誤認作佛教的佛；《周易·系辭》里有“天地之道，貞觀者也”這樣的話，但他竟又只記得歷史上有皇帝年號是貞觀，還記錯了時代：將唐代的年號誤記為漢代。一般的讀書人《詩經》和《周易》還是讀過的，漢唐年號自然也滾瓜爛熟。所以這位考官的“無端糾錯”，全是“以不誤為誤”，導致的只能是顯示他自己的荒疏之甚而已。

《清稗類鈔·譏諷類》又記了這樣一個故事：

某校理化教習上課堂，發明茶壺之作用，以粉筆繪茶壺于黑板，旁注茶壺二字，乃誤書壺爲壼。學生某起言曰：“先生誤矣！壺字多一畫。”教習囁嚅曰：“筆誤，筆誤。”隨將壺字末一畫用粉刷拭之，成一（見下圖）字。合堂哄然，曰：“茶壺脫底，茶壺脫底。”

先生壼、壺不分，學生提醒后仍不知錯在何處，但又不好意思再問，只得硬著頭皮亂改，竟致誤上加誤，字不成字了。“茶壺脫底”，先生的文化水平，從此也交了底。此則雖為笑話，但也足為文字工作者或教育工作者之戒了。

“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也”

認錯、寫錯字還都只是一時一地的尷尬，錯處一旦印成書，其傳播的影響又要大很多，所以我們對“誤書”的容忍又會更小一些。雖然北齊的邢子才曾勸人不要校書，認為“誤書思之，亦是一適”，但傳統上仍認為書就是要校對精良，盡量沒有誤字。碰上誤字較多的書，多少心里都要犯些嘀咕。比如南宋出現建陽書坊刻的“麻沙本”，《清波雜志》稱為“若麻沙本之差舛，誤后學多矣”，《老學庵筆記》則記載了一則有名的笑話：考官出題“乾為金，坤亦為金”，后來發現是書寫錯了，應該是“乾為金，坤為釜”，時人嘲之為“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也”。麻沙本“劣本”的惡名，算是板上釘釘了。其實就今天來看，麻沙本自然也有好的版本，更為不少典籍的流傳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因當時部分的校對不精，形成了反向的“品牌效應”，也很難洗脫“劣本”的固有印象了，誤書之事，可不慎歟？

書中有些錯誤的出現，則在刻印之人不理解書意的誤刻，《日知錄》里就曾記錄山東人刻《金石錄》，因不理解后序中“紹興二年玄黓歲壯月朔”之“壯月”為八月之意，竟誤刻為“牡丹”，變成“紹興二年玄黓歲牡丹朔”這樣不可理解的話。這種誤改，雖則荒唐，但卻并非個別事件。

接下來想說說一樁舊事，雖則與上文說的“錯字”故事關系不大，但也屬于“誤書誤刻”一類。上海《文匯報》1962年8月29日第四版“筆會”曾登過一篇《對一本講校勘的書的校勘》，署名“老調”，文章指出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7月出版的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一書，第162頁至163頁講史籍避諱一章時，引用了陳垣《史諱舉例》的一處表格，原本應是上下兩欄一一對應的關系，表明同一人在不同史籍中因避諱而造成的不同稱呼。這張表排版竟完全錯亂，看不出上下對應的關系。似是將原稿的上下對應，理解為“旁行”（即古籍中有橫著兩行或數行排列的地方，不是豎讀，而是從右往左橫讀，一行讀完，再讀下一行）關系，又按版面重排，竟致表的意義完全不能理解。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則在1962年9月11日“筆會”的“來函照登”欄目進行了回應：

8月29日《筆會》刊載老調同志《對一本講校勘的書的校勘》一文，指出我所出版的《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第162頁移錄《史諱舉例》一表，在排印時，將原來上下二排的對照表，錯誤地分成二截的“旁行”，使讀者不能看懂。這個意見完全正確，我們在這里向老調同志致謝意。

關于此表誤排的經過情形如下：此書在我所負責編輯校讀清樣完畢。經總編輯簽字交廠印制時，負責校對竟根據自己對此表的誤解，獨自至廠擅改付型。問題發現后，我們立即補印了勘誤表，并寫信給作者張舜徽先生作了說明。同時在所內也已對這位校對同志好心做的壞事進行了教育。因此，我們認為這件事是不能由編輯人員負責的。特此說明如上。此致敬禮。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62年9月6日

翻閱《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檔案，發現這一“錯印事件”尚有一些細節可以補充。其實，在本書出版后不久，“老調”一文發表之前，這一表格錯誤即已被發現。1962年7月23日張舜徽先生致書編輯部：

《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校訂本已收到，發現其中在排版時造成了一個比較嚴重的錯誤，即一六二頁、一六三頁之間的那個表，本來上下文字要起對照作用的。例如……我的原稿鈔錄很清楚，不意排字時竟在兩頁交縫之際，將原來形式改變舊觀，必然會招致讀者的懷疑。請你們檢查陳氏《史諱舉例》一對，便可發現這一錯誤是比較嚴重的。目前必須寫出一個勘誤申明小箋，趁此書尚未發行時，印好夾在書中，以減少讀者誤會。此事關系很大，斷不容將錯就錯，究竟為何處理為好，請從速研究作出決定后即以示知為感。

“中華上編”在接到信后則立即作出回應，7月27日致書張舜徽先生：

7月23日來信收悉。關于《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162—163頁一表排印錯誤，我所業已發現。此是校對人員誤改所致，現正趕印勘誤表，附書發行，再版時再訂正。這次錯誤完全是我們工作不仔細而產生，今后當力求改正，謹在此向你致深切歉意，敬希諒解為盼。

可見在本書發行不久，出版社和作者都發現了這個問題，并馬上印了勘誤表附書發行。也許當時有部分書已經發行，未及附勘誤表，所以導致那位“老調”先生在閱讀時產生了疑惑和障礙。

1962年中華上編版《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162-163頁

對應的勘誤表

“中華上編”回應中所稱誤改的校對人員，則是指時任校對科副科長的王燕棠，在老調文登出后，他又寫過一個內部的情況說明：

今天《文匯報》有《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的批評，查此書由我擔任通讀，當時對此表并未讀過，認為已校過多次，一般的讀不易發現問題，為求急于出書，便未細讀，否則四十四人同姓不同名的上下相對，當不難理解，卻只看到此表上排多有“宋書”，下排多有“南史”字樣，也當作旁行。蓋因此書38頁的表，提到旁行與直行的錯誤，又有152頁的表，作者也誤作直行，（其他類似的更多）便突然加以校改，卻把上文“彼此二書，同敘一人”的一段話疏忽了，實為主因。

可見出版社在給作者與登報的情況說明中所說屬實。而犯此錯誤倒不是在校對時完全疏忽地不動腦筋：因本書曾提到過后世通行本《后漢書》，將古本《后漢書》的旁行排法理解為一上一下直行讀，導致“云臺二十八將”順序完全錯亂。本書其他的表格，作者又多犯“誤作直行”的毛病，在校對時已經一一校改了，于是此處有些想當然地認為也是“誤作直行”，沒顧上表上下一一對照的用意，就改為旁行。這一錯誤事件倒可反映當時“中華上編”的校對工作，并非機械地做將作者原稿和校樣核對，其實也是要對其中的內容進行審讀和修改加工的。

《文匯報·筆會》在文章刊發前，也先曾信寄到出版社通報情況，接信后，出版社自然也十分重視，8月28日回信：

承轉來老調仝（同）志《對一本講校勘的書的校勘》清樣，洽悉。《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162頁至163頁排印錯誤，老調同志所提意見是對的，我們亦已發現，并印發了勘誤表更正，現隨函附上一份，請察收。此次錯誤是發生在校對同志的誤改格式。我們希望此文在發表時，給我們協助，附加一個編者按語，按語文字代擬，另紙抄上，請考慮。

原來中華上編希望在文章登出時就附編者按語，如此可顯示出版社已經及時發現問題，而并非老調文章刊出后才補救的。但這封信《筆會》編輯似未及時看到。文章于8月29日刊發，而“編者按語”卻未登出。為此，出版社再次致信《文匯報》：

關于趙萬里與老調兩仝（同）志的文章，日前承你報寄下校樣，征詢意見，至感！但兩篇文章都在我們復信送達以前，即已刊出，以致我們有些意見，你們來不及考慮。為趙萬里文中有些地方曾經北京文化部負責仝（同）志通知更改，現亦不及照改。老調一文排法有些地方也不很正確，同時，我們對書中出錯的問題，本想附一說明，現你們未能同時刊出。承代擬《來信》稿，我們覺得過于簡單，不能說明問題，似不適用，我們擬另草一信，不日寄奉，請審閱后刊登。以后遇有類此事，仍懇切盼望互相密切聯系商量處理為感！

所謂趙萬里文章，是指同日《文匯報》三版所登《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乃趙萬里為中華上編影印《龍舒本王文公文集》所作跋語，其中有幾句話和最終出版物上的不同，想必就是信中所說“北京文化部負責同志通知更改”之處，又是另一事，此不贅。

該信為呂貞白先生擬稿，副社長陳向平核稿，陳向平核稿時對信又做了較大的改動，如將抬頭“文匯報社”直接改成了“陳虞孫、陸浩兩同志”（二人時任《文匯報》總編、副總編），“請審閱后刊登”原來寫的是“請考慮”，又加上“以后遇有類此事，仍懇切盼望互相密切聯系商量處理為感”一句，都是措辭上更強硬激烈的改動。書中之誤，雖不可免，但卻是每個出版者的噩夢，更何況《文匯報》未事先溝通清楚就登糾錯文章，恐怕要使書甚至編輯部背上“麻沙本”的惡名。陳向平對《文匯報》在此事處理上的氣憤態度，也是情有可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