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疆，前前后后有很多次了。每一次來，都有不一樣的感受。這一次，接到兵團文聯的邀請，得知要來可克達拉，自己連忙答應下來。我們這種年紀的人，青春年少時沒有聽過真正的情歌，不像現在，無論什么情感狀態，哪怕是失戀了，也能用“我給你最后的愛就是不打擾”一類的歌聲為自己排憂減負。那些年，能夠為年輕人抒發情懷的只有一首來自遙遠邊地的《草原之夜》。多年之后，終于來到歌聲中的可克達拉，的確如同當年夢想的仙境一樣地存在。

一九九九年夏天，第一次來新疆也是兵團同行的盛情邀請。

那一次，用了十多天時間，跑遍兵團在南疆的各個師部和團場。行程結束，回到武漢自己便寫了一篇散文《走向胡楊》。那也是我換筆之后用電腦寫出來的第一篇文學作品。

這一次，在來新疆的路上，我將這篇散文找出來看了幾遍，其中有寫自己對新疆的第一印象：“西邊的太陽總在斜斜地照著地面上尖尖的沙山，那種陰影只是藝術界的對比度，根本與長在心里的綠蔭無關。山脈枯燥、河流枯竭、大地枯萎，西出陽關，心里一下子涌上許多悲壯。烏魯木齊機場的跑道上，九點多鐘了，天還亮亮的，通往市區的道路兩旁長著一排排白楊，空氣中彌漫著濃濃的瓜果清香，滿地都是碧玉和黃金做成的果實，偌大的城市仿佛是由它們堆積而成。”緊接著我就寫了兩句很武斷的話：“只到過天池的人，最好別說自己到過新疆。只體會到白楊俊秀地挺立于藍天的人，也別說自己到過新疆。”這也是自己與兵團人有了多一些接觸后的深刻感受。那篇散文如實記錄了自己當時采訪的情形：“在墨玉縣有個叫四十七團的地方，那是一個幾乎被沙漠完全包圍的兵團農場，由于各種因素，農場的生存條件已到了不能再惡劣的程度。農墾四十七團的前身是八路軍三五九旅七一九團，進疆時是西北野戰軍第二軍第五師的主力十五團，當年曾用十八天時間，徒步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奔襲上千公里解放和田。此后這一千多名官兵便留下來，為著每一株綠苗、每一滴淡水，也為著每一線生存的希望而同歷史抗爭。從進沙漠后，五十年過去了，許多人已長眠不醒，在地下用自己的身體肥沃沙漠。活著的人里仍有幾十位老八路至今也沒再出過沙漠。另有一些老戰士，前兩年才被專門接到烏魯木齊住了幾天。老人們看著五光十色的城市景象，激動地問這就是共產主義嗎？對比四十七團農場，這些老人反而慚愧起來，責怪自己這么多年做得太少。在他們中從沒有人后悔自己的部隊沒有留在北京，也不去比較自己與京城老八路的不同之處。他們說，有人做牡丹花，就得有人做胡楊；有人喝甘露，就得有人喝鹽堿水。兵團人有句名言：活在自己腳下的土地上，就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在那些除了兵團人再無他人的不毛之地，兵團人不僅是活著的界碑，更活出了國家的尊嚴與神圣。老百姓可以走，他們有去茂盛的草場和肥沃的土地，過幸福生活的天性。軍人也可以走，沙場點兵，未來英雄與烈士都會有歸期。唯有兵團人，既不是老百姓，也不是軍人。他們不僅不能走，還要承受將令帥令，還要安家立業。家園是要塞，邊關是庭院。兵團人放牧著每一群牛羊，都無異于共和國的千軍萬馬。兵團人耕耘著每一塊沙地，都等同于共和國的千山萬水。在和田，我認識了當地兵團農墾管理局的孫副政委，他愛人是湖北麻城人，我外婆家也在麻城。那天晚上，我舉杯向他敬酒，并要他照顧我媽媽的同鄉。這本是一句玩笑話，想讓離別的氣氛輕松些，誰知竟惹得旁邊的男人眼圈紅起來。”“在新疆的最后一天，周濤趕來送別。我們沒有談到詩。新疆這兒遍地都是詩：沙漠、鹽堿、戈壁、草原、雪蓮、白楊、紅柳、葡萄等等，還有壯美的兵團城市石河子。”“被談到的當然還有胡楊。作為樹，它們是孤獨的；作為林，它們似乎更孤獨。”“死亡只是一種深刻，絕望才是最可怕的。”

對照當下，自己二十幾年前寫的這些文字，似乎就是自己最新的感受。前些時，我給湖北省一位基層作者的長篇小說寫了一篇序，名為《癡迷堅守也是一種創新》。當年曲不離口的《草原之夜》中有一句話：“想給遠方的姑娘寫封信，可惜沒有郵遞員來傳情。”在可克達拉，也許不再有熱戀中的情侶寫上幾封乃至幾十封情書，通過郵遞員來傳遞愛情。但在美麗而遼闊的西北邊地，類似“想給遠方的姑娘寫封信，可惜沒有郵遞員來傳情”的時空窘境仍舊存在，而這只是情感交流一個層面。其他諸多方面，恐怕更加難以改變。這種樣子，與東部發達地區比較起來，明顯有些滯后。但在文學創作上，恰恰是優勢所在。邊地文學創作貴就貴在不跟風向，不隨潮流，做雪山只做天山雪山，做河流只做塔里木河，做草原只做那拉提草原，做湖泊只做賽里木湖。從周濤到董立勃，到劉亮程，再到李娟，還有離開兵團和新疆去到外地的邱華棟、張者等，無不秉持邊地作家一脈相承的持重與堅守。盡管可克達拉改變了模樣，只要對這一方大地的深情與熱愛沒有改變，遙遠的邊地，同樣會是文學世界的核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