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單干戶的碩果

從1998年初春接手《世紀老人的話·施蟄存卷》并開始撰寫《施蟄存年譜初編》起，沈建中先生在施蟄存生平和史料研究領域已經遨游了27年。這一期間，他在2013年9月出版奠基性的成果《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以下均稱《事錄》），有125萬字，已蔚為大觀。12年后，他推出177萬字的《事錄》增訂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1月版），并另有50萬字的《施蟄存年譜》（浙江大學出版社2025年1月版），這一系列的年譜、事錄，加上他編輯、整理的《北山談藝錄》《云間語小錄》《唐碑百選》《施蟄存日記：閑寂日記、昭蘇日記》等多種施先生著作，撰寫的《遺留韻事：施蟄存游蹤》《北山樓金石遺跡》等專著，沈建中已經構建了一個非常完整的施蟄存研究體系。其中的集大成、最有代表性的，無疑是這部《事錄》（增訂本），它幾乎是無所不包的施蟄存史料大全。

對于《事錄》最硬通的指標就是資料的搜集和占有量，在堅持“事錄有據，錄有所源”的原則下，本書從施先生的“自述”，到他人的“記述、回憶”、交游中的書信，摘引報刊等文獻，窮搜盡羅，最大程度地實現史料新舊的匯聚。我特別注意到，增訂本中對于很多近年來在拍賣領域流通中的史料，尤其是私人書信的采集，充分顯示了作者的學術敏銳性和資料占用無死角的雄心。史料的采擷和使用，并非是簡單的信息抓取，這其中滲透著作者的學術眼光、意識、規劃和判斷，尤其是史料間的融通和辨證，更是顯示了一個學者的功夫和分寸。作者最大限度地發揮了“編年事錄”的特長，將年譜與傳記二者結合起來，形成了這部厚重卻又可讀性極強的學術成果。

然而，對今天頗為講究出身的學界來說，沈建中本業是金融，他做施蟄存研究，既沒有什么國家項目做靠山，又沒有助手和學生跑前跑后，而且相當多的研究只能是在節假日、業余時間做，他是一位道地的“業余”學者或者說是學術單干戶。他說：“我樂此不疲地頻繁出入圖書館，查閱各個歷史時期的舊報舊刊以及相關文獻史料，把見到散落的點點滴滴串連成線，摭拾成文，有時甚至似‘偵探’一般考索。”（《初版本代跋：關于這部書》，第1541頁，以下頁碼均指《事錄》增訂本）在一個依靠“數據庫”檢索的時代，作者的做學問手段未免有些手工化，然而，這種對學術充分的興趣和樂趣，正是畢達哥拉斯和蘇格拉底所提出的“愛智慧”精神傳統的體現，相對于“職業”學者，這也是業余精神的純粹和更值得自豪之處，與作者描述的施蟄存先生“四扇窗”的學問門徑有諸多暗合之處。

“這時施先生正坐在馬桶上伏案寫東西”

對于中國20世紀文學史和學術史而言，施蟄存先生都是一個有個性、有故事的獨特存在，《事錄》豐富的細節和引證資料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對施先生這個人和他生活狀態的描述，這些常常不見于作者本人的文字，是第三只眼睛觀察的結果，卻為我們勾勒了立體、鮮活的施蟄存。

1940年1月5日條載，應香港《大風》編者之約，參加“我生平最愛好的和最討厭的事物”特輯征稿，并發表在此刊第59期：

一、愛吃五事：1.雞翅膀；2.糖炒栗子；3.甲魚；4.紅茶；5.杭州頤香齋條頭糕。二、愛看五事：1.晚間獨立橋上看河房中人家；2.斷線紙鳶在空中飄蕩；3.夕陽；4.月下白荷花；5.書。三、可憎六事：1.理發鋪中的胡琴聲；2.茶坊討小賬時眉眼；3.丑女作媚態；4.留學生講外洋風物；5.下棋或打牌后呶呶講說不已；6.口臭人挨近說話。四、懶得五事：1.理發沐浴；2.整治書案；3.睡醒小便；4.回拜生客；5.食棗去皮、擘橙去絡。五、不敢四事：1.吃河豚；2.問女子年幾；3.受和尚款待茶點；4.陪太太上街買物。（第459—460頁）

這是玩真心話大冒險嗎？不過，施先生個性躍然紙上。《事錄》又引錢谷融先生轉述徐震堮先生的話說“施蟄存完全是一個飄飄蕩蕩的大少爺”（錢谷融《我的祝賀》，第647頁），這個評價，與“洋場惡少”遙遙呼應，不知道會不會給人以錯覺，認為施先生是家有百間屋、腰纏萬貫的紈绔子弟？時下的年輕人短視頻看多了，是容易這么想象前輩的。《事錄》不容演繹，筆筆“舊賬”皆在。剝去對前輩生活的想象，不難看到，他們的風流瀟灑，與所謂的優裕的生活未必是對應的。即以施先生為例，他一面賣書買雞蛋，也一面再買碑版，而什么時候都閱讀不止，筆耕不輟，并非日日過著大少爺的日子，也不是生活不好就捶胸頓足，只不過他更注重精神至上，面對生活和苦難的態度與我們平常不同而已。

生活之困窘，在《事錄》中隨處可見：施先生被打入另冊后，“那時他只領取百余元生活費，老夫人持家素無收入，他只能抽八分錢一包的‘生產牌’劣煙，每天上下班來回原須坐四站公共汽車，也常改為‘安步當車’……”（徐中玉《回憶蟄存先生》，第712頁）文人賣書，如秦瓊賣馬，施先生嘗自述：“工資降級，稿費收入也斷絕了。嗷嗷待哺的人口多，我把這兩部《金瓶梅》（1947年購買的一部北京圖書館影印線裝本、一部康熙版張竹坡評本）賣了200元人民幣。”（《雜談〈金瓶梅〉》，第718頁）又說：“為了要買8角錢一只的雞蛋，我把儒、釋、道的書都賣掉了，當然也包括《景德傳燈錄》在內。”（《禪學》）“我本來有殿版原本《全唐詩》，1961年賣了258元，換雞蛋吃了。”（致林玫儀函，1993年9月7日）

施先生后來“暴得大名”，“北山樓”傳遍大江南北，他后半生大多著述完成于此，那么他的住處究竟是一處怎樣的詩情畫意所在？“施先生接待我的房間是名副其實的斗室，朝北的（大概就是現在名聞學界的‘北山樓’吧），我與他面對面坐下，真的是‘促膝’了，他與我鄭重其事地談論如何去尋找戴望舒先生留在內地的遺物。”（姚桐椿《譚正璧先生借書給我——兼憶趙景深、施蟄存先生》，第778頁）斗室談戴望舒，夠有詩意的。還有人親見：“這時他已經不住在我很熟悉的朝南的那間大屋子里了，而是住在朝北的一間幾平方的小屋子里。屋子的左邊是一張單人木床，床前是一張舊木方桌，桌子的另一邊就是抽水馬桶。這時施先生正坐在馬桶上伏案寫東西。我進了門，施先生招呼我坐在床上。”（馬興榮《沒齒難忘五十年間二三事》，第867頁）

1987年6月2日，施先生在《為改善居住條件，要求落實政策，情況說明》中說：“我租住愚園路1018號公房，已50多年，向來一家獨住。”“因病廢，不便出門行動，二樓前間雖已收回，但因孫女、孫男結婚，房屋仍不夠用，我夫婦二人，飲食、起居、工作、會客，均擠在一室之內，尤其是每當有外賓來訪，愧室內凌亂無序。藏書數千冊，至今裝箱封存在煤間及閣樓上，無法啟用。”（第1208頁）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也不妨礙施先生跟我們娓娓講述“唐詩百話”，徐徐欣賞“唐碑百選”，逢年過節還會選個小畫、好的詞句自印一枚賀卡送朋友，上面曾有這樣的詞句：“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

“我利用每晚燈下余閑……”

偶然也好，宿命也罷。人的境遇有時候身處其中的人是無能為力的。1964年，60歲生日的那一天，夫人“為燃華燭一雙置余臥內，燭不佳，煙焰甚濃，幸只半斤，燃四小時即盡”。先生日記：“自念入世匆匆60春秋，多在刀兵水旱政治紛亂中過卻，可謂生不逢辰矣。”（第785頁）寥寥數行，讀之令人淚下，其實所謂困厄，不僅有生活、經濟上的困頓，也有精神上的曲折。施先生曾描述他一段時間內的生活：“每天在資料室工作，絕對不和朋友或相識者來往。星期日下午，有時到朵云軒去買碑帖，買文具紙張或到古籍書店、外文書店去看看，買幾本書；或者書畫商場去買一些小名家的字畫。”（《近十年來的社會關系》，1969年，第730頁）好在有寄情之物，難得的是在這樣的境遇中仍不墜青云之志。

我看到的首先不是抱怨，而是“蟄存”，是默默地工作。“1961至1965年，是我熱衷于詞學的時期，白天，在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資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職任務之外，集中余暇，抄錄歷代詞籍的序跋題記。”“晚上在家里就讀詞，四五年間，歷代詞集，不論選本或別集，到手就讀，隨時寫了些札記。對于此道，自以為可以說是入門了。”（施蟄存《花間新集·總序》，第727頁）去參加學習和勞動時，他也不忘帶上幾本字帖。

“我利用每晚燈下余閑，譯了許多文學史上從不提到的小作品，散文詩是其中的一部分。”（《法國散文詩十篇·后記》，722頁）只有晚上，他才有自己的時間：“每天要去大學中文系資料室工作，沒有讀書寫作的時間。只有晚上二三小時是我自己的時間，我就充分利用這些時間，看一點書，寫一些零星小文字。”（施蟄存《域外詩抄第六輯法國詩抄·后記》，第731頁）

就是這樣，在那些邊角料和不可能的時間中，施先生再一次完成自我蛻變。春風吹來時，他已經是詞學、碑版研究大家。他的譯文全集也有厚厚的17卷。這是命運的重錘，還是賜予，恐怕就不能簡單論斷了。

“施蟄存有老板天才”

《事錄》曾引一篇題為“施蟄存有老板天才”的小報文章，其中提及：“他同劉吶鷗、杜衡等辦水沫書店時，凡是關于出版上營業上一切的事務，完全由他一人擔負，他像一個很有經驗的老板似的，只要是他負擔的事情，都辦得完完善善。”（《庸報》，1933年12月13日，第132頁）這個“有老板天才”，我讀他晚年給在香港古劍的書信，一步步給古劍出主意教他如何辦一個吸引人的刊物中，不難看出施先生對讀者、市場心理的準確把握。作為編輯家的施蟄存，其精彩之處還有待我們進一步發掘。可以名垂青史的《現代》就不說了，就是進入暮年，施先生的那些編輯設想，今天看來也都是很好的“選題計劃”。

1987年2月，已是83歲的他應邀寫過兩份叢書設想。一份“歐風美雨叢書”設想，書目有：1.《陶爾逸伯爵的舞會》，（法）拉第該作，戴望舒譯；2.《循環舞》，（奧）顯尼志勒作，趙伯顏譯；3.《夜開夜合》，（法）穆杭作，戴望舒等譯；4.《一罐黃金》，（愛爾蘭）斯諦芬思作，嚴文莊譯；5.《癡人之愛》，（日本）谷琦潤一郎作，孫百剛譯；6.《希臘花叢》，施蟄存編譯，譯希臘小品文學；7.《母子戀》，（奧）顯尼志勒作，施蟄存譯；8.《橫光利一集》，（日本）橫光利一作，章克標等譯；9.《超現實主義小選集》，施蟄存等譯。（第1200—1201頁）另外一份是普及本大眾讀物出版計劃，他嫌書價昂貴，主張薄利多銷，發行廉價版的書，建議以刊物形式的版本印行大眾化的各種讀物，并配上精美彩色封面及插圖。推薦書目有：《鄧肯自傳》《愛的成年》《少女日記》《女大學生日記》《福爾摩斯偵探案·甲乙丙丁集》《亞森羅頻偵探案》（分集）、《安娜·克烈斯蒂偵探案》（臺灣出了許多）、《拍案驚奇》《西湖二集》《濟公傳》《包公案》《少年維特的煩惱》《古今小說》《卡爾曼》《魯迅文選》《丁玲文選》等。（第1201—1202頁）這兩套叢書設想，前者先鋒、前衛，是現代主義叢書；后者“海派”、大眾化、市場化。記得我們最初讀到的金庸小說翻印版，不就是以16開的刊物形式印行的嗎？那真是一紙風行。看來，到1980年代，施先生要是當總編輯的話也會是大老板。

施先生晚年在編書上頗為用心，今天看來這些書都在候補經典之列了，比如他主編的《詞學》《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卷》《外國獨幕劇選》。一套包括“古今中外”作品的小叢書“百花洲文叢”（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俞平伯、沈從文、卞之琳等人的書，“為新文學史研究者提供一個資料，為現代青年供應一種溫故知新的文學讀物”（《重印〈黃金〉題記》，《施蟄存全集》第4卷第1423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版），眼光獨具，而為此，那幾年里，施先生親自出馬給俞平伯、卞之琳、丁玲、巴金等人寫信，聯系稿件，闡明意圖，從中能看出老將雄風，廉頗不老。

我一直在想，施先生何以能做到這一點？翻開1992年7月11日的《文匯讀書周報》，已經發黃的版面上卻是施先生新鮮的文字，這一年，他已經是八八米壽，還能開設“雜覽漫記”專欄。再看他寫下“漫記”的這些書目，不難理解他的策劃之頭腦和眼光：《中國現代百家千字文》《一個女人的自傳》《啟功韻語》《兩宋文學史》《魯迅·增田涉師弟答問集》《漢碑大觀》《胡蘿卜須》《心理分析派小說集》《收獲·1992-1》《唐宋詞集序跋匯編》《杜米埃畫集》《湘行集》《遐庵談藝錄》《外國百家愛情詩選》《嘉業堂藏鈔本書目》《人類的藝術》《現代名人書信手跡》《春游瑣談》《讀嶺南人詩絕句》《聯珠詩格》《棕槐室詩》《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古今中外，包羅萬象，老人視界之寬廣、胸懷之開放，由此可見一斑。

翻閱兩冊厚厚的《事錄》，大有時光倒流感，閱讀施先生的人生，也如同檢閱自己的生命時光。2001年元旦，人類歷史進入新世紀之時，《文匯報》曾請眾多學者書寫希望和感懷，施先生寫下《我的三個愿望》：“2001年，對青年人是長了一歲，對我是少了一歲，因為我用的是倒計時法。對我自己，我不敢多有美好的展望，只有對國家，希望海峽兩岸能夠早日統一；對上海，能夠更加繁榮；對自己能夠湊足百歲。”今年施先生120歲了，重溫這字字句句，還能觸摸到他那一顆滾燙的心，飽經滄桑，也心懷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