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俄羅斯文學，總會想到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晝與夜，愛與恨，高貴與深淵，詠嘆與復調。這個“和”字，就如同晨昏線一樣清晰、確定、無法質疑。文學史喜歡這樣均衡的組合，比如李白和杜甫、拜倫和雪萊、歌德和席勒……當然，也有無法組合的人物。有些人是因為過于豐沛，比如莎士比亞；有些人則是因為過于奇特，以至于和誰放在一起都顯得有點格格不入，比如——果戈理。

果戈理的格格不入，源于他的思考方式，他的每一個毛孔都大張著迎接這個世界的所有刺激。他是一個自我斗爭著的矛盾體。在《果戈理學》這篇絕妙文章里，奧特羅申科以“果戈理和……”的句式，繪制果戈理充滿錯誤與矛盾的靈魂畫像。相比于“果戈理是……”，“果戈理和……”或許是描述果戈理最合適的句式。作為中國讀者，我能想到的第一個短語是：果戈理和魯迅。

果戈理肖像

無處不在的塵土氣息

如果，果戈理和魯迅在現實生活中相遇，可能很難做成朋友。從性格上來說，他們幾乎是對方的反面。魯迅傾向于理性判斷，果戈理總是情感噴薄；魯迅做事有計劃有條理，果戈理幾乎可以說是一團混亂，想一出是一出——一個典型的果戈理笑話是：《欽差大臣》在莫斯科演出時，各界名流匯集，演出中場時主持人邀請劇作家上臺講話，而果戈理竟然站起身來，徑直走出了劇院，坐上馬車，再也沒有回來。他們相似的點在于喜歡獨處，并對世界有著篤定的、高度直覺化和象征化的認知。他們關注的不是事物的表面現象，而是其背后隱藏的模式、本質和未來的可能性。雖然存在如此多的不同，但魯迅很可能比果戈理自己都更理解《死魂靈》的意義。

《死魂靈》是一部怎樣的書呢？1842年，《死魂靈》第一部在莫斯科出版問世后，形成了一種奇怪的現象：所有人都毫無保留地接受這部作品，包括這部書所諷刺的對象，以及他們的反對者——那些對俄羅斯現實不滿的知識精英。別林斯基盛贊果戈理揭露俄國現實、批判農奴制的勇氣。而地主、軍官還有農奴們，都被這個故事逗得哈哈大笑。《死魂靈》第一部完美發揮了果戈理的天賦：一段似乎沒有終點的漫游旅途；一個看似滑稽實則充滿計算的目標——購買死去的農奴；一個為了目標奮力前行，有時看到夢想的炫目光輝，有時又被現實絆倒的投機專家——乞乞科夫；一些以各種奇怪方式在庸俗生活里浮沉的俄國人——地主、軍官、警察局長和馬夫、農奴們……投機取巧又惹人喜愛的乞乞科夫，和他那些或蠢或笨或自以為聰明的朋友們，受到了讀者熱情的歡迎，以至于果戈理認為自己不僅是普希金的接班人，更應是但丁的接班人，自己肩負的不僅是文學的使命，更是國家的使命、宗教的使命。他希望按照道德訓誡的方向來寫第二部，像但丁創造貝雅特麗齊一樣，塑造出一些光芒四射的、良善的乃至偉大的文學形象，指引祖國人民朝著正確的道路前進。

沉浸在熱烈掌聲里的果戈理完全沒有意識到，崇高與偉大并不是自己擅長的主題，“庸俗”才是屬于他的主題。庸俗的氣息，塵土的氣息，本是無處不在的，但只有當馬車轟隆隆開過時，我們才能看到那壯觀的塵土風暴，才能感到這氣息是嗆人的、有害的。果戈理最精彩的作品，他賴以生存的諷刺與幽默，就建立在他對這種精神氣質的準確把握上。他只要在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走幾圈，在每一次的擦肩而過中，在耳邊聽到的只言片語中，就能迅速捕捉到那種漂亮制服和皮草大衣都擋不住的日常的庸俗，這是他在作品中不斷書寫的浸潤于世俗之中的可憐、猥瑣與膚淺。

作品中，果戈理最擅長的是對話和抒情，以及對細節的放大與定格，如直面觀眾的舞臺般的呈現：

“什么？請您原諒……我的耳朵不大好，我覺得，我聽到了一句非常奇特的話……”

“我要買死掉的農奴，但在最末的戶口冊上，卻還是活著的。”乞乞科夫說明道。

馬尼洛夫把煙斗掉在地板上面了，嘴張得很大，就這樣地張著嘴坐了幾分鐘。剛剛談著友誼之愉快的這兩個朋友，這時是一動不動地彼此凝視著，好像淳厚的古時候，常愛掛在鏡子兩邊的兩張像。（《死魂靈》，魯迅譯）

這種放大與定格，也是魯迅喜歡的人物呈現形式——祥林嫂“間或一輪”的眼睛，阿Q大喊“我要與你困覺”后的寂然。

《死魂靈》，【俄】尼古拉·果戈理著，魯迅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

大歡喜與大苦痛

果戈理和魯迅之間最重要的一個共同點是：他們都“死于”《死魂靈》。果戈理在生命盡頭燒掉了那份永遠寫不完的手稿，而譯者魯迅在溘然長逝時，也沒能等到最新一篇《死魂靈》譯文的問世。

1836年，果戈理從巴黎給茹科夫斯基寄出了一封信，信中寫道：“我的創作宏偉遼闊，也不會很快收尾。似乎有一個隱秘之人用威力巨大的指揮棒在我面前寫著。”《死魂靈》的創作在巴黎進展迅速，生機勃勃。隨后四年在羅馬，更是噴薄而出。彼時的果戈理不會想到，這部作品竟然在之后的十年里翻臉變成了折磨他的魔鬼。

《死魂靈》有一種可怖的魔力，一種屬于史詩的魔力，那便是它可以被一個人創造出來，卻無法被一個人完成。作者會在它的永恒面前消耗有限的生命，在不斷追逐那種近乎神性的過程中，越來越無法忍受自己的軟弱與缺憾。對于像果戈理這樣的憑借直覺與情感來創作的寫作者來說，這便是足以剝奪生命的“酷刑”。果戈理將自己寫不出《死魂靈》第二部的原因，歸咎于自己天賦的喪失、某種神力的消散，這一覺悟讓他痛不欲生。

果戈理不知道為什么文字再也不像湍流一樣從他的筆尖流淌出來，魯迅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強撐病體也想把《死魂靈》第二部的殘稿譯完。比果戈理幸運的是，魯迅與歡喜、苦痛已經周旋許久，并不將自己的生命與創作依托于“天賦”。“做《死魂靈》的工作，在作者是一個大歡喜，也是一個大苦痛。”魯迅借著譯筆，帶著他那慣常的冷峻為果戈理寫下了判詞。在尋找翻譯這句話的確切用詞的時刻，他或許早已意識到，這位與自己素未謀面、語言不通、性格迥異的俄國作家，竟然與自己有著相似的靈魂，同在大歡喜與大苦痛中掙扎浮沉。

他們都書寫人性的庸俗與卑劣。他們都向往真正的、近乎宗教性的崇高精神。他們懷抱著救世的愿望，把自己的筆化作悲憫而痛切的目光。他們夢想著一個充滿“大寫的人”的社會，卻一次次發現，眼前所見的只有到處游蕩著的乞乞科夫。令他們痛苦的事實，不僅是乞乞科夫自私自利、招搖撞騙，而是乞乞科夫的靈魂中還有充分的自尊和自信，讓他在謊言被揭穿的時候氣急敗壞，認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令他們痛苦的事實，不僅是孔乙己好吃懶做、賣弄學問，而是孔乙己永不承認自己的小偷小摸，打折了腿也要用手撐著來店里。令他們痛苦的事實是，乞乞科夫們并不是游蕩在大街上，而是游蕩在每個人的心里。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于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于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還非空虛。”（魯迅《野草·題辭》）

不就是如此嗎？在大歡喜與大苦痛之間，在生與死、明與暗、愛與憎惡之間，如熔巖一般不可自抑地奔涌，愛著腐朽的野草，又將其燒盡，直至燒掉自己最后一絲熱度。或許，就是這種無法言說的相似，將魯迅宿命般地引向了果戈理，引向了《死魂靈》。

“含淚的微笑”

果戈理的俄語散文，是出了名的難以翻譯。魯迅不懂俄語，只能借助德語和日語譯本迂回前進。作為翻譯家的魯迅，主張翻譯要以“硬譯”（直譯）為主要方法，忠實原文，“寧信而不順”。他為了補足無法閱讀俄文原本的缺陷，也下了極大的功夫，為找到一個正確的詞而殫精竭慮。而作為作家的魯迅，卻有著先于邏輯判斷的直覺——在不知不覺間，魯迅已經在《死魂靈》的譯文中注入了自己的氣息。他的直覺與果戈理是相通的。

米爾斯基在《俄國文學史》里是這樣描述果戈理的語言風格的：“注重感官效果而非聲學效果，密實飽滿，結合了崇高的詩意雄辯和荒唐的鬧劇元素，充滿真實口語的震顫和活力，從不空曠松散。”按照這個描述去看魯迅翻譯的《死魂靈》，會覺得似乎語體上太過清瘦而克制了些：

“出色的都市，體面的都市！”乞乞科夫說，“真過得適意極了；交際場中的人物都非常之懇切，非常之優秀！”

“那么，我們的市長，您以為怎樣呢？”瑪尼羅夫夫人還要問下去。

“可不是嗎？是一位非常可敬，非常可愛的紳士呵！”瑪尼羅夫夾著說。

……

主婦常常向乞乞科夫說著這樣的話：“您總是什么都沒有吃，您可真少呀！”這時，乞乞科夫就照例回答道：“多謝的很，我很飽了。愉快的談心，比好菜蔬還要有味呢！”于是大家離開了食桌。（《死魂靈》，魯迅譯）

瑪尼羅夫家的餐桌，本是家人圍坐、孩子打鬧、充滿輕浮客套話語的俄國鄉村式餐桌。但在魯迅筆下，字里行間竟有了些《在酒樓上》的索然味道。這種味道，于翻譯而言，是多余的，卻是珍貴的多余。這是魯迅在復述果戈理時的語氣。果戈理的諷刺脫胎于滑稽，是庸俗的也是熱鬧的，會有蓬勃噴發的斯拉夫式熱情。若說果戈理的故事在俄國的舞臺上熱熱鬧鬧地演著，那中國觀眾席里的魯迅則是冷冷淡淡看著的。冷淡不是因為不喜歡或不在意，而是因為他能立刻穿透那些庸俗的熱鬧，聚焦在包藏在果戈理紛繁情緒感受里的那一個核心。

普希金評價果戈理的作品是“含淚的微笑”，帶著改變祖國的熱望，將俄國社會中的黑暗一面揭露出來。別林斯基也是這樣去理解果戈理的，但果戈理對這樣的評價，一直感到惴惴不安，以至于后來與別林斯基有了那場轟動的“分手事件”。但果戈理始終也說不出，如果不是“含淚的微笑”的話，那他究竟是為了什么寫出這樣的作品，為什么能寫出這么些迷人的反面角色。魯迅是早就知道的。他在評介果戈理的文章結束處寫道：

況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淚的微笑”，倘傳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讀者的臉上，也就成為健康：這是《死魂靈》的偉大處，也正是作者的悲哀處。（魯迅《且介亭雜文·幾乎無事的悲劇》）

果戈理的悲哀之處，在于他的感受和天賦遠遠超過了他的思考能力。他其實并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人，并不想站在制高點嘲笑別人，哪怕他最擅長的就是看到一個人最真實的卑劣之處。他相信這世間有完美的人，直覺上卻寫不出一個真正的好人。他讓筆下人物大喊著“你們笑什么？笑你們自己”，臺下的觀眾也還是在不停地笑，笑到流淚，笑到咳嗽，笑到前仰后合……而后，他們就在滿足的微笑中起身離去，開始新的一天的生活。

魯迅知道《死魂靈》的偉大，也知道果戈理的悲哀。因為這也是他的偉大與悲哀。

（作者系青年作家、《北京晚報》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