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愛爾蘭酒館》中的畫面 資料圖片

在全球文化地圖上，愛爾蘭是一個獨具魅力的存在。“翡翠島”的綠色鄉(xiāng)野、悠揚的傳統(tǒng)民謠、綿密的細雨和熱鬧的酒館，共同構(gòu)成了愛爾蘭的文化印記。在眾多文化符號中，酒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愛爾蘭式”咖啡獨特風味的秘訣正是黑咖啡中所加入的濃烈威士忌，愛爾蘭人民對酒的熱愛可見一斑。

對于愛爾蘭文化身份的構(gòu)建而言，酒不僅是一種飲品，更是一種語言，一段關于歷史、身份與情感的敘事。這種關于酒的敘事被深深刻畫在愛爾蘭社會文化生活的諸多方面——在令人矚目的文學傳統(tǒng)中，作為核心意象的酒，影響徹骨且綿長；在煙火氣濃郁的社交生活里，酒館已經(jīng)超越物理空間屬性，成為愛爾蘭人的國民社區(qū)和心靈家園；在風云流轉(zhuǎn)的公共話語傳播領域，酒文化話語的變遷成為理解愛爾蘭國民價值重塑和國家標識構(gòu)建的重要線索。文學世界與現(xiàn)實空間緊密相連，百姓日常與國家形象熔于一爐，歷史傳統(tǒng)與世風時韻交相輝映，三者共同構(gòu)成了愛爾蘭酒文化敘事變遷的絢麗回響。

愛爾蘭文學中的酒與人

近現(xiàn)代以來，從斯威夫特到王爾德，從葉芝到希尼，從喬伊斯到貝克特，出自愛爾蘭的文壇巨星不勝枚舉，與其區(qū)區(qū)四五百萬的人口形成鮮明對比，也難怪英語世界普遍認為愛爾蘭盛產(chǎn)作家和詩人。在愛爾蘭文學文本中，酒是探尋文學魅力的核心密碼之一：彌漫在文字間的酒香，酒館的燈火與酒杯的碰撞，早已不只是風俗的點綴，而是與民族記憶和文學書寫交織所形成的一種共生關系。那些小說家、詩人、劇作家，都在酒的氤氳中寫下對生命的體悟。走進他們的文字，就像推開一間古老的酒館：木桌上擱著半杯未盡的啤酒，空氣里彌漫著潮濕的風與老柜臺的舊木香氣，故事在微微的暈眩中開始。

在詹姆斯·喬伊斯蜚聲文壇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中，作者以其冷峻而悲憫的筆觸，勾勒出一個在酒氣與道德之間搖擺的城市。這幅畫卷中，酒的意象作為穿梭于城市群像間的敘事線索，精準映照出都柏林人在傳統(tǒng)道德壓抑與社會陷入凝滯之時，于平凡日常中尋求慰藉、逃避乃至片刻超脫的復雜心境。而在喬伊斯現(xiàn)代主義巔峰之作《尤利西斯》中，酒的意象從集體困境轉(zhuǎn)向了現(xiàn)代個體在都市叢林中尋求到的片刻慰藉。小說的第八章，主人公布魯姆在下午一點饑腸轆轆地走進了戴維·伯恩酒館。不忠的妻子，失意的工作，紛至沓來的瑣碎麻煩，所有白晝的喧囂使他身心俱疲，但當他推開熟悉的酒館房門時，靈魂暫時覓得一處寧靜港灣。一杯勃艮第葡萄酒與一份三明治，讓他得以在不確定的世界中，重新錨定一絲確定的美好與安寧。喬伊斯將酒的物理慰藉與人物復雜的精神需求融為一體，使其成為現(xiàn)代人在疏離中尋找聯(lián)結(jié)和片刻溫暖的生動寫照。這家酒館是真實存在的，每年的“布魯姆日”（6月16日），人們都會在這里舉杯歡聚，戴維·伯恩酒館由此成為一座聯(lián)結(jié)文學與現(xiàn)實、孤獨與共情的燈塔，以見證普通人在世俗生活中尋得的尊嚴與光亮。

如果說喬伊斯用酒館的微光照亮了都柏林人的精神困境，那么二十世紀的戲劇家西恩·奧凱西，則讓以酒為核心的圖景成為映照愛爾蘭社會沖突與底層命運的棱鏡。他的戲劇作品中，酒是人們在硝煙與貧困的夾縫中尋求片刻尊嚴與慰藉的“飛地”。在《犁與星》里，1916年復活節(jié)起義的槍聲與酒館內(nèi)愛國者高舉酒杯的激昂演說形成刺耳的和鳴，酒精既點燃了虛幻的英雄主義，也暴露了革命理想與現(xiàn)實犧牲之間的殘酷斷層。在《朱諾與孔雀》中，酒則直接成為導致家庭崩潰的詛咒，男主人公在夸夸其談與酒精中逃避責任，將家庭推向苦難的深淵，杯中之物在此是困境的誘因而非解藥。奧凱西以獨特的視角，描繪了工人們在酒館中或爭論政治、或放聲歌唱、或只是沉默凝視杯底泡沫的復雜群像。他筆下的酒館絕非簡單的放縱之地，而是匯聚了希望與絕望、吶喊與沉默的社會顯影液，精準折射出時代洪流下個體的掙扎與堅忍。

在愛爾蘭詩歌傳統(tǒng)中，酒的意象并非總是直白地流淌于字面，而是經(jīng)常作為一種深邃的文化底色與精神催化劑，潛隱于詩行的節(jié)奏與氛圍之中。帕特里克·卡瓦納讓酒神駐足于都柏林的街角，將酒館構(gòu)建為一個可供靈魂探索與棲居的隱喻空間，他著名的歌謠《在拉格倫路上》就誕生于一次酒館邂逅，詩中所描繪的愛情在酒香中發(fā)酵，失落也因此變得溫柔。謝默斯·希尼筆下的酒則充滿了土地的厚重與社區(qū)的體溫，在《黑莓采摘》一詩中，美酒的轉(zhuǎn)瞬即逝，賦予該意象深刻的辯證性：它既是自然豐饒的頂峰，亦是腐敗消亡的開端。初熟的黑莓被描繪為“沉淀下來的美酒”，將夏日精華凝練于果實之中，這種“鮮美的滋味”并非單純的甘甜，而是以其醇厚與短暫性同時點燃采集者的欲望與憂思。葉芝的詩歌里關于酒的描寫并不頻繁，卻始終彌漫著那種輕微的醉意——詩與酒共享一種“超越現(xiàn)實”的節(jié)奏。他的《酒歌》讓酒回歸其本真的文化底色，它是流動的集體記憶，也是維系社群共情體驗的古老紐帶：

美酒飲于口中，

愛情收于眼底；

此乃吾輩所知之真理，

在老去并離世之前。

我將酒杯舉至唇邊，

看著你，不禁嘆息。

在愛爾蘭文學的肌理中，酒的意象，往往超越了簡單的歡愉與放縱，呈現(xiàn)出一種深邃的矛盾性。它既是慰藉的港灣，又是一種困頓的隱喻。但從本質(zhì)上看，喬伊斯筆下的孤獨，奧凱西舞臺的抗爭，葉芝與希尼的詩意，都用一杯酒講述了同一個主題——人如何在困境中仍然歌唱。這種在沉醉與清醒、社群溫暖與個體孤獨之間的永恒張力，巧妙地映照了愛爾蘭民族性格中的憂郁與堅忍，文字中流淌出最為清醒而悲憫的回響。

肖恩酒吧 資料圖片

愛爾蘭酒館的社交變奏

紀錄片《愛爾蘭酒館》由愛爾蘭電影局于2013年出品。導演亞歷克斯·費根在提及他拍這部電影的初衷時曾說，是為了“記錄一個國家的笑聲”。走進一間愛爾蘭酒館，就像翻閱一部地方志，門楣上的木刻，吧臺后泛黃的賬本，墻上半世紀前的賽艇合影——所有日常物件都在默默流淌出同一個故事的各個側(cè)面：這里曾有人哭過、笑過、合唱過，也曾有人在角落里低聲想把世界說完。

愛爾蘭酒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紀乃至更早的集市與驛站。阿斯隆的“肖恩酒吧”作為愛爾蘭歷史最悠久的酒家被認證并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口述與考古證據(jù)交織出其1000多年仍屹立不倒的傳奇歷史。而“黃銅頭酒館”則是都柏林最古老的酒館，雖然現(xiàn)有建筑確定為十八世紀所建，但有文獻記錄顯示，該址作為招待所的歷史可上溯到中世紀。這樣的“最古老”敘事不僅是旅游賣點，更是一種文化記憶的錨點。

愛爾蘭酒館的規(guī)模或許不大，卻成為社區(qū)生活的重心。在愛爾蘭大多數(shù)村落，酒館曾作為郵驛和雜貨店存在，是代收信件、商議村務的公共舞臺，既滿足了貨物流通的需求，也承擔了信息傳播與民間自治的功能。國家對酒館的管理也成為其公共身份變遷的表征。從早期沒有統(tǒng)一許可證制度，到十七世紀開始出現(xiàn)系統(tǒng)的“執(zhí)照”管理，再到隨后數(shù)世紀法律與行政規(guī)制的不斷演變，都把酒館納入公共秩序的視野。到了近代，國家與地區(qū)法院對酒類銷售的許可體系更為制度化，酒館既是私營商業(yè)，也是公共治理的對象。這些歷史與規(guī)制的變動并非冷冰冰的法條，而是直接影響到社區(qū)的日常生活與社交形式。

紀錄片導演亞歷克斯·費根走訪了愛爾蘭許多家族式酒館，鏡頭里的人物既有四代守業(yè)的掌柜，也有把酒館視作“第二個家”的常客。布倫南家族小酒館的故事便是愛爾蘭酒館文化傳承的一個縮影：祖孫三代在同一柜臺后忙碌，吧臺木紋上留下幾十年間擦拭、倒酒、簽賬的痕跡，老酒保熟練地擦拭酒杯，常客走進門便得到“歡迎回家”的招呼。一位常客對鏡頭說：“我來這兒不是單純?yōu)楹染疲菫榱吮粌A聽。”一位退休鐵路工人，每天傍晚都會來這里，點一杯黑啤，講亡妻的故事。他講得很慢，但沒人催他，酒保甚至在吧臺上輕輕敲了三下，示意全屋安靜，那杯酒便不再是痛苦的麻醉，而是集體的溫柔托舉。在克萊爾郡的麥克唐納之家，冬夜的風吹得門板微顫，屋里卻暖得像舊毛毯。火爐旁的木椅上坐著幾個村民，其中一位老漁民帶來了手風琴，旁邊的年輕人跟著哼唱。墻上掛著上一代漁民的照片，照片里的人臉被嚴霜吹得粗糙，他們的故事如今被坐在爐火旁的人輕聲復述。紀錄片鏡頭所捕捉的，都是樸實無華的細節(jié)：客人與酒保交換的地方新聞，臨時上場的吉他手，酒館外一串串曬干的漁網(wǎng)乃至墻上修補過的賽艇照片，都共同構(gòu)成一種“日常的儀式感”。酒館中那些微小而重復的動作本身就是社群記憶與認同的建構(gòu)方式。紀錄片中，許多鄉(xiāng)村老人說：“如果沒了酒館，我就只能回家看墻了。”這句玩笑話背后，是愛爾蘭人對社群的依賴。

進入二十一世紀，和許多傳統(tǒng)一樣，酒館文化也面臨著現(xiàn)實的沖擊。首先是公共衛(wèi)生法規(guī)：2004年愛爾蘭實施全面禁煙令，酒館從此不再煙霧繚繞。有人懷念過去那種“煙霧像記憶一樣厚”的夜晚，也有人覺得酒館因此更明亮、更清爽，孩子也能跟父母一起走進來。無論褒貶，這項法令確實改變了酒館的社交方式：空氣更干凈了，對話也逐漸成了真正的主角。更嚴峻的挑戰(zhàn)來自經(jīng)濟與人口變化。過去十幾年，許多鄉(xiāng)村酒館陸續(xù)關門，小地方的年輕人去城市讀書、工作，留守的人越來越少，加上運營成本上漲，不少老酒館只能關張大吉。對當?shù)乩先硕裕遣粌H是“關了門的店”，更是一個社交坐標的消失。

但愛爾蘭人并沒有輕易放棄傳統(tǒng)，許多幸存下來的酒館開始尋找新的方式繼續(xù)呼吸。有的把周末變成傳統(tǒng)音樂夜，把民間藝人請來演奏古老的舞曲；有的推出手工啤酒品鑒會，邀請釀酒師講述配方、原料與背后的故事；還有的干脆把酒館變成“文化據(jù)點”，白天的營業(yè)內(nèi)容變成了辦修船課、繪畫課、故事會。酒館的變化映照出社會的流動：從鄉(xiāng)村角落到城市街頭，從無電視的聊天到Wi-Fi覆蓋的直播，從男性聚集到家庭共享，酒館不斷重塑自己，卻始終保留那份“在場”的溫度。

公共話語中的酒文化敘事變遷

如果說文學與酒館保存了愛爾蘭的精神，那么公共傳播話語的變遷則揭示了酒文化與國家命運的緊密聯(lián)系。在愛爾蘭，人們常說“酒里藏著這片土地的脈搏”。這句聽來浪漫的話，其實暗示著一個更深刻的現(xiàn)實：酒文化在公共話語中的位置，始終隨著社會變遷而變化。從十九世紀的禁酒誓言，到二十世紀的國家品牌塑造，再到二十一世紀興起的精釀運動，酒杯里的聲音不斷更迭，也折射出這個國家及其國民如何理解和講述自身。與文學與酒館里的日常敘事不同，公共話語中的酒文化不是生活的背景，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時代的烙印。

十九世紀的第一重聲音，便是一句句寫在誓言書上的“我愿戒酒”。1838年，科克的道德家西奧博爾德·馬修發(fā)起了“大節(jié)制運動”，那時的愛爾蘭貧困加劇，家庭結(jié)構(gòu)脆弱，社會秩序搖擺，酒被視為導致混亂的誘因。馬修在社區(qū)廣場向數(shù)千人宣講，號召民眾立下“節(jié)制誓約”。短短幾年內(nèi)有無數(shù)人加入，集市和廣場上，人們排隊在誓言冊上寫下自己的名字。禁酒不只是一項道德訓誡，更是一場“自我重整”的社會運動。盡管大饑荒的到來沖散了這股力量，生活的苦難讓許多誓言無法堅持，但禁酒留下的影響卻深刻持久：它開啟了飲酒作為“國家議題”的公共討論，使酒在集體記憶中帶上了自律的色彩。

到了二十世紀，酒的公共形象經(jīng)歷了一次戲劇性的翻轉(zhuǎn)：從需要戒除的誘惑變成可以代表國家形象的符號。民族獨立的成功和工業(yè)化的到來，使愛爾蘭急需構(gòu)筑新的文化認同，而酒類品牌恰巧成為最具顯示度和國民性的表達載體。健力士酒廠自1759年在圣詹姆斯門扎根以來，逐漸成長為愛爾蘭最成功的工業(yè)符號。到了二十世紀中期，它的廣告遍布歐洲與北美：長頸鹿托著巨大的啤酒杯，海豹頂著標志性的黑啤，工人手持酒桶，形象輕松、幽默又充滿力量。這些廣告?zhèn)鬟f的信息并不只是“這是好啤酒”，而是“這是愛爾蘭人的性格”，在無形中也塑造了“喝酒是健康、勤勉與忠誠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這一公共話語。對于海外幾百萬愛爾蘭裔而言，一杯黑啤更是漂泊中的錨——在倫敦、波士頓或悉尼，只要走進一家掛著健力士招牌的酒館，家鄉(xiāng)的味道便隨之而來。酒從被懷疑的對象搖身一變，成為國家形象的一部分，讓公共敘事中的酒第一次有了自豪的光芒。

快速變化的二十一世紀又帶來了新的聲音——精釀運動，一次來自小規(guī)模釀造者和年輕消費者的價值重塑。與工業(yè)品牌的宏大敘事相比，精釀強調(diào)的是“地方”“手工”和“個體敘事”。精釀酒吧的崛起讓年輕人第一次以參與者的身份加入酒文化：他們在吧臺討論麥芽品種，試喝不同酒花的香氣，甚至在家嘗試自制啤酒。在社交媒體時代，一杯酒不只是味覺體驗，更是表達價值觀的方式——環(huán)保、可持續(xù)、本地性、小規(guī)模，都成了新一代消費者的關鍵詞。精釀運動讓酒的公共話語從“國家認同”走向“個人認同”，從講述民族故事轉(zhuǎn)向講述自己的故事，把飲酒重新變成一件與土地和社區(qū)緊密相連的生活實踐。

從禁酒誓言、國家品牌到精釀浪潮，三種敘事看似對立，實則互相嵌套——禁酒留下了“反思的能力”，品牌時代培養(yǎng)了“講述國家故事的能力”，精釀時代則喚醒了“講述在地與自身的能力”。酒杯里的泡沫在變，公共話語的氣味也在變，但愛爾蘭社會講故事的方式始終連貫：他們不斷讓酒成為觀察自我、重塑認同和凝聚社區(qū)的媒介。當夜色在都柏林河邊落下，酒館的燈照亮街角，老舊教堂的石墻上仍刻著“節(jié)制”二字，博物館里陳列著早期健力士的廣告畫，而街角小酒吧中，年輕人正舉杯慶祝他們的“第一桶”成品。

回顧愛爾蘭酒文化敘事的變遷，我們看到的是一條悠長卻溫暖的脈絡：愛爾蘭人把酒當作寫在文學里的詩句、嵌在酒館里的鄉(xiāng)愁和裹挾在公共話語風向中的馨香。酒，不再是單純的飲品，而是一種記憶的形狀、一種共同的語言，也是一種講述自我的方式。無論是作家筆下的濃霧、酒館里回響的民歌，抑或公共傳播中不斷變換的話語，都映照出一個民族在風雨中尋找自己的姿態(tài)。

（作者：喻冬，系大連外國語大學愛爾蘭研究中心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