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主要作品有《500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克思》《重讀毛澤東：從1893到1949》《龍興：五千年的長征》等。

導讀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北京城的起源與水密切相關。從金元依水定都，到康乾“西部為體，東南為用”，再到近代海疆危機，北京城的千年興衰，始終系于一條隱秘的“龍脈”——水脈。共產黨人“進京趕考”，以十三陵水庫重續治水史詩，生動詮釋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本期刊發著名學者韓毓海的新作《大雨落幽燕》，以饗讀者。

大雨落幽燕

韓毓海

治水

北京，在太行山下，渤海之濱，處于華北平原的北端，包納了“行國”“居國”和“海國”，將“居國”“海國”與“行國”的特點集于一身，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集中體現。

游牧與漁獵的北方人，跨越陰山、跨越太行，從西北方向進入北京，在這里由游牧轉向定居，在這里營建偉大的城市。

房山、門頭溝地處太行山脈，是北京西南高地，盧溝橋，位于京郊豐臺，緊鄰房山，是金代的杰作，距今已經一千余年。

完顏亮最早在北京建都。據說，完顏亮定都北京的一個重要原因，首先就在于他看上了京郊大房山的風水，《金史》說：“貞元三年，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為山陵，建行宮于麓。”風，無非是指大房山的山風，水則是指大石河的碧水，有山有水，古來房山地區即被稱為“幽燕堂奧”，完顏亮甚至認為這里很適合做祖墳，于是就將12位完顏氏祖宗的梓宮萬里迢迢從東北遷來：“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丙寅，如大房山，營山陵。”①此后，這里便以“金陵”著稱。可惜了完顏亮一世英雄卻看錯了陰宅，元以后，金陵逐漸被毀壞，“金陵”這個地方也被元改稱了房山縣。

元以來的北京城，破除了從燕到金的城市規劃，幾乎完全推倒重來，使金中都的皇城建筑和園林，基本上蕩然無存。對于我這樣有“歷史癖”的人而言，難解的問題是：為什么金在北京地區連祖墳都沒留下來，卻偏偏大寧宮瓊華島（即今天的中海、北海）和金山行宮（即今天頤和園的原址）兩處金代建筑，能歷經風雨，劫后余生呢？思來想去，最簡單的答案只能是：那里是北京周遭之水匯聚之所在，是北京城水系的源頭。

元朝對于金留在北京的兩片水是高度重視的，第一片水是北海，在元朝時稱為大寧宮“太液池”，另一片就是如今頤和園那塊水，當時叫饔山西湖（只是在乾隆年間，這里才改叫了昆明湖）。站在香山之巔用高倍望遠鏡眺望，會發現北京南北方向分別有兩個水源：西北水源（頤和園之水）入城，則成積水潭，而城南水源（蓮花池水）入城，則成北海、中海。

北京城南、西北方向上這兩處水源的開拓者，都是完顏亮。因為是水利工程，今天的北海公園、頤和園，作為金代的建筑遺存，方才被元大都的規劃者保存下來。

建立一個大城市，特別是首都，第一是考慮其戰略位置，第二，就要從內部考慮城市的供水、用水問題。而自金以降，歷朝歷代，無不從這兩個方面來考慮京師的布局。

最初養育了北京的水源，乃是房山的大石河。北京地區最早的都邑“幽都”，即稱為“聚”，“聚”之所在，即被完顏亮看中的房山，而“聚”這個詞，正是指匯水成流。直到北魏時代，房山還被稱為“圣聚”，而當時的“古圣水”，便是今天的大石河。

周召共和，把召公封到了燕，最早的燕都，正是建立在房山大石河灣的土臺子上。

1988年，北京大學的考古隊在房山區琉璃河鎮董家林村，挖出了公元前1045年的燕京遺址，琉璃河遺址是1945年發現的，其間經歷了多次考古發掘，我的同學雷興山也當過這個遺址考古隊的成員，他們的工作，把北京的建城史，提升到3000年前。

戰國時期，燕國的疆域向東北開拓，它的首都也逐漸北移，燕襄公時代，燕國已把“薊”作為自己的都城。而關于“薊”王城的大體位置，則是據北京大學侯仁之先生的考證和研究得出的。

侯先生認為，古時的薊城，就在如今的和平門至公主墳一帶，公主墳以南，以蓮花池為核心（以蓮花池為核心，乃是為了解決王城的用水問題）。北京既然一向被稱為“水甘土厚”，那北京的南城，自然也是多水的，除蓮花池外，元代還有“泡子河”和“南海子”，至今還留下了陶然亭公園那好大一片水泊。

我們時常所說的“燕京”，其實有二：第一是在今天的京郊房山縣大石河畔，曰“幽都（聚）”；第二，則在今天的北京城南蓮花池畔，叫“薊城”。現在我們所說的“燕京”，多是指后一個，即蓮花池畔的那個“薊城”。

蓮花池對于北京極其重要，自燕到金，千年以來，它就一直是北京城的南水源。無論是燕之“薊城”，還是金之“中都”，都是以蓮花池為核心建立起來的，也可以說，長期以來，北京城的中心其實就在今天的南城。

北京首先是座“水城”，是一座以水結構起來的城市。

北京的所謂“龍脈”其實也就是指它的“水脈”，而這個“水脈”則是由于金朝打了底子，在元大都時代形成，從此奠定了基本格局。

金基本上是承“薊城”舊格局，以蓮花池為核心建立都城，供水系統并不發達。而元代建立的大都，卻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首都，對于城市水源和供水系統的要求要高得多，所以，元的北京城市規劃方案，是以其城市水利系統方案為中心，其主要特點為：不局限于一點，而要連點成線，織線成網。

解決大都城的供水問題，促使忽必烈放棄金中都舊址，選擇以瓊華島周圍的太液池和海子湖區作為皇城新址、京城中心。而這可以看作是北京城建設重心從蓮花池附近的又一次北移。

當年的“太液池”，就是今天的北海，而“海子湖區”，也即今天的積水潭，而元當年放棄蓮花池選擇今天的北海一帶湖區，主要是因為金中都利用蓮花池儲水，畢竟流量有限，不能滿足擴建大都市的需要：而北海離當時的“海子”——即今天積水潭非常近，北海再加上積水潭，兩水匯合，其水量自然要比蓮花池大得多。

元大都城市規劃的繼往開來之處，主要在于兩點：第一，連點成線；根據金已經形成的北京南北兩個水源：饔山西湖（頤和園昆明湖）和蓮花池之水在城區的交匯點，來重新選擇城市中心。這構成了自元以來，北京城一直以“中南海”為核心的最根本理由。第二，連線成網；以這個南北水系的交匯點為基礎，元大都又修建了一條貫穿東西的水系，使得南北、東西兩條水系將北京結構起來。按照《周禮》的原則，自南至北謂之經，自東至西謂之緯，于是，元大都的規劃，其實就是按照貫穿北京的南北／東西這兩條水系的貫通而設計建造起來的。

北京的許多地名其實都是與水有關系的，其中著名的就是“積水潭”，它特別鮮明地提示著這座城市與水的歷史關系。積水潭，在金元時代稱為“海子”，“海子”聚北京西北之水，流入都城而匯聚于此，故名積水潭。與城南的蓮花池相對，積水潭其實是當時北京北部的天然水庫。

在歷史上，積水潭的水量曾經是極其浩大的。“海子”（積水潭）聚水成湖，那是受到來自西北郊的高梁河的灌注，而高梁河的水，則是由于金代修西郊的“金山行宮”——即后來的頤和園，引了玉泉山和饔山泊（也就是后來的昆明湖）水注入所賜。

元大都充分注意北京的水源問題，除了積極利用原有的水利設施，將北京的南北水系貫通，定皇城于南北水系的交匯點之外，還做了另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即把積水潭的水繼續往東引，經過通惠河，將隋代開拓的大運河與北京西北的水源貫通起來，這樣，不但南北之水匯聚于皇城，北京更有了一條貫通東西的活水，這條活水通過京杭大運河，更將帝國之都北京與中國的南方聯系起來。

高梁河從城西北浩浩蕩蕩流入北京城區，形成了白茫茫一片大湖區，元代更開鑿通惠河，使得船運直至積水潭，從頤和園至大運河貫串北京東西的水道，因此一時貫通，積水潭就這樣成了北京最大的漕運碼頭，更成為京杭大運河北方的終點。

直到明代，積水潭仍被稱為“都下第一勝區”，所謂“碧波千頃，草樹蔥蘢，帆檣林立，列剎相望，煙水云月，長天一色”。當時的大內太監，每日要牽御馬在此飲水洗澡，屆時龍騰馬嘶，只見一片白浪洶涌，成為當時的夏日一景，由此亦可見積水潭水面之盛大。

“中南海通著全中國”，這不是夸張之詞，這不過是元代以通惠河聯系大運河以來形成的事實。積水成潭，蛟龍生焉，貫通北京城東南西北的“水脈”由此大功告成——這個以水系和水利設施為脈絡建造城市的構思，便是女真、蒙古兩個游牧民族的杰作，而元代主持此項水利工程的人，當然就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學者郭守敬。

治河

中國的大運河有兩條，即隋煬帝完成的隋唐大運河與元代開鑿的京杭大運河。隋代運河以東都洛陽為核心，東南延伸至杭州，東北蜿蜒到北京，它是一條人字形的大運河；而元代通過開鑿通惠河以及山東境內運河——會通河，使隋代人字形運河取直，從此運河不再經過河南，更不以洛陽為核心。

運河與黃河的關系十分緊密，運河、黃河之命運，關系中國甚巨。歷史上的黃河數次改道，不但波及河北、河南、京津、山東、安徽、江蘇等要害地區，而且，元代之后的黃河之歷次改道，都對運河造成巨大影響，黃河與運河的變遷，是觀察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視點。

《尚書·禹貢》開篇講大禹治河，從古兗、青、徐三州入手，使黃河分二途入海，一匯漳河于天津靜海入海，一匯漯川在山東利津入海，漯川即徒駭河，注曰：“禹治此河，用工極眾。此河工難，眾懼不成，故人驚徒駭也”，徒駭河發源于今山東聊城莘縣，匯黃河至利津入海。其中流經山東陽谷武松打虎處的張秋鎮，水流極為湍急，為黃河下游最為險峻之處，張秋原名“漲秋水”，五代始改名“張秋”。

東漢明帝時王景治河，廢原天津故道，專用山東利津入海口，因為借助了地勢，加上以漯川清流排沙，河道比較順直，河水含沙量又相對有所減弱，正是由于以上這些原因，這條大河穩定了八百多年，一直沒有發生大的變動，其間很少有決溢發生，也無大的改流。因此，魏、晉、南北朝各史多不志河渠，《隋書·地理志》也沒有黃河經行的記載。王景治河，河工大成，他治成的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東漢大河，王景實可謂功比大禹，他因東漢大河，而成為我們民族歷史上的治河圣人。

北宋時代，宋人擔心河入契丹境，導致南朝失險，故導黃河入梁山泊，宋江一伙，聚嘯于此，是后來的事，強挽黃河匯泅水于蘇北入海，這種舉措是以河界敵，志本不在治河。而強行使得黃河改道，又實自宋、遼始。

元代最為“人定勝天”。為了將隋唐運河取直，開挖了山東境內的會通河，而為了避山東境內黃河之險，保證運河暢通，故元代又盡斷山東漯川河道，強引黃河經泗水入淮河，以一淮受全河，從而使得黃河河道進一步人為地南移，元代的這一舉措的簡單出發點，當然就是為了全力保全漕運安全，故而讓黃河為漕運讓路，元代之志，當然更不在治河，而在“填河”“造河”。

如果說宋代是利用山川為形勢，造成以鄰為壑的防守，那么元代的喝令三山五岳搬家，讓龍王改道，算是破除了大禹治河的九州規劃，尤其是，元代為了漕運建設，廢棄了800多年行之有效的王景東漢大河，強行改變了黃河天然歸海的河道，驅使黃河穿越魯、皖高聳的丘陵地帶而南去，這勢必造成“黃河爬樓梯”之態勢，從而犯下了治水的大忌諱，而黃河水患的根底，自此埋下。

中國的行政區劃，原本乃是按照自然地理的“形勢”所做出的歷史安排——中國之地利，天然造成所謂的“形格勢禁”，便是指此。

行省制度，就是元代的發明，明清因襲之，而這種“蒙古劃界法”，可謂貽害無窮。元代持塞內外大一統之強勢，力推“行（中書）省”制，跑馬圈地，強行劃分行政區，這一舉措簡單粗暴，改變了中國歷史上按照山川河流形勢來進行行政劃分的原則。講論中國行政區劃與地利之關系最透徹者，莫如魏源。元之行省，盡廢《禹貢》之“九州”，這是很大的問題。他這樣提出：

合河南、河北為一，而黃河之險失；合江南、江北為一，而長江之險失；合湖南、湖北為一，而洞庭之險失；今惟此條改正。合浙東、浙西為一，而錢塘之險失；淮東、淮西、漢南、漢北州縣錯隸，而淮、漢之險失；漢中隸秦，歸州隸楚，又合內江、外江為一，而蜀之險失。故元、明二季流賊之起也，來無所堵，去無所偵，破一縣，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經略或至七鎮，總督總理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總督以下并聽節制，地無常界，兵無常將，而藩鎮控制之宜并失。崇論閎議，上下古今。雖云地利不如人和，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形格勢禁，未嘗不可以擴論世之胸，資遠猷之告。

中國的行政區劃，是以山川為主，州郡為賓，故不可強更，元代惟務侈闊，實行合省、大省制，大而化之的結果是，一省有事，天下不安，一河發水，天下震動，這是重要的歷史教訓。

由于黃河不得不爬樓梯而南下，黃河上游河道不斷抬高，更人為地造成黃河泥沙淤積加劇，為保運河，則不得不放黃河水淹河南、魯西、皖北、蘇北，使這些主要的糧食產區，變成了黃泛區，當年大禹治水的模范區——古兗、青、徐三州，成為“被犧牲的腹地”，于是明清兩朝，便不得不竭盡全力于河工，但黃河的淤積速度卻勢不可當，明嘉靖后期，黃河多次決口，朝廷疲于奔命，不得不陷入斂財與治河的惡性循環。而清代國家最大的開銷，當然就是治河，康熙一生，奔走于黃河、淮水與長江之間，不惜精力與財力以治河，這就是既要保證漕運的暢通，又要杜絕黃河水患使然。治黃河保漕運，可謂清代政治重中之重，故魏源感嘆說：“竭天下之財賦以事河，古今有此漏卮填壑之政乎？”

正因為治河是國家的重中之重，康熙以降，方才有“靡費事小，節省罪大”的定例，于是治河之費，與日俱增，在國家財政富裕的康乾盛世，這還算是一件萬民稱慶的德政，但是，與日俱增的治河經費，最終還是成為壓垮清代財政的最后一根稻草。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大量賠款、軍費極大地削弱了清的國家財政，然而，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于今蘭考銅瓦廂決口，大河終于掙脫束縛北歸，奪山東故道，復由利津入海，元代以來數百年強挽黃河南下的政策至此全面失敗，且黃河更在山東陽谷之張秋攔腰斬斷大運河，從此北方運河斷絕。

鴉片戰敗、黃河決口、太平軍興、捻軍造反、漕運斷絕，災民遍地而成匪、漕運廢而國家財路絕、外國賠款與軍事挑戰接踵而至——天災人禍一同降臨，實可謂是天欲亡大清，非人力所能救也。

魏源言道光以來清代財政危機二根源：“是夷煙者，民財之大漏卮，而河工者，國幣之大漏卮也”，這可謂是極其深刻的洞見，然而，清代之所以靡費于河工，最終反而江河魚爛，人或為魚鱉者，其過當然并不在康熙、靳輔，因其罪遠在宋、金之憑河御敵（后世蔣介石亦有炸花園口御日之劣政），遠在元代為保漕運而強行挽河南下的片面思維——這充分地表明：一個錯誤的政策，可以貽害百年、數百年，而這是歷史學家不可不深察的。

三山五園

康熙皇帝，自（1661年）8歲登基，到69歲病逝于京西暢春園，在位61年，是清代在位最久的皇帝。

在這61年里，他平定了三藩叛亂、收復了臺灣、驅逐了盤踞雅克薩40年之久的俄國遠征軍；康熙二十四年，設立吉林、黑龍江驛路，共19個驛站，形成了東三省的行政建制；他三次親征噶爾丹，徹底結束了蒙古各部的紛爭，設置了中央駐藏大臣制度，收西藏入版圖。晚年，他更出兵西藏驅逐準噶爾入侵者，將西藏徹底納入中央治下。自唐盛世以來，中國的版圖從來沒有像康熙時代那樣遼闊過，所以《清史稿》評論說：康熙皇帝是守成之君，更是開拓創業之君，清王朝的基業，中國的版圖，實際上是由康熙草創的。

魏源這樣評價康熙的歷史貢獻：“世咸知乾隆新疆辟地二萬余里，然準、回二部東西六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徑一圍三，故得周二萬余里。康熙中，收西藏，東西南北各五六千里，是已周二萬余里。又收青海，收喀爾喀，青海東西南北各二千余里，喀部東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其周又逾二萬里。是康熙中，拓地己周四萬余里，更廓于乾隆。”

康熙五十九年庚寅，即1722年11月13日，清圣祖康熙病逝于暢春園清溪書屋，這里是他晚年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就是在暢春園，晚年的康熙皇帝指揮了攻打噶爾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的戰役（康熙中，綽羅特渾臺吉死，其子僧格立，僧格死，其子索諾木阿拉布坦立，噶爾丹身為僧格弟，卻殺準噶爾汗僧格長子索諾木阿拉布坦自立，而僧格次子即為策妄阿拉布坦），命撫遠大將軍胤禵（皇十四子）揮師挺進西藏，最終驅逐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入侵軍隊，并設立了駐藏大臣制度。

暢春園是大清在北京建立的第一個皇家別墅，位居暢春、圓明、靜明、靜宜和清漪清代五園之首。它的基礎，本是明萬歷皇親武清侯李偉（即萬歷皇帝的外祖父）的別墅——清華園。明代的清華園前后重湖，一望蕩漾，雕梁畫棟，鱗次櫛比，號稱都下第一名園。武清侯是萬歷生母李太后的老爹，權位熏天，炙手可熱，連當朝宰相張居正都奈何不得他，故明代清華園以極盡奢華著稱，便是很自然的。

女真人是在今黑龍江阿城的一個小村子里建國的，在村子里辦公，這是女真人的傳統。清初，康熙皇帝對此園做了改建，洗盡前朝鉛華，極力恢復自然風貌，以體現滿人不尚虛華的祖訓。康熙對改建工程有明確要求：“曲房邃宇以貯簡編，茅屋涂茨，略無藻飾。”這位千古一帝像村干部一樣住在這里，始終保持著女真人長于漁獵的優良傳統，他最喜歡的體育活動是打虎和捕魚這兩項，暢春園湖區因此成為他休息時打魚、沐浴的好去處，康熙在湖里游泳，還經常將他自己逮到的魚賞給表現特別好的官員。當年一位經常進出暢春園匯報工作的官員描述此園說：“垣高不及丈，苑內綠色迷離，紅英爛漫。土阜平坨，不尚怪石也；軒楹素雅，不事藻飾雕工也。”可見康熙時代的暢春園并不奢華。昔日的暢春園在1860年被英法聯軍焚毀，今天已完全舊貌難窺了。唯一的幸存物，就是孤零零兩座廟的山門。其中恩佑寺，就建立在清溪書屋門前，因清溪書屋是康熙的宴寢之所和逝世之處，故雍正特別建此廟以示紀念；而恩慕寺，則是乾隆皇帝為其生母所立。今天唯一幸存的兩座山門，面向北京大學的校園，提示著當年暢春園的位置和方向。

康熙一生立志治理黃河，“治河工”為其畢生不懈的努力。而臣工百官中，得到他最高評價的，竟然就是主持黃河工程的靳輔。康熙為靳輔力排眾議，敢于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不怕排斥打擊的品格所感動，他褒揚靳輔是當朝最杰出的官員。

康熙二十八年下詔南巡，親自查看黃河工程，二月辛亥，過錢塘江到達會稽山，祭祀大禹陵，康熙親自撰寫祭文，文中自己稱名，行三跪九叩大禮，在碑額上題寫“地平天成”四字，康熙非常崇拜大禹，也對于黃河問題有精深的研究。因此，在治黃問題上，他最反對教條主義，康熙四十年，浙江巡撫、治河大臣張鵬翮請求將本朝治理黃河的方略編纂成書，結果被康熙訓斥了一通：朕對于治理黃河的書籍，無不遍加披閱，而世人大多是坐著說容易，不知道做起來的困難。黃河之水無定性，哪里能用一種固定的辦法就可以制伏呢。當世的方略編輯成書，希望后人照此辦理，這是不可能的，即使捫心自問，也難以自信。你張鵬翮不妨自己編起來試試！②

康熙皇帝一生南征北戰，除了組織和參加高層的集體學習活動之外，厭惡在紫禁城里待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也是剛剛率領八旗子弟到熱河野營拉練歸來，方才一病不起。而除了出征塞北之外，他畢生主要就是奔走在三條大河之間：黃河、淮河與長江。康熙四十六年，南巡駐蹕杭州，下詔說：朕近年來因為視察黃河，駐蹕在淮河之上，江浙二省的官員百姓吁請臨幸，朕勉力順從大家的心意，渡過長江而南來。現在正值二月麥禾將熟的時節，百姓沿河擁觀，難免踐踏麥禾，命令他們務必免于迎送。③

所謂“江、浙二省官民吁請臨幸，朕勉徇群情，涉江而南”——這當然是官話，而“方今二麥垂熟，百姓沿河擁觀”，嚴令不能因圍觀而踏壞了麥子，這卻是實話。江南是中國的經濟中心，自明代初期，蘇州一府的稅銀就占了全國稅收的一半，清代江浙兩省的稅收，更是國家的主要財源。因此，江南的收成好不好，稅收足不足，決定了國家的經濟能力，決定了國家是否有力量治理黃河、平定邊疆、反抗外來侵略者。而反過來說，也只有邊疆安定，黃河不發水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才能得到根本的保證。所謂“西部為體，東南為用”，說的就是將東南沿海的經濟發展成果，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所用，特別是幫助中西部地區發展這個深刻的道理，而同時，只有西部和中部的安定，才能為東南沿海的經濟發展創造根本的條件。黃河、長江和淮河的關系，邊疆與內地、南方與北方的關系，便是在區域協調發展的視野中，密切地聯系起來的。

康熙不僅是馬上的皇帝，更是中國歷代君主中比較重視讀書學習的一位。他堅持 “經筵”講習制度，更是堅持不渝地實踐這個制度的楷模。即使在三藩皆反，國家處于嚴峻危機的關頭，他依然堅持親自參加“經筵”講習：“圣祖親臨經筵，令每日進講經義如常。”

手不釋卷是《清史稿》中所勾勒的康熙的主要形象。如：康熙二十三年，南下視察黃河工程途中，船泊燕子磯，康熙讀書到夜里三更。侍臣高士奇勸請說：圣上身體過于勞累，應該稍加節制休養。康熙則說：我從五歲開始讀書，常常讀書到半夜，讀書乃是我平生最大的樂趣，讀書怎么會感到疲倦呢？④

康熙讀書涉獵范圍很廣，他的漢學造詣與蒙古文、滿文水平都是極高的。讀書的興趣所至，也展示了他胸懷天下、放眼山河的情懷，他對中國的山川形勢，有著超乎尋常的戰略家的洞察。

康熙四十八年，他與大學士李光地討論天下山川水脈問題，認為泰、岱各山自長白山來，故齊魯與東北山河本是一脈相承。黃河沒有到達積石山之前是伏流，并指出蒙古文的著作已對這種情況記述得很詳細，長江的源頭出自昆侖山，到達岷山才不是伏流。⑤

在康熙的視野里，東北的山脈，是個幾字形，最東部的長白山，向南延續到泰山，而北面的一橫，是小興安嶺，西邊的一縱，則是大興安嶺，大興安嶺向西，接上了陰山山脈，大興安嶺南下，接上了呂梁與太行，而北京，就處在大興安嶺、陰山、太行山的結合點，這個結合點，叫燕山山脈。北京，就在燕山與軍都山的腳下。

從今北京北的懷柔、延慶出發，沿著太行山再往南，這里是北京的門頭溝和房山，即周代的燕京。

由古燕京繼續沿著太行南下，太行山上的小縣叫平山，阜平不富，平山不平，平山是白毛女的家鄉，這里有一個小村莊叫西柏坡，是中國共產黨進入北京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部。

平山與石家莊之間，就夾著千古雄關井陘關，井陘關，是中原通往山西的門戶，關西，是山西陽泉，而東出井陘關，面對的第一個縣城，叫正定。

正定，魏晉時代叫常山，是趙子龍的家鄉。唐代，顏杲卿在這里做官，率先起兵抵抗安祿山，堵住了井陘關。公元960年，趙匡胤從開封出發去正定，抵抗契丹入侵，中途發動陳橋驛兵變，建立北宋。正定屬于河北，聯系著中原，因為從這里轉過太行山，就是開封。

把長白山與泰山聯系起來，把大興安嶺與陰山，與太行、呂梁聯系起來，把太行與北京、山西、河北聯系起來——把長江與昆侖聯系起來——這就是康熙的視野，從這樣的視野看天下，從天下的視野看北京，我們能看到什么？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北京就在太行山下。

打天下，無非是“我們在太行山上”，坐天下，無非是“我們在太行山下”，上山偉大，下山更不容易。

沒有太行做依靠，北京就沒有退路。

在康熙皇帝的視野中，從太行到陰山，從陰山到大小興安嶺，整個北方和西部都處于拱衛江南經濟中心的戰略位置，“天子守國門”，北京也不僅僅是首都，更是中原和江南地區的重要戰略屏障。

自康熙到乾隆年間，清逐步修建了京西北的“五園”，其規模之大，超過了紫禁城。從此也將皇帝的主要辦公地點由北京城里的紫禁城移到城西北，便是基于上述戰略因素的考慮。

總體上說，中國的地形是西北高、東南低，而北京城，其實就處于這個由高而低的中國大陸梯級的最后一個平臺上。因此，從歷史上看，一旦在漠北形成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北京就成為必須死守的軍事重鎮。而每當這種情況出現，則會圍繞北京出現三種態勢：如果爭奪在陰山一帶展開，那說明中原王朝還能守住戈壁草原的南端，倘能鞏固樊籬，戰略上也就不至于出大麻煩。但如果陰山失去，便會處處挨打，消極被動，窮于應付，明與北宋的情況就基本上如此。

而如果雙方爭奪在燕山，那可又算是等而下之了，也即第二種態勢，如果東邊的山海關和南邊的井陘關這兩個大門洞開，中原政權只能憑軍都山和居庸關死守西部。其實情勢已經是岌岌可危，北京如覆巢，江南如危卵。而一旦昌平軍都山再失守，則幽燕全失，中原大門洞開，取江南便如同探囊了。李自成進北京坐龍廷，屁股還沒焐熱就倉促退向南方，被一路窮追而無還手之力，正是因為他迅速面臨這樣窘迫的情況，而這也就是所謂第三種態勢。

反過來說，北京城及其周遭的地形特征為南低北高，而扼住了北面，也就等于居高臨下，扼住了北京的制高點。在這個意義上，一個政權即使丟掉了南方和中原，只要它能守住陰山，就等于守住了從山西娘子關到甘肅嘉峪關的半壁江山，那無論如何仍然都還有兩分天下、東山再起的希望。

由于清八旗軍的主體取滿蒙世襲兵制，故將行政權力機構北移，有助于與蒙古各部落溝通接觸。一旦北京有事，國家行政機構更可以迅速沿太行山南下，經井陘關進入山西，借太行、呂梁，黃河這兩大屏障，抵擋和遏制一切南來之敵，或者，經承德、山海關退入東北，以圖東山再起。

從地形上看，北京城本身有兩個天然屏障。第一屏障，乃是從城西五園到居庸關一線，以十三陵的制高點（軍都山）為中心。具體而言，由京西五園往北，駐守著八旗野戰部隊（故今尚有西三旗、西二旗之地名），軍事拱衛直到昌平。至昌平則軍都山陡起，在這里形成了通往漠北草原的第一階梯。

由此再往北，則有陰山橫亙，從而形成北高南低、與第一階梯地形相同的第二個階梯。至此，陰山的防線則以北方的大戈壁草原為樊籬，即使有大規模的兵團由南往北攻，它也不敢輕易進入這塊飛沙走石的中國腹地。換句話說，一旦守住軍都山和居庸關一線，則南來之敵就難以繼續北進，深入至山西、內蒙古和東北的中國腹地。在這個意義上，只要手握北方腹地，居高臨下，甚至北京暫時失守也不要緊，只要能從北京城順利逃過了軍都山，從而進入第二條北方戰略防線，敵人也就基本拿你沒什么辦法了。元朝崩潰后，北元政權之所以能夠離開大都撤入草原，再與明朝分庭抗禮，繼續存在了近百年，其實就是這個道理。

手不釋卷的康熙皇帝將八旗精兵擺在從暢春園到軍都山的第一階梯，又將滿蒙騎兵為首的最為強悍的部隊擺在從居庸關到陰山的第二階梯，他的深謀遠慮，完全是出于占領中國北方制高點，居高臨下，憑險而守的考慮；甚至是從最壞處為后世子孫做出了安排和打算—— 一旦前門進虎，庭院失守，那么還有一個非常牢固的后院可以支撐大局。

偉人之所以叫作偉人，正因為他們性格中有徹底悲觀的一面，居安思危，如履薄冰，逢事敢從最壞處打算。康熙五十二年，他批評給他祝壽和祈福的做法，以為此舉令自己“實覺愧汗”。“萬國安，即朕之安，天下福，即朕之福，祝延者當以茲為先。朕老矣，臨深履薄之念與日俱增，敢滿假乎？”

《清史稿》記載，開創了康乾盛世千秋基業的康熙皇帝，卻起碼有兩次表達了對于清王朝前途命運的深刻擔憂。

一次是康熙四十九年，談到了臺灣問題和海防問題，預言“他日臺灣不無可慮”。上諭說：現在天下承平日久，曾經沙場戰陣的大臣已經不多了，而熟悉海上用兵的更少。臺灣雖然平定了，但是日后臺灣問題是非常值得擔憂的啊。朕甲子年南巡，由江寧乘船，到達黃天蕩，江風大作，我尚能獨立船頭射殺江豚，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但后來渡江，就漸漸感到心跳，去年再渡長江，心里竟然感到害怕，這都是年老的緣故。我詢問其他老將軍，大家都是如此。現在一旦海上有事，要依靠年老的將士們再去奮勇效命，這怎么能行呢？看起來，將來我們可能會在海上吃敗仗啊！⑥

再一次是他去世前三個月，即最后一次率領八旗子弟到熱河野營拉練途中。圣祖駐蹕熱河，乙酉，諭令大學士：有人說我塞外行圍打獵，使軍士勞苦。不知道承平日久，難道就可以忘記武備嗎？你們哪里知道，屢次興師出兵，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這都是平日嚴格訓練的結果啊！⑦

康熙時代不但奠定了中華的近代版圖，更使得中國版圖向西部擴大了一倍，從而在戰略上為中華民族準備了一片廣闊的“后院”。對于首都北京來說，正由于有了軍都山到陰山之間步步為營的兩道戰線，才有了一塊回旋的余地和空間。800年來雖然經歷數不清的內憂外患，但北京依舊實現了作為首都的復興，如今站在暢春園這一片廢墟上想來，造成這奇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北京背靠燕山，西憑太行，東臨渤海。東、北、西三面的奇峰峻嶺，是它的天然屏障，只要扼住從昌平軍都山到陰山一線，北京與東北和西北的道路就暢通無阻，而與南方的交通既可通過海道上下，也可利用運河來往。“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進可攻，退能守，因此，北京就成為一個能不斷“從頭越”的城市，甚至是一個不斷能從滅頂之災中巍然屹立起來的城市。

近代中國歷史證明，北京的力量，并不是來自自身，而是來自它與北方、西部以及廣袤的亞洲腹地的聯系，正因為北京身后站著中國北方和西部，中華帝國的首都是通向深不可測的亞洲腹地的門戶，北方、西部和廣闊的亞洲腹地，才是北京立于不敗之地的奧秘。而一旦喪失了聯系西北與東北的地緣戰略優勢，北京就是脆弱的；一旦通向東北和西北的咽喉要道被卡住，北京就將陷入孤立無援之境；離開了廣大的西部和北方，北京就失去了它的“后院”和制高點，北京就將沒有力量。

北方——出太行到陰山，這是北京的靠山，而江南乃中華之軟肋。地理條件決定了戰略布局，而戰略布局又決定了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

西部為體，東南為用

形格勢禁，簡稱“形勢”。

講形勢，一講地理，二講歷史。形勢是否一片大好，這不是靠吹牛。

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看待“發展”這個大問題，便會產生兩個不同的結論。一個結論認為：好的發展模式與壞的發展模式，都是歷史長期積淀的結果，歷史的積累導致了文化和制度的偏好，因此，那些率先找到好的發展模式的國家和地區，通過文化的積淀和制度的進一步強化，就會一直富裕下去，比如近代以來的歐洲、美國和日本。而那些貧窮的地區，隨著歷史的發展，則積重難返，即會越來越貧窮。

這種觀點認為：發展模式和文化、制度模式一樣，作為歷史積淀的結果，一旦形成，便是很難改變的。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發展模式是特定環境的產物，當環境發生改變的時候，那些導致成功發展的有利因素，卻會轉變為制約發展的不利因素。這就是關于“財富逆轉”（reversal of fortunes）的理論。

我認為，清王朝的歷史最符合后一種關于發展的歷史解釋。

康乾盛世持續的時間非常長，盛世是由康熙時代奠定的，康熙去世后54年，即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發表那一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而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依舊指出：中華帝國代表著“財富增長的自然方式”，中國長江三角洲的市場，比整個歐洲市場還要大，這個地區比世界上任何地區都要富裕。

由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中國發展模式，是一種互相依賴的模式，它有如下幾個主要特征。其一，鼓勵江南地區經濟的率先發展，但同時要求這個地區以“協餉”的方式對中西部地區加以財政支援，并且承擔國家在水利基礎設施建設、邊疆建設方面的主要投資。而所謂“協餉”，類似我們今天所謂的“轉移支付”制度，只不過，今天中央轉移支付的力度，比清代還要強大得多。

其二，中西部地區則承擔著拱衛江南和中原的戰略使命，這里是兵源和軍需的主要來源，也是軍事行動頻繁的地區。入關后，隨著統一的清中央政權的建立，八旗軍直屬國家，而不再歸旗主節制，并被劃分為保衛京城的禁衛軍“禁旅八旗”、駐防全國的常備軍“駐防八旗”，而“駐防八旗”就主要集中在北方和西部地區，分別為熱河圍場1.7萬人，張家口2萬余人，東北4萬人，西北1.8萬人，兵力分布，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八旗精兵。⑧

其三是實行大規模免稅、藏富于民的政策，刺激經濟持續發展。全國性的免稅，特別是免除中西部地區的稅收，這是康乾盛世的主要政策特征。康熙三十六年下詔：連年軍隊出征，都要經過山西地方，山西迎來送往、籌備軍需，十分辛苦，故免除山西下一年的額賦。自康熙五十年開始，更分批免除全國的錢糧，三年輪遍天下——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免稅行動。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云南、貴州九省的錢糧地丁，察明全免，歷年拖欠的賦稅，一體豁免，康熙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當免稅的省份，依次實行，詔書立刻頒布，讓天下百姓都知道不必繳稅的盛舉。⑨

在亞當·斯密寫作《國富論》的時代，歐洲與中國的差距在不斷拉大，但這卻不是后來人們所理解的：歐洲越來越富，中國越來越窮，而是恰恰相反，自16世紀以來，歐洲無產階級的數量不斷上升，到1800年，歐洲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無產階級，但在同時的中國，無產階級的比例卻還不到l0%。大部分的中國人要么擁有土地，要么是擁有土地長期使用權的佃戶，而非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手工業的發展，更使得市場的范圍擴大，勞動者收入提高，1770年，江南地區人口達到3100萬，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富裕的地區。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研究指出，中國之所以在1800年沒有發生大規模城市化和工業革命，這里的原因起碼有如下四個：一、財富比較平均，農村相對富裕，中西部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差別不大，更缺乏歐洲那樣除了勞動力之外便一無所有的大批無產者，財富也沒有集中在少數城市，因此，缺乏人口和財富向城市不斷集中的沖動。二、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缺乏煤炭資源，不利于發展重工業，主要以輕工業和市場擴大的方式，通過提高勞動效率獲得了長足發展。三、西部和北方邊疆的長期安定，為經濟發展特別是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制造了條件，而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又反過來為中西部地區的水利工程、社會事業提供了資金和幫助，從而形成了東西互補的良性循環。四、隨著邊疆的安定，國家削減了稅收，特別是大規模削減了軍事開支，這種大規模的免稅使得經濟發展得以持續，但長遠看，卻使得清王朝的軍事實力持續下降。⑩

18世紀中國出現的康乾盛世，是人類發展道路上的一個歷史性成就，其規模之大、涉及人口之巨、持續時間之長，都是空前的，康乾盛世的發展模式對于未來的啟示，依然值得我們更深入的研究和評價——而這就是亞當·斯密把中國當作歐洲效法的榜樣的原因，斯密當然不可能預見中國發展模式在19世紀會遇到嚴重挑戰。但是，今天看來，使得中國陷入19世紀以來嚴峻危機的原因，也恰恰就是促使其在18世紀登上人類發展最高峰的那些因素。或者說——康熙皇帝將清王朝推向盛世，但也正是他所制訂的那些政策和發展模式的長期實施，卻又把中國導入19世紀以降的危機之中。——而且，更加令人感慨的是：對于這種危機，“臨深履薄之念與日俱增”的康熙皇帝本人，在他的晚年都曾有所預見。

首先，康乾盛世發展模式的實施，是建立在江南地區經濟的和平、穩定、持續發展基礎上的，更是建立在這種發展可以長期得到安全保證的前提之上的，只有如此，這個地區方才可以一心一意搞經濟，全心全意謀發展。康乾盛世的發展模式假定：對東南沿海地區的威脅，只可能來自西北和東北方向，而這也就是清王朝格外重視西北、東北問題的原因，朝廷將八旗精銳主要部署在西北地區，其目的也就是為了維護經濟核心區——長江三角洲的穩定和發展。但是，康熙晚年關于臺灣問題的談話，特別是他提出如果強虜從海上來，將如何應付，如果清朝在海上吃了敗仗，將會產生何等后果，“他日臺灣不無可慮”——這些預言都表明，康熙本人對于康乾盛世的發展模式之可持續性，尤其對于海上安全，存在著深刻的擔憂。

其次，大規模的免稅政策，可以刺激經濟的持續發展，可以藏富于民，但是，它也必然會對于國家主導的大規模建設項目產生威脅，特別是會對水利、軍事建設產生劇烈影響。內藤湖南的研究指出：隨著大規模免稅政策的持續實施，康乾以來，軍隊缺餉的情況日益嚴重，而到了嘉慶時代，軍餉的足額發放竟已經不可能了，軍隊的餉銀最多只能拿到足額的七成。?康熙臨終前反復強調八旗軍隊的戰斗力建設問題，這表明：他已經看到了軍隊戰斗力下降這個嚴峻的事實。

康熙五十六年，即在去世前3年，他講了一番話，表達了這位“金戈鐵馬平三藩，彎弓射雕安漠北”的一代天驕內心深處的深刻不安，翻譯為白話，內容如下：

帝王治理天下，務必以敬天法祖為根本，因此，必須集合天下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將四海公利以為自己的利益，在天下承平時居安思危，在沒有危亡的時刻不忘保家衛國。日夜兢兢業業、如履薄冰，就是為了長治久安。

自8歲繼位，在位五十余年，今年近70歲了。當即位二十年時，不敢奢望至三十年；三十年時，不敢預測至四十年；仰賴宗廟之靈，現在已經五十七年了，這不是薄德所能達到的。如今可以算是長壽之人了，子孫眾多，天下和樂，四海平安，雖然不敢說如今已是天下家家小康、人人富足、移風易俗，但是，要使百姓幸福、經濟富足的信念卻始終如一。而畢生以殫精竭慮、死而后已為職責，這憂患也恐怕不是“勞苦”二字所能概括的。

歷代帝王享年不永，書生們每每加以譏評和酷評，這可以理解，這是因為書生們不了解治理天下之繁雜、不懂得政治之殘酷，這繁雜與殘酷，造成了多少帝王承受不住辛勞而短壽。人臣可以致仕，即年老辭官回家，抱子弄孫，怡然自得，但是，帝王的職責是不能推給別人的，舜歿于蒼梧邊疆，禹死在會稽治水的職所，《洪范》五福，最后一條是“考終命”，長壽不是帝王要追求的；《周易·遁卦》沒有提到帝王，是因為人君沒有推卸責任的道理，朕怎能與臣子們一起推卸歷史責任和失誤呢！

讀書而手不釋卷，這是為了尋求治國安邦的道理，讀書不是為了消遣。朕年輕力壯時，金戈鐵馬平三藩，彎弓射雕安漠北，但沒有敢濫殺一人，國庫藏金，若不是為了出征和救災，不敢擅動一分，時刻以節儉自律，不敢忘民生疾苦，每日學習，反思自己的過錯，終于達到天下粗定這樣一個局面。如今老矣！今年春天以來，經常頭暈，身體疲乏，右手麻痹，只能以左手披閱奏報，以免天下驚動。倘若一日臥床不起，有些話就來不及說了。

人都是要死的，這是人世間的常理，關鍵是在頭腦清楚的時候，把心里話講出來，一吐為快。人們常說帝王者應該抓住大綱，不必事無巨細，但我以為，一事不慎，可帶來四海之憂，一念不謹，即可以造成百年之患，故我做事無論巨細，唯恐不慎之又慎，只是擔心年老昏聵，將五十七年的奮斗憂患毀于一旦。因此，我在垂老之際講這些戒驕戒躁、努力奮斗的話，希望大小臣工能夠體察朕的苦心，到我死時也可以心安了。?

所謂“一事不謹，即貽四海之憂；一念不謹，即貽百年之患”，而正是康熙皇帝政治遺囑中所表達的深刻不安中，包含著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辯證法。

例如，清王朝以為將軍事力量主要部署在西北地區，即可保證江南無虞，這個戰略假定，卻被后來的歷史證明，無法面對近代西方列強從海洋方面所造成的沖擊。而正如康熙所預見的那樣，光緒元年，臺灣事變，清王朝一下就面臨著魏源所謂“兵無餉、國無材”的局面。

……

（節選自《北京文學》2025年第12期）

① 《金史》，第一冊，中華書局，1975年，第104頁。

② 《清史稿》，第二冊，中華書局，1976年，第255頁。原文為：辛亥渡錢塘江，至會稽山麓。壬子，祭禹陵，親制祭文，書名，行九叩禮，制頌刊石，書額曰“地平天成”。第255頁：三月戊子，上御經筵。丁酉，張鵬翮請以治河方略纂集成書。上斥之曰：“朕于河務之書，罔不披閱，大約坐言則易，實行則難。河性無定，豈可執一法以繩之。編輯成書，非但后人難行以仿行，即揆之己心，亦難自信。張鵬翮試編輯之！”

③ 《清史稿》，第二冊，中華書局，1976年，第271頁。原文：夏四月甲申，上駐杭州。詔曰：“朕頃因視河，駐蹕淮上。江、浙二省官民吁請臨幸，朕勉徇群情，涉江而南。方今二麥垂熟，百姓沿河擁觀，不無踩踏。其令停迎送，示朕重農愛民至意。”

④ 《清史稿》，第二冊，中華書局，1976年，第216頁。原文為：十一月壬戌朔，上駐江寧。癸亥，詣明陵致奠。乙丑，回鑾。泊舟燕子磯，讀書至三鼓。侍臣高士奇請曰：“圣躬過勞，宜少節養。”上曰：“朕自五齡受書，誦讀恒至夜分，樂此不為疲也。”

⑤ 《清史稿》，第二冊，中華書局，1976年，第276頁。原文為：庚寅，上與大學士李光地論水脈水源，泰、岱諸山自長白山來。泲水伏流，黃河未到積石亦是伏流，蒙古人有書言之甚詳。江湖幼自昆侖來，至于岷山乃不伏流耳。

⑥ 《清史稿》，第三冊，中華書局，1976年，第269—270頁。

⑦ 《清史稿》，第二冊，中華書局，1976年，第304頁。原文：九月甲申，上駐熱河。乙酉，論大學曰：“有人謂朕塞外行圍，勞苦軍士。不知承平日久，豈可遂忘武備？軍旅數與，師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于訓練之所致也。”

⑧ 戴逸主編：《簡明清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2頁。

⑨ 《清史稿》，第二冊，中華書局，1976年，第278頁。原文：冬十月甲子，詔曰：“朕臨御天下垂五十年，誠念民為邦本，政在養民。迭次蠲租數萬萬，以節儉之所余，為渙解之弘澤。惟體察民生，未盡康阜，良由生齒日繁，地不加益。宜沛鴻施，藉培民力。自康熙五十年始，普免天下錢糧，三年而遍。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云南、貴州九省地丁錢糧，察明全免。歷年逋賦，一體豁除。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蠲省份，屆時候旨。地方大吏以及守令當體朕保義之懷，實心愛養，庶幾升平樂利有可征矣。文到，其刊刻頌，咸使聞知。”

⑩ 彭慕蘭：《從長時段的觀點看中國發展》，《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0期。

?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夏應元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697頁。

?《清史稿》，第二冊，中華書局，1976年，292—293頁。原文：十一月壬子，命停決囚。乙丑，皇太后不豫，上省疾慈寧宮。辛未，詔曰：“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為本。合天下之心以為心，公四海之得以為利，制治于未稽，保邦于未危，夙夜兢兢，所以圖久遠也。朕八齡踐祚，在位五十余年，今年近七旬矣。當二十年時，不敢逆計至三十。三十年時，不敢逆計至四十。賴宗社之靈，今已五十七年矣，非涼德所能致也。齒登耆壽，子孫眾多。天下和樂，四海義安。雖未敢謂家給人足，俗易風移，而欲使民安物阜之心，始終如一。殫竭思慮，耗敝精力，殆非勞苦二字所能盡也。古帝王享年不永，書生每致譏評。不知天下事煩，不勝其勞慮也。人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仕而歸，猶得抱子弄孫，優游自適。帝王仔戶無可旁委，舜歿蒼梧，禹殂會稽，不遑寧處，終鮮止息。洪范五福，終于考終命，以壽考之難得也。易遁六爻，不及君主，人君無退藏之地也。豈當與臣民較安逸哉！朕自幼讀書，尋求治理。年力勝時，挽強決拾。削平三藩，綏輯漠北，悉由一心運籌，未嘗妄殺一人。府庫帑金，非出師賑饑，未敢妄費。巡狩行宮，不施采繢。少時即知聲色之當戒，倖之宜遠，幸得粗致謐安。今春頗苦頭暈，形漸羸瘦，行圍塞外，水土較佳，體氣稍健，每日騎射，幼不疲乏。復以皇太后違和，頭暈復作，步履艱難。倘一時不諱，不得悉朕衷曲。死者人之常理，要當于明爽之時，舉平生心事一為吐露，方為快耳。昔人每云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綜細務。朕不謂然，一事不謹，即貽四海之憂；一念不謹，即貽百年之患。朕從來蒞事無論巨細，莫不慎之又慎。惟年既衰暮， 祗憂五十七年憂勤惕勵之心，隳于末路耳。立儲大事，豈不在念。但天下在權，當年統一，神器至重，為天下得人至難，是以朕垂老而倦倦不息也。大小臣工能體朕心，則朕考終之事畢矣。茲特召諸子諸卿士詳切言之。他日遺詔，備于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