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未見過祖父，在時空的坐標上我們相距五年，但幼年時在我的心里與祖父始終有著一種想象中的親近。從長輩的言談中我感到祖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有很多地方是我所敬佩的。我常常會在心里想象用祖父的眼光審視自己的行為，這件事我做得夠好嗎？祖父看見了會夸獎我嗎？行為雖然幼稚，但好在多少有些激勵的作用。

近些年隨著父親與姑母們相繼進入耄耋、鮐背之年，每次相聚他們談起祖父祖母的故事總是令小輩們興致盎然，聽了每每意猶未盡，我覺得有必要做些記錄，是屬于家族的故事，也是一個時代的記憶。

大約是十一二歲時我才見到祖父的照片，那中正莊嚴的氣質一眼就讓人沉靜下來。細細端詳，只見他眉目疏朗，眼光寧靜，鼻正，厚薄均勻的嘴唇特別平直，看不出一絲情緒的蹤跡。即使是坐在辦公桌前穿著西裝馬夾處理公務，也顯得沉穩安詳。

從八九歲時直到中年的照片里，都能看到父親的唇部有些微微撅起，眉峰微蹙，似乎有點不高興，然而到了老年，他常嘴角掛著笑意。也許是經歷了艱難的圍困，在生活中覓得了罅隙得以自洽的欣慰。當年因為祖父的原因，父親從復興中學畢業后不準上大學，從大上海輾轉至小縣城，干了14年建筑工人后才恢復干部崗位。據老鄰居們說，父親當年在冰天雪地的公用水管邊敲冰洗澡時卻是笑著的，那樣的冬天有十多個。

我家本姓丁，祖籍在江蘇漣水縣，世居于縣前街。漣水縣建制于西漢武帝元狩六年，現隸屬淮安市，因為瀕海的地理優勢，歷史上的鹽業十分興盛。唐代鼎盛時期漣水鹽場是中國最大的鹽場。丁氏在漣水算是大族，據老族譜所記，大約在650年前，丁氏世德堂的第一代先祖從蘇州閶門遷到漣水縣唐集鎮丁梁村，第八世祖又遷到漣水縣城。其后家境日趨富有，但人丁并不興旺，大多是單傳。我只在幼時回過漣水，只知我們這一房屬于八世祖一支下的第三子。十七世祖丁良珍，有過六品官銜。高祖父是清朝的貢生，后來自己讀書沒再求取功名，終老田園。曾祖父生于19世紀的80年代末，可能是高祖的安排，他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而是接受了新式教育，先后畢業于江蘇省立農業專科學校和兩江法政學堂。兩江法政學堂由兩江總督端方主導創辦，受到張謇的贊譽和協助。正是被經濟、科技興國思想影響，曾祖后來利用專業所長，在本邑做過農商會長和鹽場知事（相當于縣知事）等職。曾祖還將家中藏書辟為私立圖書館，設立了啟民書局，開浚民智，裨益鄉里。聽姑母們說，受他獎助的寒門子弟求學立業而有成者，不勝枚舉，那個書樓存在了很長時間，當地人稱之為“丁家書樓”。

祖父出生于1907年，是曾祖父的長子。祖父的名字牖民，是曾祖父所取，本于《詩經·大雅·板》：“天之牖民，如塤如箎，如圭如璋。”字伯塤，也本于《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塤，仲氏吹箎。”從中可見曾祖父希望兒子能開啟百姓的心智，助力國家興盛。祖父兄弟姊妹六人，兩弟三妹都接受了中等以上的教育。

祖父五歲半入學讀書，在漣水縣立第一初等小學讀了四年，9歲升入漣水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再讀三年，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不久的7月，祖父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考入常州的江蘇省立第五中學。那年祖父12歲。那應該是他第一次離開家鄉，而且是獨自出行。

江蘇省立第五中學就是現在的江蘇省常州高級中學。學校創辦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最初是政府創辦的學校，名為常州府中學堂。“繼前媺而拓來茲，舍吾之菁菁學子而誰屬也”，時任江蘇巡撫也是晚清有名詩人的陳夔龍在建校時寫的《常州府中學堂記》的碑石，如今仍立在學校大門南側。1929年9月，學校改名“江蘇省立常州中學”。革命家瞿秋白、張太雷，史學家錢穆，文學家劉半農，語言學家呂叔湘、周有光，音樂家劉天華等，都曾在這所學校學習或教書。

用現在的標準來看，祖父沒到入學標準年齡就上學了，小學初中讀了7個年級，同時祖父還在家上小課。小課還是一對一的，老師是淮陰王營鎮的秦選之，人稱秦大先生。

秦大先生是民國時有成就的學者，他生于1885年，是南社最早的成員之一，與柳亞子交好。祖父讀小學時，秦選之年近三十，曾祖父禮聘他為西席，想必是了解其學識的。后來正如我的猜測，在淮陰地方史料中，我得知秦選之曾就讀兩江師范學堂，當時學堂的歷史老師有柳詒徵、劉師培。秦選之的文字學著作《匡謬正俗校注》，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后收入“國學小叢書”。他的另外兩種著作《花間集說解》《秦婦吟箋證》也由商務印書館刊行。

祖父跟隨秦大先生主要習學國學，同時練習書法。他學習了大小篆、鐘鼎、石鼓文，對于漢魏、晉唐名家都有所用力，尤其擅長小篆。祖母說早年常有人向祖父求字或請為店鋪題寫匾牌。父親幼年見過他鋪排好幾張桌子書寫大字。近幾年我們還在網上看到北京的拍賣行拍祖父當年寫的一通四條屏的小篆《西銘》。父親說當年家里的堂屋常放有一個龍噴水的硯臺，有個仆從趙大專門收著祖父印章，有滿滿一箱，可惜我后來僅見到遺存下來的三枚，一枚上有字：“牖民先生正屬，陶壽伯制辛卯九月”。陶壽伯名知奮，號萬石，1902年生，師承唐伯謙、趙叔孺、張大千，書法、繪畫、篆刻并稱三絕。于右任評其“刻印推海內巨手，畫梅亦為第一”。那個龍噴水的硯臺雖然還在，但上面的龍頭卻被父親掰掉了，說怕被算成“四舊”破了。看到硯臺時，我不禁用手掂量了一下，比我的巴掌還大，還是有些重量的，難為父親輾轉大半生一直帶在身邊。

1923年，祖父16歲從江蘇省立五中畢業，成績名列第三名。當時中國實行大學自主招生制度，由各校自行命題，組織考試并確定錄取。祖父同時報考了五所學校，不想竟都被錄取了，包括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東南大學和復旦大學。但由于國內軍閥混戰，時局動蕩，家人不建議去北方，祖父慕名校長張君勱，便選擇了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當時在上海的吳淞口附近，祖父就讀的專業是政治經濟。

從祖父的學業經歷，可知曾祖對他的教育是非常用心并且也是相當開通的。既注重國學也著力新的經濟思想的學習，并不固化僵硬。按照事先設定的發展軌跡，祖父大學畢業后是要去留洋繼續深造的。只是不幸，他大學畢業那年，曾祖父英年早逝。顧及家中弟妹的生活和學習，祖父開始成家立業。

1927年春祖父與祖母莊慧君結婚。也就在這年夏，祖父投身國民革命軍北路軍，在總指揮部為少校，擔任文書和宣傳事務。同年12月，應時為江蘇省政府主席鈕永建之召，祖父進入民政廳。鈕在任時的省政府在治安維持、財政整理、教育振興等方面均有成績。祖父長期在江蘇省民政廳任職，歷任科長、秘書、主任秘書等，恪守其職，管理過財政、糧政、法政，對于江蘇省公職人員進行過資格審定，擔任過江蘇省縣長考試講習事務所所長等職。

抗戰期間，祖父任行政院直轄江蘇省特別行政區公署政務處簡派處長，并在長江下游挺進軍總司令部李明揚將軍部下任少將參議，贊襄擘畫。李明揚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民主人士，不僅參加過辛亥革命，抗戰期間，還率部參加臺兒莊戰役。陳毅曾三次與他談判，他秉持“抗日我干，打內戰我不干”的態度與新四軍建立統一戰線。1949年李明揚率部起義，毛澤東稱贊他是“大事明白，小事糊涂的人”。抗戰勝利后，祖父仍回到江蘇省民政廳。1948年秋，調任松江縣縣長。

松江解放后，祖父回到上海家中，開始平淡生活。他想自己不過是文職人員，何況平素待人治事勤謹，持躬清正，并沒有什么人命血債，家中妻子親眷甚多，恐怕輾轉離亂中失散。然而后來不斷有朋友提醒他避風頭，否則有性命之憂。1951年的某個黃昏，祖父匆匆離別家人，獨身去香港，從香港再轉至臺灣。父親說，祖父臨行之際，只對他說了一句“好好念書，聽媽媽的話”。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

到臺灣后，祖父先在臺北環球印刷公司任副總經理兼印刷廠廠長，后經臺灣地區行政機構秘書長陳慶瑜向省長嚴家淦推薦，自1955年起到煙酒公賣局的基隆、宜蘭、彰化等地任秘書，直至1971年。這年12月26日他心臟病突發，病故時正在彰化的任上。

20世紀50年代臺灣的煙酒公賣局隸屬于臺灣省的財政廳，是省屬三級機構，在臺灣的經濟與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經營收入是當時臺灣地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在祖父晚年自己填寫的一份履歷表“特長”欄中，他這樣寫道，“對省縣地方行政深具經驗，而于理財亦有心得”，他始終是一個注重實干的新經濟思想的踐行者。

直至1987年的年底，中斷了38年的兩岸人民往來得以恢復。1989年表叔王振華回來，祖母、姑母和父親他們才知道祖父去臺灣后的一些情況。這位表叔的母親是祖母的姊妹，當年他在國民黨部隊服役，因此隨部隊先去了臺灣。我記得1989年夏父親要從安徽趕往上海，臨行前頗為激動，作為小孩我也知道有一個叫王振華的人要從臺灣回來，據說成都、自貢、西安等地的姑母家也都有人到上海，還有漣水老家的親戚。當時祖母在上海的大姑母家中。后來回想到此事，我不禁腦補了大家圍坐在表叔周圍的場景，但是我只能想象場景的畫面，祖母、姑母和父親當時的心情卻是無法用語言所能描述的。

當時父親從上海回家，帶回來的物件中最多的是照片，而所有照片拍的幾乎都是靈堂，大約有三四十張，雖然是彩色的，但色調都是黑白色，有些帶著很重的黃色。照片插在兩個單獨的小照片夾中，那種照片夾是我所沒有見過的，與當時通行的大開本的彩色照片夾非常不同。我當時瞥見這些照片但并沒有仔細去看，覺得都是悲傷的畫面。只是常常看到父親坐在桌前一張一張仔細地看，有時還會用放大鏡仔細辨認。后來我才知道，這些照片是從各個不同角度拍攝的祖父的靈堂和出殯場景。祖父去世后，靈堂分設在臺北善導寺和彰化叢林寺，有千余人來上香祭奠。據說其中不少人只是因為日常與祖父有過些許接觸，心懷感念而趕來。照片上無數的挽聯、挽幛，其中有曾任蔣經國時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馬樹禮的長聯：“窗硯仰才華，書法臨池余絕藝；鄉邦敦契誼，天涯瘞旅郁沉哀。”馬樹禮是祖父的好友，也是漣水同鄉，他后來為祖父的傳狀寫了題名，兩岸相通后還給祖母和父親寄來賀卡問候，那時候他已是八十多歲了。從馬樹禮的挽聯中可見他與祖父相交深厚，他更理解祖父獨居島上心情的沉郁。我曾經試著從余光中與羅大佑的詩與歌詞中去體味，但能表達出來的終究還是膚淺的。

帶回來的遺物中有祖父最后日子里隨手寫的兩三幅字，有一幅篆書，寫的是：“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不周。”另一幅是行書，抄的是“傅青主家書”：“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補。”也許祖父當時是在想著如果回家了，他要怎樣教育子女，以前沒有說的，以后都要補上。聽姑母和父親說，祖父在家中時，總是很忙，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他對孩子的學業從不提什么要求，只是好像心里很有數。當時父親和三姑母一起在虹口三中心小學讀書，姑母得的名次常常比父親高，有一次祖父看了父親的成績單，淡淡地說了一句“老師偏心”。父親說他聽了很驚訝，因為從實力上自己確比三姐好，但分數卻是自己的低。祖父離家去臺灣時，父親11歲，如今年逾八旬，所記得的祖父的事很少。他常說起的是：“我聽爸爸說每天必須一次大便，最好，我七十年來都遵守著。”他遺憾自己沒得到祖父指點書法，雖然偶爾喜歡寫寫，到底沒什么功底。父親還提起，祖父一次見他的作業本上寫著“平時測驗”四個大字，問：“老師寫的？”父親說是自己寫的。那時父親小學三年級，他揣度，祖父一定認為是寫得不錯的，否則不是那么問，心里頗為之得意。

我記得家里的第一盒磁帶《黃河之戀》，我最喜歡聽里面的歌曲《春天里》，曲調明快，歌詞有著輕松的自嘲，“和暖的太陽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緊挨著這首的是電影《夜半歌聲》的插曲，每每一放到那里，父親便大聲跟唱：“追兵來了，可奈何，娘啊，我像小鳥兒回不了窩！”當時我覺得很帶勁，后來想想似乎另是一種滋味。

自從見過王表叔，父親便喜歡對別人提起祖父，他始終保有著一種孩童夸耀式的對于祖父的感情。姑母們在一起也常常談起，九十多歲的姑母提起祖父，也總是用“爸爸”的稱呼，而不是稱“父親”。二姑母說“媽媽與爸爸關系很好”，不像那個時代的其他夫妻之間那么嚴肅，那么正兒八經，她見過祖父、祖母一起，一個用筷子敲碟子，一個跟著節奏哼唱歌曲。祖父偶爾公務在外面應酬，回來也會和祖母聊起見到些什么人，什么模樣兒與情景，有時祖母還要開幾句玩笑打趣祖父。小姑母還說她聽鄰居說，年輕時祖父會給祖母梳頭發，做成各種發髻樣式，是旁人艷羨的濃情蜜意的趣事。

這些事在后來已八十多歲的祖母和我待在一起的時日，從沒有提起過。祖母教過我唱“小燕子穿花衣”，我聽見過她嘆息“你爺爺要是在臺灣再成個家就好了……”，年幼的我那時是不能理解的，文學作品里的忠貞不貳，天長地久才是最好的呀，祖母怎么說這種話呢。祖母家也在漣水，祖母的父親莊秀伯是當地較大的富戶。光緒二十五年（1899），有名的松壽堂藥號大老板派五子吳始祺到漣水縣漣城老街開設藥房，租借的門面房，就是祖母家的。祖母和她的妹妹即我的姨奶都是在新式學堂接受教育的，我小時見過這位姨奶，那時她七十多歲，有鄰居拿著藥瓶上的英文說明書來問她，她能邊指邊念。祖母與祖父是自小訂的娃娃親，據說是兩家長輩在吃早茶的時候訂下的。祖母比祖父小兩歲，小學與祖父讀的是一個學校，只是低年級。祖母不僅知書識禮，還有堅強的韌性。祖父去臺灣時，她42歲，帶6個孩子，最小的只有5歲。她拋頭露面在上海街道辦事處參加縫紉學習班，做了一期學員就當教員，便有了收入，維持日常生活。同時她典當首飾、物品送6個孩子讀書。她對教書的先生非常敬重，多次對我提起當年幫父親爭取減免學費的小學老師丁先生，丁先生說的什么話，怎樣帶父親去校方爭取，她感念弘多。我的愛人也記得，他到上海讀研究生，去小姑母家看望祖母，那一天八十多歲的祖母就拄著拄杖站在門外老遠迎接他，他說那是民國時的老輩才有的遺風余韻。

當年面對有些人對祖父的誤解，為她提供“特殊”的待遇，她坦然受之。她為丈夫戴了十多年“高帽”，發回原籍漣水。不過好在很多家里以前接濟過的人悄悄給予她幫助。游街前有人會告訴她先把鞋綁好；她被關了，也會有人送門板給她當睡床，打水給她洗臉，看著她把送來的飯統統吃完，還會疑惑“大姑怎么吃得下去像個沒事人呢”。

二姑母、小姑母回憶說，祖父離家后，祖母常在家念叨，祖父不愛吃蔬菜，不愛走路，總是以車代步，在家時會提醒他，可是一個人在外怕就沒人告訴了。在王表叔帶回的遺物中有一本祖父的記賬簿，他每天的花費幾乎差不多，但其中果然天天都有車費，午餐晚餐基本都在外吃。偶爾會吃面包蛋糕，還買可口可樂。晚上會去看一場電影，后來的日子幾乎每晚必看，并不能看出他喜歡什么類型的電影，只是每天看一場。父親說，那當是他晚上的時光難捱，看電影是為排遣和忘憂。小姑母說祖母最懊悔的一件事，是在祖父離家前的兩天，因為局勢緊張，祖父心情不好老喝酒，祖母責他不該借酒澆愁。那時候祖父喝酒的下酒菜是小賣部的花生米，他便找借口5歲的小姑母想吃花生米，但還是被祖母“戳穿”了。沒想到，后來這澆愁的酒還是要獨自慢慢地吞咽。當時去臺灣的人，大多都重新娶了妻生了子，另成立了家，特殊環境里的人要生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祖父則是始終固執的一位。

1975年祖母的“帽子”摘了，小姑母也被安排進上海無線電廠，不久父親回到干部崗位，冬去春來，萬物復蘇。提起當年，祖母說遭遇不公時可以看看更不幸的人，挺過來了就發現當年那些欺負你的人，沒幾個還在啦。不過，祖母終究身邊有兒女相伴，加上大姑母、二姑母年長懂事，能替母親分憂。“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試想當年祖父那里如能自天而降一封“家書”，或許故事的結局，就有新的改變。

祖父的骨灰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七日安葬在山明水秀的陽明山，小姑母和父親先后去祭掃過。墓木已拱，好在一直有不知名姓的人照看著。如今祖母也已故去多年，她的照片被安放在祖父的墓碑邊，在上海祖母的墓旁，也安放了祖父的照片，雖然七十年的生離死別，碧海紅桑，相信九原之下，兩位老人終是可以相視相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