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推動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創新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和思想指引。在價值論層面，確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原則與標準，將價值觀問題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內核，堅持文藝介入社會的現實主義原則。從方法論維度，通過“兩個結合”不斷鍛造文化主體性，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獲得強韌生命力。從立場論角度，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科學理解和闡釋“人民性”問題，明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立足點和發展方向。在此基礎上，探討建構面向未來的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自主知識體系。

關鍵詞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文化領導權；價值論；方法論；立場論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文化領導權”的重大命題。他指出：“守正，守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這既是對中國“文化立國”“文以載道”傳統的傳承和發展，也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文化工作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更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這些思想和實踐的創造性拓展與深化。深刻把握“文化領導權”理論，有利于在總體性圖景中理解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性貢獻，推動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創新發展。

一 “文化領導權”的思想源流與發展脈絡

2023年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直接提出“文化領導權”的概念，但在意識形態理論中對這一領域涵蓋的問題展開了深刻論述。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顯然已涉及文化領導權的問題。馬克思在1851—1852年撰寫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提到了由“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在1858—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等領域劃定為“意識形態的形式”。意識形態并非僅存在于人的主觀世界的觀念體系，而是構成現實社會制度和社會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實中發揮建構作用。馬克思、恩格斯打破了過去只從意識出發研究意識形態問題的傳統哲學路徑，創造性地將之與階級斗爭和物質生產實踐有機結合起來，使意識形態問題從過去的認識論領域進入到政治實踐領域。馬克思、恩格斯對于意識形態本質的分析，對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對于革命階級意識的闡釋，對于文化領導權的理論建構具有指導性意義，為此后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開展相關研究開辟了廣闊空間。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深刻影響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實踐。19世紀末，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如普列漢諾夫等人大量使用了“領導權”的術語。在此之后，“領導權”這一概念多次出現在共產國際的文獻中。列寧結合俄國革命的實踐要求，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政治功能加以進一步拓展，并在1905年所著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提出了“領導權”思想。列寧強調無產階級的文化必須“在蘇維埃政權……和俄國共產黨的總的領導下”。他在晚年對于蘇俄革命成功之后的任務提出了構想：在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之后，工作的重心“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轉向“文化主義”。列寧敏銳地看到，爭奪領導權的斗爭不會因政權確立而停止，“工人群眾的社會主義意識”是“保障我們獲得勝利的唯一基礎”。只有民眾發自內心贊同和支持，才能真正獲得領導權。

意大利革命家葛蘭西在總結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失敗教訓的基礎上，深入分析了市民社會的意識形態結構，提出“文化和政治領導權”（hegemony，亦譯為“霸權”）的概念，指出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表現在兩個方面，即“統治”和“倫理-政治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需要以社會成員的廣泛“同意”作為前提。在從運動戰向陣地戰的戰略轉型過程中，無產階級應該用更高明的手段和策略，通過“分子式的入侵”打破壁壘，把不同的社會群體團結在新的世界觀之下。

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和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的基本出發點，都是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奪取政權的問題。在以上理論中，文化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并不是同步獲得的，存在著一定的張力關系。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之初，就首先著手爭取思想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通過宣傳陣地的建設為武裝革命和政治革命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民心基礎。正如葛蘭西所言：“社會集團可以而且甚至應該在奪取到國家政權之先就以領導者的身份出現（這就是奪取政權本身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爾后這個集團取得政權，即使很堅固地掌握著它，成了統治者，同時也應該是一個‘領導的’集團。”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型國家開創社會主義事業的，又是在中西文明激蕩的時代條件下走上歷史舞臺的。“文化領導權”與國家構建、政治革命、文明創造等問題緊密相關，成為貫穿黨領導文化工作的一條主線。

中國共產黨在組織上和思想上肇始于“五四”傳統。在組織上，“五四”之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在思想上，“五四”以其科學與啟蒙精神為中國的思想轉型和政治重建提供了新的信念、新的思維、新的方法，而文藝是傳播新思潮的重要載體。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創立者以文學革命為先導，將文藝作為喚醒民眾、改造國民精神、樹立新的倫理道德的重要陣地。李大釗提出“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并以新文藝喚起民族自我之自覺。陳獨秀主張打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建設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推動文學話語模式和觀念形態的轉變。瞿秋白意識到“文藝革命運動之中的領導權的斗爭，是無產階級的嚴重的任務”，將文藝革命和文藝大眾化作為無產階級獲得領導權的重要途徑。正是在這一風潮席卷之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進入中國，成為中國現代文藝理論建構的重要思想資源。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如鄧中夏、惲代英、蕭楚女等人都曾大力宣揚馬克思主義文學思想，產生了瞿秋白、周揚、馮雪峰等一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

這一譯介工作構成了黨領導文藝創作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設的重要內容。20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時專門設立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放在突出位置。瞿秋白系統譯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如《現實——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列寧論托爾斯泰》和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節譯）。這一時期出版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叢“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其中包括：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和《文藝與批評》（魯迅譯）、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魯迅譯）、別林斯基的《論自然派》（周揚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周揚譯）、《藝術之社會的基礎》（馮雪峰譯）、梅林的《文學評論》（馮雪峰譯），等等。除此之外，還有陳望道主編的“文藝理論小叢書”、東京左聯成員編譯的“文藝理論叢書”等。這些譯著介紹了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成果，對于推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型、樹立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及無產階級文藝理論的建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其中所闡述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意識形態、現實主義、典型問題、藝術本質、文藝理論研究方法等，構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問題域，深刻影響了一批文藝創作者和文藝理論者，使其走上革命的文藝道路。

中央蘇區時期，在緊迫的抗戰形勢之下，在黨的領導下廣泛開展了工農大眾文藝活動，創造了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階級意識和參與文藝創作的熱情，極大發揮了革命動員和政治動員的功能。蘇區文藝理論更多“與政治理論、軍事理論、宣傳理論、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以組織化、體制化的方式開展馬克思主義文化實踐并進行理論總結，對于探索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發展道路是極為可貴的。

延安時期，黨高度重視文藝在爭取民族解放事業中的動員功能。毛澤東同志認為“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提出革命有“文武兩個戰線”，即“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文武雙全”，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基于這一思想，先后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抗戰文藝工作團、陜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等，建立文藝領域的民族解放統一戰線；創辦了魯迅藝術學院，培養文藝人才。毛澤東、張聞天等黨的主要領導人親自指導并參與文藝理論建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精神品格、價值立場和制度體系基本形成。

新中國成立后，文藝理論領域的一系列論爭都與思想文化領域的重大問題緊密相關。50—6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80年代的“美學熱”以及關于文學主體性、典型問題的討論；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大規模傳入推動文藝理論研究的“文化轉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從來都不是僅僅作為單純的學術性議題存在，而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特殊歷史語境的產物，是時代精神的集中體現，并極大推動了社會思潮的變遷和現代轉型。因此，必須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置于更大的歷史情境和社會結構中來理解。“文化領導權”的問題始終貫穿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的過程，形塑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學科的價值立場、研究方法和知識譜系，形成了一系列核心議題，如文藝的人民性問題、主體性建構問題、現實主義方法、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等。這些問題在不同時代環境中呈現出不同的話語形態和理論關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恰恰就是在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討論和學術爭鳴中不斷地向前發展。

文化領導權是在黨領導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這條道路既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也是在探索現代化歷程中的自覺選擇。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思想文化領域的領導權，將之作為獲得政治領導的前提和基礎。黨在文藝領域通過組織領導、制度構建和理論創新，將革命理念、政治理想、價值原則滲透到社會運行的毛細血管，亦即葛蘭西所說的“工事與地堡”之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融貫于中國文藝實踐中，明確了中國現代文藝理論的方向，塑造了黨的文藝政策的主流話語，文藝成為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的重要事業。

二 價值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原則與標準

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思想成果和深化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規律性認識的基礎上，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文化領導權理論。他多次強調要堅持和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領導，要求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明確將中國共產黨作為引領時代文藝發展的領導主體。新時代的文化領導權問題面臨更為復雜的情境，包括：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歷經長期領導文化建設的探索實踐，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文明型國家；信息技術變革帶來新挑戰，意識形態的爭奪以更為隱秘而細微的方式存在于具體的文藝創作、生產和傳播的各個環節之中；世界文明格局和政治格局發生深刻調整，文化的吸引力、影響力和感召力成為決定國際話語權的重要因素。這些變化需要超越“市民社會—有機知識分子—陣地戰”的分析框架，在新的時代語境中重新理解和思考“文化領導權”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拓展了“文化領導權”的內涵，對于推動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打磨好批評這把‘利器’，把好文藝批評的方向盤”，此后多次強調“要加強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評論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設取得了重要成果。

首先，在理論上正本清源，將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作為根本制度確立下來，對于馬克思主義在學術研究領域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的情況進行了有力矯正，強化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主導性、統領性地位。這種主導性既體現為馬克思主義作為元理論的地位，更體現為馬克思主義在構建學科體系和解決實際問題中的指導性功能。例如，要求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文藝領域出現的歷史虛無主義、價值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進行糾偏，對于“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等問題進行了批判，要求樹立正確歷史觀，避免以主觀想象剪裁歷史，以娛樂化的方式解構歷史，以藝術外衣包裝錯誤史觀，使文藝發展不偏離正確軌道。再如，對于文藝創作和批評領域出現的功利主義、浮躁之風等問題，提出“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清晰闡明了文藝與市場、文藝和人民的關系，也明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藝發展路徑。

其次，將價值論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內核。文藝作為改造國人精神世界的重要載體，社會成員的價值認同和共有信念的維系并非一般性、外在性的問題，而是關系到黨的文化領導權的根本性問題。近十余年來，文藝理論研究界“從價值論角度審視和闡發文藝的文化屬性，文藝的文化價值日漸成為理論關注的重心”。中華傳統文明強調推行人文教育和禮儀教化，成風化人歷來是文化的重要職能。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文化的社會教育功能，提出“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深刻闡釋了“文”與“道”的關系。“文者，貫道之器也”，“弘道”自古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主流。“道”是文學作品最重要的精神內核和價值依歸，是鍛造國民精神、涵養道德信念的靈魂性力量，塑造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價值信仰和精神秩序。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的樹立和傳播，不是抽象的、符號化的、形式性的，而是具體的、歷史的。面對文藝創作和批評領域出現的價值內核不清晰、價值取向不明朗甚至走偏的問題，如果搞價值中立，不作價值評判，文藝理論就會淪為自我囈語，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價值引領功能是內在于文藝批評標準的設定、文藝發展的目標方向、文藝教化功能等問題的前提性、原則性問題，對于價值論的強調明確了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基本立場。

再次，堅持文藝介入社會的現實主義原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既有銳利的理論鋒芒，更具有鮮明的介入現實的品格。馬克思、恩格斯在嚴峻的斗爭形勢中，密切關注文藝創作所反映的社會問題。通過對歐仁·蘇《巴黎的秘密》、卡爾·倍克《窮人之歌》、卡爾·格律恩《從人的觀點論歌德》的犀利批判，與青年黑格爾派、“真正的社會主義”等歐洲流行的錯誤思潮進行論戰，并從文藝領域進入更廣闊的經濟社會政治場域，揭示社會階級矛盾的本質，以其現實針對性、思想穿透力、理論批判力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文藝不僅反映社會生活，更要引領時代精神。因此，堅持理論的“接地性”，始終保持文藝與時代、文藝與社會生活、文藝與價值觀塑造之間的緊密聯系，是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的必要條件。當前，大眾文化、藝術和審美領域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前沿，面對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博弈，面對文化資本的滲透，面對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如果文藝理論只局限于“內部規律研究”，而無法有效回應時代變化、發揮批判和引領功能，則將失去生命力。

現實主義原則還有一個重要的面向，即全球視野中的文化權力結構關系問題，這要求我們在人類社會的演進規律和歷史趨勢中審視文藝和文化領導權的內在聯系。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革和實踐創新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創新奠定了堅實的現實基礎。例如，現代性批判是近一個世紀以來貫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一條主線，異化問題論爭、人道主義討論、大眾文化研究等都是沿著這一脈絡展開的。中國學人曾著眼于“人類共同面臨的中心性大問題即所謂‘現代性’的問題”進行西方現代性批判理論的譯介工作，希望避免西方現代化過程帶來的負面效應，從而“富有遠見地思索今后中國文化可能面對的問題”，探尋更有利于人類發展的現代化之路。如果說這種構想在當時還是一種積極意愿，當下則正在成為現實。中國式現代化為研究這些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視野，不僅以超越西方現代性的方式提供了后發現代化國家發展現代化的新模式，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新的歷史觀、新的文明觀。這為剖析西方現代性的根本矛盾，走出人類面臨的文化困境提供了可貴的路徑探索。只有以更寬廣的文明視野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向縱深發展，揭示人類社會生活的本質和發展規律，才能在推動社會進步和歷史進步中形成更高層次的理論創新，也才能使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世界文藝理論發展圖景中擁有話語權。

三 方法論：以“兩個結合”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文化領導權的鞏固是一個動態發展、不斷重構的過程，必須“不斷地被更新、再造、維護、修正”。主流意識形態要凝聚社會成員的廣泛共識，必須提供具有解釋力的認知系統、具有價值建構力的信仰系統和指導實踐的操作系統。這套系統既需要具有穩定的內在深層文化結構，同時還需要有因時因勢革新的能力。作為主流意識形態重要組成部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必須處理好與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關系，以此解決文化主體性和文化認同問題；也必須處理好與現實的關系，以此來應對社會變革中的復雜文藝實踐對于理論跟進的要求。因此，以“兩個結合”作為方法論指引，才能在守正與創新的辯證統一中不斷為發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開拓新路徑。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的構建，經歷了長達一個世紀艱難而曲折的探索。這一過程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各個階段的具體文藝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也是與中國本土的藝術創造和美學精神相結合的產物。新中國成立后，全面借鑒蘇聯文藝理論，通過翻譯引進研究成果和教材，邀請畢達可夫、柯爾尊等蘇聯專家來華講學等，蘇聯文論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和教學的主要資源。改革開放之后，西方不同流派的文藝理論和批評話語以共時性的方式大量涌入，極大影響了中國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研究的概念范疇、話語系統和批評方式。但由于存在巨大的文化差異，中國學界逐漸發現這些國外理論資源無法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西方出理論，中國出材料”和中國的文藝實踐成為西方理論注腳的做法行不通。學術界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這種狀況進行反思。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對國外理論資源進行批判借鑒？如何繼承創新中國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推動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如何建構對中國實踐真正具有闡釋力和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關于這些問題的討論甚至爭論，成為不斷縈繞和重現的學術課題，對于它們的有效闡釋和解答是掌握文化領導權的重要基礎，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建設具有文化主體性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

文化主體性問題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設的核心論題，也是任何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都會面對的課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曾經擁有厚重歷史傳統、堅定文化自信的民族，這個問題更為迫切。從“五四”重估傳統文化的價值，倡導新文學，到新中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的普遍性訴求下對傳統文化資源的重新挖掘與改造，到20世紀90年代熱議的“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再到新時代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些討論始終不離一條主線，即重新思考守正與創新的關系，使中國文藝理論獲得新的生命力。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兩個結合”的重大命題。這一理論意在回應并解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樞紐問題，即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歷史文脈之間的關系，也明確了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文化創造的時代任務。“兩個結合”作為鍛造文化主體性的途徑，破除了古今中西二元對立的教條主義思維，闡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不僅是辯證統一的，更是相融相通的。這并不是局限于理論層面闡發與論證，而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領導文化建設的實踐經驗總結。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結合”的目的是創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里通過對“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強調，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理論和實踐進行了總結和重新闡釋，既有對民族文化的價值認定，也有在此基礎上創造新文化的決心。

作為中國現代轉型的獨特歷史語境中產生的新文藝形態，革命文藝、社會主義文藝如何融入傳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必須處理和闡明的問題。抗戰時期的文藝界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走向人民、走向生活、走向時代，用民間文藝形式創造了新的革命文藝形態，如秧歌劇、新京劇，也產生了一批代表新的文藝精神的優秀作品，如《白毛女》《逼上梁山》《王貴與李香香》等。其中，秧歌劇是在秧歌這一民間節慶歌舞形式基礎上，加入歌劇、舞蹈、話劇、地方戲曲、陜北民歌的元素，對其進行改造，以抗戰、勞動生產、減租減息、婦女解放等為主題，產生了《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南泥灣勞軍》等一批優秀文藝作品，廣受民眾歡迎。在民族危機不斷加劇、斗爭狀況日益緊迫的時代環境中，這些作品激發了文藝界和人民大眾民族意識的覺醒，新民主主義革命理念和黨的方針政策逐漸深入人心，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文藝領域的落實。民族形式是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形成的，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真正民族的新文藝是要能夠在廣大的民眾中發生力量的，它也就是民眾的東西。要怎樣才能創造這樣的文藝？必須拿民眾自己的東西來加以精制，再還給民眾。”具言之，一方面，通過對文藝創作者的思想改造，引導文藝工作者走向民間，在情感上真正融入無產階級勞苦大眾，在行動上投入火熱的戰斗與生活，重新對民族文化資源加以提煉、整理和創造，創作真正為民眾所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另一方面，黨所倡導的新文藝不再是由知識精英所創造的、外在于民眾的文化形式，而是鼓勵民眾用民間形式來表現自己的生產、生活、精神風貌，創造屬于自己的文藝形態，革命內容與民族形式以和諧的形式融為一體，為中國現當代文藝發展注入活力。歷史證明，在“兩個結合”中不斷鍛造文化主體性，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才能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獲得強韌生命力。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提供了豐沃的土壤。“只有植根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才能根深葉茂。”中國古代文論源于中華文化傳統、中國文學經驗和中華美學精神，歷經幾千年的賡續傳承，沉淀為中國人的價值認同和審美追求，具有強大的生命韌性。自20世紀初以來，大量國外文藝理論進入中國學界視野，自然主義、形式主義、現象學、解釋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以及各種“后”學等輪番登場，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浪潮。這些理論為中國現代文論建構帶來了新視野，注入了有益資源，但是最終作為學術傳統積淀下來、融入中國文論體系的，是那些與中國的文明基底和現實需求具有較強相關性的理論。中華文化傳統形成了基本接受視野，潛在地影響著學界對于這些理論的選擇、吸收和重構。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傳統文論有高度契合性，例如，在對文藝的功能認知上，中國傳統文論對于文道關系的理解、興觀群怨說、經世致用的傳統與馬克思主義文論推動思想進步、改造世界的實踐指向是一致的，都是把文藝放在更為宏大的社會和歷史視野中，具有共通的精神結構。“相通的理論命題或概念范疇就會產生類似物理學中所說的那種共鳴與共振效應，其共同的價值取向與理論旨趣因此會被成倍放大。”與此同時，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中國古代文論進行重新評估與闡發。現代文藝學學科體系的建立，客觀上需要將古代文論感悟式的“詩文評”模式轉化為現代知識體系。馬克思主義為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型提供了全新的視野，以科學而系統的方法論對傳統文論進行重新審視、整理，從中提煉出當代文論建設需要的積極價值與資源，以此為基礎構建邏輯框架、闡釋路徑和研究理路，推動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通過“兩個結合”，中華美學精神作為活的傳統進入當代的知識生產、審美經驗和生活樣態之中，實現了自我超越和更新。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經歷了“化中國”到“中國化”的過程，也就是說，不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單方面地簡單移植或直接應用于中國文藝創作和理論研究，而是通過與中國傳統文論的深層次對話與融通，實現自身理論邊界的拓展、價值維度的豐富和問題域的更新。例如，中國傳統文論“物感說”“感通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反映論”形成了互文性，文藝不僅是對外部世界的反映，而且在與世間萬物共感中實現交融與共生；“風骨”“中和”等范疇有利于豐富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價值和倫理層次；“意境”“意象”“氣韻”“言有盡而意無窮”等中華美學范疇與馬克思主義關于“典型”問題的思考構成了一定的映照與互補關系，使馬克思主義文論在中國文化土壤中長出了更具縱深感、審美-倫理意涵與本土解釋力的理論新形態。這個過程包含了相向而行的雙向運動，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正是在這一雙向互融過程中，中華文明得以更新與再造，馬克思主義獲得了更為豐沛的生命力。“兩個結合”為建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開辟了新境界。新時代的文藝創作、文藝批評與文論研究并非拋棄傳統，亦非簡單的復古，而是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的內在機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學理、觀點、方法去激活傳統文化基因，對中華傳統文論資源進行重新發掘和闡釋，指導當下中國的文藝實踐，在二者的相互激發與雙向賦能中建構符合歷史趨勢和時代要求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自主知識體系。

四 立場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范疇，文化領導權是以民眾普遍性的認可作為前提的。“人民”不僅作為政治概念，而且作為歷史性范疇存在，其內涵和范圍隨著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而動態調整。對于社會主義文藝而言，“人民性”是具有規范性的前置條件，但這個問題是一個包含諸多要素及其復雜互動關系的問題星叢，如文藝與人民的關系、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文藝批評標準等。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如何理解“人民性”，決定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價值評判標準和發展方向。

馬克思、恩格斯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這一理想體現了鮮明的人本主義關懷,即“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文化、藝術既是獲得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衡量人類是否達到真正意義上的解放的重要標準。列寧在與德國女革命家蔡特金的談話中說：“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們。它必須在群眾中間喚起藝術家，并使他們得到發展。”只有立足于人民的生活，深入人的內心世界，才能真正觸及靈魂、直抵人心，構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價值信仰和精神秩序。

中國共產黨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精神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文以載道”“以文化人”思想的基礎上，形成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從《新民主主義論》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到延安文藝座談會確立的“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到改革開放后提出社會主義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再到“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這一基本立場既一脈相承，又在新時代進行了創造性發展。在總結黨領導文藝工作的歷史經驗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走的是“一條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道路”。他在繼承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的基礎上，對于人民性問題進行了新的闡發，并賦予“人民”概念以豐富深遠的內涵。

首先，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科學界定“人民”的內涵。文藝與人民大眾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核心主題。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了文藝的基本立場，即“無產階級立場和人民大眾的立場”，提出文藝是“為人民”的，文藝服務的對象被具象化為“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人民”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文藝的階級基礎，在革命所創建的新秩序中處于主體地位。毛澤東同志進一步闡明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這里的“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確認了“政治性”與“人民性”的統一，這與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基于同樣的邏輯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在繼承延安文藝傳統的基礎上，對“人民”概念進行了進一步的深刻闡釋：“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的集合，每個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都有內心的沖突和憂傷。”這里的“人”不是抽象、孤立的個人，而是現實的人。這一闡釋的原創性貢獻在于極大拓展了“人民”的范圍，人民不再局限于工農兵，而是一切擁護、參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人。同時，將“現實的人”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既不同于中國儒家“民本”思想對“民”的理解，也不是孤立的、脫嵌式的個人，更不是將人民作為鐵板一塊、毫無個體特征的抽象整體。人民作為歷史活動的主體，既是文明史的繼承者和創造者，也是復雜現實社會關系的產物，這就賦予“人民”概念以厚重的歷史縱深和深刻的文明內涵。

其次，強化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唯物史觀認為，人民是創造歷史的主體，人民通過有目的的實踐活動創造自己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文藝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并非憑空產生，而是源于人民的生產生活和社會實踐。人民性立場成為內化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的核心問題，體現為文藝的服務主體、表現主體、評價主體和創作主體的統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人民生活中蘊藏著取之不盡的文藝創作素材，只有在復雜多元的生活樣態中深刻體會人民的真實情感、思想和精神需求，將人民的冷暖、悲歡、訴求傾注于創作中，才能實現“化大眾”和“大眾化”的統一。“以人民為中心”并非抽象的要求，而是大勢所趨和現實要求，只有深入人心，才能真正發揮文藝的思想引領和社會教化功能。馬克思曾犀利地指出：“人民歷來就是什么樣的作者‘夠資格’和什么樣的作者‘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這就要求文藝創作和理論研究的重心落實到每一位人民群眾的文化訴求和情感需要，把人民作為鑒賞家和評判者，讓人民真正擁有影響作品創作的話語權。人民的審美和文化需求隨著時代在變化，文藝創作不能在封閉的小圈子中主觀臆斷人民的精神境界和價值標準，代替人民做出評判，而是要投入社會生活的洪流，緊跟時代變化，創作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作品。

最后，強調滿足人民文化需求與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同志曾專門討論了“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問題，將“普及”作為“提高”的基礎。推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要求“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知識精英只有走向民間，真正在思想上、情感上與大眾融為一體，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才能得以實現。2013 年8 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明確要求：“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延安時代的“普及與提高”的問題在新時代轉換成了“促進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明確了當下“如何以人民為中心”的問題，即對于人民的需求，不能滿足于迎合，更需要引導。在此基礎上，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的原則和標準體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將文藝置于真實的社會關系結構之中，強調“美學觀點和史學觀點”的批評標準；毛澤東同志提出了“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評價原則，要求達到“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個效益”的評價標準，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鼓勵生產經得起“人民評價、專家評價、市場檢驗”的優秀作品。“兩個效益”評價標準的樹立，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條件下文藝的經濟屬性和意識形態屬性，以及政治邏輯、文化邏輯、市場邏輯的辯證統一關系。這一原則滲透于文藝創作、文藝批評、文藝理論研究，并落實到文化制度和政策之中，通過發揮價值引領功能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

結 語

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推動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創新和發展意義重大。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具有內在關聯性的概念、方法、理論、價值觀經過邏輯化集成后形成的復雜知識系統。新時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自主知識體系建設至少包含幾個方面的要素：核心穩定而具有標識性的概念體系和話語體系；基于中國實踐經驗、具有鮮明主體意識和價值取向的原創性理論體系；這套理論體系具有超越性的世界意義和影響力。能否建立起富有現實闡釋效力和社會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思想體系和話語體系，既關系到當代文藝的發展方向，也關系到黨的文化領導權的理論支撐。

百余年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始終以特定的方式影響著中國文藝實踐，并在實踐中得到豐富和發展。當今時代，市場化、數字化、大眾化構成了當代中國文藝發展的基本時代條件，也使當代文藝理論面對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極為不同的社會環境和問題意識。市場化改變了文藝生產和傳播的傳統模式，使文藝同時具備意識形態和商品的雙重屬性；網絡文學、網絡影視劇、網絡游戲等新的文藝形態借助數字化與技術媒介獲得了蓬勃發展，新大眾文藝使人民大眾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為廣泛和深入地參與了文藝創作和欣賞。新的文學現象必然產生新文學觀念和文藝思潮，也必將深刻塑造當代中國的社會心理結構。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文藝工作的對象、方式、手段、機制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特點……對新的文藝形態，我們還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面對平臺的流量邏輯與文化的價值追求、商業利益與藝術標準的矛盾，需要新的理論對新的文藝實踐活動進行有效闡釋和引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從產生之日起就帶有強烈的改造世界、介入現實的取向。當下的文藝生產是一個復雜而充滿張力的場域，如何深入探求媒介技術、平臺經濟背后的權力機制？如何解決流量邏輯對社會意識的反向重構？如何理解圈層化消費與開放性交流之間的關系，避免出現意識形態極化現象？面對數字化狂歡帶來的意義迷失，如何通過文藝批評，有效引導文藝創作內涵和文化品格的提升，形成體現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真正屬于人民的新大眾文藝？新時代黨的文化領導權正是在對這些文化現象的回應、引導中不斷得到鞏固。對于這些問題，僅僅進行書齋式的文化批判是不夠的，必須以這些新變化新問題新要求作為切入口，打破封閉的學術研究方式，深入研究新時代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在破解難題中推動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的創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既要向下扎根，深植中國文化土壤，直面時代課題；又要向上生長，揭示時代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反映歷史運行的規律，通過扎實而深入的理論研究，為文藝創作、文藝批評提供堅實理論支撐。

中國正在創造新的文明意義上的歷史。構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最重要的就是扎根中國大地，立足于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創造內生于中國文明傳統、面向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又有著世界性價值的思想體系。當代文藝理論研究立足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論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但不止于學科建設，而是要為推動全人類的文明進步與解放事業提供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因此，既需要縱向貫通，重新發掘闡釋中國傳統文論的當代價值；又需要橫向匯通，從當代中國文藝實踐和世界文藝理論的優秀成果中汲取學術能量，建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話語系統和理論形態，向世界展現中國道路的精神特質、價值內核和道義力量，在與國際學術界開展積極交流和對話中形成學術話語權，推動世界文藝理論學術格局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