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映于1957年的電影《控方證人》在中國院線再度上映。

到下周三，比利·懷爾德導演的《控方證人》公映滿68周年。上周末，這部首映于1957年的電影在中國院線再度上映，上海電影譯制廠的配音版讓眾多70后、80后觀眾驚呼“夢回童年”，它在社交網絡風評9.6分，這很可能是有社交網絡電影評分系統以來，中國院線公映的最高分影片。

“燒腦”是最不重要的優點

《控方證人》結束的畫面上有一行字幕：為了保證美好的觀影效果，導演希望所有看過電影的觀眾不要對外透露劇情。這很有懷爾德導演的冷幽默風格。事實上懷爾德當年的拍攝流程保密程度堪比特工，就連主演們也是到達拍攝現場才拿到揭示謎底的劇本。

懷爾德導演和電影編劇庫尼茲共同改寫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說，兩人結合1950年代歐洲戰后的背景，在“騙中騙”“案中案”的懸疑框架里加入地緣政治和鐵幕兩邊的時代議題。雖然電影編劇給情節和人物做了加法，但了解阿加莎特點的觀眾，即使沒有讀過原作也很可能在第一時間辨認出“看起來蒙了冤屈的丈夫”是罪孽的始作俑者。

換言之，燒腦和懸疑是這部電影眾多優點里最不值一提的一面。要求劇組、演員和先睹的觀眾們“嚴禁劇透”，這是流淌著黑色幽默血液的懷爾德導演有意為之的一場“表演”。而“表演”正是《控方證人》的靈魂所在，不僅查爾斯·勞頓、瑪琳·黛德麗這群主演留下了被載入電影史的表演，并且，電影在室內劇的框架里創造“元表演”的現場，懸疑劇情的盡頭是每個人如何利用各自的身份進行接二連三的“表演”。

真假嵌套的“戲中戲”

《控方證人》是一個會給大部分導演帶來滅頂之災的危險陷阱，它的全部情節集中發生在律所和庭審兩個局限的室內空間，原作小說是以幽默語言驅動的“客廳戲”，這類題材被改編成電影，很可能就是讓戲劇工作者群嘲的“銀幕罐頭戲劇”。平庸的電影導演為了證明“電影的能力”，在單一空間的戲劇場景里拍出八百種花樣，杰出的導演懷爾德反其道行之，把影像的空間讓渡給表演。他欣賞查爾斯·勞頓由來已久，用低微的電影姿態去呵護成全了他所欽慕的表演。

影片里的主角們都在扮演“希望外界相信的形象”。電影的第一個畫面是當時的英國最高法院開庭的儀式，法官和律師們身披法袍、頭戴假發，然而這個“公正、威嚴”的場面也可能是一場聲勢浩大的表演。下一個畫面立刻換成中景鏡頭里，胖律師韋爾爵士坐在轎車后座，不耐煩地聽著身邊的護士嘮叨。這個男主角是法庭上的傳奇，被視為公理和正義化身的英雄，而他在私人的場合里是一個嚴重發胖、身體衰弱的老人，很快觀眾會意識到，他的腦力、判斷力和他糟糕的心腦血管一起老化了，盡管他仍能從容地在公眾面前扮演冷靜、睿智的法律界泰斗。

碎嘴老護士對韋爾爵士的形容是最貼切的：他是在醫院里每時每刻欺騙醫護的“狡猾的老狐貍”“淘氣的老男孩”。把場合從“醫院”換成“法院”同理。對《控方證人》電影外的八卦有所了解的觀眾更能體會護士老小姐和爵士之間的對手戲有著非同尋常的幽默張力——扮演護士的蘭徹斯特和扮演爵士的勞頓在現實生活中是老夫老妻，老律師罵罵咧咧吐槽護士或護士無比兇悍地管束老人時，那些充滿幽默機鋒的時刻是現實和虛構相互滲透的“元表演”現場，一位天才的導演找到這樣不可思議的組合，兩位杰出演員在扮演角色的同時扮演生活，他們共同創造了這些超越了時代和時間的、生機勃勃的銀幕時刻。

至于女主角瑪琳·黛德麗，這是為數不多有能力和查爾斯·勞頓同場卻旗鼓相當的女演員。她出場穿一身廉價的灰色套裝，一頭金發梳得一絲不茍，當丈夫面臨謀殺指控，她作為妻子顯得過于鎮定，甚至在面對老謀深算的韋爾律師審視時，她利落地拉下百葉窗簾來掩飾自己。她故意讓律師和觀眾認為她是滿腹謀算的蛇蝎美人，這又是戲里戲外合謀的“元表演”。

瑪琳·黛德麗演了太多有魅力的女性角色，但克里斯汀·海爾姆是她演過的最難的角色，因為她全程在表演“表演”：當她看起來在撒謊時，她其實在說真話，她用真實的信息、真實的細節讓律師以為她在撒謊；當她看起來勢不可擋，那才是她充滿自信的表演，她如愿以償地讓法官、律師、陪審團和圍觀群眾認定她是“惡女”，盡管那是她給自己設計的表演。

當導演懷爾德用攝影機鏡頭捕捉著這些扮演和真實層層嵌套的“戲中戲”時，他迷戀的僅僅是給觀眾設置燒腦的謎題嗎？是，也不是，在戰爭中失去全部家人、孤身移民美國的他，在勞頓、黛德麗的表演和這整個故事里，尋找著過往歐洲的背影。他有意為之地讓克里斯汀·海爾姆來自“布雷斯勞”，那是德國戰后被劃入波蘭的城市，所以，來到英國之前、流落漢堡賣唱的克里斯汀會唱著：“我無家可回，明天不會到來。”

盡管《控方證人》被視為懸疑類型片的轉型和繼往開來的里程碑作品，但電影故事的真相是懷揣英雄主義的律師輝煌謝幕，查爾斯·勞頓的表演和受著正義的信念感驅使的韋爾律師，都是上一個時代的“舊物”，他們出現在1957年，就像《控方證人》此刻的重映，宛如史前巨獸緩步進入當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