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繡”里人間
彝族刺繡里的“天人合一”
20世紀90年代,喜攝影的人去往金沙江,用鏡頭在曠達與夢幻的山水之間推拉搖移,記錄下了祿勸。掌鳩河由北向南,穿越秀屏壩子,左拐向東,匯入普渡河,再決然反向入境,由南而北一路接納了包括洗馬河、九龍河在內的溪澗泉流,在轎子山下流入金沙江。
彝族、苗族、傈僳族、壯族、回族等民族漸次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定居在祿勸大山的褶子里。在長期的多民族聚集中,各民族相互融合又自成風格,成就了三水一江之地多民族繁富綺麗的文化。
從人文特征上看,祿勸彝族屬金沙江沿岸眾多彝族支系的倮倮支系。在祿勸彝族歷史文化中尋舊,可以發現彝王府建筑匯集了云、貴、川、桂四省區彝族民居的特色,古鎮內的土司府、彝族文化研究中心等則完整呈現了羅婺鳳氏從“雄冠云南三十七部”到“精忠報國”的千年歷史脈絡。
在土司府內,有祿勸屏山小學吆嚕童聲合唱團的孩子們身著多民族服飾,以漢彝雙語唱響《心向北京》,純凈的童聲交織著濃郁的民族風情。尋常聲部歌唱,多是兩三相和;而彝家孩童開口,竟能自然鋪展五六個聲部。那歌聲純粹得不含一絲雜質,仿佛踏著月光行走在山間,心尖的浮躁瞬間被輕輕融化。你能清晰地觸碰到非遺文化在少年們身上流淌出的鮮活氣息——這不是博物館里的靜態陳列,而是帶著體溫的傳承。
“孩子們的歌聲里藏著文化的根脈,這般代際相遞的力量,遠勝千行萬字的記載。”當地人介紹說,這支由漢族、彝族、苗族等多民族女生組成的隊伍,曾摘得全國第八屆中小學生藝術展演聲樂類一等獎。她們站在那里,便是祿勸民族文化最靈動的“小小使者”,把祿勸的民族密碼唱給了更遠的天地。
或是來自征戰之間的遷徙傳播,或是起源于五谷豐登的光陰之中,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祿勸各民族的女人以織、繡、挑、貼等各種工藝手法,繡制了千姿百態、古樸純正、繁縟華麗、疏密有致、色彩斑斕的圖案紋樣。這些圖案以特有的概括、提煉、夸張等造型手法及鮮明、生動的裝飾形式,坦誠再現各民族風貌、生活習俗,間接表達了祿勸歷史的流風遺韻、樸素辯證法與綱常倫理思想。
彝族服飾刺繡文化與地理環境密切相關,不同的地理環境有不同的彝族刺繡服飾與之相適應。在日前的第八屆上海市對口地區特色商品展銷會上,祿勸彝繡以其獨特的民族風情和創新的時代表達,成為全場焦點。在中央展廳中,他們還成功舉辦了“好山好水好風光,物美人美鄉村美”民族服裝走秀。
心靈手巧的彝族姑娘,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把與彝族生活相關的一些事物如花、鳥、蟲、魚、虎,或山脈、日月星辰、火、閃電等,繡制在服飾上。彝族人把內心對大自然和生活的熱愛,物化為直觀易懂的刺繡圖案。這些圖案背后蘊含著的哲學思想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比如他們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源于中國古代哲學中的道家思想。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則是一個小天地。人和自然在本質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應順乎自然規律,達到人與自然和諧。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代表“道”“真理” “法則”,“天人合一”就是與先天本性相合,回歸大道,歸根復命。
“天人合一”不僅僅是一種思想,更是一種生存狀態。熱愛生命,熱愛大自然,與大自然的旋律交融相和,與所有生命和諧共存,是“天人合一”的重要命題。這也是彝族刺繡中不斷透露的信息。
馬纓花是彝族的吉祥花。彝繡中的馬纓花圖紋除了具有一定的審美價值外,還包含著彝族女子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石刀花紋樣則象征著彝族兄弟姐妹手拉手、心連心,一心努力地不斷前進。彝族刺繡、音樂舞蹈、民俗儀式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構成彝族人精神家園不可或缺的根基所在。
我看到懶洋洋地靠在陽光里的彝族女人,她們靠在歲月的歌聲里,靠在前世今生的輪回里。她們是在等待外出的子孫懷揣一束歸心,落葉歸根嗎?
彝族服飾以其雍容華麗的刺繡技藝,鐫刻著彝族遷徙的歷史與滄桑,不愧是 “穿在身上的史書”。
青黛繡面
云南民族村的早晨是和緩的,像蒙著一層紗幔的霧氣。在逐漸顯露的過程中,各民族居住的村寨呈現出寧靜和吉祥的氣象。
從遠處就看見了獨龍族紋面女董春蓮,她依舊美麗。寒暄后走進她居住的木屋,我們一起坐在火塘旁。火塘上吊著一壺煮開的水,淡淡的青煙彌漫了整個屋子。她的兒媳坐在有光線的門口繡著一只鞋墊,十字繡,圖案是兩只熊貓。有兩位其他民族寨子里的女人走進來,開始用我聽不懂的民族語言閑談。
董春蓮坐在火塘旁邊的凳子上,溫潤的水汽氤氳著紋著蝴蝶圖案的臉龐。那面龐上的蝴蝶正張開斑斕的翅膀,在她低頭惶惑的瞬間,一起一伏飛到時間仿佛已經靜止的獨龍江上。
這時候小兒子熊文華走進來。英俊的小伙子,下巴頦上長著幾根胡須,笑起來依舊很純潔。當我和他母親交流的時候,他就在旁邊,為不太會說普通話的阿媽翻譯。
“阿媽也常常會在民族村外面遇上很多好奇的目光。通常,我們都會主動跟人家介紹,這是獨龍族特有的紋面,阿媽是最后一個紋面的獨龍人。”熊文華說。
云南民族村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南郊的滇池之畔,占地面積2000多畝,是反映和展示云南26個民族社會文化風情的窗口。這里常年旅客云集,熱鬧非凡,是云南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為了更真實地展現生活狀態,很多民族村寨都由本民族人來經營,他們吃住都在民族村里。
在和我聊天的十幾分鐘時間里,有很多人慕“最后一個紋面女”的名氣而來,找到董春蓮的小木屋。干欄式小木屋與獨龍江邊獨龍人世代居住的小木屋幾乎一樣,只是這里少了高黎貢山下奔流而過的美麗而又兇猛的怒江。
董春蓮通常會與兒媳一起織獨龍毯——這種七色織物是獨龍人的生活必需品。獨龍毯睡覺時可當鋪蓋,外出、勞動時又可當外衣。
和游客拍照,是董春蓮的日常工作。無數長焦短焦鏡頭聚焦她、定格她,面對游客諸多拍攝要求,她從未有過不耐煩的時候。作為獨龍族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傳承人,她明白自己肩上的擔子。來民族村十幾年了,城市的車水馬龍從未打亂過董春蓮一家的生活節奏,他們按照在獨龍江邊的生活、勞作方式,向來自世界的游客展示獨龍族的活態文化。
獨龍族紋面的習俗起源于各地古老的信念,紋面限于婦女,俗稱“畫臉”。《新唐書》稱“文面濮”,《南詔野史》稱“繡面部落”,可見獨龍族紋面由來已久。“紋面女”在獨龍族的文化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獨龍族為什么紋面?據當地人口述和相關資料顯示,有以下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獨龍江流域曾長期處于北邊強勢的西藏土司的統治之下,歷史上土司經常南下搶掠獨龍族女子。為求自保,獨龍族女子只能用毀容來抵抗。
第二種說法是,獨龍族人認為,人死后靈魂要去祖先居住的地方,只有紋了面的人才能找到正確的路,不紋面的就會迷失方向,無法抵達祖先居住的地方。人死后的靈魂會變成蝴蝶,所以紋面的圖案是根據蝴蝶展翅的樣式來繪制的。
第三種說法是,紋面的圖案是獨龍族不同家族區別彼此的象征,根據不同的圖案,就能知道大家分別從哪一個氏族而來,住在哪個村寨。
三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畢竟年代太久遠,已經很難有確切的答案了。有可能三種說法都成立,也許早期是為了自保,后期則變成了圖騰說,然后紋面師再略作修改,用于分辨不同氏族。無論如何,獨龍族紋面是當今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尚存的紋面現象之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外界文明的影響,審美觀改變,獨龍族才結束了紋面的歷史。目前,怒江獨龍族紋面女的傳統已經失傳。
董春蓮說,從前,女孩長到十二三歲就需紋面,用竹簽蘸上鍋底的煙灰,在眉心、鼻梁、臉頰和嘴的四周描好草圖,然后用荊棘刺出圖案,并馬上敷上鍋煙灰著色,所紋圖案終生不褪,成了永遠也擦洗不掉的記憶。如今,最年輕的紋面女60多歲,年紀最大的90多歲。隨著紋面女的相繼離世,曾經的上百個紋面女已剩下不到10人。
“在那個年代,母親、阿姨都紋面,我們也覺得這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我大姨給我紋的面,那時也沒有麻藥,紋面很痛,眼睛和嘴腫得張不開。”說起紋面時沒有麻藥帶來的痛苦,董春蓮用手蒙著臉不停地搖著頭。
“我們族的小伙子并沒有覺得紋面是丑陋的,女孩們一樣能獲得小伙子的愛情。”董春蓮說完仰臉笑著,然后看著門口的陽光,唱了一首獨龍族的情歌:
獵人的牙齒缺了
是因為咬斷過老虎的骨頭
你的頭發白了
是因為走遍了雪山峽谷
……
歌聲如陽光下的露水包裹著花朵,歌聲喚醒了林中的山泉——那是簡單而深刻的快樂。我的心中襲來一陣波濤,莫名的心緒在奔涌,抬頭看到一團淡如螢石的光,是高原的云,還是山峰上的積雪呢?
歷史在時間里發生,又在時間中隱去。一條河流,養育了萬千生靈。
山巖上的苔痕
是泉水流過的痕跡
眼角上的皺紋
是淚水流過的痕跡
樹葉上的傷疤
是蟲子啃咬的痕跡
心坎上的傷痕
是思念你時留下的痕跡
一個沒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卻經由歌唱,對世界重新開口。
董春蓮在昆明的生活自成一體,仿佛與熙熙攘攘的都市生活沒有太大關系。更多的時候,她想念著逝去的丈夫、那些紋面的老姐姐和獨龍江畔的木頭房子。“我家兩層的木頭房子就在獨龍江邊,是和老伴一起建的。我們在江邊種種莊稼過日子。家鄉前兩天帶來消息,6月又有一個老姐姐走了。幾乎每年都有人離開,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了。民族村一有假期,我就回去看看老姐妹。”
2006年9月,董春蓮和小兒子熊文華在貢山縣十字街等車回獨龍江時,碰到了來自民族村的招聘人員。“民族村建了獨龍寨子,想找你們進去工作,展示獨龍族的文化,在那里生活就像在家里一樣。”招聘人員說。
在大山里生活了半輩子的獨龍族人,本能地排斥去昆明,總覺得外面的生活可能會難以適應。但最終,在貢山縣旅游局工作人員的勸說下,她和8名獨龍族同胞一起坐上了去昆明的車。
三天后,他們走進了這間隱匿在城市“民族村”中的“獨龍寨”。十多年時間里,董春蓮重復著一樣的勞動,日復一日地編織獨龍毯——這種最能代表獨龍族文化的民族服飾,等待著游客的光臨。
“昆明今年雨真多,時不時就下雨,獨龍江應該也下雨了吧。”董春蓮坐在云南民族村獨龍寨的小屋里用夾生的漢語喃喃道。木屋里光線灰暗,火塘里的火光映在她滿是花紋的臉龐上。
進門的游客好奇地打量著這位臉上有奇異花紋的老婦人,觀察著屋里的各種裝飾。有時候,很多游客為了看清她臉上的花紋,會盯著她看很久。
一起來民族村上班的人里,已有5人回了獨龍江。整個獨龍寨里,只留下了董春蓮一家3人。董春蓮的兒子熊文華,每天下午5點30分,都要在刀桿廣場為游客表演。當廣場上響起《獨龍酒歌》的音樂時,董春蓮便伏在木屋門口的欄桿上跟著清唱。每當這個時候,董春蓮的思鄉之情總會被勾起。表演結束后,兒子還要去各村寨進行交流,董春蓮和兒媳簡單地吃過飯后,便回宿舍看電視、睡覺,等著次日早上8點的到來。
從獨龍江到昆明,從打獵、種田的農耕生活到每天重復一樣的工作、每月拿固定工資,作為第一個走出獨龍江的紋面女,近70歲的董春蓮在向游客展示獨龍族特有技藝的同時,也在讓自己盡力地融入城市生活。
2011年,兒子結婚了。不久后,小孫子也在民族村降生,民族村獨龍寨子里多了小孩子的笑聲。董春蓮抱著孫子在民族村玩耍時,突然發現其他民族寨子里也出現了許多孩子。孩子們的出現讓董春蓮高興。成長中的一代人需要文化,需要離開故鄉,需要知道城市和世界,孫子的成長緩解了她的思鄉之苦。
撕開一條怒江大峽谷,董春蓮的故鄉就在其中,一個被外界稱為“神域”的地方。
多少年來,怒江東西兩岸的獨龍寨人們“隔岸談話聽得見,見面握手走三天”。這絕不是夸張,有的地方哪怕走十天也難握手言歡。而且江水湍急,暗礁橫斜,以船渡江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們出行只能依靠溜索“飛”過峽谷,才能不斷絕兩岸間的聯系。
董春蓮居住的獨龍江鄉,是中國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之一獨龍族唯一聚集的地方。風光壯麗、文化神秘、民風質樸,這片土地又被贊譽為真正的“世外桃源”“人間天堂”。峻峭奇險的高黎貢山,是印度板塊和歐亞板塊相碰撞及板塊俯沖的縫合線地帶,也是著名的深大斷裂縱谷區。高黎貢山北連青藏高原,南接中印半島,使之無論是在氣象學還是生物學上,都具有從南到北的過渡特征。
因為高黎貢山這一天然屏障,獨龍江流域千年來與世隔絕,形成了獨特的獨龍江文化。獨龍江河谷是一個神秘的河谷,最高海拔4936米,最低海拔1000米。峽谷中保留著完好的原始生態環境,蘊藏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即使新中國成立后通了公路,這里仍然有長達半年的冬季封山。直到2015年,高黎貢山獨龍江隧道建成通車,才徹底結束了獨龍族與世隔絕的歷史,喧囂的現代文明進入了這片古老的土地。
獨龍語中“門租”是對各種民間曲調的統稱,而“門租哇”則是對歌手的稱謂。獨龍族常用舞蹈和歌唱來表達喜怒哀樂,表現生產、收獲、狩獵、建房、婚慶等事件,民歌曲調質樸淳厚,節奏自由多變,風格獨特,許多神話和故事都借由“門租”而世代流傳。
日出東方,我從東方來,人心永遠向太陽。
豐滿厚實的質感中,“門租”深蘊著獨龍族同胞對祖先認同的激情和音樂的張力。詠唱民族的興盛和家鄉的美麗富饒,是云貴高原人民歌唱中最常見的題材之一。在這首古歌中,獨龍族人認定他們是從太陽升起的東方來到此地,他們和漢族、藏族、怒族、白族、傈僳族等民族,是血脈相連的同胞兄弟。
“祖國”和“母親”,對于獨龍族來說,是一個同義詞。
獨龍族的族源及民族的形成,時至今日還沒有較為清楚的脈絡及線索。但從語言系屬上來看,作為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獨龍族,應是來源于氐羌族群。他們是一個崇拜自然,相信萬物有靈,把一切天災人禍、疾病等都視為有一種超自然的神的力量在起作用的民族。舉凡山嶺、河流、大樹、巨石等,都成為他們崇拜的對象。
一個渴望太陽并認為祖先是從太陽升起的地方走來的民族,一個充滿火熱激情的民族,經歷了萬千磨難。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他們的現在,因此,對祖國的深情,滲透在獨龍族同胞滾燙的血液中。正如一位哲人所說的:“我熱愛我的祖國,勝過熱愛我的生命!”
董春蓮坐在火塘邊,青黑色的蝴蝶紋面在火光的掩映下透出神秘的美感。
作為兒媳婦,楊如春還記得,剛剛與丈夫新婚時,家里經濟條件不算好。“但每次阿媽要回獨龍江的時候,都要買上大兜小兜的東西帶回去,不但會分給親戚,還會分給其他紋面女。要是老家有人生病、生娃娃要到昆明來,阿媽都會包個紅包送去,雖然我們能力有限,但能幫一點是一點。”
楊如春也是獨龍人,跟董春蓮成為一家人后,她還學到了許多獨龍民歌和織布技藝。
云南民族村里聚居著多個民族,民族“大家庭”和諧、幸福。除了在各自民族的節日互相慶祝之外,年輕的一代之間也開始有了愛情產生。平日里,他們常約在一起吃飯、唱歌、跳舞,像他們回家的路那樣,歌聲是愛情的紐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