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5年10月24日是中國古文獻學、中古文史研究大家黃永年先生（1925-2025）百年誕辰。為此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舉行黃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學術季活動，古籍整理研究所亦舉辦“紀念黃永年先生百年誕辰暨中國古文獻學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日前黃先生高足周曉薇教授、王雪玲教授來信邀我也參加。我雖非黃先生的及門弟子，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前期在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讀本科和碩士研究生期間，曾有幸面聆先生所開設的相關課程，而且課余以及之后也曾與先生有過一些近距離的接觸來往，承蒙先生提攜賜教之處甚多。黃先生的教誨及熏陶，對我畢生的學習與工作影響至巨。每每念及，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藉先生百年紀念學術季之際，略憶昔日聆教等往事片段，以遙寄游子感恩緬懷之情。

黃永年先生

我大學本科是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77級，1978年春季入學（高考恢復后的唯一例外），碩士研究生是81級，也是春季入學。記得初識黃先生好像是在春天，首次聽黃先生課和近距離接觸也都是始于春季。而陜西師范大學雁塔校區地處唐代曲江池的西北側，我本科和研究生七年間的宿舍則坐落在今雁塔校區內“曲江流飲”池水之畔。因此只要提起黃先生，我總是會聯想起曲江之春這一意象。故將這篇緬懷小文題為“游子遙憶曲江春”。

一、作為“唐史編外”聽黃先生講課

在我的記憶中，初識黃先生似乎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春天，第一次聽黃先生的課是在1981年春季大四第一學期。當時黃先生和牛致功先生給我們77級開設了“隋唐史研究專題”課程，記得黃先生講課的內容似乎是有關唐前期政局相關的若干問題。當時我已在胡錫年教授的指導下，開始著手搜集本科畢業論文的資料，圍繞明末清初朱舜水與江戶時代的日本思想界的關系進行考察（其后這篇畢業論文以《朱舜水與德川光國的尊王思想》為題，刊載于《浙江學刊》）。由于主要精力都放在畢業論文上，所以我雖然也很認真地聽了黃先生的課，但課余與黃先生并沒有進一步的接觸。記得當時全班同學好像都出席了黃先生的課。關于這一方面，同班同學吳萌著《素年錦時——記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77級》（西安出版社，2024）一書中有記述（94-95頁），可以參考。

我真正與黃先生的近距離接觸也是始于春天，即1982年春季上碩士研究生以后。是年陜西師大歷史系一共招收了六名碩士研究生（歷史地理專業三人：費省、辛德勇、郭聲波；唐史專業二人：黃新亞、齊永鋒；中日關系史專業一人即我），其中只有我本科也是陜西師大歷史系，其余五人都來自其他學校。六名研究生同學在雁塔校區的研究生宿舍（學生宿舍6號樓）二樓分住兩個宿舍，歷史地理三位住一室，我與唐史的兩位同住一室，取《荀子·勸學》的“駑馬十駕，功在不舍”之意，將宿舍命名曰“三駑堂”。 由于唐史專業的黃新亞、齊永鋒兩位師兄年長，尤其黃新亞兄頗為健談，所以 “三駑堂”也就自然成為了歷史系六名研究生的一個聚會沙龍，課余互相交流，天南海北，談天說地。我對學校情況比較熟悉，早期則多充當學校“導游”的角色。六人不僅同住同吃（每天一起去食堂），還一同去上黃先生的課。

據辛德勇兄回憶說，歷史地理專業三位同學上黃先生的課，是出于導師史念海先生之命。我去上黃先生的課，也是因為得到了導師胡錫年先生的支持和鼓勵。因為胡先生希望我將碩士論文的主攻方向放在唐宋時期的中日關系方面。記得當時我先后選修了黃先生給唐史專業開設的“唐史史料學”“古籍版本及其鑒別”“古籍整理概論”等課程。由于每次都與唐史專業同學一起上黃先生的課，以至于同宿舍的黃新亞兄和齊永鋒兄常戲稱我為“唐史編外”。黃先生作為唐史專業導師，也不時會來我們“三駑堂”巡視指導，對我這個從本科就在師大歷史系讀書的“唐史編外”生也頗為關愛，親自帶來了上述各門課程的油印教材賜贈給我，令人感動不已。黃先生當時贈送給我的教材，我一直隨身攜帶，珍藏至今。一看到這些四十多年前已經發黃的油印教材，眼前就立刻會浮現出黃先生授課時的音容笑貌。

二、黃先生的課對我的影響

聽黃先生的課是一種享受，每堂課都有不同的收獲，令人欽佩不已。黃先生對史籍和史料的熟悉，邏輯嚴謹、明快的講述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從中不僅可以感悟到先生博大精深的學養以及廣闊的學術視野。還通過先生上課時的諸如“妙極了”“實在不敢恭維”等妙趣橫生的表述，知道了一些在書本上很難了解的文史學界的掌故及動向等。選修黃先生的課，對我后來的學習和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這里僅就其中感觸最深者略述一二，就我個人感覺而言，黃先生的課對我影響最大的主要有下述兩門課：

其一，唐史史料學。這門課程使我在學術研究的起步階段，就有幸受到了關于中國古代史史料學的一個系統訓練，打下了比較好的基本功，初步具備了有關隋唐史料群的一些基本知識。通過這一方面的訓練，為我之后從事隋唐時期的中日關系研究、隋唐外交體系及外務官僚等研究打下了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此外，黃先生分析史籍及史料的視野和方法，對于我考察研究整個中日文化交涉史也有積極的方法論意義，成為我處理其他時代史籍史料時的一個指針。八十年代末黃先生的《唐史史料學》增訂版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后，我便馬上又購藏了一本，常年置于座右參考。這一方面，是我首先想感謝黃先生的地方。

其二，古籍版本及其鑒別。這門課程無論在當時還是后來，都堪稱獨此一家，別無分店。我在碩士研究生階段就有機會跟黃先生學習這方面的知識，可謂三生有幸。在此之前，我本來就對版本目錄之學有興趣，本科時期自己也曾胡亂看過一些相關書籍，但始終有些云里霧里，不大得其要領。聽了黃先生的課后，使我對此開始有了比較清晰的線條。尤其是黃先生重點著眼于古籍的字體、版式、紙張這幾大要素，對各個時代版本特征的概括及分析，令人豁然開朗。盡管當時并無條件接觸實物，僅僅停留于書面知識。但這一學習經歷卻為我后來在日本關西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參與整理關西大學圖書館的內藤文庫古籍，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以前我沒提及過這方面的情況，借此機會想稍微多說幾句。

所謂內藤文庫，即關西大學以近代日本東洋史學泰斗內藤湖南（內藤虎次郎，1866-1934）的藏書為主，加之其父內藤十灣以及長子大阪市立大學教授內藤乾吉（1899-1978）的部分藏書而設立的文庫。眾所周知，內藤湖南不僅是近代日本中國學的奠基人和代表性學者，也是一位大藏書家。1926年內藤湖南從京都帝國大學退休后，在京都南部的相樂郡瓶原村營建新居，因地近古代恭仁京而命名為“恭仁山莊”，故其藏書亦被稱為“恭仁山莊本”。1983年秋，在關西大學法學部中國法制史學者奧村郁三教授（內藤乾吉的學生）的斡旋下，內藤家族將整個恭仁山莊一舉轉讓給了關西大學。關西大學除了將恭仁山莊作為大學的教學研究設施之外，把內藤的全部藏書及手稿、遺墨、往來書簡等，按照內藤湖南恭仁山莊書庫排列原樣，運至大學綜合圖書館地下二層的電動密集書庫內保存，命名為內藤文庫。同時于次年（1984），由11位關西大學教授組成了內藤文庫特別調查委員會，指導綜合圖書館的館員們開始進行具體的調查整理。

據當時的初步統計，關西大學綜合圖書館內藤文庫共藏有典籍一萬三千一百零五種，三萬三千九百四十冊。其中主要是中國古籍，以清代刊本居多，也包括一些明刊本、中國古抄本、日本古版本和古抄本、朝鮮本等。并有若干孤本。盡管內藤湖南生前曾將116種有關滿蒙的文獻給了京都帝國大學（現藏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洋文獻中心），去世以后，其后人又曾于1938年將“恭仁山莊本”中的一些極品如被定為日本“國寶”的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宋刊本《毛詩正義》單疏本、《史記集解》殘本等一些罕見善本秘笈（計刊本67種、寫本31種）轉讓給了位于大阪的武田制藥公司（現藏武田制藥公司下屬的“杏雨書屋”）。但內藤湖南藏書的絕大部分則都收藏于關西大學內藤文庫，其中不乏珍本秘笈。此外再加上內藤湖南收藏的各種拓本、卷軸、手稿、往來書簡等，關西大學圖書館內藤文庫因而一舉成為舉世聞名的收藏內藤湖南文獻的寶庫。關于這一方面，可參見拙文《關西大學漢籍特藏簡說》（載《第十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第1-36頁，臺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9年）。

調查整理內藤文庫的最終目的是編寫出內藤文庫藏書目錄。根據當時內藤文庫特別調查委員會制定的編輯總方針，最終編寫出來的內藤文庫藏書目錄應該包括以下內容：除了一般古籍著錄的基本要素（書名、撰者、版本、刊年、版框等）之外，還需要著錄序跋、印記、識語（尤其是內藤湖南的識語），以及調查該書在中日兩國的其他已出古籍書目中的著錄狀況等。因此要求整理人員不僅要具備有關古籍版本目錄的基本知識，還需要具有一定的書法篆刻素養。但由于當時關西大學綜合圖書館缺乏這方面的專職工作人員，而內藤文庫特別調查委員會的教授們也沒有時間進行具體的整理編目，所以文庫的整理工作進展比較緩慢。在我去關西大學之前，為了配合關西大學百年校慶活動，內藤文庫特別調查委員會由奧村郁三教授率領博士研究生七野敏光等人，從內藤文庫中選擇乾隆以前的刊本及鈔本1034種4530冊，編纂了《關西大學所藏內藤文庫漢籍古刊古鈔目錄》（關西大學圖書館，1986年）。但該目錄只是一個選目，其收錄漢籍數量僅占內藤文庫藏書的十分之一左右，其余大部分藏書都還有待于系統調查整理。

在這種情況下，九十年代初內藤文庫特別調查委員會成員，我的博士導師關西大學文學部大庭修教授（1927-2002）、藤善真澄教授（1934-2012）便推薦我去參與內藤文庫的整理工作。于是，作為勤工儉學的一環，我一邊準備博士論文，同時每星期都有幾天去關西大學綜合圖書館書庫，調查著錄內藤文庫的古籍。記得1993年下半年史念海先生到關西大學講學時，我除了陪同史先生之外，其余時間則基本都在圖書館整理內藤文庫。這一工作前后持續了大概三年，直至整理完所有線裝書，我開始在關西大學兼課任教后才離開內藤文庫。三十余年前我參與調查整理著錄的那些內藤藏書，后來收錄于內藤文庫簡目《関西大學所蔵內藤文庫リスト》№3（關西大學圖書館，1995年）、《関西大學所蔵內藤文庫リスト》№4（關西大學圖書館，1996年）。但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內藤文庫特別調查委員會原計劃的詳細目錄，即包括藏書印記、藏家識語等在內的《內藤文庫目錄》至今仍未出版，衷心期待能早日問世。

當時我之所以敢接受這一工作，底氣就來自以前在黃先生的“古籍版本及其鑒別”課上學到的一些入門知識。當時在我置于綜合圖書館辦公桌座右的幾種參考書中，最重要的就是黃先生當年贈我的油印教材《古籍版本及其鑒別》（陜西師范大學，1982年版）。此外還有長澤規矩也的相關著作，以及已出的數種重要古籍目錄。當時，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調查內藤文庫的古籍的狀態，著錄各種典籍（主要是清刻本，也包括日本刊本、朝鮮本、以及一些古鈔本），具體辨別其版本刊年、版框、過錄藏書印記、藏家識語等，邊干邊學，通過具體觀摩古籍實物，使我不僅對古籍版本學的相關知識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而且還初步了解了日本漢籍著錄的歷史與現狀，前述拙稿《關西大學漢籍特藏簡說》、以及拙稿《略論日本的漢籍著錄》（《姬路獨協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第17號，2004年3月，第1-20頁）等就源自這一時期。我至今仍十分懷念這段難得的經歷。每念及此，就由衷地感激黃先生。

《古籍版本及其鑒別》封面

《古籍版本及其鑒別》內頁

三、黃先生賜給我的墨寶

除了聽黃先生的課以外，課余也和黃先生有過一些近距離接觸。受家父的影響（先父石心法先生工作之余愛好丹青篆刻，退休后入漢中書畫協會、石門印社，并曾任陜西省老年書畫協會理事），我自幼也喜歡繪畫篆刻，“文革”期間閑暇較多，遂開始正式拜師系統學習素描、寫生等，1977年12月參加高考之前還嘗試報考過美術學院。1978年2月到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讀書以后，旋即成為陜西師大學生書畫社的主要成員之一，經常參加以及組織一些書畫展覽等活動。因此我很早就略知黃先生在書法篆刻上的大名，十分欽佩。上研究生以后，曾去黃府求教相關問題，并因而結識了與我同庚的黃先生哲嗣黃壽成兄。其間應我所請，黃先生還曾賜給我一件墨寶。

黃永年先生書墻盤銘

黃先生賜給我的墨寶是一個金文條幅。內容是黃先生臨西周《墻盤》銘文的開篇部分。

卷末行書署曰：“曉軍雅屬    永年臨墻盤”其下鈐印兩方：“黃永年印”（白文方印）   “心太平盦”（朱文方印）。

條幅上未署時間，具體年月我也記不太清了，在我的印象中，這幅墨寶似乎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黃先生所賜。當是黃先生存世不多的金文作品之一，彌足珍貴。

眾所周知，《墻盤》亦稱《史墻盤》，為西周共王時的史官墻所作的青銅禮器，故名。1976年12月15日出土于周原（今陜西省扶風縣法門鎮白莊村）西周青銅器窖藏中，現藏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據館藏介紹說，《墻盤》為圓形，淺腹，圈足，雙附耳。高16.2厘米，口徑47.3厘米。盤腹飾鳥紋，圈足飾竊曲紋，盤底內有銘文18行，中間空一行，兩邊各9行，共284字。

銘文前半部分頌揚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諸王的功德與政績，后半部分記述史官墻所屬的微氏家族六代的事跡。該銘文是1949年以后發現的最長的青銅器銘文。由于其既記述了西周前期諸王的歷史，也包括具體的家族史（微氏家族），堪稱是中國最早的青銅史籍。其無論在青銅器斷代，還是研究西周史方面都是極為重要的史料。同時作為西周中晚期金文書法成熟期的典型代表，在古文字書法研究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竊以為，黃先生以此賜我，或當含治史和書法兩方面的勉勵之意。

黃先生所書乃墻盤銘的前兩行，計25字。其遒勁秀雅的筆法盡顯黃先生的深厚的書法功力。隨著《黃永年印存》（中華書局，2004年）的出版，黃先生獨具一格的治印已享譽海內外，觀此墨寶更可以了解到，黃先生超凡脫俗的篆刻藝術，其實正是建立在其精湛的金文等書法功底之上。關于這一方面，王其祎兄在《黃永年談藝錄》（中華書局，2014年）的《前言》中也有涉及，可一并參照之。

但這副墨寶上的兩方印記卻并非黃先生所刻。記得黃先生曾說過，名章“黃永年印”（白文方印）乃黃先生剛開始學習治印時的老師，中央大學中文系的郭則豫先生（1890-1952）為其所刻；而閑章“心太平盦”（朱文方印）則是出自于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長的著名篆刻家錢君匋先生（1907-1998）之手。為此我向黃壽成兄求證，壽成兄給了肯定的回答。如此說來，這幅墨寶不僅是黃先生的金文書法，實際還包括郭則豫先生和錢君匋先生的篆刻。

關于“心太平盦”，很多師友都已經講過，此乃黃先生的堂號，黃壽成兄編著、辛德勇兄序《心太平盦古籍書影——黃永年先生收藏精粹》（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就是以此為書名。“心太平盦”的來歷據說是黃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上海誦清閣書店“撿漏”購得罕見的明銅活字本《太平廣記》，故以“心太平盦”來作為自己的堂號。如前所述，黃先生臨書墻盤銘上的這方“心太平盦”（朱文方印）印章，則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由黃先生函請錢君匋先生刻后寄來的。其寓含“文革”中外界紛擾，我心卻依然平靜之意（參見曹旅寧《黃永年先生篆刻藝術趣聞》，載《收藏/拍賣》2014年第4期）。

黃先生手書的這幅《墻盤銘》，早已成為寒舍書齋的鎮齋之寶。見其如見先生，衷心感謝黃先生的賜墨及勉勵。

四、黃先生書桌前的藤椅

在這篇緬懷黃先生的小文準備收尾的時候，我無意中在網絡上看見一篇來自微信公眾號“芷蘭齋”的文章，題目為《書房/ 黃永年的心太平盦》（作者：韋力），該文卷首有一張圖片，題曰“黃永年先生生前使用的書桌和藤椅”，是作者韋力先生2015年8月訪問黃先生書房時拍攝的照片。

黃永年先生的書桌和藤椅

當看到這張照片時，我感到很眼熟也很親切。不僅因為馬上聯想到了當年拜訪黃先生時的一些情景，而且還由于照片中黃先生書桌前的這把藤椅，勾起了我早已淡忘了的一件往事。我老家在秦嶺以南的漢中市。漢中氣候溫和濕潤，風土人文和四川接近，出產各種藤器。記得好像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的某年暑假，我回漢中看望父母時，黃先生曾托我代買過一把藤椅帶回了西安。確切的時間以及如何從漢中帶到了西安等具體過程等，現在都已經很模糊了，但對這件事情還有印象。而照片中黃先生書桌前的這把藤椅，從樣子以及形制等來看，都很像是當年我買的那把。但是又一想，已經過了這么多年，恐怕那把椅子早就壞了吧？更何況照片中的藤椅看上去不像已經使用幾十年的舊家具。但想來想去，最后我還是試探著向黃壽成兄詢問了一下，結果壽成兄馬上回答說，沒錯，照片里藤椅就是當年的那把。并且還說不僅黃先生生前一直在用，而且直至現在他去黃先生書房查閱文獻等時，仍然還在繼續使用。

聽了壽成兄的回復，我既高興又感動。高興的是四十多年前買的這把藤椅竟能一直伴隨著黃先生，我為之而感到喜悅和榮耀。感動的是黃先生竟如此愛惜身邊的用具，一把藤椅使用數十年還宛如新品。但仔細一想，這其實也正是黃先生的一貫作風。黃先生任何時候都是衣冠整潔，一絲不茍，嚴于律己。無論對身邊之物，還是對學校的公共財物，都是愛護備至，從不鋪張浪費。關于這一方面，迄今有不少師友談及，已成為陜西師大校園美談之一。通過先生書房的這把藤椅，我再次對此有了深切的感受。

余言

以上所述往事，主要集中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八十年代前期尤其是我讀碩士研究生時的1982年至1984年間，是我與黃先生來往最密切的一個時期。

碩士研究生畢業后，1984年底我入職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根據導師胡錫年先生和歷史系領導的安排，1985年春開始在歷史系從事世界史的教學與研究。而彼時黃先生領導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則是獨立建制，辦公地點也與歷史系不在一起。

在我赴日本留學之前，我在歷史系一共執教近六年。其間除了代替之前在日本講學時突發腦溢血而臥床不起的胡先生，給歷史系高年級同學開設選修課日本史、中日關系史專題課之外，還承擔了歷史系二年級學生的基礎課——世界近代史的教學任務。隨著劉念先教授的退休，我又被任命為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之前我一直以中古時期的中日關系史為主要研究領域，因此新的教學工作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尤其是世界近代史教學的壓力很大，許多東西都需要重新學習，邊學邊教。記得當時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自我充電學習，準備世界近代史課程教案上面。加之當時剛入職時，陜西師大教工宿舍緊張，我住在妻子工作單位的宿舍，離師大比較遠，又有了孩子。因此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向黃先生請教的機會便逐漸少了起來，錯過了不少請益求教的機會。至今思之，仍感到十分惋惜。

白駒過隙，一晃就是四十多年時間過去了。黃先生的音容笑貌及許多場景恍如昨日之事，鮮明地浮現在眼前，令人感慨萬分。紙短情長，謹以這篇寄托游子仰慕懷念之情的追思小文，獻給敬愛的黃永年先生。（合掌）

（2025年11月吉日石曉軍草于東瀛白鷺城下往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