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張芬的《四十個苦行僧和一萬只云雀：契訶夫文學筆記》（下簡稱《苦行僧和云雀》），近四百頁，讀到手不忍釋卷，其間不斷想起一位朋友利落的論斷，“契訶夫是俄羅斯文學宇宙里單獨的一個次元”。顯然，張芬以七八年以上的時間，一路涉入了契訶夫次元的腹地。書名“四十個苦行僧和一萬只云雀”從契訶夫致蘇沃林的書信里來，在冰雪即將消融之際，期盼和致敬春天的云雀，意象十足（讀者可以在p.104找到更多層情緒含義的解釋），也夠混元，似萬物競相給出色彩一般，如春如秋，進而如同兩種季節(jié)指向的那樣，背道而馳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渾然歸于一體。

如春如秋，也正是《苦行僧和云雀》的筆觸風格，我讀到春色的空靈、優(yōu)美和生動氣韻，同時更有一層秋色韻調，是迷離、沉郁和迎向蕭瑟的命運感，且后者絲毫不輸前者。作者在《自序》里誠實預告，她所擷取的，主要是“契訶夫文學中比較黯淡而抽象的部分”，甚至說“盡管從詭辯的角度說，黑暗和明媚乃是契訶夫的一體兩面”，如此這般，早早地提醒讀者，我們將看到的，大概率不是老一輩學者們推崇契訶夫的寫法，比如善良的、光明的、同情眾生的，優(yōu)美的、溫和的、含蓄的，滿懷對人類希望和愛意的……張芬當然是非常了解這一種接受史是如何來的，并且報以尊重和心懷感激，只是這次，她敏銳地捉住契訶夫鴿灰色氣質不放，也從當下大眾讀者向契訶夫索要和攫取撫慰的風潮里一躍而出。

我試圖尋找如此寫作的來源。最初似乎是作者獨自的精神攀巖到了某個高處，打引號的中年危機，她如我們大多數人一樣平順地滑行在生活的河流，只是她對難以祛除的荒誕、沉悶、腐朽更敏感，要跳起來去夠一場現實中難覓的精神的引領和對等交流——

這本小書的來由很奇特，起頭是我在最為幽閉的時刻用來排遣寂寞的寫作。有段時間，我每天除了因公職接電話、拆信之外，就在招待所里翻契訶夫。這段任務結束后，契訶夫暗自生長，逐漸成為我門前一棵青蔥茂密的大樹。而契訶夫的文學，好比生命因停滯而腐爛、發(fā)出霉味后，一場雨下來，腐爛中慢慢發(fā)出微弱的翠綠色。……當代翻譯家賈植芳說，契訶夫讓他“像一個人那樣活了過來”，我并不感到震驚。（《自序》）

物理意義上最為幽閉、精神狀態(tài)至為虛無的時刻，成為張芬向契訶夫文學探尋的緣起，換一面看，也是她在文學宇宙里被契訶夫選中的時刻。這么說有一絲狡黠嗎？然而文學和文學的對話，不從來就是點鐵成金的一樁事？納博科夫講授文學（后來被整理成《文學講稿》《俄羅斯文學講稿》等作品），意在把年輕學子打造成優(yōu)秀讀者，他在浩瀚的文學宇宙里，來回盤算著選哪個作家、選他/她的哪一部小說講，找到福樓拜、狄更斯、奧斯汀、卡夫卡、喬伊斯……一個場景一個場景拉片式地講小說，也全都交出心路，給過交代。唐諾談納博科夫時，有相通處而更見精到：

小說家如納博科夫說，既研究“上帝的作品”（即世界），也研究“同業(yè)的作品”，一樣不是效率分工，而是理解、對話，觸動并尋求新的空白新的可能。每一個書寫者，都單獨面對世界，都一個人從頭想到尾才真正說出來。（唐諾《我播種黃金》p.325）

再則是作者有完備的學術訓練和智識上的自我要求，使得這場類似精神低燒的旅程，不脫其訓練有素、按學術標準來的文獻搜集，遍讀契訶夫文字，包括但不限于小說、戲劇、書信日記、筆記、友朋后輩回憶錄、劇場檔案，近十種傳記……甚至醫(yī)學筆記，一一地落腳，理性地審視、梳理與思辨，從而打撈出那些被溫情脈脈的接受史濾去的契訶夫文學的冷峻質地。她并不回避契訶夫筆下人物的癱瘓感、言語的斷裂與意義的懸置，反而在這些裂縫中，追蹤其對現代性困境的預見和洞察。如此，從情緒意志出發(fā)的偏愛，經由學術自律支撐的誠實面對，作為《苦行僧和云雀》終點的契訶夫，已遠遠越過我們在各類集市習見的“慰藉人心的文學符號”，而重新成為刺入現實肌理的思想銳器。

既是研究型的，又顯見地有作者切近的生命體驗和需求，于是這本特出于慣常讀到的學術作品，呈現在風格上，是濃稠的，同時又見散淡。因為對文本有刻苦過的爛熟和把握，經由契訶夫的小說和戲劇，從內部進入“整體認識世界”，表述遂充滿細節(jié)，辨幽析微到不放過文獻的疑點或與前人不一樣的解讀，進而令信息和思辨細密。張芬又把個體的敏感和生命體驗，不加稀釋地、自然而然地調進來，“我生活在一個表面溫吞而富于日常氣息的時代，卻深切地感受到了和他共命運、同呼吸的詭異氣氛”——處處是魔力般令人接受、流連，濃稠里有不肯含糊的筆觸。

何以又有散淡的風格？書的結構是一重。除去同樣重要的《自序》和“參考文獻”，全書內容主干有三部分，“第一部分 創(chuàng)作源自虛無”和“第二部分 與倦怠搏斗”，貼著契訶夫生平和文學創(chuàng)作，一步步解讀與對話，筆力甚至幾近評傳。“第三部分 過渡時代”是“看起來怪異的部分”（作者自述），三章分別名為“契訶夫與魯迅”“阿穆爾游記”和“影的告別”。作者博士論文研究的對象是魯迅，在這場契訶夫的低燒之旅里，她把深諳俄羅斯文學的魯迅與契訶夫的深刻關聯，貢獻于此。新冠疫情緩解之后，她參加沿著阿穆爾河（即黑龍江）的漂流，一場堪稱在物理空間上最接近契訶夫的短期旅行；機會難得，然而作者幾萬字隨筆的重點，卻是在歷史與現狀、想象與現實的交錯體驗中，她這場“尋找契訶夫”之旅毫無意外地“徹底失敗”了。“影的告別”貌似更游離，“是我在閱讀契訶夫時自我狀態(tài)的碎片，一種當下時代和契訶夫心靈互相映照的狀態(tài)。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以一種更主體的方式書寫自己的生活，通過新的創(chuàng)造來完成和他的真正的告別”。從“我沒有想要去的地方”，到在商場飯鋪里看到“未來人”，意識到“過去未來解構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信任也解構了”，領悟到契訶夫在很多故事里都暗自探索了未來，只不過“常常用一種穩(wěn)定甚至靜止的方式”。——這些都是特別動人，也深深啟發(fā)讀者理解契訶夫的片段。這第三部分越出了學術著作的普遍框架，日常的連接，深入骨血，用看起來并不學術的樣子，恢復了書寫應有的樣貌：自由。

（立陶宛劇團來北京演出《海鷗》）散場后，已經快十一點，我激動地在公交車站來回徘徊……過去讀的劇本里的邊邊角角，因為他們的演出，紛紛立體起來。就好像契訶夫親自過來跟我說了一次他的戲。我終于明白了為什么妮娜要坐在大石頭上，發(fā)表她關于“宇宙靈魂”的演說。一種感動涌上心頭。（p.366）

甚至作為出版物必須面對受眾的普遍考量，張芬似乎也沒有太在意。因飽受市場下跌的驚嚇而更趨保守的、出公版書似乎經濟略安全無虞的出版界，知道用什么來爭取注意力所剩無幾的當代讀者是保險的，但作者如果抱著這樣的出發(fā)點哪怕只是動力之一，就損失了寶貴的個體的完整。更多書寫者面臨的不幸是，越來越鮮有出版社想得起提醒書寫者還有這一重妨礙品質的危險了。怪誰呢？誰也怪不上。所以年輕的學者們，還沒有被市場盯牢也沒有被出版社完全無視，在出書困難的同時，也可能稍稍多了些稀少但重要的、一旦暢銷就很難保護的東西：自由。

回到第一和第二部分，沿著契訶夫生命和創(chuàng)作的時間線，《苦行僧和云雀》細密的文本解讀，對契訶夫愛好者，非常過癮（我在書上寫滿了筆記）。外部世界的變化確實快且越來越快，然而人類的生命現場，是不是大同小異？有了這筆底氣，加上作者視野廣闊的探究，將解讀或者發(fā)問，置于俄羅斯社會和歷史背景、海量書信復原文壇氣候等等之中，打撈出的東西就尤其值得一讀。

舉兩個很小但并非不重要的例子。全書幾乎時時關注關于契訶夫筆下的“生活”，試圖理解到底何所指。在《與倦怠搏斗》里有一節(jié)，“《萬尼亞舅舅》呈現了契訶夫身上的三種可能性，學者、醫(yī)生和有思想的勞動者。……不勞動的人活著可能是一場虛空，勞動的人活著就一定不是自我欺騙嗎？”在《沒有父親的人》里，契訶夫通過老地主彼特林說“生活咬人”，“這仿佛暗示著人生的三種存在狀態(tài)，要么被生活打垮，要么成為生活的勝利者，要么不去選擇和行動，成為拒絕具體生活的思考者。無論如何，在契訶夫看來，它們似乎都顯示了生命被消耗和吞噬的不自由狀態(tài)”（p.171）。緊接著，作者關聯1890年底，契訶夫從薩哈林回來，給人寫信道：“我可以放心地說，我生活過了，我夠了！”

這樣看來，“生活過”是不是一種帶有創(chuàng)造性的，帶有個人自由意志的選擇，又能帶來一定的道德結果（社會價值）？那么，我們大膽地猜測一下，這個“生活過”，有沒有可能是“上帝視角”下一種完美的生活：一種時刻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有意義（道德）的生活。這樣的話，對一個人來說，這種生活是不可能時時刻刻有的，它需要人們克服庸常的瑣碎來完成，因此，這種契訶夫邏輯下的痛苦是普遍、必然和永恒的。（p.172）

如此這般從文學園地一跨而入哲學、毫不生硬的解讀，書中時時可見。

再比如，作者在第八章《“天氣冷，麗卡，糟得很”》，集中探索契訶夫對待女性的終極看法，是欣賞，追逐，憐憫，依戀，還是盡管被女性包圍卻始終內心冷清而孤獨，甚至有一絲厭惡而身懷警惕？張芬坦言，“無法確認”，然而——

也許，放逐她們，成為契訶夫追逐女性的最好歸宿。……契訶夫有多么熱愛或痛恨自己的幽閉、孤獨和痛苦，就有多么熱愛他的“米修斯”。可惜她只是成了他筆下的“海鷗”，他的苦楚的脆弱的繆斯。他不允許自己在生活中迷失于這樣的繆斯。所以他總是提前抽離出愛情。對于寫作者來說，他緊緊抓住外在世界，是為了爽然地放棄。這不僅在他和米奇諾娃的關系上展現得淋漓盡致，就算是在最后的幾年，在他和合法的妻子克尼碧爾那里也能夠得到驗證。（p.207）

在契訶夫筆下，愛情是用來刺激和質疑普遍生活的。他的小說中有太多這樣不幸的愛情，幾乎連一對“列文和吉提”的理想配置都沒有，但它們卻給作品增添了特殊的生活反思的色彩。（p.200）

還有諸如談牡蠣對契訶夫的巧合與意味，談契訶夫薩哈林島之行后，告知友人，“從此我散文的衣柜里掛上了粗硬的囚衣”的意義，談縈繞契訶夫的死亡的陰魂，以及難敵俄羅斯的廣袤空間的小人物的喪失感對契訶夫創(chuàng)作的影響……豐富，厚實，險峻，又明媚。

作為契訶夫的書迷，我對張芬以如下文字結尾深感共鳴。唯有開啟一場艱深的探索才能告別，唯有認真的告別才足以開啟新的旅程：

契訶夫的文學，完全巨大的存在，將我圍追堵截在很多個黃昏的夜晚，它恰到好處地將我的軀殼保護在這樣一個有限的范圍之內，我借助他的影子擺脫了孤獨和恐懼，并且相信這個影子也曾經在白天這樣明媚地活著：……繼而是心靈，日復一日的麻木，夢幻的明媚瞬間坍塌，生活的蛛網再次暗結，我重又必須與它決斗，在暴風雨中屹立，最后以回望的尊嚴面對廢墟。……

有趣的是，只要你愿意，任何一個時代，都可以被稱作“過渡時代”。（p.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