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7日，是巴金逝世20周年；隔兩天19日，是魯迅逝世89周年。在這樣的日子里，《解放日報》10月13日發表沈鴻鑫《巴金：我是魯迅的學生》，是非常好的。不過，我讀到文中一段重要的話，感到有點遺憾，必須一說。沈先生寫道：

巴金真正與魯迅相識，大概是在1933年或1934年的上海。關于巴金與魯迅首次會面的具體時間，有幾種說法，難以確定。據巴金晚年回憶和查考，比較傾向于1934年8月5日的說法。那次的情況是，由生活書店經理徐伯昕在南京路附近的覺林蔬食處宴請《譯文》雜志發起人魯迅、茅盾、黎烈文等人，巴金作為陪客出席。此次宴會主要討論《譯文》的創刊事宜和編輯署名問題，魯迅提議由黃源擔任名義編輯，以規避審查的風險。魯迅因為已經讀過巴金的小說《滅亡》，所以對巴金很親切。巴金在1956年7月寫的《魯迅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一文中曾說：“茅盾先生我以前也沒有見過，我正在和他講話，飯館的白布門簾一動，魯迅先生進來了：瘦小的身材，濃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見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這天他談話最多，而且談得很親切，很自然，一點也不啰唆，而且句子短，又很有風趣。他從《文學》雜志的內容一直談到幫閑文人的丑態，和國民黨的愚蠢而丑惡的宣傳方法。自然不是他一個人談話，關于每個題目，別的人也發表意見，不過大家都高興聽他的意見。”（《魯迅回憶錄》）雖然那時巴金說的是在文學社的一次宴會上，但文中所記述的第一次見到魯迅時的情景，是極其真切和生動的。

沈先生認為巴、魯首次會面的時間難以確定，這確實是曾經有過之事。造成這種情況，主要是由于巴金自己后來記憶不清，曾有過不同說法，加上研究者推理不當所致。

1956年巴金為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寫了《魯迅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說：“我第一次看見魯迅先生是在文學社的宴會上，那天到的客人不多，除魯迅先生外，還有茅盾先生和葉圣陶先生幾位。茅盾先生我以前也不曾見過。……這個晚上我不知道看見多少次他的笑容。”（引文省略的話，沈文中已引了。）同年9月，巴金在蘇聯《文學報》上又發表《魯迅》一文，說：“我錯過了幾次同他相見的機會，到了1933年才在文學社舉辦的宴會上第一次見到他。”再次特別提到那天“魯迅比誰都說得多，笑得多”。可知這一場景他印象極其深刻。過了二十年，1976年3月巴金在答王仰晨的信中先說是在1933年，后來他“在進一步核實后”，又說是1934年8月5日。然而又過三年，巴金在1979年3月致日本友人島田恭子的信中卻又恢復說：“我和魯迅先生見面是在1933年。”可知，巴金最初在1956年曾明確地說他是在1933年“文學社的宴會上”首次見到魯迅的，后來他說得更多的也還是1933年。一般說來，一個人年紀越輕記憶越可靠；一個人在記年份時可能會模糊，但在記場合時不大會記錯。但不知為何，在一些巴金研究者中，卻“比較傾向于1934年8月5日的說法”，即認為是在譯文社的宴會上。（另外還曾有1933年8月初、1934年4月20日等等說法。）

對此說法，我從開始就很懷疑。而在20年前，由于可靠史料的發現，我早已考證出巴、魯首次見面是在1933年文學社的宴會上，并多次發表過文章。但沈先生可能未嘗寓目，那我就再簡單說說，因為這畢竟是文學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1933年4月6日《魯迅日記》載：“三弟偕西諦來，即被邀至會賓樓晚飯，同席十五人。”這次宴會就是《文學》月刊的籌備創刊會。與會十五位，從魯迅日記中僅知魯迅自己、鄭振鐸(西諦)、周建人(三弟)三人。因為這次會議非常重要，后來黃源、茅盾都寫了回憶文章，但都少說了兩三個人的名字，而且所說名字還略不相同。茅盾沒提到巴金，黃源還特別說巴金沒有與會。然而幸運的是，我后來看到了與會的王伯祥先生的當日日記：“散班后赴會賓樓振鐸、東華、愈之之宴，到十五人，擠一大圓桌，亦殊有趣也。計主人之外，有喬峰、魯迅、仲云、達夫、蟄存、巴金、六逸、調孚、雁冰、望道、圣陶及予十二客。縱談辦《文學雜志》事，兼涉諧謔，至十時三刻乃散。”所謂“散班后”就是在開明書店編譯所下班后。這天聚宴的主人是鄭振鐸（創辦《文學》就是鄭提議的）、胡愈之、傅東華，要談的是《文學》月刊創刊之事（按，《文學》原先擬名為《文學雜志》，后來鄭振鐸得知北平左聯要辦一個《文學雜志》，遂決定改名《文學》）。王伯祥日記里說的“兼涉諧謔”，顯然就是巴金文章中說的“魯迅比誰都說得多，笑得多”，“這個晚上我不知道看見多少次他的笑容”。于是，我們終于確切無疑地知道了魯、巴首次見面的日子！

王伯祥這則日記極其重要，我們還可以由此探討其后不久魯迅分別與傅東華、施蟄存（都是這次與會者）大打筆戰的背景和原因。這個說來話長，這里就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