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第三代詩”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與“第三代詩”的文學史經典化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此前未有對此方面的系統研究。本文嘗試通過考察“第三代詩”在英語世界中的譯介、傳播與接受，梳理何種因素影響了“第三代詩”的海外譯介，而海外譯介如何反過來作用于文學史的生成。“第三代詩”成為文學史中的既定現象，得益于其與朦朧詩的關聯、中文選本的運作以及詩歌的行動性，而這三者也共同推進“第三代詩”的海外傳播。由于英語世界尚未界定“第三代詩”的明確范疇，其譯介接受主要聚焦于部分經典文本，它們在回流本土的過程中，憑借國際影響力反哺了“第三代詩”的聲名。

● 關鍵詞

“第三代詩”；經典化；譯介與接受；回流影響

“第三代詩”進入文學史，是時代、海外影響及詩人自我經典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經典化過程未及充分展開，便憑借其高度的話題性倉促完成，呈現出一定的偶然性。現有研究未能在跨文化視野中整體考察“第三代詩”在文學史的生成，而它的發生已逾四十年，重審“第三代詩”顯得尤為必要且迫切，更關乎重寫詩歌史這一重大命題。本文將目光投向“第三代詩”的海外傳播與本土文學史生成的雙向互動關系，力圖在動態過程中系統呈現“第三代詩”的經典化歷程，并重新錨定它在文學史中的坐標。

一、作為詩歌現象：定義、選本與行動性

詩歌領域的“第三代”一詞最早見于1983年成都市大學生詩歌藝術聯合會編印的《第三代人》。1985年，萬夏、楊黎、趙野主編的《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設立“第三代人詩會”欄目，題記指出“隨共和國旗幟升起的為第一代人，十年鑄造了第二代，在大時代的廣闊背景下，誕生了我們——第三代人”。同年，老木編《新詩潮詩集》把“第三代詩”與朦朧詩并置，首次將其當作整體詩潮推介。此時，朦朧詩逐漸成為詩壇經典，針對它的反叛敘事變成錨定“第三代詩”形象的起點：“當年的新詩人已經變得‘古老’了”，“更多的后來人已在把北島和舒婷看成歷史和傳統”。謝冕的這一判斷為后來選本和文學史共享。

第三代詩人意識到朦朧派詩歌范式的僵化固然是部分因素，更為根本的是入史愿望所驅動的策略性。韓東坦白：“一方面我們要以革命者的姿態出現，一方面我們又懷著最終不能加入歷史的恐懼。”韓東們采用極端的斷裂策略放大分歧，比如大學生詩派喊出“搗碎這一切！”的口號，“反崇高”和“對語言的再處理”（即“消滅意象”）將矛頭直指朦朧詩。“第三代詩”已然無法與朦朧詩兼容，剝離后朦朧詩概念是其反叛的必然結果，一批詩人和詩歌史家把“第三代詩”的內涵窄化為朦朧詩的對立項，狹義概念由此形成。正如于堅所言：“第三代的出發點是語言，朦朧詩的出發點是意識形態。從美學品質上看，第三代詩歌所要反對的就是‘朦朧’。”口語化作為“第三代詩”的顯著特征，主要源自它對朦朧詩所營構的象征體系的反叛。并且，“在第三代詩人那里，由日常語言證實的個人生命的經驗、體驗、寫作中的天才和原創力總是第一位的，而在‘后朦朧’那里，則是‘首先是知識分子，其次才是詩人’”，兩個概念分別對應1990年代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的詩歌脈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承襲朦朧詩傳統的海子和歐陽江河等詩人并不屬于第三代詩人之列。更為明晰的是，孟繁華與程光煒合著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2004年）把“第三代詩”收縮在以“他們文學社”“非非”詩人群體為代表的范疇，與之相對的另一極則喪失被書寫的“合法性”。張清華主編的《百年中國新詩編年》中，第三代詩人詩作赫然在列。

然而，全面斷裂的策略難以長久換取進入詩歌史的籌碼。它“使詩歌主體越來越單薄，越來越陷入內在性，獵取的卻是一種片面性的真理”。更確切地說，“第三代詩”受困于朦朧詩所圈定的詩學規范。事實上，它最初因多向度開拓詩學空間被冠以先鋒詩、探索詩、實驗詩之名，當然包含繼承朦朧詩美學傳統的流脈。因而，以洪子誠為代表的另一種定義更為開闊，海子、西川等后朦朧詩人得以列入其中。《中國當代新詩史》（1994年）與《第三代詩新編》（2006年）主張“第三代詩”泛指“‘朦朧詩’之后青年先鋒詩寫作的整體”，在認同“反崇高”和“反意象”的同時承認另一傾向并存其中。甚至在部分選本中，代際劃分并不嚴格，“一些仍在活躍著的第二代詩人的作品也被選入，他們的藝術生命與新生代相交融”。朦朧詩人的內部分化助力了“第三代詩”的發展，以王家新為代表的跨代際寫作使之被識別為第三代詩人。

從民刊到內部印刷選本，“第三代詩”早期不同于主流詩歌的非官方姿態，顯示出主流詩壇未能及時更新詩學觀念，有意集結的“嘩變”景觀正是在此埋下伏筆。老木回憶《新詩潮詩集》主要源于貝嶺提供的民刊，他表示：“在這些民刊和詩報里，我發現了陳東東、陸憶敏、王寅、柏樺、張棗、石光華、宋渠、宋瑋、呂德安、王小龍、張真、歐陽江河、于堅、小海等詩人。”對于不被接納的年輕一代來說，“自辦刊物、自印詩集之外編選本就是他們的一個重要策略，因為選本這種具有‘集結’性質和文學評價性質的文學載體最容易形成較大聲勢從而引人注意”。有感于詩人們渴望浮出歷史地表的訴求，王家新編選《中國當代實驗詩選》，聲明“把他們集中推出來，這也并非是一、二個人的要求”。

《中國當代實驗詩選》（1987年）和《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1988年）對“第三代詩”成為詩歌現象助力頗多。前者收錄西川《在哈爾蓋仰望星空》、陳東東《雨中的馬》《點燈》、陸憶敏《美國婦女雜志》、張棗《鏡中》《何人斯》、韓東《有關大雁塔》《你見過大海》等詩作，它們多次進入詩評家視野，還被納入詩歌史敘事。1986年，《詩歌報》與《深圳青年報》聯合推出的“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集結眾多第三代詩人，作為詩歌現象的“第三代詩”呈現于主流詩界。后一選本以大展為藍本強化標志性事件的影響。此中，徐敬亞意識到地理位置之于“第三代詩”發生乃至命名的重要性，指出詩歌重心的南移以及內在精氣的變化。同時，目錄第一編除朦朧詩派外，非非主義、他們文學社、莽漢主義、整體主義、新傳統主義等均是“第三代詩”歌運動的重要團體。第二編以省份結合詩群名稱的命名形式，以及第三編地理方位的分類方式，無不表征以地域性為主線的文學史敘述范式。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1999年）借助南京、四川和上海的地理劃分論述“第三代詩”，顯現此種南北之辨。概言之，重要選本為文學史敘事提供從詩人、派別、宣言理論以及代表文本的基本框架，也反映出詩人的自我經典化意識。

作為“第三代詩”的共性，所謂實驗性即是行動性。詩歌與行動實現雙向互通，詩人生活隨之文本化，文本界限逐漸模糊。“實驗就其反證本質而言就是對傳統詩歌概念的背叛，到了極致，甚至否定詩必須由語言材料構成，紙筆也純屬多此一舉或者可有可無。詩至此可以是身體的藝術、行動的藝術”，李亞偉充分闡明“‘莽漢’這一概念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詩歌，它更大的范圍應該是行為和生活方式”。莽漢主義詩歌的發生機制，是詩人通過身體實踐帶動詩歌創作，小寫主體的實踐指向世俗生活，反叛變成第三代詩人的標簽。進一步說，行動大于文本，大師與經典詩篇并非李亞偉們的追求，反而是其抵抗乃至離棄的目標。這類詩“完全打破了八十年代初詩的意象—象征結構，他們拋棄了過去的全部裝飾和甲胄”。涌動著先鋒文學思潮的1980年代，允諾第三代詩人憑借行動性獲得進入文學史的饋贈，劉波總結“這是第三代詩人經典化的一種獨特方式：他們既寫作詩歌，同時也活在詩歌之中，并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一種文學的象征”。

漢學家將其感知為“詩歌崇拜”，它繼續作用于“第三代詩”的海外傳播。奚密揭示詩歌崇拜的核心：“詩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詩人不斷參與并投入的活動。”在她看來，無論是西川把詩歌等同宗教，還是李亞偉認為其接近生存本身，均暗含一個前提，即詩歌始終是特殊乃至崇高的存在。第三代詩人隨之獲取特殊身份。柯雷的觀點與之呼應，他宣稱韓東和于堅建構的“世俗”崇拜與海子的詩歌崇拜現象殊途同歸：“他們想象中的詩人往往也同樣高談闊論，與詩歌崇拜者以及韓、于聲稱反對的‘知識分子’并無二致。”基于此，詩人生活與文本實踐相互映照成為漢學家闡釋“第三代詩”的一種路徑。戴邁河重點分析馬松《咖啡館》、胡冬《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李亞偉《硬漢們》等代表性文本，穿插闡述莽漢詩人的生活方式。馬松飲酒、打架、流浪等個人經歷被直接轉化為創作素材，《中文系》被視為李亞偉的“自傳體詩歌”。

二、“第三代詩”在英語世界：概念譜系與傳播進程

英語世界中的“第三代詩”因指稱豐富而略顯含混，但它們共享本土的廣義內涵，即承接朦朧詩傳統與認同多元化藝術探索。盡管本土詩壇和英語世界均未對“第三代詩”的代表詩人及具體篇目達成共識，雙方所依托的廣義概念范疇卻基本重合。《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2001年）認為第三代詩人群體松散且多元化，柏樺、于堅、西川、海子、歐陽江河、翟永明等代表詩人排列其中。對于“第三代詩”的多種指稱，海外學者普遍認為“第三代詩”、后朦朧詩、新生代詩、先鋒詩等概念對應同一所指，并基于生活流、尋根派和意識流三種趨勢闡明它與朦朧詩的親緣關系，推斷前者“可以視作朦朧詩的進一步發展，而不是與朦朧詩的決裂”。海內外學者均意識到“第三代詩”與朦朧詩的斷裂和聯系，本土學界更強調斷裂，而海外研究者多傾向一致性。“對西方而言，所謂當代中國詩歌幾乎都是以朦朧詩為唯一的代表”，“第三代詩”更需借助整合策略獲取一席之地，后朦朧詩、先鋒詩等概念的啟用意在凸顯連續性。可以說，朦朧詩通常是“第三代詩”譯介的起點。

在最早選入“第三代詩”的《紅杜鵑》（1990年）中，編者愛德華·莫蘭開篇即言朦朧詩把個人情感和創新風格重新引入中國詩壇的文學史意義，表明大部分入選詩作具備現代主義讀者所期待的復雜和精巧。李歐梵的導言追溯中國新詩在現代主義歷史框架的傳承與延續。北島、舒婷等詩人創作對詩歌疏遠真實自我進行糾偏，以“非非”為代表的一代詩人（第三代詩人）隨后成為比朦朧詩派更進一步的挑戰者：“徹底剝離詩歌的社會或文化參照，使其真正自由而‘純粹’”。作為首位被正式介紹為第三代詩人的于堅，《作品第39號》是入選的第一首詩。它在翻譯來源的中文選本中僅位列于堅作品的第三位，原有的前兩首詩依次順延，序列變動顯然是編者有意為之。這首詩顯化俗世生活中的個體，甚至可以理解為第三代詩人的形象寫照。如果說朦朧詩強調大寫的主體，那么“第三代詩”所確立的是剝離于各種總體性的小寫主體。李歐梵等人關于朦朧詩追尋自我與主體性的核心論點被陶乃侃強化，《八位中國當代詩人》（2006年）以“變化的自我”概述兩次實驗詩潮的精神內核。它們的一致性被逐步確立為英語世界的共識。

“第三代詩”及第三代詩人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發軔期、發展期與繁榮期。第一個時期是1990年代。在傳播的初始階段，僅奚密、柯雷、陶乃侃等極少數研究者聚焦此領域，論文數量較少。得益于奚密早期的持續關注與系列論文，英語世界對“第三代詩”的認知由混淆轉為清晰。詩歌崇拜、朦朧詩到后朦朧詩的詩潮變遷、詩人作品論等議題，為其海外研究奠定基礎。《紅杜鵑》（1990年）的編者尚未形成關于“第三代詩”的完整認知框架，于堅被介紹為“第三代詩”的核心人物，唐亞平、何小竹卻被冠以第五代詩人之名。而后，《風暴之后：中國新詩選》（1993年）將其視作繼朦朧詩后的整體詩潮推介，選本的唯二欄目是“朦朧詩人”與“后朦朧詩人”，相關英譯選集開始自覺收錄“第三代詩”。此時期詩歌選集共7本，包括Edward Morin編《紅杜鵑》（The Red Azalea：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湯潮與Lee Robinson共同編譯《新詩潮：中國當代詩選》（New Tide：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Mangajin Books，1992）、Michelle Yeh編《中國現代詩歌選》（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Julia C．Lin編譯《紅色平原上的女人：中國當代女詩人選集》（Women of the Red Plain：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Poetry，Penguin Books，1992）、徐慎貴編《“我愛你”——中國當代女詩人詩選（漢英對照）》（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Tony Barnstone編《風暴之后：中國新詩選》（Out of the Howling Storm：the New Chinese Poetry，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3）、王屏編《新一代：中國當下詩選》（New Generation：Poems from China Today，Hanging Loose Press，1999）。因為第三代詩人在英語世界初亮相，個人選本僅黑大春的《人字形雁行》（The Songs of Geese-or of the Travellings of Men，Michael Day譯，Spectacular Diseases，1996）。

第二時期是2000年代。相比前一時期，發展期的論文、詩選與個人譯本數量基本持平，譯介傳播卻逐步縱深化。“第三代詩”首次被寫入英語世界的文學史，是梅維恒主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2001年）中的“現代詩”一章。幾可視作專譯本的《八位中國當代詩人》在2006年出版。它僅選入江河、楊煉兩位朦朧詩人，主要收錄于堅、韓東、張真、翟永明、海子和西川從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的詩作，意圖展現朦朧詩到后朦朧詩的重大轉型，呈現第二次浪潮中實驗詩歌的多樣性。深耕中國當代詩歌領域的漢學家柯雷在2008年出版英文論著《精神與金錢時代的中國詩歌》（以下簡稱《中國詩歌》），對韓東、于堅、海子、西川等代表詩人深度論述，它的出版是“第三代詩”海外傳播的里程碑，標志著英語世界的接受進入系統認知的新階段。柯雷指導戴邁河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國第二詩界：四川先鋒派1982-1992》（2005年）同樣增強研究的系統性。此時期詩歌選集包括歐陽昱編譯《砸你的臉：當代中國詩歌英譯》（In Your Face：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Otherland Literary Journal，2002）、陶乃侃與Tony Prince合編《八位中國當代詩人》（Eigh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Wild Peony，2006）、張耳與陳東東合編《別處的集結：中國當代詩選》（Another Kind of Nation：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Talisman House，2007）、“昆明-芝加哥小組”編《兩個西南》（Two Southwests，Virtual Artists Collective，2008）、吉狄馬加和海岸編《中國當代詩歌前浪》（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Julia C. Lin編《二十世紀中國女詩人選集》（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Women Poets：An Anthology，M.E. Sharpe，2009）。個人譯本僅海子的《中國當代詩人海子詩歌英譯選集》（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oem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 Hai Zi，曾紅譯，Edwin Mellen Press，2005）。

第三時期是2010年代至今，其譯介傳播進入繁榮期。英譯詩歌選集共11本，個人譯本共28本，存在規模化譯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和紐約西風出版社（Zephyr Press）聯合推出“今天”書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系列，以及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當代漢詩英譯叢書”系列，共占同期個人譯作總量的半數以上。第一系列推介于堅、翟永明、韓東、歐陽江河、張棗、柏樺、藍藍、宋琳，第二系列推介西川、于堅、韓東、藍藍、宋琳、陳東東，第三系列推介海子、西川和翟永明。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成為個人譯作的出版重鎮，向海外傳達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自覺意識。在此，顧愛玲、柯夏智、溫侯廷、凌靜怡、韓斌、喬直等漢學家及翻譯家的參與，加強了詩作的翻譯質量，新方向出版社、西風出版社等知名機構提升了“第三代詩”的影響力。例如，柯夏智翻譯的《蚊子志：西川詩選》由新方向出版社推出，明迪由此推測“北島之后，是否會出現西川熱”。這本雙語詩選入圍美國最佳翻譯圖書獎，并斬獲盧西恩·斯泰克亞洲翻譯獎。與個人譯本數量同步增多的是評介文章。柯夏智、陸敬思、石江山、凌靜怡等漢學家推動研究，論文數量成倍增長，西川、歐陽江河、翟永明等詩人的個體研究日益增加。此外，數部英語中國文學史著作介紹第三代詩，柯雷為鄧騰克主編《哥倫比亞現代中國文學指南》（2016年）所撰章節尤具代表性。他整合中國本土及海外研究成果，立足崇高美學和世俗美學的坐標軸，全面梳理了1980年代以來中國先鋒詩歌的發展脈絡，將其系統引介至英語世界。

此時期詩歌選集較多，比較重要的有王清平編《推開窗：中國當代詩歌》（Push Open the Window：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China，Copper Canyon Press，2011）、W.N.Herbert、楊煉和Brian Holton編《玉梯：中國當代詩選》（Jade Ladder：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Bloodaxe Books，2012）、明迪編《新華夏集：當代中國詩選》（New Cathay：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Tupelo Press，2013）、歐陽昱編《打破新天：中國當代詩歌》（Breaking New Sky：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China，Five Islands Press，2013）、Frank Stewart、Tony Barnstone和明迪編《來自中國和美國的新生態詩歌》（Republic of Apples，Democracy of Oranges：New Eco-poetry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9）等；個人譯本除17本系列詩集外，另有海子的《在秋天的屋頂上》（Over Autumn Rooftops，Dan Murphy譯，Host Publications，2010）、西川的《蚊子志：西川詩選》（Notes on the Mosquito：Selected Poems，Lucas Klein譯，New Directions，2012）等。

三、回流影響：再符號化與國際化的影響

由于海外沒有“第三代詩”的明確說法，因此其譯介傳播往往依靠部分典型詩歌完成再符號化。如漢學家韓斌認為韓東在西方仍以《有關大雁塔》等早期作品而為人所知。除了助力“第三代詩”形成詩歌現象，中文選本在海外譯介中也發揮遴選參照的重要作用。柯雷表示：“因為漢語是他們的母語，他們看到的資料比西方學者多，也會有自己的看法。這里存在經典化的問題，比如一旦有了中國評論家編的詩選，西方學者往往會依賴選本進行研究。”《紅杜鵑》中于堅的《作品第39號》《高山》《河流》以及唐亞平的《黑色沼澤》《黑色睡裙》均選自《中國當代實驗詩選》。“第三代詩”的本土經典化構成其海外傳播的起點，而新一輪域外闡釋蘊含重估經典文本價值的可能，從而在回流過程中憑借海外因素影響“第三代詩”在文學史的地位。海子《亞洲銅》的世界化始于它被《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設立為欄目名稱并入選多部詩選，他短詩中復雜龐大的象征體系，昭示了詩歌及詩人崇高而原始的生命力，“標志著從對本土文化過渡到對詩本身的反思”。《亞洲銅》不僅成為詩歌史的名篇，海子的詩人形象也借此顯現。張清華評價海子“是從哲學、宗教、文化、人類思想的原點處，來思考詩歌與真理，與存在的關系的”，在這一方面，海子“超過了那一時期的所有人”。海子在當代先鋒詩歌譜系中被賦予承前啟后的意義，獲得美學與文學史層面的雙重肯定。

頗為有趣的是，完成經典化后的“第三代詩”研究中，海外學者的批評聲音也被并入經典化的增值軌道。典型的是柯雷對于海子的批評，他提出“海子最著名的詩歌恰恰比較失敗”，曾表示《以夢為馬》的宣言式陳述缺乏曖昧和悖論，無法孕育詩性，且詩歌中關乎人類存在之苦、言說者與宇宙自然的同一性等宏大主題未能充分激活。但顯然，“褒貶不一的話題性”推動了經典化的延續，英語世界里的不同聲音已經無法撼動這首詩在選本及文學史的重要地位。也因此，翟永明、西川、歐陽江河等人的詩作在國際化的過程中，贏得了海外讀者與漢學家的關注，而國際化又反過來作用于“第三代詩”在本土詩壇的地位。1990年，宇文所安撰文《環球影響的憂慮：什么是世界詩？》批評北島的“世界詩歌”，進一步把國際讀者的喜愛歸因于詩歌的可譯性。這里的“世界詩歌”意味著本土化與世界性的關系，甚至是“英美現代主義或法國現代主義的一種翻版”，但它容易在英語世界獲得翻譯意義的成功。宇文所安的論述雖聚焦北島詩歌，卻也概括了活躍于此時期的第三代詩人的創作與傳播。顧彬對此種現象的普遍性予以認同：“在國外，有時候你可以聽到這樣一個聲音：這些中國作家現在不再寫中式的作品了，他們寫國際的作品。如果我們從戴望舒、北島、翟永明來看的話，這個聲音完全是對的。”翟永明是典例，中國女性主義詩歌的譯介傳播構成“第三代詩”海外接受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創作初期，翟永明非但不急于擺脫“影響的焦慮”，更直言承襲西爾維婭·普拉斯的自白語調。翻譯家凌靜怡認為《女人》所關涉的“黑夜意識”與表現方式，充分承襲了西方詩壇的女性主義文學傳統。相比傳統女性詩人創作，“黑夜意識”象征著被壓抑、被遮蔽的內心世界，對女性心靈的剖析與自我探索指向女性的主體性，使翟永明最早憑借組詩《女人》的節選被推介至英語世界，并迅速為海外讀者接受。入選《中國現代詩歌選》（1992年）、《紅色平原上的女人：中國當代女詩人選集》（1992年）等。同時期陶乃侃發表英文詩歌論，論者表示傳統的陰陽觀念催生出翟永明詩歌中“黑”“白”元素的意象原型，以黑暗為主導的核心意象群接通了女性對真實生活的原始感知。其中，有關《女人》的解讀再度強化了翟永明詩作在中國詩歌史的價值，即創新性開掘女性特有經歷及體驗。隨著《更衣室》（2011年）獲第三十一屆美國北加州圖書獎中翻譯類圖書獎，翟永明的國際知名度進一步提升。即便其海外研究仍未突破以“黑夜意識”為核心的基本思路，但數量可觀的相關選本和研究論文在長期的傳播進程中鞏固了本土詩歌史的經典論述。

海外學者的評價在向國內回流的過程中，引發的學者、詩人間的互動也隱形地影響了“第三代詩”的地位。比如柯雷的《中國詩歌》以章節的形式陸續發表在知名中文刊物，引發了詩人和詩歌研究者的關注。他在中國搜集民刊、詩集、口述史等資料時，也同大多數中國詩人建立了聯系，加上他的中文口語好，長達數十年保持著與中國詩歌界的互動交流。根據萊頓大學圖書館中數字化的特別藏書顯示，于堅曾在1991年把1980年代末自制的詩歌小集贈予柯雷存正，作為二人交游的紀念。在韓東的國內外影響力方面，柯雷借鑒本土研究成果，揭示韓東詩歌對傳統主題的解構，同時引入“表面性”概念進行補充闡釋，“表面性表示一種遮蔽了傳統套路中的推理和聯系機制，從而構成簡明直接的陌生化效果”。這種海外視角的解讀路徑既穩固了韓東反叛朦朧詩的標簽化形象，更將其口語化特征提升至具有正面詩學價值的層面。對于強調斷裂的本土詩壇而言，英語世界對詩人早期代表作的闡釋更易轉化為真正影響文學史書寫的海外因素。

結 語

“第三代詩”以詩人和詩作的形式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回流，曾作為詩人躋身文學史的象征資本。但這些詩人和詩作卻從未以“第三代詩”的名義在英語世界被真正接受，他們更多的是以“九十年代詩歌”的成就被討論，“1990年代涌現而出許多成功的詩人，其作品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超越了1980年代的詩歌。這些詩人如西川、于堅、翟永明和歐陽江河等”。可見，是朦朧詩和1990年代詩歌真正推動了英譯詩選的海外譯介。只是被二者前后夾擊的尷尬歷史處境，也恰恰印證了“第三代詩”在1980年代迅速經典化的偶然性和特殊性。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原載《當代文壇》2025年第6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