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作為第十七屆傅雷翻譯出版獎特邀嘉賓，摩洛哥裔法國作家、龔古爾文學獎得主蕾拉·斯利瑪尼來到北京，在頒獎典禮上致辭。這場匯聚中法文學力量的盛會，拉開了斯利瑪尼此次中國之行的序幕。

自2016年憑借《溫柔之歌》斬獲龔古爾獎以來，蕾拉·斯利瑪尼不僅是法語文學的焦點，也迅速成為中國讀者與知識界關注的熱點。盡管地理與文化上存在距離，斯利瑪尼筆下那些焦灼的靈魂、那些在性別與身份裂隙中掙扎的個體，意外地與中國都市讀者，尤其是年輕女性及知識群體中產生了深刻共鳴。斯利瑪尼的中國之旅，構成一場中法文化界恰逢其時的對話。她在中國高校、書店等文化機構引發的討論熱潮，既是對其文學價值的認可，也折射出中國當代讀者渴望通過閱讀世界文學拓展情感與思想疆域的需求。

“一本書打動我們的不是完美，而是背后呈現出來的人的光輝”

11月23日上午，蕾拉·斯利瑪尼見面會在北京法國文化中心舉行，斯利瑪尼與法國駐華大使館文化專員白夏荷女士展開深入對談。當日下午，斯利瑪尼來到PAGEONE書店，與中國作家李修文、學者汪民安，以及翻譯家董強進行了題為“看見時間的流逝——走近當代法國文學與思想”的圓桌討論。

在談及自身的創作時，斯利瑪尼揭示了寫作對于她的核心意義——反叛。“我的寫作，是從一種反叛開始的：反叛那些要消亡的東西，反叛流逝的時間和過往，反叛平庸的生活，反叛那些褪色的關系……我們在反叛一切人類的境遇。”這種反叛是“反叛所有的不公正”，是使用語言的權利去“破壞語言，碾碎現實”。

談及成為作家的契機，她笑稱這是一種“宿命”。“我父親在我七歲時就說‘蕾拉會成為作家’，這句話一直在我腦中回響，決定了我的命運。”支撐她寫下去的，正是她對文學本質的深刻信仰，她認為“書是永恒不朽的，永遠都會有自己的讀者。文學并非工具，它如同日出與愛情，本質是美好的，它讓我們得以想象別樣的生活與可能性，是生活中一種必要的補充”。

從《溫柔之歌》中階級裂隙與母職困境交織的悲劇，到《食人魔花園》中個體在庸常中的掙扎，再到最新作品“他者之鄉”三部曲中跨族裔家庭中的身份探尋，斯利瑪尼的文字始終觸碰著當代社會中焦灼的身體與不安的靈魂。在分享中，她強調寫作中身體敘事的重要性，她解釋自己為何總是從“身體”開始構建人物：“人的身體是我特別關注的一個事情。” 她成長于醫生家庭，自幼便通過母親的視角深刻體會到“身體的脆弱”以及“窮人的身體和富人的身體，兩者的權利是不一樣的”。在她看來，無論是探討女性主義、種族問題還是殖民歷史，都無法繞過對于個體身體處境的分析。

這種具身寫作和對人的身體處境的關切，讓斯利瑪尼在面對人工智能時代下文學處境的提問時，給出了堅定的答案：“文學不會消亡。一本書打動我們的不是完美，而是背后呈現出來的人的光輝。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故事、一個身體、一個真正的人，一種感性、一種情緒和一種經歷，才能真正創作出文學作品。”

分享活動中，斯利瑪尼重點談及了創作“他者之鄉”三部曲的心路歷程。獲龔古爾獎之后，她常被要求就身份問題表明立場，“我沒有辦法被歸類到某一種類別當中，每次別人問我類似的問題的時候，我回答不出來。于是我用這1200頁來回答。我沒有辦法明確地說我是誰，但是我可以用這幾本書來講述我是誰。像我這種經歷了撕扯、融合、混合，或者是在不同的立場間游走的人，他們會理解我的這種境遇”。

斯利瑪尼還在演講與對話中多次表達對譯者的敬意與感激。“在我看來，譯者就像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信使赫爾墨斯，給我傳遞著世界各地的知識。”她分享了自己與各國譯者合作的細節，譯者甚至能發現她本人及編輯都未曾注意的文本細節。她說，譯者不僅是語言的轉換者，更是文化的豐富者，她以一位西班牙語譯者為例，講述其如何通過使用阿拉伯語源的詞匯，為她的文本“加入了一種音樂性，一種聲音感”。面對人工智能翻譯的討論，她堅定地表示：“我們要捍衛語言的巴別塔，要保持住自己的好奇心。”

繼北京之后，她還前往上海和杭州和讀者分享小說創作背后的故事以及她的思考。

“寫作是為了理解自己的歷史與身份”

11月26日，斯利瑪尼來到華東師范大學，與其作品的中文版譯者袁筱一、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孫甘露、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尖，圍繞“寫作如何抵達”的主題展開討論。11月27日，斯利瑪尼在杭州單向空間，與復旦大學哲學院副教授謝晶、法語譯者何潤哲一同探討其小說如何書寫身處異鄉的女性生命經驗。在這兩場對談活動中，斯利瑪尼從自己的作品談起，貢獻出卓有見地的文學表達。

“家庭就像是一個國家。”談及新書《看我們跳舞》的家族書寫時，斯利瑪尼說道。《看我們跳舞》是“他者之鄉”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三部曲”正是以一個摩洛哥、法國混血家庭中三代女性的生命軌跡，映照摩洛哥去殖民化的歷史和全球化進程中的社會變遷。作為斯利瑪尼的譯者，袁筱一深刻感受到“他者之鄉”系列與前作《食人魔花園》《溫柔之歌》的顯著區別：“從社會新聞式的簡練風格，轉向了更廣闊時空維度中的家族史書寫。但同時，蕾拉在新的創作嘗試中也保持了某種連續性。”孫甘露認為，社會議題始終是斯利瑪尼小說中非常重要的一面，她始終關心具體的人物在特定歷史時期中的命運，女性、個人乃至文化的命運一直與她對社會普遍議題的反思結合在一起。

斯利瑪尼從不諱言自己的寫作是為了讓女性可以發出聲音，但她并不認為文學能直接改變女性的處境：“文學不能單獨改變女性的生存狀況，但是讀者可以。”就這個話題，毛尖談到：“女性主義的具體化、普遍化與日常化是蕾拉作品中非常打動人的特點，她沒有為了迎合某種流行文化趨勢而放棄呈現女性群體內部的復雜張力與博弈，她在普通女性的日常中看到了政治。”對斯利瑪尼而言，寫作是為了理解自己的歷史與身份，它是一種穿越肉身的形式，關乎具體的生命和生活。

女性的前進與傳承

《戰爭，戰爭，戰爭》中的主人公瑪蒂爾德跟隨丈夫來到摩洛哥這個“異鄉”，雖然最初很不適應，卻通過開設診所、學習語言找到了實現自我價值的方式，她的丈夫對土地有著根深蒂固的眷戀和執念，卻在發展新農業的過程中屢屢受挫，這對夫妻的命運構成了小說中一個有趣的對照。作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說聚焦的并非戰爭的過程，而是生活在戰爭余波中的人們，尤其是女人們，這也與“他者之鄉”的主題有關。

斯利瑪尼小說中的女性總是在逃離，盡管沒有人能真正抵達逃離的終點，但通過寫作，她讓自己筆下的女性擁有了某種隨時隨地可以逃離的自由。謝晶認為斯利瑪尼著意在小說中強調的“沒有故土”讓女性保留了始終扎根于生命本身的力量。“人們常常說浪漫主義屬于女性，但我認為男性更加具有浪漫主義傾向，”斯利瑪尼說道，“女性的生活是具體的，在做出抵抗之后她們還是要回到臥室照顧自己的孩子。”

“母職”也是斯利瑪尼寫作中一以貫之的關鍵主題，小說中的三代女性對母職和母親身份有各自的理解和實踐。斯利瑪尼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告訴我們，不同代際女性在母職觀念上的沖突反映了女性在很短的歷史進程中經歷了怎樣快速的變化和劇烈的摩擦。謝晶用“熱”來形容女性近100年來的歷史，“當她們通過重述歷史去思考自己的現實時，她們會以更廣闊的想象力找到更多的可能性”。斯利瑪尼非常喜歡“熱的歷史”這個表述，她認為女性在邁出每一步的過程中都會遇到新的阻力，也可能會陷入停滯，再緩慢向前，每一代女性都會將“先鋒”傳遞下去，她的小說呈現的正是這個前進與傳承的過程。“為了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我們要做出更多努力，追求更多的自由，也要為了保全自己的尊嚴敢于說‘不’。不要過于悲觀，要敢于想象，因為想象力能夠帶給我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