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吳思敬總是以理論家的面目示人，然而大約自2020年起，他卻接連在很多報紙發表了一系列回憶性的隨筆，論及任洪淵、張志民、鄭敏、謝冕、古遠清、唐湜、朱寨、楊匡漢、張炯、駱寒超等詩人、學者，還有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詩探索》等重要的團體與刊物。也許是因為“名家寫名家”的緣故，這些文章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那些充滿溫情的追憶揭示了吳思敬近年詩學著述中一個值得關注的側面。文章不僅道出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文壇往事，同時對于“詩教”“德育”問題也頗有啟發。

吳思敬的文章透露了朋友們不少饒有趣味的“隱私”，比如，任洪淵年輕時喜歡“賴床”打磨詩稿；謝冕外出開會還帶著運動鞋，堅持晨跑、洗冷水澡；古遠清因為沒有學過拼音，發信息從來都是簡潔的“電報體”。雖然過從甚密，但吳思敬和這些朋友們其實并不算同一代人。古遠清、楊匡漢和他同屬“40后”，除此之外，其他人大多年長他一二十歲，但是吳思敬和他們相識、往來卻都始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當時正值新時期文學初期，人們迎來了“重放的鮮花”，文藝界、詩歌圈一個浪頭接著一個浪頭。特殊的歷史語境和文學潮流將這些“大孩子”“大朋友”們變成了“同代人”，他們彼此之間正是在這個時候結成“朋友圈”的。古遠清曾戲稱《詩探索》是“一群‘大孩子’辦的文學評論雜志”，這些正值壯年的“大孩子”們有不少是在吳思敬位于菜場胡同7號的家里熟悉起來的。吳思敬回憶說：“王府井菜廠胡同7號，地處鬧市，交通方便，我家遂成為詩人們常來常往的地方”“朋友們來我家喝茶、聊天、交流詩歌……有時忘乎所以，甚至在我這屋里舉行即興的朗誦會”“來訪的朋友多，有時我不在，他們往往在門上留個條就走了”。這些生動的場景讓人想起民國時期北京城內林徽因和朱光潛家中的文藝沙龍。關于新時期詩歌的發生和演變，以往的描述大多圍繞詩歌作品展開，吳思敬和這些朋友們的交往則為歷史增添了不少故事。

新時期“歸來”詩歌在學界關注較多，但卻少有人關注像駱寒超這樣的“歸來的研究者”。吳思敬在文中說，駱寒超“陸續為郭沫若、臧克家、徐志摩、戴望舒等詩人寫專論，明知不能發表，卻堅持不懈地寫下去”。在懷念張志民的文章中，吳思敬回憶道，他“與北京作協的幾位青年詩人，如顧城、江河等關系非常好，成了他們的忘年交”。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年很多批評聲音已然煙消云散，吳思敬的這些回憶提醒我們不要忘記歷史的復雜性。

吳思敬深情懷念、致敬的朋友們都是幾十年來的好友。他們因為共同的興趣、志向而結緣，聚在一起釋放出強大的創造力。新時期以來，吳思敬親歷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發展、壯大，并且長期主持《詩探索》的編務工作，這使得他不僅成為新時期以來當代文壇重要的見證者、參與者，在一定程度上還兼有組織者的角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是新時期以來最早成立的全國性文學社團之一，在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格局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在文章中，吳思敬細數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籌辦、組織的歷次年會和諸多刊物。他與張炯精誠合作、相互激賞的經歷讓人欽佩，二人為當代文壇、為當代文學研究作出的貢獻讓人心生敬意。同時，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一路走來的曲折經歷也是許多人所不曾想到的。同研究會相比，《詩探索》40年的辦刊經歷更加傳奇。在吳思敬關于《詩探索》的回憶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詩探索》柳暗花明的辦刊過程涉及學者、書商、高校、出版社、印刷廠、研究機構、學術團體等各個方面；二是《詩探索》并不只是被動地挑選文章、提供版面，而是主動地、有意識地組織話題。1994年，《詩探索》的復刊號上臨時加了一組“關于顧城”的文章，意在“提供顧城事件的真相，表明我們的看法，供詩歌界與社會各界讀者參考”。在此后30余年中，常規的、非常規的專欄還有許多。人們往往把文學史理解成一個自發、自為、自足的過程，但從這兩點不難看出，文學現場、文學史是多方互動和作用的結果。

當年一起揮斥方遒、指點江山的朋友們有幾位已經離世，悲痛與緬懷是促使吳思敬寫下這一系列文章的主要原因。他對亡友們的品行給予高度評價。在稱贊老友們人格風范的同時，吳思敬打趣楊匡漢是“書呆子”，同時又“爆料”自己也是“書呆子脾氣，一邊等人，一邊窩個地方看書”，害得任洪淵夫婦久等。他借用林庚的說法，稱贊朱寨是一位具有“布衣氣質”的學者，這放在他自己身上也很合適。他平易近人、愛護后輩。我曾不止一次陪同青年學者、作家到他的客廳做客。正是因為彼此性情上的這些相近、相似之處，才使得吳思敬和這些朋友們惺惺相惜。

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吳思敬的詩學思想中飽含著寶貴的詩教思想。受人民教育出版社之托，吳思敬主編了高中選修課教材《現代詩歌散文選讀》。談到“詩歌教育”，吳思敬曾引用雅斯貝爾斯的話，認為是“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這句話用中國古人的話來說就是“修其辭而立其誠”“身教勝于言傳”“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這其實道出：詩教和德育是相融相通的。優秀的詩歌作品一定是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的道德也是如此。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詩德合一”無疑是值得肯定并且具有積極意義的，這也是吳思敬的回憶文章給予人們的啟示。

（作者系北方工業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