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虎（1808—1885）是有清一代學者，也是近代最重要的編輯家之一，字孟彪，又字嘯山，南匯（今屬上海市）人。

早年

張文虎早年因家貧，靠友人資助入學。他少時喜讀書，見書架之書總是自行翻閱，信筆評其是非。十六歲時即做過童子師，獲得一些學費以助生活。他不喜帖括，努力于詩古文。剛入弱冠之年，就客授南唐張氏。課余博覽群書，感慨為學自有原本，追求枝葉無助益。這樣一來，他更無意于科舉。壬辰一科考試，試卷墨汙，在號舍題詩而出，從此與應試絕緣。成年后便離家到金山錢家坐館，歷時30年之久。

這30年他學問大為長進。金山錢熙祚輯《守山閣叢書》，張文虎又為錢弟錢熙輔、錢培名校《續藝海珠塵》《千癸集》《小萬卷樓叢書》，參與校刊古書300多種，時稱善本。他所校讎除叢書外，還有《指海珠叢別錄》《續藝海珠塵》《壬癸兩集》等，計有數百種之多。

他曾三次到文瀾閣觀四庫書，手自校錄。胡培翚、陳奐適同居西湖，他們過從較密，讀書商榷甚是歡愉。1843年（癸卯），自京師護熙祚喪南還，途經淮揚，謁見清代大官僚學者阮元，阮對他很是贊賞，書函往復。張文虎又精天文、數學，與李善蘭等相友善。咸豐初，李善蘭與英人艾約瑟輩譯《重學》及《幾何原本》后九本，張文虎參與校刊參訂，艾約瑟等人嘆為歐西專家不能及。因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張文虎避難回到故里。

張文虎后來的編輯成就蔚為一代大家，和他早年經歷分不開。他一進入金陵書局，就有很高的起點和成熟的業務形態。加上張文虎性情沉默而謙和，對友人坦率、誠摯，特別適合做金陵書局的業務主理工作。

結緣金陵書局

張文虎是金陵書局最早的編輯人員之一。

1863年，張文虎入兩江總督曾國藩幕。時值曾國藩之弟曾國荃在安慶設局校刊《王船山遺書》，命他與儀征劉毓嵩督理其事。1864年由曾國藩在安徽安慶設江南官書局，可看作金陵官書局前身。由洪全奎（字琴西）總其事，當時稱為提調。張文虎、戴望、馮煦、劉恭冕等人分任校勘。書局的第一部刻書是同治二年至同治四年（1865年）完成的《王船山遺書》，曾國藩親自參加校閱。全書共三百三十二卷。這部書對近世思想尤其是湖湘學風的形成影響至巨。

金陵得手后，曾國藩將兩江總督治所遷至金陵，書局因《船山遺書》刊刻未竣，也隨曾國藩移局東下。張文虎在這年的10月下旬從安徽到達南京，一路還帶來在安徽的刻工等，以備在金陵繼續開展有關事項。到達后，曾國荃即與張文虎等人談愿出資刊《十三經》、段注《說文》《史記》《漢書》、胡刻《通鑒》《文選》諸書。半個月后，曾國藩又與張文虎等人“論刻書章程”，又被委以在金陵的書局讎校之事。這一切工作都是《船山遺書》基礎上展開的。《船山遺書》歷時兩年，從同治二年（1863）冬開雕至同治四年冬刻竣，從安徽做到金陵。張文虎日記有“節相寄示所撰《王船山遺書》序，從容詳瞻，復簡潔不支，固是南豐世家”的記載。

1864年12月，李鴻章接任總制兩江時，又請張文虎與周學港管理江南官書局。金陵書局也是在李鴻章手上正式定名。

李鴻章繼督兩江后，許多人希望李鴻章能繼續前任刻書之業。張文虎1865年6月25日記：“李宮保有刻書意之意，縵老以所擬章程來商，其議欲先從四書、五經、三史，次及《周禮》、《儀禮》、《爾雅》、《孝經》、《說文》、《通鑒》諸書，蓋亦猶九帥之意。是時九帥以病未愈，家居郁郁，前議已寢。故縵老欲勸李宮保成之，亦善舉也。”日記里提到的李宮保即李鴻章，九帥便是曾國荃，縵老為周學濬，號縵云，為曾國藩幕僚。李鴻章“與莫友芝、張文虎等議刻經史諸書，于是因其人因其地而為金陵書局”。李“仍延先生校理”，并且張文虎可能還受托，“因商定條例，以呈李公。公亟稱善”。

張文虎的《舒藝室尺牘》丁卯（1867）八月《上相鄉相侯》，記錄有金陵書局演進的一些情況：“文虎于乙丑（1865）……自七月以來，合肥宮保憫亂后書籍殘毀，坊刻經書多誤文俗字。童蒙之始，在所宜慎。因即舊局鳩工開雕善本。文虎謬承縵云侍御引，佐校讎之役。”曾國藩再回任兩江，同治九年八月丁酉（1870年8月29日）至同治十一年二月丙寅（1872年3月13日）。金陵書局自然也會得到他進一步的關照與料理。

主持金陵書局編輯業務

張文虎是一位學者型的大編輯家。這是那個時代作者工作與編輯工作合二而一的體制的反映。不論是在金陵書局哪個時期，張文虎都主理編校工作。書局在曾氏早期，主要刊刻《船山遺書》等，張文虎是全程參與的骨干。李鴻章繼督兩江后，“仍延先生校理”，并與周學濬一起管理江南官書局，又被委以金陵書局讎校主事。并且如前文所說，張文虎可能還受托，“因商定條例，以呈李公。公亟稱善”。

金陵書局的工作主要是刻與校，大多與張文虎有關。除古書校勘是他的長項外，李鴻章總督兩江時，還請他參與纂修《華亭縣志》《奉賢縣志》及《南匯縣志》，他的這些工作謹嚴有法。同治七年（1868年）刻印《五種遺規》，即《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在官法戒錄》。此外，他還刻印過《文選》《楚辭》《十三經讀本》《唐人萬首絕句選》等。

張文虎對于書板是很內行的。如他與曾國藩探論：“謁節相，出示汲古閣刊本《樂府詩集》舊印本及阮文達《揅經室集》初印本，以為刻書板必須如此，蓋其意不出‘方肥清勻’四字。予謂‘清勻’二字最要最難，‘方肥’則從人所好，宋人佳刻，字體往往帶長而瘦勁，近歐者尤佳，近日無此寫手、刻手耳、”這是談刻工的字要“方肥清勻”。

金陵書局由張文虎等主持所刻所校的書籍，因其校讎皆四方飽學之士，且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作后盾，加之底本多為善本，故刊本質量上乘，所刻各書當時人皆視為善本。這與張文虎主理業務分不開，也與當局有關。曾國藩在出書上的指導思想是“但求校讎之精審，不問成本之遲速”，張文虎主持編事，很好地貫徹了曾國藩的主張。金陵書局的編輯人員中，張文虎是任職時間最長的，他的編校質量是最值得依賴的。有些書如《十一經》《四史》《文選》，皆其獨任。而于《史記集解》《索隱》《正義》，考核尤深。歷任督撫都很器重和禮遇他。

校勘《史記》

清代學術重底本，精校勘，在大多數官書局的刻書中都得到了鮮明的體現。金陵書局，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所刻之書大都以明末刻本中的精華，毛晉的汲古閣本作為底本，一同在在金陵書局做編輯校刊工作的張文虎、戴望、劉毓崧、馮煦等都是校勘好手，又以張文虎為代表。張文虎校勘工作的代表作是《史記》，問世以來就以版本可靠、校勘精審著稱，至今仍被稱為善本。從張文虎日記看，《史記》交由張文虎的校勘是由1867年5月由曾國藩親自派定的。

張文虎校刊《史記》，后世研究較為充分，綜合各家所說，其書大致有三個突出之點。一是不主一本，多方采借。他用多種圖書來校《史記》，日記中便有這樣的話：“以《藝文類聚》校《史記》，頗與《群書治要》引本合，知唐時所見本尚近古。”“從戴子高處借得鮑刻本《太平御覽》以校《史記》，知宋初所見本與今大不同。”二是兼采諸家，當改則改。金陵局本有許多地方跟各本不同。例如老子韓非列傳“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各本作“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這是張文虎依據單刻索隱本所標出的史記原文并參照王念孫說改。又如魏其武安侯列傳“跪起如子姓”，各本作“跪起如子侄”。此系張文虎對照漢書并據王念孫說改。凡有改動，張文虎都在他的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中加以說明。三是不擅改動，出以校勘。不擅改動是他的工作原則。如他校《史記·月表》，“予據單本《索隱》更定月表，擬入之校勘記中，不敢輒改原書也。”有些地方明明有脫誤或者有衍文，張文虎未加改動，只在札記中說明疑脫某字，疑衍某字，或某字疑某字之斗之類。

張文虎的這一番校勘有兩個成果為后世所重，以現代編輯眼光看，一個是正產品，一個是副產品。正產品是其校勘的金陵書局本，已如前述，20世紀中華書局出版由顧頡剛主持的點校本《史記》，即以之作為底本。副產品是其所著《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也有簡稱為《史記札記》）。本書起于他在校勘金陵局本時，依據單刻索隱本校正了其他刻本的不少錯誤。單刻索隱本全書三十卷，不錄《史記》全文，只以需要加注的史文或者某幾字標出，其所標出的史文往往比通行本正確，故為后來《史記》校讀者看重。張文虎把單刻索隱本所出史文跟其它刻本不同者，均納入索隱注文。此書百年不廢，中華書局1977年分上下兩冊出版，此后也多次重印。難得他的這一工作的正副產品都得以流傳。這是一種很高的工作境界。

除上述校勘之外，張文虎的個人著作還有《古今樂律考》《舒藝室隨筆》《舒藝室詩存》《詩存、詩續存、尺牘偶存》《舒藝室全集》《索笑詞》《史記札記》《周初朔望考》等，與安徽黃富民合著《儒林外史評》二卷。其著《古今樂律考》的起因，乃是以漢魏以來古樂失傳，而古書之存于今者只滋后人聚訟，故因端以考其器數，審其聲氣以究其變異，作是書。其作《周初歲朔考》的起因，因見顧觀光作《段歷考》，所以申鄭氏一家之言；為證之經傳，知鄭氏誤執《緯書》及《大傳》之文，致《召誥》注破經從歷；而劉歆又損夏皆周，移前五十七年以求密合經文；乃作以疏通之，并經寇亂散佚。又選錄唐元道州以下諸家文為《十八家文錄》若干卷，欲破唐宋八家之固陋，亦未編定。所著書已刊者有《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舒藝室全集》二十四卷。他的這些著作和戴望（子高）的《論語注》、《顏李學記》等，就其字體版式來看，可能都是金陵書局刻印的。其《舒藝室隨筆》，也有遼寧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紀萬有文庫”的排印本（2003年）。

自曾國藩在江寧府學創建金陵官書局以后，金陵書局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官書局，各地官吏紛紛效仿，相繼在全國各地設立官書局達20多個，較有影響的有李鴻章在蘇州創建的江蘇官書局（同治四年，1865年），馬新貽在杭州設立的浙江官書局（同治三年，1864年），李翰章在湖北設立的崇文書局（同治六年，1867年）。這些官書局的設立，在當時經歷戰亂的歷史條件下搶救了大量古代文獻，傳播文化和科學知識，發展了我國近代印刷事業，特別是西方印刷機器和鉛活字的引入，逐漸的使我國傳統的泥活字和刻版印刷成為了歷史，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金陵書局雖由私設而成為官事，但始終是個不在官僚體制序列的即俗說“不在編”的文化機構，沒有官方的正式記載。惟有借助其當事人的文集、日記、書信、筆記、年譜等，才能從歷史的縫隙中勾連拼接，考鏡其源流，還原其真實面目。《張文虎日記》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種（手稿原藏上海圖書館，由今人整理，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出版）。他在金陵書局十幾年，1883年受江蘇學政黃體芳之請，出任新創于江陰的南菁書院首任院長主教習。七十八歲時卒于松江夏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