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一直對馮至有種好奇心，他的知識背景和經歷，有著現代學者少見的光環。大凡了解新詩史的人，都知道他以詩而聞世。而深入讀他的書，則會感到其文本背后隱含的歌德、尼采、里爾克以及杜甫、魯迅的遺緒。這些都非僅僅知識論層面的存在，而是融入生命哲學的熱流，說起來引人深思。我們談知識界思想演變史，有時候會在他那里駐足片刻。在一些領域，馮至提供的話題，比他同代的許多詩人要豐富得多。

張巍卓最近寫了一本書《山水詩心——馮至與現代浪漫文化的命運》，給我帶來許多驚喜。作者是研究社會學出身的，除了視野開闊外，也有良好的藝術感覺。他從復雜的西學背景梳理一個人思想的成長，就讓我意識到審美思想其實不能脫離哲學與思想史。而研究馮至的人與文，要看到的不僅僅是個體的行跡，還有與他關聯的思想者，以及時代煙云的聚散。而真正進入研究對象的時候，則會看到許多隱性的遺存。這些透視著知識分子的精神變遷的部分，其價值已經溢出文學史的話題，回味起來頗有意思。

過去研究馮至的人，一般限于現代文學研究界，近來的研究者則擴大到哲學界和社會學領域，實在也是馮至的豐富性所致。我們知道，早在北大讀書時節，馮至便接觸了許多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很少來自俄國，多與德語文學有關。其中荷爾德林、尼采、克萊斯特、霍夫曼斯塔爾、裴多菲對他的吸引力最大。馮至是幸運的，他一直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中讀書，無論是在北京四中、北大，還是在德國海德堡大學，接觸的名師很多，像周氏兄弟、雅斯貝爾斯等給他的印象很深。在書齋生活方面，他可能與周作人接近，可是在審美方面，魯迅給他的影響更大。經由魯迅，他意識到幽暗的意象可能會更貼近生命體驗，而尼采、克爾凱郭爾氣質中突奔的心流，也是他喜歡的。張巍卓抓住了這些精神線索，看到了馮至生命過程中的各種糾纏。現代文學里的西洋浪漫的精神如何成為中國知識人的筆下之魂，被有分寸感地一點點還原出來。

我年輕時讀馮至的詩集，覺得難解的是意象里晦明不已的氣息，他深層次的隱含來自何處，一時頗費思量。他的詞語總有一種憂郁、不安和沖動的靈光閃動，但又適可而止，并不四處流溢。張巍卓看到，馮至的寫作，源于西方的浪漫詩學的召喚，其中不乏現代藝術的影響。但他的浪漫主義不同于郭沫若的精神呼號，也非郁達夫式的欲求的騷動，和徐志摩、李金發的唯美式的高蹈也有距離。在許多地方，他更接近于魯迅的《野草》里的荒原式的獨語，“文學生涯前的馮至，只是從原始生活經驗類比式地領會浪漫主義，感受世界悲苦，此刻，他開始有意識地跟從老師魯迅，反觀自己的原初經驗和當下境遇，真正去理解世紀末的世界精神，以象征的抒情為自己打開安身立命之所”。馮至后來鐘情于尼采、裴多菲、里爾克，也夾雜著對于魯迅文字的回應，那么說他的思想來自北大前輩的“神啟”，也是對的。魯迅也很早就從馮至的詩文里，看到了其不同于其他北大學子的奇特的一面，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里，曾稱“沉鐘社”就有著在沉寂里撥動的箜篌之音。這個青年社團給魯迅留下深刻印象的自然是馮至，他形容這位青年是“中國最杰出的抒情詩人”，也不是沒有道理。魯迅的評價，也成了馮至后來繞過無數險礁的護身符，這些也都是文學史上的佳話。

看得出，馮至深層的生命體驗里，有一種模糊的、非寫實的意蘊，這些多得于域外文學。他所接觸的多是浪漫主義與印象主義等復合元素的雜體，他的書寫不是飄在天空的幻影，而是貼近于生命本身的自問。以看似規范的辭章，勾勒著形形色色的對立性的影像，這些在《昨日之歌》等作品中都有體現。那些作品不像郭沫若的那么汪洋恣肆，簡明痛快，調子總有一絲惆悵的樣子，這些才是其文字打動讀者的地方。從其早期的詩歌走向可以看到，他對于波德萊爾、比亞茲萊的興趣，也重疊著魯迅的某些心曲。在譯介域外藝術的時候，魯迅的文字留下了波德萊爾和比亞茲萊的疊影。他在《〈比亞茲萊畫選〉小引》中就描述了“沒有指出一點現代的天堂底反映”的審美是他們共有的特點。這種感覺，馮至也是有的。所以，對比他和自己的老師魯迅的文字，可以看出彼此趣味的接近。這些也決定了他后來的精神選擇。

不過，雖然受到魯迅的影響，但他并沒有沿著《野草》式的意象前行，亦步亦趨重復著前人的思想。他的精神天空因魯迅而遼闊起來，意識到思想之星是眾多的，轉益多師可能會得到更多的啟示。他后來深入德國文學的海洋里，大概是這種渴念使然。這里，歌德與里爾克對于他的影響更大。他似乎更喜歡以兼容的方式接受那些個性化的審美，這也使他的行文失去更為極端的體驗，文字的溫潤的因素多了。張巍卓看到，馮至從魯迅那里出發，打開了無數的精神之門，在西方思想者與藝術家的詞語里，領略了更為豐富的精神之色：

從一開始，馮至詩意的根源就在德意志浪漫主義。到德國求學后，文明的思索克服了情感的憂慮，他有意識地統觀整個十九世紀、嘗試厘清以浪漫文化為根基的現代精神的發生譜系：克萊斯特、荷爾德林、諾瓦利斯三人站在開端處，分別象征倔強、高尚、優美的精神品質，中經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克爾凱郭爾，最后到格奧爾格、霍夫曼斯塔爾、里爾克，浪漫文化呈現出無限復雜的演進脈絡。

明白于此，當會懂得其后來的寫作何以出現各種變化，既不完全屬于魯迅傳統，也非尼采傳統。他在紛繁復雜的世間，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精神表達式。各種思想資源在他那里都有不同的折射，他并沒有極端化地使自己的文字放逐于荒漠里，而是沖動里有所節制、簡明中暗含隱曲。比如《十四行集》中的許多表達，在內蘊上都非線性因果式的，繁復的思想結成冰凌，堅硬中柔光閃閃。馮至的寫作不是制造迷宮，而是提示讀者意識到自己可能時時就陷于幻境里。我們并不都熟悉身邊的存在，反而在那些我們以為可怕而陌生的地方，才有可能看到我們處于何處。你會發現，在描述存在的悖論和荒謬之意時，他的語氣顯得十分平和，并無痙攣與戰栗。那些非理性的沖動被很節制地表現在自己的語序里。因為在他看來，問題不在于是否承認自己內心的無奈與痛苦，而在于詩人能否存在一種克服這種不安的內力。陷于迷津不及走出迷津更有引力。后者是他沒有變成極度的感傷主義者的原因之一。

我很喜歡他談論歌德、尼采、克爾凱郭爾、里爾克的文字，他能在無數差異的詩句里，找到一種共有的東西。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在昆明寫的關于歌德的文章，還有關于里爾克的筆記，有著思想界不同的哲思的回旋。這些與抗戰時期的抵抗意識交織在一起，顯得耐人尋味。他欣賞歌德的“輪轉”式的人生軌跡，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里，脫離早期的既成的思想，“走進更積極的世界”。而里爾克的價值在他看來，是“使音樂的變為雕刻的，流動的變為結晶的，從浩無涯涘的海洋轉向凝重的山岳”。這些都是他創作的參照。而他在抗戰時期寫下的散文《山水》和小說《伍子胥》，也多少帶有這些詩人的元素。在世界文學的知識譜系里，我們才能夠理解馮至寫作的深層隱含。

一個深味現代主義審美的詩人，在極度的黑暗中沒有滑入虛無主義之徑，而是在搏擊中呈現出自己的暖意和崇高之美，這與魯迅傳統就重疊在了一起。魯迅譯介表現主義作品，關注“惡魔的美”的表現，自己卻依然帶有地火般的溫度，說明他有著巨大的精神強力。馮至不僅在魯迅那里看到這種遺風的可貴，他在歌德與里爾克的傳統里也發現了他們的相似點，他在《外來的養分》里特別提及歌德與里爾克不斷在摸索中轉變的可貴，這種狀態令人心儀，因為畢竟與自己的時代構成了一種對話的關系。一個詩人所以偉大，乃是將己身和人間世的愛意連接為一體。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許多受現代主義詩歌影響的青年，并未都能如馮至那樣警惕陷于灰暗的絕境，時時在一種警覺中保持精神的攀緣性。馮至深深地意識到，國難當頭，知識人如果沒有法國作家紀德所說的“新的倫理學”，那就顯得極為狹隘了。張巍卓在討論馮至的這種精神亮點時，其實也就點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使命感與藝術之關系的要義。我以為這樣面對作家的成長過程，所提供的啟示是多方面的。

不過，與馮至同時代的人并沒有都意識到他的不凡價值，比如他的好友廢名討論《十四行集》，評價就不太高，是否因為作品顯得過于日常化也未可知。廢名筆下的馮至作品，形式的因素很多，內隱的東西似乎被他遺漏了。廢名說馮至“思想與中國文化沒有關系，與西洋的關系也很淺”，那無疑是一種錯覺。不過這也說明馮至作品流于單純的地方很多，沒有出其不意的精神激流。這源于作者的克制和思想的均衡感。馮至似乎一直在努力糾正自己的偏執之思，他的過于矜持的一面，與艾青那種舒展感和穆旦的幽夐感比，的確顯得有些單薄。但就詩歌與散文所涉及的哲學性話題而言，馮至顯然要比艾青、穆旦色澤斑駁。大概還沒有幾位現代詩人的作品語境，能夠像馮至這樣具有如此豐富的關聯性。看得出，張巍卓是馮至的知音，他正是在開闊的文化背景里，為我們梳理了馮至世界中最為迷人的一隅。在動蕩的歲月里，依傍的那些思想者，曾被世間看成“畸人”，而他自己筆下的伍子胥，也屬于類似的人物。這一本書從研究對象的世界里，看到了東西方現代知識分子面臨的共同難題。馮至如何在攝取不同資源過程中，打開自我的生命，向世界敞開自己的靈思，都生動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

其實就個人趣味而言，我一直覺得馮至最好的作品是他的散文，也包括他的詩化小說，在這些方面，他貢獻了別人難有的文本。汪曾祺就很佩服《山水》的幾篇短章，贊美了那韻致之美。馮至的散文包括兩部分，一是述學文章，二是山水筆記。這些作品沒有一絲舊文人的痕跡，語調帶著在現代主義之水中浸泡后的一種光澤。這一點他與周作人周圍的人頗為不同。他談論學問的隨筆都平和自如，并無掌握真理的自滿和得意，問學之思流動出春水般的清澈之美。而那些回憶歐洲山水的文字，和在云南所遇所感的筆記，有一點油畫的清寂感，存在著不可理喻之境，飄動著幾縷憂思。這里幾乎看不見個體的自怨自艾，心緒是廣遠的。五四時期文人的個性化表述，被更為宏闊的感覺代替了。馮至為人間畫像，不寫轟鳴的、躁動的風云，而是在平淡里折射萬象。那些司空見慣的形跡和人語，背后有無量的悲楚。看不見的悲劇有時候就在凡人目光里和形跡中。閱讀他描寫自然和鄉民的文字，不都能以慈悲形容之、感慨之，而是坦然于萬物的本有之色，回味屬于自己，也屬于世間的那部分的無意義的意義。這種描述自然高于沈從文，也非何其芳這類作家可以簡單類比。他的無形的隱喻所流露的感覺，回響著西方哲學的某種聲音，而這聲音，匯入中土文明的旋律里，遂不易被人所察覺。待到寫《伍子胥》的時候，詩與史的經緯里，誕生的是抵抗、復仇和自我新生的思想。在這里，存在主義哲學和東方救贖智慧以交響樂般的激流涌動著，這已經不屬于京派文人書齋化的自白了。

馮至的這種不動聲色的書寫，給研究者帶來了某種思考的難題。有一段時間，人們討論馮至這類作家時，困惑于他的身份，有的將其劃為京派，理由是曾與廢名一同編輯《駱駝草》，作者多為北大的教授。有的則把他劃為魯迅弟子系列，覺得其思想偏于進步。這種劃分的尷尬，也同人們描述魯迅與左翼關系時遇到的問題同樣，處于一種錯位的窘地。因為他們的思想是不能用類似的概念衡量的。必須看到，馮至與許多作家一樣，他們在文學的世界里，思想卻包含著更為多樣的形態。張巍卓的研究，外在于現代文學史的框架，沒有因襲的舊影。他對于哲學與現代藝術，以及現代史的凝視，筆觸是親切的，又能言他人所未言之意，讀起來氣韻生動，是切合對象世界本身的。認真說來，馮至給今天的讀者帶來的啟示是多方面的，這本書以一種客觀而帶有沖擊力的視角，描繪了一個遠去的詩人耐人尋味的人生，讓我想到一些過去沒有想到的話題。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另類選擇中體現的思想，值得探索的空間很大。讀者朋友于此自然會有各自的心得。

記得一九九二年底，在紀念郭沫若的會議上，我曾聽過馮至的講話，感受到他身上的滄桑之氣。當夜我聯系他，希望能得到發言稿，發在我編輯的副刊上。先生抱歉地說，自己身體不好，文章已經交給別的報紙，無力再寫了。過了不久，便傳來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了自己的冒失，因為那時候并不了解他的身體情況，也為他的離去而難過。許多年來，偶想起他的時候，他的渾厚的男中音、帶著磁性的北京話，便縈繞在我的耳邊。我感到他語言里的真和力量感，這與他的詩文是如此和諧。直到他去世很多年，我拜讀了他的文集之后，才漸漸意識到他的被忽略的價值。我想，他很幸運地曾與一些智者同行于崎嶇的野徑，給單調的世界帶來異樣的顏色。先生經歷了風風雨雨，欣然過，沉默過，無奈過，也留下了諸多遺憾，但在他停留的岔路口，指示了精神的另一種可能性。那條未被走過的路，正等待著帶著新夢的年輕人。